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代到1930年代，臺灣東部的開發如火如荼進行；臺灣總督府展開 土地調查，進行官營、私營移民，推廣蔗作，從事理蕃事業，這些都是國家 重要的政策。國家政策為政府對其領土所制訂的方策，制訂的過程中，在政 治、經濟、社會層面都經過謹慎的評估和考量，政府施行的政策與工作，目 的在貫徹其施政方針與目標，然而國家政策的執行和一連串施為，使生態環 境產生明顯的變化，這種國家政策影響生態環境的情況，在臺灣總督府蓄意
57 張素玢，《臺灣的日本農業移民（1909-1945）——以官營移民為中心》，頁 238-242。
58 花蓮縣文獻委員會，《花蓮縣志》卷十六，頁 21、36-37。
59 鄭全玄，《臺東平原的移民拓墾與聚落》（臺東：東臺灣研究會，2002），頁 81-82。
開發的東部特別明顯。
人類對自然資源的破壞，往往導致動物數量大減甚至絕種，當時問題的 癥結，主要是日本移民村的建設和農業開發，一方面破壞了野生動物的棲息 地，另一方面政府積極推廣的蔗作，卻吸引了動物前來覓食，其中又以山豬 最具「行動力」。諷刺的是，山豬之患首當其衝的，就是殖民政府特地從日 本本土招募而來、特別加以保護的農業移民。建設日本移民村的廣闊原野，
由獵場成為農場以後，人群的遷移帶動了生物棲息地的轉變，山豬「進出」
移民村農地，使日本移民與山豬展開長期的攻防戰。
國家政策的施行不但改變了人群與空間，也影響到東部動物的生態。殖 民政府以其國家權力，解構了東部的人群關係、重構作物栽培的方向；當殖 民政府貫徹其意志時，人與獸的生態平衡也起了變化。沒有獵人的原野成為 蔗田時，反成為山豬覓食地；失去獵槍的獵人威脅不再，力持鋤頭的農人非 對手，日本移民村竟成山豬樂土。
移墾東部平原的日本移民，視山豬為闖入家園的不速之客，傾全力將之 驅逐。但日本農民未移入，東部未「開發」之時，原住民與野獸千百年來維 持著共生系統，他們的長矛、番刀甚至槍枝，並沒有讓野獸絕跡，反而可使 缺少天敵的獸類不致繁殖過剩。
在臺灣東部移民村一片討伐山豬、獵殺山豬聲中，吾人不禁反思，人類 進行物質建設，在自然的空間建構國家版圖，窮其力執行國家意志，排除一 切可能的障礙，卻使人群與人群的關係緊張，人與獸的關係對立；對主控環 境者而言，敵對的人群必須征討，危害作物的野獸必須殲滅，但是在自然的 環境下，誰才是「入侵者」？誰才是「掠奪者」？
直至今日，各國政府仍以維護政權與國家經濟為考量來制訂國家政策，
以人類的開發利益為主要目的。千百年來這些人為措施造成的生態失衡益加 嚴重，不僅危害自然，從而損及人類自身的安全。本文論述1910-1930年代國 家政策對臺灣東部生態的影響，回顧一段日本移民與山豬衝突的歷史過程，
然而本文更深的關懷卻是人與環境如何相互永續生存的問題。
（責任校對：陳知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