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從三個角度來剖析陳耀昌的《福爾摩沙三族記》，論證了此小說在歷史再 現上的特色。一、荷蘭、原住民、漢人三大族群交替的多元敘事觀點；二、鄭成 功的摹寫上所具的通俗面向；三、以女性（特別是虛構的女主人翁瑪利婭）為中 心的成長故事。在多元書寫方面，三族所分配到的篇幅其實並不平均，敘述的精 緻度也不大一致。或許作者個人有所偏愛，也或許是因素材的侷限，不過大抵符 合作者在楔子所言，台灣的歷史一開始便是一部世界史。荷蘭時期的三十八年，
三大族群即無時無刻地互動，相互合作，也相互競逐。筆者援引葛里桑的「關係 詩學」來進一步闡述各族之間的動態關係，並採新歷史主義的立場，說明文學和 歷史同樣受制於敘述者的觀點和修辭，難以完全地一刀兩分。在鄭成功的描繪上，
與小說的多元敘述異曲同工，鄭的形象具有不同層次，善戰多情兼有，雄姿英發 的自負背後有著不足為外人道的對母親的欲求和寂寥。至於女性的刻劃方面，尤
37 關於荷蘭帝國在亞洲的離散現象，可參見 Howard J. Wiarda, The Dutch Diaspora: Netherlands and Its Settlements in Africa, Asia, and the Americas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7) 第八章。
38 當時的語境下，黑人常被貶抑，因此對於在美國生活的黑人來說，他們心中的黑人認同 和美國人的認同難以共存。一方面他們從黑人的角度型塑認同，但另方面也透過他人（白 人）的視角看自己，故有「雙重意識」。參見W. E. B. Du Bois, The Souls of Black Folk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9)。
其是敘寫瑪利婭和陳澤部分的文字，下筆情深意重，在生理政治層面上多層展 演，不但包含了天上人間，也兼顧俗情倫理，為全書最富小說感與想像力之處。
歷史的書寫多以古鑒今，但《福爾摩沙三族記》以今溯古，一路往前追溯 到荷蘭台夫特的宣教士來台，從多元視角與（荷蘭）女子的觀點重新梳理了在 大漢本位下甚少詳述的荷治「史前史」39。自解嚴以來，台灣的本土論述挾以 後殖民論述漸成論述主流。福佬人的文化國族主義從膨脹、激進，到逐漸的自 省、開放，對認同的討論漸趨寬容。然而，當原住民族群因著他們的在地時間 最長，而被視作建構台灣本土性的終極元素時，我們必須反思是否陷入本質化 的危險（即原住民本身隨著歷史的演變，已是文化同化或族群融合的結果），也 必須更審慎地去看待在地性（indigenity）和文化本真性（authenticity）與合法 性（legitimacy）間不必然的對應關係40。歷史的偶然，延展出在台灣土地上先 來後到的生活經驗，十七世紀的福爾摩沙見證了至少三個族群的互涉關係。在 同一時空和語境中，如何敘述這段共有的歷史（shared history），怎樣再現這「同」
而不化約當中的「異」不啻是文學家與史學家的一大挑戰。
一個族群的認同，國族與自我認同亦然，不可避免地以另一族群作為他者 而建構。自我與他者的關係已有不少理論可供參考，例如「他者」的理論宗師 拉康的心理分析指出，孩童們的自我形象的認知從與鏡像的自己分裂或異化而 生41，傅柯則以社會結構或機制的權力宰制來解釋，叩問誰決定孰謂他者？誰 有權再現他者？又，敘述或書寫他者的背後又存有什麼動機？以何種方式來再 現42？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則反省西方哲學壓抑「他者」的傾向，大
39 歷史敘述本身難以完全客觀中立。標榜「荷治」本身已暗指了漢人和原住民的退位。同 理可證，先前的教科書指鄭成功「收復台灣」，但若原不歸鄭氏，何來「收復」。若說他
「驅逐荷蘭」，則難免漢人本位。就新歷史主義來說，每一次的敘述，不論有意無意，都 不全然是過去真實的重構，而是詮釋的結果。
40 邱貴芬曾為文探討台灣原住民文學「在地性」意義的生產問題，參見 Kuei-fen Chiu, “Empire of the Chinese Sign: The Question of Chinese Diasporic Imagination in Transnational Literary Productio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7, no. 2 (May 2008), pp. 593-620。但我們可進一 步追問「在地性」和「本真性」不見得等同。
41 參見 Jacques Lacan, “The Mirror Stage as Formative of the Function of the I as Revealed in Psychoanalytic Experience,” in Écrits: A Selection, trans. Alan Sheridan (London: Tavistock, 1977), pp. 1-7.
42 參見註 15 的兩本傅柯專書。
力疾呼「為他」的倫理學43。重回十七世紀的歷史現場，如何再現當時原、漢、
歐三族匯流於台灣島上的痕跡，《福爾摩沙三族記》多元的敘事放到傅柯和列維 納斯的框架下思考，意義最為明顯。
若採傅柯式的解讀，那麼這部小說是單一漢人敘述的拒斥，也是逸出國族 英雄史的人的故事。從列維納斯的「為他」呼籲來談，或可將之視作「為它（台 灣）」的一次以土地為主的，關於不同族群的「關係詩學」的實驗與實踐。而在 此層次上，我們不妨也將德里克（Arif Dirlik）的「以地域為基礎的想像」一併 列入思考44。《福爾摩沙三族記》以台灣為基礎，想像了一個有別於一般漢族男 性史觀之外的，一個具多重認同的荷蘭女性為開端的版本。台灣作為多個族群 命運交織，利益相互角力的場域，歷史本為錯綜多元的，也因此，其歷史再現 勢必是開放而多視角的。以台灣作為最大的公約數，去探究其背後族群混融的 豐富層次，權力糾葛，政權更迭，而盡可能避免粗暴地以單音線性史觀將其台 灣的過去扁平化、政治化，或可為小說參與歷史之意義的最佳總結。
43 參見 Emmanuel Levinas, Totality and Infinity: An Essay on Exteriority. Trans. Alphonso Lingis (Pittsburgh, PA: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1969).
44 Arif Dirlik, “Place-based imagination: Glob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Place,” Review (Fernand Braudel Center) vol. 22, no. 2 (1999), pp. 151-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