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無可選擇，必須死節以報君，此時君主究竟是所有女真人的領導 者，還是金國所有人民的皇帝，從這些死社稷、死國家的女真進士有限 的傳記資料中，很難看出清楚的分別。對於世宗女真政策成敗的評估，
可能必須將章宗朝以下，君主對「女真認同」與「君權獨尊」孰輕孰重 的看法與施政方向，作通盤檢討之後，才會有較為明確的答案。
四、結語
金初未有文字。世祖以來漸立條教。太祖既興，得遼舊人用之，
使介往復，其言已文。太宗繼統，乃行選舉之法，及伐宋，取汴 京籍圖，宋士多歸之。熙宗款謁先聖，北面如弟子禮。世宗、章 宗之世，儒風丕變，庠序日盛，士繇科第位至宰輔者接踵。當時 儒者雖無專門名家之學，然而朝廷典策、鄰國書命，粲然有可觀 者矣。金用武得國，無以異於遼，而一代制作能自樹立唐、宋之 間，有非遼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傳》曰：「言之不文，
行之不遠。」文治有補於人之家國，豈一日之效哉。91
以上是《金史．文藝傳》的序，傳中的人物大多是為金朝建立禮儀制度 的遼、宋士人。但是序中所論，卻可以放在一個更大的框架中去驗證。
以往學者討論金朝的「文治」，多從女真統治者對唐、宋的政府體制、
禮儀、文物的採納著眼，因此對這段文字中的「文」的解讀，是與漢字 完全連結在一起的。流傳至今的金代文學作品，似乎也可以印證這樣的 看法。然而值得進一步推敲的，是這篇序中「金用武得國，無以異於遼，
而一代制作能自樹立唐、宋之間，有非遼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
這一段話，強調金朝建立的統治體制，是與唐、宋並立，而非附從於唐，
或衍生於宋。那麼，金朝是以什麼為主幹，建構起獨立於唐、宋體制之 外的金制與金文呢？
本文嘗試從這個疑問出發，探討金代女真政權建立之時，開始逐步
91 《金史．文藝上》，卷125，2713~2714。
發展的文治傳統。但為了聚集討論的焦點，因此以世宗朝女真進士科的 設置為起點，一方面追溯其定制的過程，釐清其中因應現實的部分，與 發揮主政者理想的部分；另一方面探究相關人物的影響，所指的人物包 括直接建議者，也包括與制度的基礎──女真文字的創製與推廣──有 直接關係的女真臣僚。從這個部分的討論中發現，金初協助朝廷仿遼、
宋制度，並參以唐制而建立禮儀制度的幾位女真重臣，如完顏希尹、宗 翰、宗憲等，同時也積極於建立女真文字系統，記錄女真早期的法度、
習俗與歷史，並且在國際秩序中，也追求最高的中心地位。而與設置女真 進士科有直接關係的世宗朝女真官員，或直接是他們的後裔，或曾受他們 的賞識推薦，顯示金初建立文化上自主地位的努力，不止一直被實踐並傳 承；在世宗朝，更因為君主的加入，而進一步化為影響社會價值觀念的選 才制度。世宗不僅在女真進士地位的提升上具有關鍵性的角色，更重要的 是他利用大舉翻譯儒家的經典，擴大了女真文字運用範圍，並且充實深化 了女真文化的內涵。後者雖是一個借用的過程，但是世宗清楚地表示，
他之所以選擇這些典籍，是因為其中的道理和女真人純直的本俗是相通 的。
世宗推廣女真文字，強化女真認同，與振興女真猛安謀克的戰鬥力 都是為了因應此時來自草原的危機，有著十分現實的意義與目標。但是 當蒙古勢力已盛，且正式挑戰金朝權威之後，世宗的女真政策，例如強 化女真戰鬥力，加強與遼東女真之間的關係等，或者緩不濟急，或者有 實行上的困難，只有女真進士科一直施行到金末，而章宗朝以下數目漸 增的女真進士，是否仍舊能夠體現世宗對這個選取女真文治人才制度的 期望？本文探討的第二個焦點，就是女真進士在政治上的實際表現，以 檢討這個體現文治精神的制度對女真政權的影響。依照宰執、監察官 員、金末死節者幾個項目，嘗試建構女真進士的群體性格，及金朝國家 局勢的變化對他們的影響。所得的結果，除了可以肯定女真進士科為國 舉才的功能外，也略微可以看出世宗朝、章宗朝，以至宣宗朝女真進士 角色與地位的變化。世宗朝的女真進士因為受到世宗與女真宰執的特別 提攜，能夠成為國家重臣，而章宗朝晚期到宣宗朝，女真進士依舊能夠
成功扮演監察官員的角色，協助君主維護政權。但是無論是監察官員的 忠君，或是地方官員的死節，大多數人的事蹟中顯現的是對君主及其所 代表的國家的效忠。對於這個國家應當如何定位，如何存續，他們的影 響力似乎十分有限。雖然仍有女真進士在面對國家發展的重要關頭，能 夠不受君主意向左右，提出遼東為國家根本，必須保守的意見，說明世 宗藉由女真文字與科舉制度結合的政策，確實在部分女真進士身上，看 到既提升女真人治國能力，又強化女真認同的成果。但是若與金初完顏 希尹、宗憲等人欲「遠引前古，因時制宜，成一代之法」的視野與氣度 相比，不僅是格局小了許多，更重要的是以女真族群為主體的考量，已 經是諸多政策選項中的極少數。為何在世宗時期能夠總結前人的努力，
將女真文治體制落實為具體政策，而到了宣宗朝，讓女真政權退回遼東 的意見卻完全不能為女真君主所採納？其間的原因，除了蒙古勢力興 起，遼東故地已不在金廷掌握之中等客觀形勢的改變之外，似乎也必須 從君主的角度，對章宗、衛紹王、宣宗、哀宗朝的國家定位問題做全盤 探討。本文所提出的對女真進士出身臣僚的觀察，或可作為日後繼續研 究女真政治體制與國家定位之轉變的基礎。
（責任編輯：李如鈞 校對：鄒金芳 蔡文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