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言，社會之文化發展，可能來自社會主體、國家主體，亦可能 來自具有延續性之「歷史主體」。此一「歷史主體」，若謂存在於任何時段、
任何社會，為社會延續之當然結果，此固不然。然如社會之凝聚，來自社 會成員對於該社會所累積而有之「歷史記憶」、「生活方式」、「價值理念」
或「宗教信仰」之高度認同，則可能使此項牽涉「個人心理」與「集體意 識」之因素，與其所連帶產生之其它因素結合，發揮複合之作用力；從而 影響與社會發展相關之「概率之趨向性」。此事則屬可能。若然，則歷史本 身，將考驗此種造成「社會凝聚」之認同方式，是否足以延續，且成為維 繫此一社會之關鍵因素。
至於此所指涉之「文化認同」與「歷史認同」，如何發生？如何擴散？
如何轉化？如何消失？其所牽涉之心理因素為何？則是一極為複雜之問 題；其本身，即成為一需各學科分別加以研究之對象。
今若進一層依此為分析，則對於經歷帝制崩潰，以至社會重整之現代 中國而言，所謂「中國史之新研究」，即可存在另一重不同於「世界史意義」
之「中國史意義」。30此一重意義之發生，源自前文所敘及中國長久以來，
本已存在之「文明意識」與「歷史意識」，乃至其在「現代」之延續。而其 展現之方式，則是將中國史研究之「詮釋結果」，與其成員自身之「現代意
30 此處所指言「歷史意義」之雙重性，與布萊德雷所謂歷史係結合「作為時間中之事件」
之「客觀」意義，與「作為人心靈中之回憶」之「主觀」意義之論法，非屬一事。布萊 德雷之說，參見Francis Herbert Bradley（1846-1924）, The Presuppositions of Critical History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68, p.11；中譯本，﹝英﹞F. H. 布萊德雷 F.H. Bradley 撰，
何兆武He Zhaowu、張麗豔 Zhang Liyan 譯：《批評歷史學的前提假設》Piping lishixue de qianti jiashe（北京[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Beijing daxue chubanshe]，2007 年），頁11。
識」（modern consciousness）相結合，由是產生以「中國之未來」作為自身
「『存在』想望」之目標；並由此堅定其行動之意志。
此種連結之複雜處，在於意識中屬於「現在」（the present）之因素與 屬於「過去」（the past）之因素之相互滲透與糾結；以及其所作用於個人心 理之方式。環繞於「過去」之記憶，對於中國現代之「智識心靈」而言，
乃一既期待割裂，又不欲拋捨之「自我」（self）；於此反映出一種似虛擬而 又似真實之「歷史感」。
此種複雜之心理，對於不熟悉「中國思想史」之學者或評論者而言，
極易將之詮釋為：其來源，僅是出於亞洲民族遭受「資本主義式帝國主義」
（capitalist imperialism）勢力侵擾、衝擊下所產生之「現代民族主義」
（modern nationalism）；而其所帶動之影響，則止是一種「價值觀」之普遍 作用。31
以上兩說之主要差異，在於：中國長久以來，即已存在之「文明意識」
與「歷史意識」，不僅有一延續之社會共同體，予以支撐；且此意識之來源，
乃出自世界各文明中少有之極為豐富之文獻史料與思想性、文學性著作，
因而於其所產生之「思想導引」之作用上，與一般性之「民族主義」，乃至 寬泛義之「文化影響」不同。此一思想之導引作用，具有三項可予分析之 特質：
首先在於：賦予一切「社會想像」（social imagination）以「歷史」之 向度。
此一說法，並非單純意指「思惟者」於所有之社會學議題，皆試圖以
「歷史社會學」之方式，予以深化；而係指其運用「社會學思惟」以建構
「社會想像」時之一種思惟方式之增添。
蓋就「社會學」論述而言，有一必要之背景場域，即是一種屬於靜態 之「社會設置」（social setting）與「社會脈絡」（social context）之概念；
即使於分析論者所自持之觀點之轉變時，亦是於「靜」中觀「動」。然如思
31 關於經濟發展中「文化」作用之個案與類型性研究，參見 Lawrence E. Harrison: Samuel P.
Huntington ed., Culture Matters: How Values Shape Human Progress.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2000；中譯本，﹝美﹞塞繆爾‧亨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勞倫斯‧哈里森 Lawrence E. Harrison 主編：《文化的重要作用：價值觀如何影響人類進步》Wenhua de zhongyao zuoyong: jiazhiguan ruhe yingxiang renlei jinbu（北京[Beijing]：新華出版社[Xinhua chubanshe]，2002 年）。
惟者本身，受其歷史詮釋觀點之豐富性與不確定性之影響，而產生動態之 移動，則其所發展之「社會想像」，即可能因此一「歷史向度」之加入，而 成為動態。中國現代思惟中之「革命意識」之持續成為動態，即是此種「現 實」與「歷史」混合之產物。
其次在於：「個人價值觀」之融入於「集體意識」（conscience collective/
collective conscious）。
「個人」與「群體」之關係，對於中國之傳統思惟而言，涉及「社會 之整體性」與「人倫之分殊性」兩項概念；道德之個體性、私人性與義務 性，政治之「無可逃避性」，與政治網絡中屬於個人之「選擇性」等種種理 念，因此獲得強化。
所謂「社會之整體性」與「人倫之分殊性」之概念，就前者言，反映 人類於期待分享「存有價值」時之存在想像，及所謂「共同福祉」之觀念；
就後者而言，即是人以其情感之自然狀態所延伸之相對義務，定位「個體」
與其它「個人」間之關係。
至於所謂「道德之個人性、私人性與義務性」之理念，就「個人性、
私人性」而言，即是主張真實之道德，係來自個體之「自由」、「自身」與
「自覺」；不涉及強迫性之規範。而所謂「政治之無可逃避性與政治網絡中 屬於個人之選擇性」之理念，則是強調人之「道德性義務承擔」，雖於原則 上，普遍存在於所有生活領域，然作為精神生活中之獨立個體，則應擁有 不受侵犯之私人空間。以上各項，構成中國士人之「世間」概念，及所謂
「處世之道」之價值信仰。
唯對於現代之中國智識份子而言，傳統以來之「自然中之人」（man in Nature）之「人性」觀，為「社會中之人」（man in society）之「共命」觀 所取代。於是遂使價值思惟由「性」轉向於「命」；個人所原本擁有之道德 空間，大幅受到約限。個人價值觀中之「自由義務」，於社會運動、政治運 動之影響下，開始轉化成為集體意識中之「集體使命」。
第三項，則是：一面藉「歷史批判」以切割「古」、「今」；一面藉歷史 主體之「延續性」概念，以重新建構自身之新的「主體」，並以「主體發展」
之自我認知，作為詮釋「當前現實」之方向性之基礎。
此一思惟之具體化，最為明顯之呈現方式，即是於政治語言中持續傳 達之一種具有「集體性道德」義涵之「意識形態」之宣示，及以新的「主
體意識」為主軸之「現代史論述」。「現代史」之於中國，開始成為一種具 有普遍影響力之新的「歷史意識」。
四、作為「國家未來」之中國與作為「文明未來」之中國
歷史詮釋於中國史研究所展現之「雙重性」，一方面顯示「歷史研究」
之客觀性與主觀性，其相互間之關連，並非於任一詮釋者之詮釋中，皆屬 一致。「批判史學」之成為可操作之方法，亦必須兼及「歷史詮釋學」之分 析。32因此史學議題與史學論述，亦無法執一端以盡其餘。
對於延續「世界史議題」之「中國研究」而言，中國史之無法以比擬 於「直生論」之「演化說」，33或「唯物史觀」之「五階段論」，34加以充分 詮釋，而仍可大致適用「三階段式」之分法，顯示人類文明之發展，於不 同階段、不同情境，存在不同類型之「優勢因素」；歷史研究有可會通，而 無從演繹。中國於現代之轉型，受惠、得益於「世界史」視野之援入；然 亦於同時，因歷史詮釋之不能皆當，與自身歷史意識之糾結，使其於發展 之過程中，無法達至高度文明社會所應有之「均衡」與「清明」。以是中國 之未來，猶是憂、喜參半。而有關其前景之判斷與解析，則可分為「國家 未來」與「文明未來」兩端，加以論述：
以「國家前途」而言，中國經歷「現代化」之轉折，重構其「國家」
體制，並於其間鞏固其本有之「民族」意識，並轉化其所得自於歷史之「文 明意識」與「歷史意識」，使「國家」成為一種「信仰」；以此而言，此一
「俗世性」之價值觀點，雖非於任何思想之場域，皆凌駕於一切關涉「理 念」之信仰，卻仍將成為其解決紛爭，與決定國家發展方向與目標之基點。
中國重新作為「大國」之事實，與由此而產生之自信，將使其業已形成之
「現代意識」，延伸、擴展成為一種「未來意識」。中國並無懼於以此姿態，
將自身投入於世界未來之競爭環境中。而中國厚積於過往文化與現代經驗 之「治術思惟」與「戰略思惟」，亦仍將延續於未來。中國即將真正成為世 界之強權。
32 布萊德雷曾謂歷史之「客觀」意義，與其「主觀」意義，係自然結合為一體；其論中未 分 辨 「 詮 釋 者 」 立 場 之 差 異 。 布 萊 德 雷 之 說 ， 參 見 Francis Herbert Bradley, The Presuppositions of Critical History, p.11；中譯本，﹝英﹞F. H. 布萊德雷 F.H. Bradley 撰，
何兆武He Zhaowu、張麗豔 Zhang Liyan 譯：《批評歷史學的前提假設》Piping lishixue de qianti jiashe，頁 11。參註 30。
33 比擬於「直生論」之「演化」說，參註 11。
34 參註 9
唯對於中國而言，維持一歷史經驗所總結之「高而不亢」之自足方式，
仍是其最高原則；故亦不致將自身驅迫成為一「帝國主義」式之發展形態。
中國以「政治思惟」之角度，取汲於其歷史經驗，將於未來成為其歷史研 究中之要項。
唯以「文明前途」而言，中國之於現代，以一種「停滯論」之觀點，
批判其所指稱於中國傳統社會之「結構之封建性」與「思想之闇昧性」；並 以頗為粗糙之方式，解讀一切與「價值論述」相關之文獻語料。此一發展，
雖就其觀念之成習而言，仍於「故舊」有所承襲；然僅存框架而失其內蘊，
不免使中國積累之文化創造力，逐漸減弱。未能因於社會之轉型，使其精 義，亦能適應、結合於現代之文明形式，從而有所發揮。於此狀況下，層 累、混雜之思想因素，反將使中國龐大之社會，面對未來社會動力不斷增 長時，不斷出現思想之紛爭，且難於止息。其中「個人」與「社會」間相 互關係之議題糾葛，即是一項。於此形勢下，中國為取得「治理正當性」
基礎之穩固，逐步將「現代」與「古代」之切割弭平，以深化其所業已建 構之「歷史主體觀」，蓋為一可能之方向。
基礎之穩固，逐步將「現代」與「古代」之切割弭平，以深化其所業已建 構之「歷史主體觀」，蓋為一可能之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