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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本亦有天人相感之意。接着又释曰: “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

在文檔中 第一章时代背景 (頁 173-200)

人君以授时治历为大事,定正朔以宣明其统治,改换朝代则重颁历法,列人 事而因以天时。如《汉书・律历志》所云:“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 节,以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故圣王必正历,以探知五星日 月之会、凶阨之患,其术皆出焉。此圣人知命之术也。”宋应星在批评朱注

《诗经》及《左传》关于日食的解说时,总的目的是

{ewc MVIMAGE,MVIMAGE, !13800300_0366_1.bmp}指出天人感应说毫无根 据。

他的批判精神是可取的,但 他作为明代学者没有列举出 日月食之所以发生的精确天 文学论据,是为不足。

然而当宋应星运用历史

事实批判“天人感应”说时,

他的论据又显得十分有力。

在《谈天》第二章我们读到:

“儒者言事应,以日食为天变

之大者。臣子儆君,无己之爱 也。试以事应言之,主弱臣 强,日宜食矣。乃汉景帝乙酉

(景帝元年,前 156)至庚子

(前 141),君德清明,臣庶用 命。十六年中,日为之九食。

王莽(前 45—后 23)居摄乙丑至新凤乙酉(6—25),强臣窃国莫甚此 时,而二十年中,日仅两食,事应果何如也?女主乘权,嗣君幽闭,日宜食 矣。乃贞观丁亥至庚寅(627—630),乾纲独断、坤德顺从,四载之中,日 为之五食。永徽庚戍迄乾封己巳(650—669),牝鸡之晨无以加矣。而二十 年中,日亦两食,事应又何如之?”①宋应星用以批判天人感应说的方法是

“以子之矛,试子之盾”,而所列举的证据则均属事实。在历代史书《五行 志》中都有关于日食的记载,宋应星利用了这些材料。他指出,按照天人感 应说,主弱臣强当应之以日食,但汉景帝(前 156—前 141 在位)时“君德 清明”、臣民听命,史称“文景之治”,16 年却有 9 次(实际是 10 次)日 食。而西汉未年王莽摄政篡位,“强臣窃国”无以复加,应当有日食,但 20 年中,日仅两食。这些事实不是正好与天人感应说相矛盾吗?宋应星还指出,

女主握权、幼君被幽闭,按天人感应说是阴盛阳衰,理应日食。但唐代则天 武后(624—705)专权的 20 年内只有两次日食;而唐太宗李世民(599—649)

即帝位之后,君权独断、后妃顺从,可谓阳盛阴衰,但四年间却有五次日食。

在这种情况下,天和人又是如何感应呢?可见此说毫无道理。

我们前己指出,宋应星自然观体系中含有不少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这种 思想也同样反映在《谈天》这部作品中,第三章一开始便指出:“无息乌乎 生,无绝乌乎续,无无乌乎有?”就是说没有息灭怎会有生长、没有断绝怎 会有延续,没有无形怎会有有形,灭与生、断与续、无与有这些矛盾的事物 都是相反相成,在一定条件下物极必反,结果使这些矛盾的事物相互转化。

日月有明,则亦有暗,日月之食则无光,但食尽后又现光明。明与暗也是相 反相成、互相转化的。草木的生与息、气候的寒与暖也是如此。宋应星因而 写道:“今夫山河之中,严霜一至,草木凋零。蠢尔庶民蹙额憔颜、怨咨肃 杀,而不知奇花异卉、珍粒嘉实悉由此而畅荣。通乎绝处逢生、无中藏有之 说,则天地之道指诸掌矣。”(《日说三》)。这是说山河大地之中天气寒 冷以后,草木凋零,人们不必为此忧愁、埋怨天气,岂不知奇花异草、珍粒 嘉实均由此而畅荣。当天寒至极冷、草木凋零至极点时,便发生转化,即所 谓“绝处逢生”、“无中藏有”,于是寒冷变成温暖、草木由凋零而重发生 机。这不正是辩证法思想的具体体现吗!

《谈天》第一章还描述了作者登山东泰山观日时的感受:“气从下蒸,

光由上灼,千秋未泄之秘,明示朕关于泰山。人人得而见之,而释天体者卒 不悟也。以今日之日为昨日之日,刻舟求剑之义。”这是宋应星从万物都处 于不断运动、变化的普遍的辩证自然观出发,结合自己在泰山观日的感受而 悟出的思想。在宋应星看来,太阳不但沿其轨道周行不已,而且其自身也不 断处于变化之中,因而“今日之日非昨日之日”,认为“今日之日为昨日之

陈遵妫:《中国天文史》,第三册,第 875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宋应星:《谈天・日说一》,第 1 页(明崇祯十年原刻本,1637)

日”者,是“刻舟求剑之义”。“刻舟求剑”典出于《吕氏春秋・察今》篇,

其中说一楚国人乘船过江,佩剑掉在江中,他便在剑落的船身刻了记号。待 船靠岸,再按船上记号下水求剑,自然不会找到。后人用此典比喻拘泥固执、

不知变化。宋应星关于“今日之日非昨日之日”的命题具有重大的哲学意义,

也与今日科学暗合,并为同时代人所赞赏。其友人陈弘绪(1597—1665)于 其《寒夜录》内对此评述说:“日生一日,非以昨日之日为今日之日也。新 吴宋长庚尝有此议,后当有信之者。”此处所说的“新吴宋长庚”,就是奉 新人宋应星。按《寒夜录》不见于《陈士业先生集》,此书于清乾隆时列为

“禁书”,我们所见乃清初手抄本,但民国年时曾刊印。

宋应星在《谈天》中提出的“日日新”之哲学命题,亦为其后辈王夫之 接过去,并反复加以论证与发挥。因为宋应星这一思想与汉代的董仲舒所谓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自然观对立,也不同于 宋代的张载所说“日月之形,万古不变”。宋应星既反对汉儒董仲舒的说法,

也修正

了张载自然观中不足之处,这就是他的新贡献。王夫人在宋应星这一思 想基础上,于《思问录外篇》中写道:“天地之德不易,天地之化日新。今 日之风雷非昨日之风雷,是以知今日之

日月非昨日之日月也。”他还进而指出:“质日代而形如一,无恒器而 有恒道也。江河之水,今犹古也,而非今水之即古水。灯烛之光,昨犹今也,

而非昨火之即今火也。水火近而易知,日月远而不察耳。爪发之日生而旧者 消也,人所知也。肌肉之日生而旧者消也,人所未知也。人见形之不变,而 不知其质之己迁,则疑今兹之日月为邃古之日月,今兹之肌肉为初生之肌肉,

恶足以语日新之化哉?”

②王夫之的这些精彩议论,甚至比 19 世纪一些“伟

大的科学家、渺小的哲学家”们还要高明,而很象是出于近代伟大哲人之口。

现代科学的发展已证实由宋应星所提出、而由王夫之所发挥的这一“质日新”

的天才思想。哲学家的理论思维和预示,常常走在自然科学家的前面,此又 一例。

总之,宋应星在阐明其“形气”论、“二气五行说”及万物“生化之理”

的自然观时,已经把中国传统唯物主义哲学关于物质构成及其发展的学说推 向一个新的境界,使古代朴素的阴阳五行说及元气论具有更多哲理性和自然 科学内容,因而运用他的理论思想能解释较广泛的自然现象,从天体运行一 直到地球上无机界和有机界的变化。关于万物构成及其变化问题,从古以来 一直是东西两半球各国哲学家思考的对象。</ZSBJ13800300a_0370_1/ZSBJ>*

各种学说应时而起,众说纷纭,东西各有特点及短长,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 而不断演变,又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而采取不同的表述形式。几千年来一直 到今天,这个古老的问题,仍在不断深入认识的阶段。尽管我们现在已比古 代先贤对这个问题掌握了更多的科学资料,然而我们还不能说认识已到此为 止,它将永远是激励人类深入认识自然界奥秘的动力。此处无法对春秋、战 国及古希腊、罗马、印度、巴比伦等古代文明以来各国哲人对这一问题所提 出的各种思想学说作详细介绍,而只能就 17 世纪前半叶宋应星著作问世时的 一般情况作一述评。

陈弘绪:《寒夜录》.卷下(清代抄本,藏北京图书馆善本部)

王夫之:《思问录外篇》第 6 页(船山遗书本,1921)

17 世纪前半期的西方,已经迎来了科学革命。说来有趣,这种革命是因 研究离地球甚为遥远的天体现象而发端的。最初是注意于“仰以观于天文”,

还未“俯以察于地理”。天文学及其相关学科力学以及物理学获得新的发展。

后来解剖学上的发现把一部分人又吸引到研究地球上的人本身以及有机自然 界。地理大发现使人对地球自身有了新的认识。但当时对化学的研究还没有 更多的突破。不能低估天文学、物理学、解剖学和地理发现对当时人的自然 观的影响和对中世纪传统观念的冲击。但就我们感兴趣的万物构成及其变化 的古老问题而言,17 世纪前半期的西方科学还帮不了太多的忙。因为这时人 们对自然界的认识还缺乏一个层次,即对物质化学运动形态的认识。提出新 化学学说的英国化学家波义耳(RobertBoyle,1627—1691)是在 1661 年才 发表其《怀疑的化学家》(ScepticaI  Chemist)一书的。化学要等到十七 世纪后半叶至十八世纪才大步发展,而没有化学的帮助,就不能在新的认识 水平上解决物质构成及其变化问题。在宋应星那个时代的西方学者讨论这一 问题时,常常还得利用古代和中世纪的概念,即亚里士多德的“四行说”(土 水火气)和阿拉伯人的“三元素说”(盐硫汞),披着古老的理论外衣。这 正象明代学者借用古代的“气”、阴阳五行概念一样。

上述情况的发生,说明东西方都受到当时自然科学特别是化学总的发展 水平所限制,在物质构成及发展的自然观方面基本上处于同样的认识水平 上,虽然在细节上各有短长。从中国方面来看,宋应星的物质观体系对传统 理论作了力所能及的改进,在他以后王夫之再次作出了努力,使传统理论达 到更高境界。但随着时代的推移和科学的发展,传统自然哲学的局限性至 18 世纪末,便显得越来越明显,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而西方也是如此,自 从波义耳提出微粒学说以后,中世纪的多无论物质观受到冲击,到 18 世纪发

上述情况的发生,说明东西方都受到当时自然科学特别是化学总的发展 水平所限制,在物质构成及发展的自然观方面基本上处于同样的认识水平 上,虽然在细节上各有短长。从中国方面来看,宋应星的物质观体系对传统 理论作了力所能及的改进,在他以后王夫之再次作出了努力,使传统理论达 到更高境界。但随着时代的推移和科学的发展,传统自然哲学的局限性至 18 世纪末,便显得越来越明显,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而西方也是如此,自 从波义耳提出微粒学说以后,中世纪的多无论物质观受到冲击,到 18 世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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