纂錄弗就，劉子元所以亟憤於修史，至氣盡而繼之以血。況 譜牒前無所踵，難十於史，緒千載之絕，成一家之言，不可 不夙講也。士食舊德，所由兢兢寶守，罔敢墬沒。不自知其 弇陋，梢易舊規，主明宗法，文或損益，其事則故，近事謹 闕不錄，以符三十年增修之議108。
譚嗣同將「譜牒」與「宗法」的結合，建立「齊家」到「平 天下」的傳統秩序；更把「譜牒」視作「緒千載之絕，成一家之 言」的實踐，即使「氣盡而繼之以血」，也不可墬沒。在他三十 歲時，依循「三十年增修」的傳統修《瀏陽譚氏譜》。因對「傳 統」的堅持，而營造了「任卹睦婣，歡以相即，樂酒今夕，君子 維宴」的傳統家族景象。但當我們追尋他三十年的生命歷程，就 會發現這是他可望而不可得的境地，是在「傳統」的主調上所產 生的「矛盾」，「矛盾」是他性格養成的軸心。
透過《瀏陽譚氏譜》與〈家傳〉，他拉出了瀏陽譚氏家風的 兩個面向：「文」和「武」。大伯譚繼昇文武兼修、經世濟民的 俠義氣質，正是他亟欲達成的傳統人格典範。但在其人性格養成 的歷程中卻充滿「傳統」所引發的各種矛盾的撞擊。父親譚繼洵 的循吏特質，讓譚嗣同必須一再朝往科舉仕途，但他在甘肅和湖 北的任官，也給予了么子桀傲與浪漫的養成環境。母親徐氏身教 言教地嚴格堅守傳統婦德，令譚嗣同具涵濃厚的傳統道德觀，也 塑造了「倔彊」的性格。但庶母盧氏的虐待，則讓譚嗣同自幼即 面對傳統所引發的兩極化矛盾。因此，親情對於譚嗣同的性格養
108 〈瀏陽譚氏譜敘例〉，《譚嗣同全集》，頁166。
成，是在「傳統」的主軸上，激發出其人內在心理與外在行為的 矛盾。
宣武城南宛如亂葬岡的讀書環境，西北荒漠中生命如草芥的 遊歷經驗，「五日三喪」的鉅慟，仲兄譚嗣襄的死亡，外在行為 的「倔彊」與內在心理的「憂傷」衝撞譚嗣同，使他陷入既不容 於己又不容於世的孤獨之中，複雜多元的矛盾性格乃被徹底撕裂。譚 嗣同從未走出不見容於世的「孤獨」，他選擇並捍衛「孤獨」，把
「孤獨」轉化為「輕氣球」般的強烈反叛性格，讓自己成為超出地球 的「縱人」。
遊 歷 是 譚 嗣 同 轉 化 成 為 「 縱 人 」 的 養 成 關 鍵 ， 是 「 憂 」 與
「志」的矛盾與轉化。當追索他在兩個不同時期的遊歷過程，可 以發現，在「傳統」的基調上，拉出「生」和「死」的兩極，透過 詩文中的的「憂」和「志」，凸顯了「傳統」和「浪漫」性格的矛盾 與轉化。正是這種兩極化的性格養成，讓譚嗣同在三十歲時決定正 式迎向「傳統」與「現代」的衝撞，朝往激進參與改革的維新道 路。
當我們把「先祖」、「親情」、「生死」和「遊歷」四個切 面組合起來，就會發現譚嗣同性格養成的生命歷程中有幾個關鍵 年代：
同治十一年（1872），譚嗣同與伯兄譚嗣貽、仲兄譚嗣襄入宣武 城南私塾，開始接受正規的傳統教育，宛如亂葬岡的環境，使他體驗 到死亡的陰影，但也聯繫了他與仲兄之間的緊密感情。「傳統」的教 育，「死亡」的陰影和「仲兄」的感情，是譚嗣同性格養成的重要因 子。譚嗣襄深具傳統家風中文武合一的氣質，成為譚嗣同性格中的典 範與變數。
光緒二年（1876），北京喉風，五日三喪，歷經死而復生的 煎熬。母親的死讓譚嗣同面對庶母的虐待，他開始置身「傳統」
引發的兩極化矛盾，致使在性格養成上，「倔彊」的外表與「憂 傷」的心理出現撞擊，而逐漸走進不容於世的「孤獨」。
光緒四年（1878），二度赴甘肅，懷著喪親的鉅慟，西北大
自然的無情死亡加深了他的「憂」，但遼闊的環境也培育了他的
「志」。遊歷給了譚嗣同思考和沈澱的時間和空間，雖然仍是在
「傳統」的基調上，但開始轉化成為關心國家社會之「憂」，以 及經世濟民之「志」。
光緒十五年（1889），譚嗣同性格養成最關鍵的一年。仲兄 譚嗣襄的死，讓譚嗣同真正走進完全的「孤獨」。但是，譚繼洵 升任湖北巡撫，譚嗣同展開另一段的遊歷，反而結交到許多臭味 相投的師友。「孤獨」和「契交」複雜的交織造成矛盾性格的重 大轉化。
光緒廿年（1894），三十歲的譚嗣同透過《瀏陽譚氏譜》、
〈莽蒼蒼齋詩自敘〉、〈三十自紀〉，從族譜、少作、自省三個 面向，進行由遠至近、自外而內的人生總整理之後，自我選擇成 為超脫地球的「縱人」，開始「壯飛」。
縱觀譚嗣同三十歲以前性格養成的生命歷程，是在「傳統」的基 調上，拉出「生」和「死」的兩極，讓憂傷、倔彊、浪漫、理性、激 進、道德等多元因子相互衝撞、震盪後，凝聚成為不容於世的絕對孤 獨，意欲衝決自我矛盾性格所撕裂、交織而成的「網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