勸懲論反應民族心靈結構，也是明清小說家藉以提升文學地位的利 器，但是小說一旦背負著這一文化使命，不僅影響小說本體文化的觀念形 態，而且不同程度的改變小說的文本形態。如《三言》有很明確的倫理懲 戒觀念，馮夢龍在《警世通言•敘》說：「野史盡真乎？曰：不必也。盡贗 乎？曰：不必也。然去其贗而存其真乎？曰：不必也。……其真者可以補 金匱石室之遺，而贗者亦必有一番激揚勸誘，悲歌感慨之意。」正揭示了 小說家們長期以來普遍的文化取向與文化使命感。這種本屬於大眾文化 的稗官野史，以通俗的形象承載經史義理的艱深意涵，雖然強化了小說 家的文化使命感，卻也很容易呈現演繹文化與挪用文化的生硬矛盾，使 得小說常常處於既要屈從於正統文化，又要順從大眾文化的兩難之間。
由於小說家對正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認識與表達手段不同，影響了 不同的小說藝術價值與品格，《紅樓夢》的藝術品格之提升，一方面就 在於曹雪芹對勸懲的文化使命表現出「淡漠」，成功的形塑小說藝術的 理性自覺，並強化特定讀者群的審美意識以凌駕在普遍的文化使命之 上。19《紅樓夢》的文化選擇策略是透過對小說所處的脈絡之批判與去
18 如第 6 回「水手」為銀子的隱語；第 31 回「鐵不要翻黃」在沈德符《萬曆野獲編》
卷五才找到「不要將鐵券變成黃榜，功臣或世襲子弟仍保留世襲特權。」的解釋。這 些珍貴的語料都是在《漢語大辭典》等工具書找不到的，因其創作的細緻化、以及本 土風味的情節，使得小說的價值更為豐富。詳參張明高、陳曦鐘，〈《型世言評注》的 啟示〉，《明清小說研究》2000 年第 1 期，頁 239-240。
19 詳參蘇涵，〈「淡漠」的文化使命感與充盈的文化蘊涵量──對《紅樓夢》與中國小
脈絡處理，所以曹雪芹非常強調，他的創作與傳統才子佳人和風月系統 小說之不同，並強調自己的文化選擇在於傾向菁英文化的「趣」，然在 生活品味的背後，更經典的內涵是對生死的追問，飽涵著哲學的深度。
相較於此，話本小說家們則在大方向下各有其書寫策略的調整與回 應：馮夢龍創作《三言》的文化選擇雖然也是採取菁英立場，明顯的以 一個啟蒙者自期，是比較現實的此世關懷；凌濛初《二拍》藉唱贊手法，
有著院講分眾的痕跡，重點之一是製造「驚奇」的效果，不免夾帶娛樂 色彩；20而《型世言》強化議論並將說書人的話語功能再予分工處理，
議論的增強、俗見的採納、以論世來寫史，此書曾以《三刻拍案驚奇》
面貌刊行，21足見創作品味與凌濛初《二拍》相近，對俚言、俗見、世 弊表達相當興味，頗具娛樂傾向，卻又不乏教化使命，不忘在入話議論、
夾評、回末評再三致意。我們以曹雪芹對讀者「適趣解悶」的審美規約 意識為參照，並比較話本《三言》、《二拍》的審美規約，《型世言》除 了對「俗趣」的把玩，也不斷對「理趣」進行確認。
「俗趣」與「理趣」既是小說修辭的方式，也是作家解釋歷史社會 的表態。陸雲龍在《崢霄館評定出像通俗演義魏忠賢小說斥奸書•凡例》
中曾說：
自春徂秋，歷三時而始成。閱過邸報，自萬曆四十八年至崇 禎元年，不下丈許。且朝野之史……凡數十種，一本之見聞，
非敢妄意點綴，以墜綺語。22
說文化的思考〉一文，認為曹雪芹對適趣解悶，在《紅樓夢》第一回的藝術宣言有關 趣味的反覆述說，並將趣味所宜的讀者對象確定為「市井俗人」，強化了「讀者的小說」，
強化了特定讀者群對小說審美的規約意識，這些都指向作者創作心理，能夠隱約看到 故事背後以之「適趣解悶」的讀者影子。《明清小說研究》2000 年第 1 期，頁 142-151。
20 詳參本人，〈世道與末技：《三言》、《二拍》演述世相與書寫大眾初探〉一文，指 出：凌濛初於《初刻拍案驚奇•序》提出他的故事不斷對讀者「三致意」，並希望讀者
「自得之」，乃是竺乾之學的「唱導」痕跡，使得小說之道德主體有著分眾演述與追求 驚奇的特定效果。詳參高桂惠，《漢學研究》第廿五卷第一期（已通過審查，將於 2007 年 6 月刊出），頁 22-24。
21 根據陳慶浩先生的研究，今傳世的《幻影》、《三刻拍案驚奇》、《別刻拍案驚奇》
等書都是《型世言》一書之殘本。同註 15，〈導言〉，頁 12-36。
22 詳參侯忠義主編，《明代小說輯刊•第一輯》（1），（成都：巴蜀書社，1993 年），頁 756。
明末時事小說的出現是一個特殊的文化現象，作為寫史一類的小說，「時 事小說」是以當時重大事件為依據，但是其表現歷史的方式又與「正史」
有著本質上的區別。強調參閱「邸報」，亦即標明作品來源的當下性與 實錄性質，陸人龍在《斥奸書》中極力表明要復現歷史之真實。《斥奸 書》的前面附了一篇〈斥奸書說〉區隔自己的小說屬性：「是書之所名 斥者，正未必有遜於詩云子曰之訓也。故不敢附之謂記，謂傳，謂志，
而表之以『書』。亦謂斥奸在書，聊以異於稗官野說云耳。」23陸雲龍 稱自己的小說為「書」，有別於稗官野史，而接近「詩云子曰之訓」，帶 有傳統經典的屬性，其文化屬性毋寧更接近菁英觀點。可見他不僅將邸 報野史拿來造史，更將其拿來造經。陸氏兄弟經營的「崢霄館」出版《斥 奸書》、《型世言》都在崇禎初數年之間，前者寫作方式是否影響《型世 言》的創作仍難有明顯的證據，但是他們對「邸報」的熟悉與參照，關 係到立論的起點，亦即實錄的態度，這是該系列出版品文化品格的多重 屬性之部分原因。
此外，《型世言》的命名顯然承自《三言》，其創作意圖不僅是時事 與歷史結合的縱深向度，「言」的強調，即論世的基本命題，所以經常 引經據典對故事予以正名，也是對「立言」文化傳統的典範回顧。《型 世言》勸懲意圖表現得相當明顯，陸雲龍的各式評論，以及在故事的進 行中時時加入許多對世道人心的提示，形成對《型世言》勸懲文體意識 的進一步強化，勸懲做為這部小說集的核心議題，在陸人龍心目中就關 係著《型世言》中的「型世」人物的形象存在著「符號化」的傾向，對 符號的處理有時還存在著失真的現象，但是小說中的那些市井小民，作 者對他們精神本質的把握還是相當準確的，24作家在選「型」立「言」
之際，具有顯示時代特色與調和價值體系的作用，25更重要的是，在「立
23 同上註，頁 755。
24 康國章，〈小說勸懲論與陸人龍的《型世言》〉一文以勸懲論的形成與內涵，說明 勸懲論乃提升小說地位的利器，比李贄較早提出小說應該具備勸善懲惡的作用，馮夢 龍提出理論，並有小說的整理與創作。其次說明勸懲論對《型世言》創作的影響，言 及小說主旨的定位、人物塑造、通俗化的趨勢、小說的結構特點勸懲論對《型世言》
結構形式的影響最明顯地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入話議論化的傾向，一是理想化的故 事結局。《中州大學學報》第 20 卷第 2 期，頁 43-45。
25 如：闕尚智指出：陸人龍目睹當時之社會亂象，亟思重振人心，故藉書中之故事，
提出若干堪為楷模之人，作為民眾效法的對象──本書之所以以「型世」為名者，即謂
言」的古代經典來源與當代言論之間，關係著陸人龍對典範操作與歷史 詮釋的強烈企圖。
歐陽代發認為《型世言》及明末擬話本，較之《三言》、《二拍》，
更多是張揚封建倫理道德以及針對明末社會黑暗、世風敗壞發出的陳腐 說教與勸誡。主要原因是以挽救危亡為旨歸的明末東林黨、復社倡導實 學，復興古學，對晚明新思潮有深刻的反省，從而影響到通俗小說領域，
使之在關注現實人生的同時，更強調了忠孝節烈等封建倫理道德的說教 與勸誡。26本來《三言》、《二拍》話本小說多反映此此一思潮，故多帶 有以禮教反禮教的傾向，不過若從《型世言》與《三言》的作者在各自 作品對處境相似的主角所賦予的不同遭遇和結局，我們可以窺見《型世 言》對「禮教」在亂世的秩序整合有更殷切的盼望。
透過以上話本集和《紅樓夢》文化選擇策略的比較，我們審視《型 世言》的文化選擇，是一種帶著實學與古學色彩的通俗讀物，在通經致 用的文化選擇下，書坊主出版這樣的通俗小說，將關注的焦點從政治、
文化、思想的主題，融合在世俗的主題裡，作家選擇創作小說來達至「詩 云子曰」的文化使命，靠的是讓大眾參與對小說的接受和欣賞，因著這 種文化參與，打破傳統詩文的文化位階和等級趣味。《型世言》結合立 論（「評定」）與審美（「通俗演義」）的活動，意味對每一種文化偏好都 潛在地等同傳統菁英的偏好一樣值得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