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描寫革命與女性的小說中，葉紫的中篇小說〈星〉，從未得到應 有的闡釋。這部小說在對於革命與女性身體關係的描寫上，超越了一般 正統革命文學的禁忌，以一位「被解放」女性的身體遭遇為中心，展示 了革命所難以解決和超越的對於女性的解放與囚禁的悖論。
我們知道，中國的女性解放，是從「不纏足」的身體禁忌的解除開 始的。但晚清和民初的「不纏足」運動，大多限於輿論「宣傳」或團體
「宣導」，它的實際推行是很有限的。1924 年國民革命開始後，對婦女 放足、剪髮、禁止穿耳的提倡，卻以社會革命的方式，強制推行。在大 革命進入高潮的 1927 年上半年，甚至「共妻」的謠言，也不完全是空 穴來風56。葉紫的〈星〉，從剪髮開始，描寫了革命對於女性身體禁錮 強制解除的掃蕩之勢：
56 茅盾《動搖》有這樣的細節：一個叫「南鄉」的地方，在分土地的同時，也把富人 家的女人拿來供窮漢分配。孫舞陽在大會演說時稱南鄉的「公妻」事件是「婦女覺 醒的春雷」、「婢妾解放的先驅」，並且認為鄉村的革命已經領先於城市。見《蝕》，
第112-132 頁。
第三年，就是梅春姐和丈夫結婚的第三年——的九月，不知 道為了什麼事情，從南國，從那遙遠的天際，忽然飛來一把 長長的剪刀，把全城市和全鄉村的婦女們的頭髮，統統剪下 來了。
當這把長長的，銳利的剪刀，來到這村莊裏，第一個羅到黃 瓜媽頭上的時候，她就渾身發起抖來。她要求道：「好心的 姑娘們啊！……可憐我吧！我要沒有了頭髮，閻王不會收我 的，我要到地獄中去受罪的！……」但，誰聽她的呢，一下 子就像剪亂麻似地把它剪下來了。當這把剪刀第二個落到麻 子嬸的頭上的時候，她就叫著，嚷著：「剪不得啦！看相的 先生說過了的，我的晚景全靠這頭髮，我要沒有頭髮，我的 一家人都要餓死啦！……」但，誰聽她呢，那巴巴頭就像一 隻烏龜殼似的，隨著剪刀落下來了。當這把剪刀第三個快落 到那喜歡搽臉紅的柳大娘的頭上的時候，她早就藏躲起來 了，等到尋了她從黑角落裡拖出去，她便一面流淚，一面哀 求地：「少，少剪一點兒吧！……沒有了頭髮，我，我要醜 死的啦！……」但，誰聽她的呢？姑娘們的剪刀是無情的，
差不多連根兒都剪下來了。57
剪刀，在大革命的農村，成為無堅不摧的革命意志的象徵。它橫掃 大地，將女性身體髮膚的控制權，從千百年的「傳統」父權那邊，褫奪 到「革命」這邊來。葉紫在〈星〉中對於剪刀和剪髮的描寫，以富於寓 言特徵的語言，暗示了中國現代女性解放運動的某種「冒進」性和暴力 特徵——正如現代中國革命政治；而冒進或暴虐的根源，是關於「正義」
的道德信仰——在實踐的層面上，革命的確是最典型的「男性文化」。58 葉紫的〈星〉，不像他以往《豐收》的敘述那樣政治倫理化；在〈星〉
中，階級的界線模糊了，被突出的，是性別的衝突，以及圍繞性別而進 行的權力角逐。
葉紫1936 年完成的這部中篇小說，完全是其計畫之外的產物。當 時的葉紫貧病交加，家庭生活的負擔極重，為賺稿費，他從多年準備做
57 葉紫，〈星〉，《葉紫選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 年，第 167-168 頁。
58 參見注釋 55。
長篇 的 一 大 堆 材料 裡 面「 割 下 」了「 一 點 無關大 局 的 東 西」，寫 成 了
〈 星 〉。59葉 紫特殊的身世，家族的遭遇，使他多年來一直在搜集材料，
醞釀寫一部表現大革命「血與淚」的長篇小說。60但由於貧病、早逝，
長篇最終沒有問世，而這偏離政治史大敘述的〈星〉，無意中卻為我們 留下了真實描寫女性與革命關係的珍貴文本。
〈星〉以 1927 年大革命湖南農村為背景，寫一位美麗溫柔而長期 被丈夫欺壓的年輕婦女梅春姐坎坷命運。
梅春姐的丈夫陳德隆，是鄉間那種魯莽、專橫、染有不良嗜好的男 子，經常打牌（賭博）、酗酒、玩女人、打老婆。他並不珍愛溫柔嫺靜 的妻子，她不過是他隨意洩欲和出氣的對象。革命開始後，梅春姐被農 會副會長黃愛上了。陳德隆獲知，野蠻毒打梅春姐。婦女協會將梅春姐 救出後，宣佈梅與黃的愛情關係合法，禁止陳再干涉梅，而梅與黃也公 開同居。陳一氣之下，跑到外面當兵去了。不久，革命遭到殘酷鎮壓，
梅春姐與黃一起被捕。黃被槍決，梅在獄中生下黃的孩子。陳德隆保出 梅，母子卻又淪入他兇殘變態的淩虐之中。六年後，孩子被陳虐待致死，
悲哀的梅春姐決心離開家庭。但是往哪裏去呢？就像其通常小說的結 尾，葉紫為走投無路的主人公設計的，又是「出走」的道路；但他無法 給出出走的目標，便採用象徵手法，讓人物「向太陽升起的地方」去。
〈星〉的結局，葉紫一如既往地用童話般的優美語言，讓星空和幻覺給 梅春姐指出去「東方」的路。然而，這篇小說沒有就此結束，最末的一 段文字，使小說因此免於陷入葉紫以往作品的「童話公式」61，而變得 有點吊詭：
在曠野，那老黃瓜——那永遠也討不到女人的歡心的獨身漢 的歌聲，又飄揚起來鑽進梅春姐的耳朵中了。但那完全喪失 了他六年前、七年前的音調，聽起來就好像已經變成了一種
59 《〈星〉後記》，《葉紫研究資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56 頁。
60 葉紫出身於湖南益陽一個小康家庭，父親是個地方小官。1927 年大革命高潮時，葉 紫父親被葉紫的叔叔鼓動，參加了大革命，並將正在念書的葉紫，由美術學校轉送 在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讀書。馬日事變，葉紫父親、姐姐遭到處決，母親因「陪 斬」而精神失常。不久，叔叔戰死。葉紫歷經苦難，做各種苦工，最後流落上海。
因家庭負擔繁重，常年貧病交加，29 歲病逝。
61 葉紫《豐收》中的短篇小說，好以一種童話式的象徵性語言作結：家破人亡的主人 公，背起包袱，離開家鄉，往太陽升起的地方走去，云云。
饑餓與孤獨的交織的哀號。
十七八歲的嬌姐呀……沒人瞅啦……
跪到情哥面前……磕響頭！……62
這個結尾，不經意中傳達了這樣一個寓意：梅春姐的戲劇性遭遇，
因其女人這一性別身份，而早被命定。
葉紫這篇小說的語言，具有的濃郁的地方色彩；地方底層文化和語 言本身所挾帶的性的意味，暗示了小說人物、可憐的梅春姐命運的「性 別決定」性。
小說是從大革命前的「六年前」、「七年前」開始敘述的。那時，梅 春姐長期被陳德隆拋在家中不管，她獨守空房，夜夜悲哀流淚。小說寫 光棍老黃瓜夜夜唱「黃色」小調對梅春姐的煩擾，作者這樣寫道：那些
「浮蕩兒的粗俗的情歌」，「專門為勾引她而來的」。63
性的挑逗與性的暗示，寓示著人物命運的走向。葉紫用了幾乎一章 的篇幅，寫梅春姐形同「棄婦」的獨孤生活，為後面她與黃的性愛做鋪 墊。梅春姐以隱忍痛苦的方式贏得村人「賢德婦人」的美譽，但她性的 壓抑和苦悶，與她後來的命運，卻在其被粗俗情歌騷擾的細節描寫中，
得到暗示。
〈星〉是一篇關於女性身體囚禁與解放的敘事。但「囚禁」與「解 放」，主體都不是女性自己，因此，在人物坎坷曲折的命運中，二者變 得界線混淆、關係吊詭起來。革命開始，婦女協會對陳德隆與梅春姐關 係的裁判（類似離婚的口頭命令），使梅春姐從陳的囚禁中解放，得以 與黃結合。梅與黃的結合，既無法律保障，又違傳統道德，從小說敘述 的情節機制看，必定預示著後面的悲劇。革命失敗，陳將梅春姐母子從 牢房中解救出來，梅春姐卻重新進入更加不堪的家庭囚牢。在這「囚禁
－解放」、「解放－囚禁」的荒誕輪轉中，一個不變的核心，就是梅春姐 作為被囚禁或被解放的客體——女人身體——的屈從和被支配地位。她 糊裏糊塗隨黃革命，又昏昏沉沉被陳救贖；解放，救贖；被愛，被恨，
她始終是作為一個「性別」的客體，以其所屬主體的變遷，成為政治權 力轉移的象徵。
62 〈星〉，《葉紫選集》，第 237 頁。
63 同上註，第 165 頁。
〈星〉的可愛誠實處，是它對梅春姐與黃浪漫關係的寫實。葉紫用
「耗子」被「貓」捉拿的比喻，暗示梅春姐在與黃的關係中的被動和順 從角色。這裏，葉紫無意譴責男性的暴力征服，但暴力征服的實質卻由 於他的語言而被客觀揭示。梅春姐第一次在街上與穿長衫、有著星星一 般撩人眼睛的黃相遇時，固然有怦然心動的感覺，但她畢竟是「賢德」
的婦人，而又懼怕丈夫的暴虐，根本不敢有所幻想。但黃卻在夜裏偷偷 爬進了她的窗戶——葉紫這一寫實主義的描寫，多少會使那些構築革命 神話的歷史學家不舒服。
「貓－主體－黃」與「耗子－客體－梅春姐」的隱喻關係，通過葉 紫寫實的語言客觀呈現。而在這性的征服與被征服的過程中，主體與客 體在感受上的巨大差異，表明了二者地位的極端的不平等。被黃征服之 後的梅春姐，惶惶不可終日：
為著那痛苦的悔恨而哭泣，梅春姐整整地好些天不曾出頭 門。黃已經有三夜不來了，來時他也不曾和她說過多些話。
就好像她已經陷入了一個深沉的，污穢的泥坑裡了似的，她 的身子，洗都洗不乾淨了。她知道全村的人都在怎樣地議論 她；她也知道自家的痛苦，陷入了如何的不能解脫的境地；
她更知道丈夫的那雙圓睜的眼睛和磨得發了亮的梭鏢，是絕 對不會饒她的！……
……好像身子不是她自己的身子了，好像有人在她的身子上 作過什麼特殊的標記。她簡直連挑水都不敢上湖濱。64
「失身」之後，梅春姐對於自己身體的感受，就是「污穢」。這是 男權社會加諸女性的道德審判，是千百年來女性苦難人生的共同經驗。
「失身」之後，梅春姐對於自己身體的感受，就是「污穢」。這是 男權社會加諸女性的道德審判，是千百年來女性苦難人生的共同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