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際關係研究中運用詮釋方法，最基本的是識讀國際關係理論─
「文本」，對國際行為體互動的意義做出解釋與理解。62人是有語言的 人，語言是人的語言。內在的語言是思想，外顯的思想是語言。把說出 來的「思」紀錄下來，就是文本。故文本是語言的意義總體及說話者的 精神總體。首先，要避免誤解，探求理解，並且與作者在文本意義範圍 內進行對話。63以狄爾泰的「文本」詮釋：語法詮釋經由共同語言，重 建「文本」原初語境；心理詮釋：經由心理轉換，再現作者原始心境。
所以詮釋學不僅是如何詮釋文本的理論，而是藉由他人生命體驗的「表 現」而揭示其自身與生命關聯體。在歷史和社會脈絡中，探索其內在的 精神意義和生命關聯體，使理解具有更高級的形式而獲得超越個體的普 遍有效性。
62 國際關係事實的文本在李少軍所著《國際關係學研究方法》中，劃分為三類：1.描 述和紀錄經驗事實的文本，這類文本是以新聞媒體的各種形式的報導為主，也包括諸 如外交檔案等資料；2.國際互動正式發布的文本，諸如宣言、聲明、條約、報告等；
3.各種各樣的研究性文本，諸如學術理論、專著、評論、論文等。
63 許智偉，「歷史的詮釋與研究」，前引文，頁 29-31。
爰例說明，國際無政府狀態，被理性主義者當作先驗給定的因素，
為國際關係研究的起點。但是這一種體系結構，也是國際關係行為者互 動的結果。由於不同的行為，通過互應機制，可產生不同的無政府狀態，
溫特便舉出了相互敵視，殘殺兼併的霍布斯文化；相互競爭，維持現狀 的洛克文化；以及相互友好，共同安全的康德文化等三種不同的國際無 政府狀態下的文化的形成。這不正是後者對前者的深層解釋與理解及強 有力的批判。64
各種國際關係文本在本質上乃是人們的觀念互動的產物，或者說是 各種不同文本互動的產物。這種互動所導致的事實，是個人意志的表現，
也是某種社會共識的結果。文本中所描述「言」與「行」的現象、事件、
行動，甚至一場戰爭都可以說「內在之客觀精神」。65例如，「高昌兵馬 如霜雪，漢家兵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滅。」66這首詩詞的 意境，描述唐太宗與李靖的鐵騎快速戰法，戰勝東突厥所造成的「陰山 大捷」的主觀詮釋，卻也呈現「唐太宗李衛公問對」文本的客觀理解。67 這也正是狄爾泰所強調的：「理解的客觀性基礎在於任何主體參與「客觀 精神」的共同範疇中」。68
國際關係研究必須重視國際關係的客觀存在，同樣地，也必須發現 主觀理解的意義與價值。基於這樣的一種現狀，研究者唯有處理好主觀 與客觀的關係。69筆者認為，試以鈕先鍾的「精密分析」來運作。所謂
64 許智偉，國際關係的建構主義（台北：淡江大學戰略所，2010 年），頁 6-7。
65 李少軍，「國際關係研究與詮釋方法」，前引文，頁 8-10。
66 趙克堯、許道勛，唐太宗傳（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0 年 6 月），頁 280。
67 曾振，唐太宗李衛公問對今註今釋（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6 年）。
68 許智偉，「歷史的詮釋與研究」，前引文，頁 34。
69 李少軍，國際關係學研究方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年 10 月），頁18-28。
「精密分析(critical analysis)」的概念是源自於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 1780-1831)。他認為，精密分析是溝通理論與實踐的橋樑，
其目的是要克服二者之間的差距。主要內容包括三點：
1.欲探討的事實與發現：
2.從效果回溯原因：
3.吸取歷史教訓，包括褒貶批評。70
概括言之，所有一切社會科學的研究，若與自然科學作一比較也都 有同樣的弱點。在自然科學領域中，可以用試驗的方式來進行研究。簡 言之，即能控制情況，並且使同一現象重現。但在社會科學領域中，通 常都只能對已有的現象（經驗）來加以觀察，而這些現象是既不能受控 制，也不能改變。尤其是過去已成過去，任何人都無法使其重演，因此，
也就更增加歷史研究的重要性。71戰略研究是一種思想方法，戰略研究 的主題是國家在國際關係中應如何行動必須以理論為基礎。以科學的精 密分析，作為理論與實踐的橋樑。戰略本身是藝術，而研究戰略則是可 以科學方法。戰略研究途徑必須以歷史為基礎，以求「通古今之變」的 境界。而在此基礎上須重視量化，即所謂的「量化評估」，以達「識事理 之常」。科學的目的在創造知識，藝術的目的為創造能力。因此，必須以
70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trans. by Michael Howard & Peter Paret (N. J.: Princeton, 1976).鈕先鍾認為，研究方法是使用科學化的研究方法。以廣義的解釋，科學即為有系 統的知識和發現新知識的途徑。他以拉斯儲西(Carlo Lastrucci)所提出的定義：「科學可 以界定為客觀地、邏輯地、有系統的現象分析，其設計足以容許可信賴的知識的累積」。 依照定義的前段，則只要研究方法合於客觀、邏輯、有系統，即是科學的研究方法；
還要加上其設計應能累積「可信賴」的知識，其意義即為此種知識可以作為「預測」
的能力。
71 鈕先鍾，戰略研究與戰略思想（台北：軍事譯粹社，1988 年 10 月），頁 4-5。
進入到藝術的境界，如同孫子強調「無形」的觀念，指出「兵形象水」
和「水無常形」。有形的因素可以用科學方法來處理，但無形的因素則只 有憑藉高度的智慧始能加以探索無形之密。戰略的研究最高境界即為哲 學。72「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道（哲學）象徵著 天人合一的境界。73如圖2 所示。
圖2 戰略研究四種途徑說明
資料來源：鈕先鍾，戰略研究入門（台北：麥田文化，1998 年），頁 305。
昆西‧賴特(Quincy Wright)在其重要著作《國際關係研究》(A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中認為，國際關係還是一門新興的學科，缺乏
72 鈕先鍾，戰略研究入門（台北：麥田文化，1998 年），頁 293-298。
73 吳怡，新譯老子解義（台北：三民書局，1994 年 2 月），頁 204-217。
歷 史
哲 學
經 驗
科 學
通古今之變
藝 術
識事理之常
探無形之密
究天人之際
知 識
靈 感
智 慧
統一的方法和邏輯。他接著提出，要想研究這一領域，最好進行四個方 面的基本思考。他認為可以把一切社會事實劃分四個範疇：
1. 實際的(actual)－曾經或現在是什麼。通過描述方法得知；
2. 可能的(possible)－可以是什麼。通過理論推測方法得知；
3. 概然的(probable)－將會是什麼。通過預測方法得知；
4. 嚮往的(desirable)－應該是什麼。通過倫理、判斷的、規範理解 的方法得知。
賴特認為上述四種分類分別對應是歷史、藝術、科學與哲學。74筆 者認為，鈕先鍾與昆西‧賴特的研究分類對於思考國際關係各種研究設 計非常有用。因為，研究設計既需要基於客觀觀察的實證研究，也需要 基於主觀理解的詮釋理解。對以上兩種的研究方法，筆者認為可援引詮 釋方法的應用：「對客觀的存在－「解釋」、對主觀意義與價值－「理解」， 為脫離意識形態－「批判」。簡言之，「解釋、理解、批判」是應用詮釋 學的實用方法。75
74 Quincy Wright, “A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11, No. 3(September 1958), pp. 598-606., as cited in Dougherty James E. & Pfaltzgraff L.
Robert. Jr.,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Boston: Addison Wesley Longman, 2001), pp. 49-50.
75 沈清松著，「解釋、理解、批判－詮釋學方法的原理及其應用」，收於台大哲學系主 編，當代西方哲學與方法論（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8 年）。頁 2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