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持續的對話與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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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以往，從片面認為廣東即為客家，福建即為福佬，到目前學界已大致了解來臺漢人中，以省籍與方言界線可以略分為四種組合的人群（如下圖），於是以往被忽略的閩省客方言人群與粵省閩南方言人群，逐漸也成為學界重視的研究課題，對汀州移民的研究發現，在依附粵籍或者隱身漳泉族群之外，其實仍有維持祖籍認同的選項（鄧楨燁 2015）；⁷ 對屏東平原廣東福佬的研究發現，雖然韓文公和三山國王信仰是廣東福佬人與客家人的共同特色，但二者背後體現的語言群體卻截然不同（陳麗華2013；吳中杰 2007；莊青祥 2017）。

圖1 省籍與方言界線下愈來愈豐富的人群意涵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7 另外與汀州移民相關的研究尚有賴文慧（2009）、黃詩涵（2011）等。

前文曾言，史學在研究清代臺灣客方言人群時，已注意到閩粵二省與方言交錯的區域中，在福建省汀州與漳州交界處，以及廣東省在嘉應州與潮、惠二府交界山區，各存在閩客語接觸地帶。針對這個研究課題，

地理學的韋煙灶及其學生為主的研究群自2008 年開始，陸續調查各地區世居宗族空間分布，利用閩客式地名，繪成福建、粵東歷史方言分布地圖，並在閩客語接壤的方言過渡帶，畫定一條兩側各5 公里「語言弱界線」（韋煙灶等2009：1-22；李科旻 2013：1；韋煙灶 2011：1-3，

2013a：82-83，2013b：53-54；韋煙灶、曹治中 2013：54-55）。韋煙灶認為，此閩客語歷史方言分區圖，可用以辨識清代臺灣漢人渡臺之初的族群歸屬，逐次解開過去臺灣閩客各社群的分布與互動的含混之處（韋煙灶 2013a：82-83，2013b：55）。

地理學者對雙語區的研究，已能確認到縣層級以下，進而發現以往片面將廣東、潮州、詔安等原籍地視為客家的謬誤。韋煙灶表示，許多人忽略粵東存在為數眾多閩南人的事實，就會出現許多似是而非的論點，一步錯之後的推論就步步錯（韋煙灶2010：65）。該研究群以閩客語歷史方言地圖糾錯的事例不少，如將原籍廣東省潮州府海陽縣文路鄉的卓姓視為客家人，其位於粵東閩南話區，應屬潮州音系閩南人（林雅婷2012：4）。又如彰化縣埔心鄉與永靖鄉涂姓被諸多研究者被當成是饒平客家裔，其祖籍為廣東省潮州府饒平縣烏嶺鄉（今饒平縣東山鎮湖嶺村），位處偏向潮汕閩南話區的閩、客話交界地帶，從地名發音轉換過程，涂姓入粵之前的祖籍為純閩南語區的漳州府漳浦縣，故可推測該涂姓家族渡臺之初應歸屬閩南族群（韋煙灶、曹治中2013：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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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廣東閩、客歷史方言分圖

資料來源：林雅婷（2012：31）。

在漳州詔安客方面，韋煙灶表示，某些研究者往往陷入「祖籍詔安即是客」的謬思，對特定非客裔的研究對象，亂安族群身份（韋煙灶 2013a：90、109）。他利用詔安客原鄉與渡臺宗族族譜對比，彙整《詔安縣地名志》所列姓氏、聚落地名及所使用方言等資訊，建立了清晰的詔安閩客界線。據其研究，詔安只有二都是客語區，其餘各都為閩南話區。詔安二都為一個完整的地理區，其區域分三個盆地：秀篆、官陂

─ 霞葛、太平，地理形勢略顯封閉性，初設之時「地廣人稀」，極可能在設置時仍屬畬民族的生活領域。漢人入墾詔安二都的年代可能是從明

初至中葉期間，移出區主要為廣東潮州府大埔與饒平縣，福建漳州府平和、雲霄等鄰縣，汀州府永定縣。認為過去研究者將祖籍為詔安縣五都親營鄉的石門區望族潘姓與祖籍為詔安縣五都西埔墟的朱姓世居宗族認為係福佬客（客底），但以此詔安閩客界線來看，石門潘姓與朱姓為「客底」的可能性很低（韋煙灶2013a）。

圖3 福建閩、客歷史方言分圖

資料來源：林雅婷（2012：28）。

除了更細緻地釐清閩客雙語區的族群屬性外，韋煙灶研究群以該歷史方言分布地圖為基礎，在臺灣各地展開以世居宗族為主的閩客分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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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韋煙灶、曹治中、林雅婷、張智欽、葉佳蕙等人的研究發現，新竹的新豐及桃園新屋、觀音、楊梅等鄉鎮有一群祖籍粵東且操偏漳系口音閩南話及海陸腔客話兩種語言的社群，他們被當地福建籍移民稱為「半福佬客」，這群半福佬客大多以閩南語為母語，長久受周圍海陸客影響而逐漸客化。且這群半福佬客作為當地閩（沿海）與客（內陸）之間的溝通橋樑，有助於緩衝閩客間衝突性，及製造一個相對族群和諧的社會空間（張智欽等2009；韋煙灶、葉佳蕙 2010：37；韋煙灶 2010：64；

林雅婷、韋煙灶2010；林雅婷 2012：3；韋煙灶 2013b：53-54），如清代的大溪墘庄與新竹紅毛港由於有「半福佬客」等雙語社群的存在，而成為族群互動及方言的緩衝地帶，因此極少分類械鬥發生（韋煙灶、葉佳蕙2010；韋煙灶、林雅婷 2013：51）。

由上可知，歷史愈究明，愈能發現其中更豐富的樣貌。即如施添福所言，釐清了「什麼是客家」，可以開拓一些新的視野，加深和加廣客家學的研究內涵（施添福1998：16）。

史學研究客家的形成（或形塑）至目前為止，已獲致大致的共識，

陳麗華（2018：302）認為，研究者對清代的粵、客，至日治的廣東種族、

粵族，到戰後的客家人，已有約略一致的看法，只是對其演變的機制有不同的理解。施添福（2014b：13）亦曾盤整近年來學界對於臺灣歷史上客家稱謂的演變（如下表），乍看之下，似乎歧義不大。

表1 臺灣歷史上客家稱謂的演變

資料來源：施添福（2014b：13）。

但細究各人的論述內容，實仍存在某些差異。人類學出身的羅烈師表示，就19、20 世紀之交的竹塹地區來看，省籍認同的力量顯然超過族群認同（應指方言認同），認為省籍認同是當時臺灣人群聚居的主要原則，族群認同則為輔助原則（羅烈師2003：152-153）。其所勾勒的客家形成過程是，當代臺灣客家現象係建立在傳統祖籍人群分類，尤其是成熟於19 世紀中期的粵人認同基礎之上。認為在臺灣特定的政治經濟背景下，竹塹地區的地方士紳藉由義民信仰塑造粵人保莊衛國的忠義形象，透過義民論述與粵人論述相互結合，在臺灣的人群中明確區分出

「粵人」的身份認同，在19 世紀中期更與南臺灣六堆的粵人認同合流。

這一認同至19 世紀末與 20 世紀初，進一步以粵人為界限，將原來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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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的客人（kelang, 即 guest people）轉化為自稱之客人（Kelang, Hagng-ing）（羅烈師 2006：13、17-18、272、277）。

林正慧則比較強調是方言認同，表示結合中西文獻可以發現，在清代臺灣，「客人」（ke-lang）可能是頗早就存在於民間社會的一種對方言人群的稱謂，康熙末年下淡水地區的客方言人群即以「客民」自稱，表達自己是跨省的同方言人群，乾隆年間的文獻可以看到「客人」

與「犵狫」的對稱，道光年間北路粵人也以「淡屬客人」自稱，咸豐年間「鶴老」一詞已刻印在碑記之上，以及19 世紀西人的記述資料顯示他們認知中的Hakka，是當時在臺灣被稱為「ke-lang」的一群人。由此可見以「客人」作為方言人群之稱謂，應是清初以來持續存在臺灣的民間社會，與文獻上只以省籍或州府縣別之的識別方式有差，但仍在清代的文獻中若隱若現。此外，尚須留意的是，在清代的臺灣，「粵人」

與「客人」所代表的人群意涵，很大程度是重疊的。由於臺南、高雄、

屏東有比較多的粵籍福老，我們不能貿然地將文獻上的「客」等同於客方言人群，但由下淡水地區歷次的分類械鬥看來，這些與「閩」交好的「潮人」，時有「自外於粵」的認同模式，即將「粵人」用以稱呼粵之嘉應州人，以及當地的閩人也願意讓粵籍福佬分享學額。因此，

就下淡水地區而言，時序愈往後，文獻上書寫的「客」或「粵」愈趨同於客方言人群（林正慧2015a：198、497）。

施添福認為，自康熙60 年（1721）發生朱一貴事件後，自南而北爆發多次的閩粵械鬥。表面上看來，係以閩粵為界，但對抗的團體，實以方言為界限，就是福老和客人的區域性對抗。這些械鬥使原屬粵省的潮汕福老人逐漸從粵的範疇游離出來，而與閩籍的福老結合；另一方面，

隸屬閩籍講客語的汀州人也同樣脫離閩籍範疇，加入粵籍成為客人的一部分。兩大方言群在臺灣歷史上對抗的結果，促使閩、粵人成為跨越省籍的文化概念。在這個文化共同性的概念下，不但使粵籍或粵人成為講客語的客人，而且也使省籍轉化成族群分類成為可能（施添福2014b：

23），似乎也較傾向方言認同。

由上可見，目前比較明顯的歧義在於清代客方言人群究竟是省籍認同還是方言認同。羅烈師由清代竹塹地區的研究，傾向省籍認同大於方言認同，林正慧與施添福由清代下淡水地區的研究，傾向方言認同大於省籍認同。其中的差別應該不是學科領域的差別，而是彼此研究區域的差異，亦即造成兩方看法歧異的最大變數，可能在於南北兩地廣東福佬採取了不同的立場與態度。一如施添福（1998：16）曾經的疑惑，清代在臺灣南部不被認同為客家的廣東福佬人，為何和如何在北部逐步變成為客家？

北部粵籍福佬認同粵籍南部粵籍福佬自外於粵籍

圖4 南北兩大客區廣東福佬的認同差異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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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羅烈師藉由義民信仰說明北部粵庄有強烈的「粵人認同」，張正田有不同的看法。他指出，枋寮義民祭祀圈內粵庄的祖籍別，與圈外的粵籍存在差異，圈外的粵籍多以嘉應州為主，方言較為一致，而圈內各粵庄祖籍成分多源，所操客語口音各異，大致上的共同特點是惠州府籍或潮州府籍者比例偏高，嘉應州籍者相對偏低，如其中新屋、觀音、

在文檔中當史學遇到客家：解構後的重新認識 (頁 26-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