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朝鮮王權對朱熹〈與留丞相書〉的挑戰 - 朝鮮君臣對朱熹〈與留丞相書〉詮釋爭議之分析

（一）「古今朋黨之至大、至久」：朝鮮「黨爭」問題的嚴重性如前所述，自李珥開始，朱熹的〈與留丞相書〉與其後宣祖國王的「入李珥黨宣言」，便成為了朝鮮儒者提倡擴大「君子之黨」與「引君入黨」的「理論根據」與「政治實踐」之典範。

然而，李珥以〈與留丞相書〉對經典作出的「政治性解讀」，

從負面的角度來說，常會遺漏孔學思想世界中具有超越性與普遍性意義之思想內涵，流傳日久，容易產生負面影響。⁸⁰過往韓國學者也稍微注意到儒學與黨爭之間的發展關連。⁸¹

朝鮮王朝自宣祖一朝開始「東、西分黨」，產生了幾乎是東亞近世最嚴重也最持久的黨爭問題。十九世紀的實學派儒者李圭景

（1788-1856）在其百科全書式的著作《五洲衍文長箋散稿》，細膩地

回顧了往昔黨爭在朝鮮王朝的嚴重性與全面性：

先是，李相浚慶臨終遺表言縉紳中將有朋黨之漸，玉堂李珥疏斥以為離間君臣，至詆以人之將死其言也惡，至是患其言之不驗，力主調停，嘗居間兩解之。然國家屢經士禍，而皆由戚里，故士類積憎戚里，而義謙適當其機牙，眾怒朋興。時仁順大妃上賓，而宣廟以宗支入承大統，義謙於是仍絶內援，而東人仍執虛名，而攻之太過。凡右沈者，擧謂之非士類，新進之士又慕浮名，而東人甚眾。珥雖本主調停，至是見士類議論轉激，及為大司憲，至劾義謙。珥固非西人也，其為兵判也，許篈疏斥，上怒竄之。大司諫宋應漑又劾珥，上又竄之，都承旨朴謹元率同僚覆逆，上又竄之，是為三竄。然許篈所論多捃摭而無其實，

80 黃俊傑，〈朝鮮時代君臣對話中的孔子與《論語》：論述脈絡與政治作用（14-19 世紀）〉，頁319-337。

81 韓國學者有注意到儒學與黨爭的關連，參見韓．玄相允，《朝鮮儒學史》（漢城：玄音社， 1982），頁187-264；韓．張志淵著，李民樹譯，《朝鮮儒教淵源》

（首爾：명문당，2009），頁 214-215；韓．韓慈卿，〈高橋亨韓國儒學理解的功與過—以「主理╱主氣」概念為中心〉，收入林月惠、李明輝編，《高橋亨與韓國儒學研究》，頁291-310。

於是右珥者，多於右沈，而西人至是亦眾。珥以儒有盛名，亦不以西人自處，而三竄輕易下手，遂令朝局一渙而不可復收。⁸²

李浚慶死前預言朝廷將有朋黨之患，李珥不信，引用朱熹〈與留丞相書〉反擊之，然而其後不幸被李浚慶言中，黨爭確實興起。

代表「士類」金孝元（ 1532-1590）領導的東人，與代表「戚里（外戚）」沈義謙（1535-1587）領導的西人，兩方因為往昔多次「士禍」

的新仇舊恨逐漸累積而爆發衝突，又被簡化的「士類」、「戚里

（外戚）」二分法區分了彼此，造成了東、西兩黨之分立更為嚴重。李珥曾嘗試調停之，提出了所謂的「兩是兩非」之論：

近日覽《朱子語類》，得一段議論使人有省。其言曰：「在論語弘毅章，弘是寬廣耐事，事事都著得，道理也著得多，人物也著得多。若著得這一箇，著不得那一箇，便不是弘。」今者而見，景、涵輩胸中，只著得東一邊，不著西一邊，豈非不弘乎？且如有兩人相爭，須是寬著心，容得始得。若便分別一人是一人非，便不得。今者，粗心略見事理彰迹，而便欲判斷是非，安能得其正乎？或兩人都是，或兩人都非。今之士類，張口大言曰：「天下安有兩是兩非之理乎？」如肅夫亦有此言。今見朱子之言如此，則彼輩何以抵當得乎？ …… 東人本善類，而今則詿誤於附會之羣小，反成其非。乙亥西人固非，而今則退縮，反歸於是矣。皆不可知道理自是。「大底物事，無所不備，無所不包。若小著心，如何承載得起？弘了却要毅，寬廣裏面，又要分別是非，有規矩始得。」朱子之言，大中至正，無偏無頗，道理至此，然後乃為直上、直下，亭亭、當當之正論耳。鄙人固加省，而願兄明察也。⁸³

82 朝鮮．李圭景，《五洲衍文長箋散稿》（首爾：東國文化， 1959 ），〈四色緣起辨證說〉，頁321。

83 朝鮮．李珥，《栗谷先生全書》（收入《韓國文集叢刊》，第44冊），卷11，〈答

李珥身處東、西兩黨對立鬥爭之勢已成之局面，欲調停之。另引

《朱子語類》中朱熹對「論語弘毅章」之詮釋，⁸⁴反對簡單地用

「君子、小人」這種簡化的二元對立框架來看目前的東、西之爭，因此提出了所謂「兩是兩非」之論。李珥另外對國王追溯兩人相爭過程中複雜的原委，希望解開雙方不必要的誤會：

許義謙者，是前輩士類也。金孝元少時雖無檢束，而後乃改行為善，及其從仕也，律身淸苦，不畏強禦，且喜汲引名流，故士林多推重焉。許孝元者，是後輩士類也。前後輩皆是士類也，若使不相疑阻，同心戳力，以獎王室，則不亦善乎？只緣義謙不忘孝元少時之愆，屢遏淸選之望；而孝元聲名日盛，竟不得抑。及孝元得路之後，又議義謙之失，以為戇且氣粗，不可柄用。夫義謙之短孝元，初非有夙怨可銜也，只執嫉惡之心，而不知變通耳。孝元之疵義謙，亦非必欲復其私憾也，適其所見如此耳。於是傍觀者，不能深究其實，而泛說二人交惡，加以不逞之徒交構兩閒，顯有分黨之漸。⁸⁵

李珥分析兩人及其支持者都是士類，本不應該相爭，其初根本只是個人一點私怨，本來不嚴重，全是因為誤會不斷疊加，又遭無知旁人火上澆油，才成一發不可收拾之勢，進而從兩人相爭，成了兩黨相鬥。觀察東、西相爭之原委後，李珥放下了〈與留丞相

成浩原己卯〉，頁229。

84 李珥所引《朱子語類》之原文為：「問『弘毅』。曰：弘是寬廣耐事，事事都著得：道理也著得多，人物也著得多。若著得這一箇，著不得那一箇，便不是弘。且如有兩人相爭，須是寬著心都容得，始得。若便分別一人是，一人非，便不得。或兩人都是，或兩人都非，或是者非，非者是，皆不可知。道理自是箇大底物事，無所不備，無所不包。若小著心，如何承載得起。弘了卻要毅。弘則都包得在裏面了，不成只恁地寬廣。裏面又要分別是非，有規矩，始得。若只恁地弘，便沒倒斷了。『任重』，是擔子重，非如任天下之『任』。』又曰：『若纔小著這心，便容兩箇不得。心裏只著得一箇，這兩箇便相挂礙在這裏，道理也只著得一說，事事都只著得一邊。』僩。」參見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35，〈論語17〉，頁33。

85 朝鮮．李珥，《栗谷先生全書》（收入《韓國文集叢刊》，第 44 冊），卷 7，〈辭大司諫兼陳洗滌東西疏己卯〉，頁134。

書〉君子必要全勝小人的二元對立思想，反引《朱子語類》中更圓融、廣闊之視野來分析，然而最終結果是眾人並不接受李珥這種論述，反認為「天下安有兩是兩非之理乎」？導致調停無效，

最後「朝局一渙而不可復收」，黨爭越發嚴重。

實學大儒李瀷（號星湖， 1681-1763）也因為家族的親身親歷，對黨爭之禍體會更深。星湖追溯了朝鮮黨爭的歷史：

自宣廟以來，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又分為八。世傳雲仍，仇賊殺死，同朝而進，並巷而居，有至老死不與往來。⁸⁶

如星湖所述，朝鮮黨爭自宣祖國王東人、西人兩黨分裂以來越發嚴重。韓末儒者李建昌（ 1852-1898 ）也著述專論黨爭的通史

《黨議通略》。他在序論中，強調著作本書的關鍵原因，正是由於朝鮮王朝黨爭嚴重，黨爭成了朝鮮王朝的「時代特色」，因此「修正史者，必先撮畧黨議，仿馬書、班志別為一部，然後其佗可整理而不紊」。⁸⁷放在東亞史比較的角度來看，朝鮮黨爭更是各國歷代都未曾有過的「至大、至久、至難言者歟」。⁸⁸

（二）「正人君子則必無黨」：仁祖國王對朋黨論述的批判

朝鮮王朝大臣之間激烈的黨爭，讓歷代朝鮮國王深為惱怒，

因此朝鮮的國王也開始想著手解決黨爭問題，而對李珥以來的

「朋黨」論述開始有所批判，第一個最重要的例子，就是朝鮮的仁祖國王。

如同中宗國王乃透過推翻前任君主才得以即位一般，仁祖繼位前夕的東北亞乃多事之秋。努爾哈赤（ 1559-1626，1616-1626 在位）

已控制遼東，對明朝和朝鮮步步緊逼；光海君（李琿，1575-1641）對明朝和後金奉行兩端外交，促使朝鮮內部黨爭進一步激化。⁸⁹

86 朝鮮．李瀷，《星湖全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第 199 冊，首爾：韓國景仁文化社，1999），卷45，〈論朋黨〉，頁328。

87 朝鮮．李建昌，《黨議通略》（서울：자유문고，1998），頁14。

88 朝鮮．李建昌，《黨議通略》，頁377。

89 十七世紀的朝鮮政治局勢與東北的國際秩序有高度複雜性，學界在研究上也有不

1623 年，在仁穆王后（ 1584-1632）及南人黨勢力的協助下，光海君的親侄綾陽君李倧率人以救火為名攻入慶雲宮，廢掉光海君，親明的李倧即位為新王，是為仁祖，史稱「仁祖反正」或

「癸亥靖社」。仁祖即位後，被廢黜的光海君也被流放到江華島。⁹⁰ 由於明邊將毛文龍（ 1576-1629）向明廷提供了自宗室至八道臣民共稱仁祖為恭順的情況，仁祖也不斷派人到北京乞頒冊封，最終明王朝衡量了得失利弊，冊封其為朝鮮國王，並未追究其擅立之罪。⁹¹

複雜的歷史情勢，致使本來就已經嚴重的朝鮮黨爭，在光海君到仁祖這段期間越發激烈，《五洲衍文長箋散稿》對此記載如下：

光海即位，西人與南人具失勢。未久北人又分大北、小北。 …… 癸亥，仁廟率西人金瑬、李貴、洪瑞鳳、張維、崔鳴吉、李曙、具仁垕等反正，盡戮大北。於是西人執命而通用南人、小北。然自後小北不能自立。或為南人、或為西人，而以小北名者至小，而不可復振矣。仁廟以反正功臣多驕恣，欲抑强扶弱。⁹²

光海君一朝黨爭就已經激化，仁祖反正後，為求鞏固自己地位，

一方面亟欲求得明帝國之冊封；另一方面，則急於消弭朝鮮內部黨爭，壓抑功臣，致使仁祖國王在即位之初，就公開表達自己對

「黨」字的反感與厭惡：

檢討官趙希逸曰：「朋黨甚可畏也。然黨有君子、小人之分，人君亦當慎擇而已。君子同道之朋，小人亦以黨目

在文檔中朝鮮君臣對朱熹〈與留丞相書〉詮釋爭議之分析 (頁 2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