透過對三地報紙 921 地震報導的比較，本研究發現三地報紙地震報 導在絕對報導量的變化有所差異：香港與大陸報紙的地震報導在短期內 銳減，而臺灣報紙的降幅則小得多。此外，三地報紙地震報導的相對報 導量都隨時間推移而下降，且都在震後一段時間內保持平穩後突然下 降。不同報紙突降發生的時間並不相同：《北京青年報》發生的時間最 早，為1999 年 9 月 25 日；其次是《人民日報》，為 9 月 27 日；再次 是香港《明報》與《東方日報》，為 9 月 28 日；最後是臺灣的《中國 時報》和《自由時報》，為9 月 30 日。
在這些發現基礎上，本研究提出如下幾點供進一步思考與討論：首 先，如果用絕對報導量來分析，則香港與大陸報紙地震報導量的變化規 律與Singer 與 Endreny（1993）的研究發現一致，而臺灣報紙的變化則 不一致；若用相對報導量分析，則三地報紙地震報導的變化規律與 Singer 與 Endreny（1993）的研究發現都不一致。有鑑於此，本研究認 為Singer 與 Endreny 的研究結論尚需加上對接近性與媒體新聞報導的容 量大小等變項考量，用相對報導量比較不同媒體對於災難事件的關注度 可能更為妥當。
其次，本研究發現三地報紙的相對報導量都出現「突降點」，是否 意味著所有媒體的災難報導具有共同規律，其突降點的日期與災難發生 日期的間距會受到某些因素影響？或與災難影響大小成正比？如大陸地 震報導突降點早於香港和臺灣，這究竟是受到中秋、國慶兩大節日報導 的影響，還是由於地理接近性所致，有待進一步研究。
本研究發現：在三地報紙地震相對報導量減少的同時，三地報紙對
地震報導的重視程度也下降，表現為排在重要版面的地震新聞數量減 少，似也說明地震相對報導量與表示重視程度之版面位置、報導體裁等 相關。本研究並未深入探討此點，後續研究或可將每日災難新聞報導形 式加以量化並取平均值（包含對災難報導的重視程度），以檢驗此平均 值與災難報導相對報導量的相關程度，藉此瞭解災難報導的重視程度與 相對報導量間的關係。
對三地報紙地震報導的主角與主題的比較分析發現，香港報紙的地 震報導平均每則報導出現兩個以上的主角與主題，高於大陸與臺灣。多 報導主角與報導主題的現象究竟僅是香港報紙對此次臺灣地震報導所表 現的特點，抑或其所有新聞報導的共同特點，值得三地新聞報導之比較 相關研究進一步探索。
由危機傳播角度來看兩岸三地對本研究所分析的 921 地震報導可 知，由於三地受災之影響不同，媒體在蒐集真相、儘速報導方面亦有不 同表現。但由於三方媒體與受眾對災難的不同心理距離，使得三方媒體 對所報導的「事實真相」各有偏重：大陸媒體由於未直接受到地震災 害，故偏重於提供「災情」及其「原因與影響」的「解釋」報導；香港 媒體則對災情的細節與受災者更為關注。臺灣因係災難發生地，對「慰 問與救災」最為偏重。此一現象提醒我們，雖然在危機傳播討論中有些 共通原則，但不同文化情境之受眾因有不同的關注與需求，故報導內容 也需因具體條件而調整，以衡量媒體有效達到危機傳播的效果。
基本上，危機傳播原則在於強調避免持續大量且負面的報導，因其 易使媒體資訊模糊混亂，更易引起公眾負面情緒。為了有效預防災害的 損失，危機傳播策略中也應更為重視媒體，並在相關報導中採取清楚而 有同情心的披露策略。就危機發生地的媒體而言，由於災難影響較為長 期，故持續控制議題，並視民眾需求的變化來提供相關資訊，乃屬當務
之急。
延續上述發現，我們不妨由兩岸三地媒體於政治與文化上的異同點 進行更深層次的思考：三地媒體除了都重視新聞的基本報導原則進行及 時且全面之災情報導，且也都基於血脈相連而強調對災民與救災的關 注，如非災害發生地的大陸與香港媒體在報導中俱都報導了該地對臺灣 的賑災援助工作。此外，由於華人文化傳統之政治因素在社會生活中一 向扮演重要角色，我們亦發現三地媒體都普遍重視對「黨政官員、機 構」的角色，並加強其有關「慰問與救災」的功能。
若從三地差異來觀察，香港媒體基於歷史因素，處於特殊的中西文 化交會環境，故在新聞報導上吸收了西方媒體災難報導的傳統，如議題 的選擇傾向「反常」與「衝突」（張威，1999）；地震的災禍面向即為 一例。另在報導手法上，香港媒體總在搶先簡要報導主要事實後，順著 深入追蹤報導的傳統，達到如李秀芳（2004）所提之全方位使用、多元 管道報導並預測災禍發生的原因、背景與後果等，且在報導中重視受災 者的情感、命運與生存狀態。同時，香港媒體也傾向於受西方所影響的
「自由而有責任的報紙」此一輿論監督傳統，重視報導的揭弊與批評，
即如張威（1999）所言之「批評政府、揭露醜聞的報導始終是負面新聞 報導中的主旋律」。
至於大陸的新聞媒體則由於政治原因，對臺灣的報導管制較為嚴 格，各媒體一般皆以新華社與《人民日報》的宣傳口徑為主。不過我們 卻發現，大陸媒體對臺灣 921 地震的天災報導反而突破了前述的政治因 素，主要原因可能有下：首先，1999 年臺灣地震發生時已臨近澳門回 歸，從官方宣傳工作的角度來看，此時對臺灣災民生存狀況的關注、對 災情與救災工作、災害原因及影響的報導，必然會顯現相當的重視。此 外，由於大陸媒體必須迴避對臺灣政府及其相關機構過於強調，所以對
社會團體、學術機構、工商企業的報導比例反顯得較高。
相對而言，身處災難發生地的臺灣媒體報導則體現了對突發事件較 強的適應與處理能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從其他臺灣學界對 921 地震 報導的相關研究或檢討可發現（如蘇蘅，2000），臺灣媒體在這次災難 事件中反映出華人傳統中政治權力對媒體的「監管」，而忽略在突發危 機時對媒體規律的理解與把握，以致出現政府與媒體之溝通不足（臧國 仁、鍾蔚文，2000: 143-151）。蘇蘅（2000）便指出：
「政府似不了解不同媒體的特性，也不清楚媒體競爭新聞、求 好心切的本質，更忽略作為社會神經網絡的媒體，在災變中必 須與社會脈動緊密相合，從頭到尾關注政府及各界的救災行 動，並持續對後續龐大資源的配置保持高度警覺，才能發揮看 門作用。媒體並非只為政府部門服務，政府絕不可以高壓或父 權心態看待媒體作為，如此才能讓社會大眾看清災情各個面 向，有助記取教訓」。（p. 160）
孫曼蘋（2000）則建議：
「向來把媒體視為工具性功能的行政體系，似乎到了該全面檢 討政府處理公共事務的策略的時候了。至少，是否該重新思考 從新聞局以降各機構的公關部門定位如何？發言人定位如何？
媒體特性及真正需求又是如何？」（p. 170）
本研究在研究設計與方法上仍存在以下遺憾、不足與待改進處，在 此提出以為本文結語：
第一，報紙選擇上的考慮可能不是最佳，如將大陸的《人民日報》
換成另一份商業化程度高的報紙，則三地報紙的可比性可能會更強；
第二，由於研究經費與研究條件之限制，本研究採用了單一方法，
僅以報紙為研究對象來進行內容分析，難以深入了解災難報導是否滿足 當地受眾的資訊需求。如果兩岸三地的學者能夠聯手，結合內容分析、
問卷調查與深度訪談等方式來研究災難報導，無疑將更能深入地透過媒 體對災難事件的報導探討其傳播功能與社會責任。
第三，僅僅研究三地報紙對 921 地震的報導，似仍難以揭示三地報 紙對災難事件報導的特殊規律。由於921 地震發生在臺灣，三地報導的 差異很大程度都來自於接近性的影響。對三地報紙災難性事件的報導進 行比較研究，似應排除接近性的影響，而以三地都發生的災難性事件更 為妥當，如 2003 年發生在兩岸三地的 SARS 事件就是一個極好的研究 題材。退而求其次，以未發生在三地卻為三地共同關注的災難事件作為 研究對象，此類災難事件遠者有美國911 恐怖襲擊事件，近者有伊拉克 戰爭。且若以發生在三地中某地的災難事件報導為研究對象，為了消除 接近性引起的差異，最好能同時研究發生在另一地並有同樣影響的災難 事件報導。1998 年中國大陸洪災與 921 臺灣地震時間接近，前後僅差 一年，影響力也相當，如果能同時對三地報紙對 1998 年大陸洪災的報 導進行內容分析，則研究結果也會更具說服力。
註釋
1 本文得以完成，作者感謝臺灣周祖誠先生協助郵寄、複印與提供大 量參考資料；香港城市大學祝建華教授及其研究生譚躍則協助完成 香港報紙的抽樣與編碼；中國傳媒大學碩士生陳曉華、田卉與安琦 完成臺灣與大陸報紙的編碼工作，博士生馬廣斌則於論文修改階段 提供大量寶貴意見，並補充部分文獻資料。《新聞學研究》匿名評 審所提出的中肯意見和建議，在此也一併致謝。
2 在 2000 年，《大陸、香港、臺灣輿論機制的個案研究—對三地主 要報紙關於「臺灣 921 大地震」的內容分析》課題，獲中國國家廣 播電影電視總局批准立項。
2 在 2000 年，《大陸、香港、臺灣輿論機制的個案研究—對三地主 要報紙關於「臺灣 921 大地震」的內容分析》課題，獲中國國家廣 播電影電視總局批准立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