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學術傳統中，儒學的勢力極大，經學影響亦深入各個領域。以本
60 筆者所述的兩種區分並非截然不同，只是偏重點不同。也就是說王士禎並非完全無學，
施閏章亦非完全無才。只是兩者在型態有所分別而已。
61 當然陸九淵與朱熹的差異相當複雜，其差異並不止於工夫修養論方面，在此僅以這兩 個概念加以簡單說明。
62 《總目》對王士禎雖言其詩「自然高妙」，但亦表示若將王詩「較以《十九首》之驚心 動魄，一字千金，則有天工、人巧之分矣。」(《總目‧精華錄》提要，卷 173，頁 4528。) 可見古詩十九首較王詩更加的「自然高妙」。
63 《總目‧懷清堂集》提要，卷 173，頁 4543。言：「今觀二家之集，朱彝尊學問有餘，
而才力又足以運掉，故能鎔鑄變化，惟意所如。右曾才足肩隨，而根柢深厚則未免稍遜，
齊驅並駕似未易言。」對浙中詩派的湯右曾與朱彝尊兩人的評論就認為湯才與朱相近，
但根柢稍遜，所以詩的成就也不如朱。這即是根柢與詩的成就相關的例子。
文所論及的範圍而言，四庫館臣的根柢觀雖由經學而發但不僅止於經學，其對於 文學討論的影響大致有以下三點：
一、論述方式的援引：有些原出於經學論述時所使用的對比與方式，《總目》將 之援引至文學的相關討論。如將「根柢」與「空談」的對比、對「語錄」的 不滿、對朱熹與陸九淵學術性格的比較等等，從這些詞彙最初使用的場域來 說，原是用於經學爭論上的論述。但四庫館臣在對文學的相關討論時，亦常 使用這些名詞概念來說明或支持其論斷。雖然未必全然合於原本經學中所使 用的意思，但這種跨越不同學術領域的援引，即見其受到經學的影響，亦同 時增加了討論文學內容的豐富度。
二、文學成就的判斷標準：四庫館臣以漢學之姿攻擊宋學最力的不外兩點：束書 不觀空談心性與不近人情，故《總目》中有針對性的以主張博學返古與通情 遂欲予以反駁。在博學返古方面，《總目》對學有根柢的作者文章幾乎毫無 例外的加以褒揚，而對空談心性者多所批評。又對因理學盛行而產生的「惟 涉理路」的詩風大加批評，認為以理為詩是不近人情的主張，故必去之而後 快。這些對文學成就的評斷無疑是受到其經學立場的影響。若從文學價值的 本身是否受到重視觀點來看，經學家(尤其是道學家)因其本身學問焦點多集 中在對天理、政治、學問等等的討論上，所以對文學創作不以為意甚至多所 貶抑。這種情況自揚雄將賦視為「童子雕蟲」而有「壯夫不為」64的鄙視與 後悔至程頤「作文害道」之說，雖強弱不一，但均對於用心力於文章辭賦沒 有好感。四庫館臣雖以經學名家，但是其不廢文學，並進一步提供了文采為 人情所喜一個根源性的說法，這可以說是為藝術美感的價值在人間的價值譜 系中提供了更堅實的基礎。
三、由根柢觀發展而出的文體風格與創作論述：經學家通常較具學問根柢，所以
64 揚雄：《揚子法言‧吾子》(臺北：商務印書館，1979 年《四部叢刊初編》本)，卷 2。
其文章中引經據典，毫不空言。但《總目》也注意到經學家之文學成就類型 畢竟與文士不同，根柢對文章與詩兩種不同文體的影響亦有差別，《總目》
認為學識對不同文體在創作上所產生的效果即不盡相同。更進一步來說，不 同類型的作者與詩作是否同樣需要深厚的學問根柢亦不可一概而論。若從文 學理論史的角度來看，從《文心雕龍》之後即少有兼備深入論述各種不同文 體的著作。一般而言，論詩者多而論文者少，論詩者亦常將其對詩的主張延 伸至其文論，更無論兼論詩文時能將詩文兩者分離而各論述其在創作上的種 種不同。四庫館臣在撰述《總目》之時，面對歷代眾多不同的文學品類與作 者，自然有較寬宏的視角，不但不會以一蓋全，且能深切了解各種不同的文 體自有其理路。故不但從創作論的角度上分別了學識根柢對詩與散文不同程 度的影響，也間接的從作者論的角度區辨了不同類型的作詩者各自的持色。
這對通常傾向以單一化視角來涵蓋所有文體的創作論而言，《總目》所展現 的不啻是個更完備也更複雜的文藝理論體系。
《總目》代表了清乾隆時期重要的學術成就與看法，其以儒家經學觀為骨 幹的觀點固無庸贅言，但其亦對文學問題有種種深入的討論。這些問題不論是受 經學觀影響而發，抑或是原即為文學內部早已存在的討論，四庫館臣再援用經學 概念、用語更以豐富其論述內容。《總目》中的文學思想因牽涉到不同領域間所 產生的交互影響，確值得我們繼續深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