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乙酉年間，明社傾覆，面對降清或護明的課題，大量士人快速作 出判斷，或自殺殉國，或毀家抗清，在歷史上留下激烈頓挫的身影。隨著清 人入關日久，政權日益穩固，抗清勢力相繼瓦解，死社稷、死封疆的強力主 宰性固然逐漸鬆動了，但徘徊於舊朝與新政之間的身分認同問題依然持續籠 罩數十年。128清帝恩威並濟，以仕途功名和酷烈獄案雙向施壓，陳去病〈明
125〈復遷〉，《紫芝軒逸稿》，頁 342。
126清‧楊賓《柳邊紀略》：「漢人之以罪至者，雖與漢軍不同，然每與漢軍為伍。」卷 4，
頁 93。
127清‧吳兆騫〈上母親書（二）〉：「祁奕喜於丁巳十月初六日自烏喇逃歸故鄉矣，可與大 兄知之。」《歸來堂尺牘》，《秋笳集》附錄，頁 297。案《歸來堂尺牘》中共收〈上母 親書〉七件，筆者懷疑此書排序有誤，應在言及烏喇演習水戰之第四書後。又「丁巳」為 康熙十六年，疑為「丁未」康熙六年之誤。
128請參見李瑄，〈清初五十年間明遺民群體之嬗變〉，《漢學研究》23.1(2005.6): 291-324。
文中由清廷對漢族士人政策的不斷調整、明遺民群體的分化與其成員心態的變化二個視點，
對清初五十年間明遺民 體的嬗變過程進行動態考察。
遺民錄自序〉即曾指出宋亡後「其為遺民也易」，明亡後「其為遺民也 難」。129遺民們在有限的選擇裡掙扎取捨，如劉宗周、陳子龍扶立南明政權，
而後在事不可為的困境中相繼殉節；張岱在明亡後匿跡山中，執著於追尋如 夢的記憶，藉由撰述《石匱書》支撐存活的意志；方以智初期避居嶺南，返 鄉後為抗拒順治朝廷的舉薦，選擇了皈依佛門；朱之瑜參與鄭氏營隊失望後，
遠赴日本以傳揚文化自解；種種案例，俱可見出個人應世的姿態受制於客觀 局勢的變動，也關聯著政治身分的選擇、自我價值信念的維護，是一樁極其 複雜艱難的課題。上文觀察祁班孫從寓山到寧古塔的行跡和言說，也同樣見 證著這一份艱難。
學者論述康熙朝的東北流人，多以吳兆騫、方拱乾等人為中心，對於祁 班孫每簡筆述及而已。然而祁氏與二人的政治立場不同，如清帝詔遣侍臣致 祭長白山，吳兆騫有〈封祀長白山二十韻〉、〈長白山賦〉，130後者洋洋數 千言，詞極瑰麗，藉使臣歸獻天子，用以歌頌帝國之統一。方拱乾父子於清 初即已準備為新主效力，131屢屢卑顏感謝朝廷寬宥己罪減死免等。方氏順治 十六年出塞，二年後以認工赦歸，期間聞海上軍興，〈聞江南寇信〉云：「大 廷正神武，小寇乃紛紜」、「絕域翻安堵，兵戈無是非」，132對抗清活動冷 漠，以「小寇紛紜」指義軍活動。其後〈得江南消息〉：「欣聞奏凱紓宵旰，
到處長揚簇管弦」，133甚且為清軍擊敗鄭成功的海上勢力而欣喜。論者所謂 此期流人的「深層心態」：「對皇朝的依附才是他們出關前後都未曾動搖過 的信念」，134對於吳、方諸人而言，對新朝的依附導致他們被強迫中斷了仕 宦之路的惶惑和焦躁，是以向新朝示好並期待赦免，也成了必要的表態。然 而班孫則因志圖恢復，涉嫌通海而流放，清人入主中國是班孫所痛心的現實，
這樣的詮釋並不適用於班孫。在明清易代之際，他以十餘齡的少年選擇作為 舊朝的遺民，從而展開從寓山到寧古塔的兩地人生，祁班孫既熱鬧又孤獨地
129謝正光、范金民編，《明遺民錄彙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附錄，頁 1367。
130〈封祀長白山二十韻〉，《秋笳集》，頁 127。〈長白山賦〉，《秋笳集》，頁 13-18。
131馬大勇，〈流放詩人方拱乾論〉，《黑龍江流寓人士傳記資料輯錄》，附錄，頁 927-938。
132清‧方拱乾，《何陋居集》（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7），頁 85。
133清‧方拱乾，《何陋居集》，頁 134。
134王宏剛、米治國等合著，《東北文學史論》，頁 174-175。
走自己的路。
楊越、李甲與班孫同案同行，三人應有較相契的態度和心境，可惜李甲 影像較模糊，未見詩文傳世，楊越行事見諸載記，惜只存詩三首。楊越流放 初期仍有詩作，然據楊賓追記，他乃主動「投筆焚硯」，放棄以詩歌來言說 流放際遇心境的管道：
康熙初，先子坐張魏之獄，徙於此。倡滿漢人耕與賈，而教之以禮義，若 無所苦者。然九死餘生，加以國破家亡之感，憤懣抑鬱，發為詩，往往 驚其座人，不以為怪，則以為不祥。於是投筆焚硯，不復有所書。135 楊越所以焚棄筆墨，不復有所書，潛伏著幾重可能的原因：
其一，楊越參與抗清活動，並因此而獲罪遠徙，國破家亡，豈能無感，
憤懣抑鬱，發為詩歌，原是文士抒情言志的自然表現。然而「不以為怪，則 以為不祥」的讀者反映，136促使楊越必須有所抉擇：或者不再作詩，避免招 來更大的不祥；或者繼續作詩，但要刻意選擇題材，改變表現方式。楊越選 擇了前者。何況作為一位能問俗、化俗的文化實踐家，楊越在融合滿漢文化、
執行社會救濟的行動上發現新的意義，心力專注於斯，是以逐漸捨離詩文技 藝的馳騁。
其二，楊越如同吳兆騫，為巴海將軍所尊禮，「延教其子。將軍之子拜 床下，諸少年無不拜者」，137既與滿清族人與統治者建立友誼，回顧鄉居當 年的抗清活動，想必有時異事異的體認。138國族命運與個人命運的糾結，產 生如此巨大的轉變，非任何個人所能預知或主導。是以回顧之際，每一詩文 都只是留下了書寫當時片段的感受和判斷，無法充分說明生命轉折的過程，
然則，留下詩文，只是徒然令閱讀者在片段的資訊中迷惘或誤解。
其三，楊越生平詩作，筆者僅見〈題像詩〉三首絕句，139作於六十六
135清‧楊賓〈自序〉，《柳邊紀略》，頁 10-11。
136楊賓曾云其叔父即以楊越以詩賈禍作為鑑戒，禁勿為詩。見〈晞髮堂詩稿自序〉，《楊大 瓢先生雜文殘稿》，頁 8。
137清‧費密，〈柳邊紀略序〉，《柳邊紀略》，頁 2。
138張玉興認為巴海、薩布素對流人特別是流人文士的禮遇，改變原有的抵觸情緒，以致拋開 個人恩怨，成功地促進了這一轉化的實現。〈巴海、薩布素與東北流人文士〉，《明清史 探索》（瀋陽：遼海出版社，2004），頁 499-514。
139清‧楊越，〈題像詩〉三首，載楊賓〈府君畫像記〉，《楊大瓢先生雜文殘稿》，頁 20。
歲，140北徙已二十餘年，其三云：「天南地北總為家，鶴髮松年未可誇。只 有生平堪自問，不勞腰扇向人遮。」流露安於北土、自問自評的心境，但另 一方面，卻仍不免有痛苦矛盾的情感，其一：「臥龍山畔鏡湖湄，夢見關山 覺後悲。」其二：「感慨當年萬事違，白頭異域料難歸。」除了思念鄉關，
還包括對通海一案的傷痛。對於通海事件，楊越應比其他人多了一樁矛盾心 事，他既與祁、魏等人來往，參與抗清活動，但鄭成功兵敗金陵，又與他的 兄弟楊懋經有關，懋經有武略，投效清軍，在梁化鳳營中，金陵突圍擊鄭有 功。141這恐非楊越所能預知與改變，在特殊的時代背景裡，父子、兄弟、朋 友之間，對故國與新朝各有認同，形成一種矛盾而又和諧的關係。而且，當 他與妻子北遣，各種生活物資賴懋經全力為他們備辦張羅，家中三位幼兒也 正是寄養在這位壞了義軍大事的兄弟家中，仗其撫育教養。懋經效忠清朝的 能力和軍功，竟成為參與抗清的楊越獲罪後的重要支撐。楊越到北地後，以 文化融合取代政治對抗，焉知不也是他用以回應兄弟關係的選擇。個人的思 鄉之情，無能迴天的故國之思，就深深卷藏在心靈的最深處，只在夢中偶一 流瀉。
他與清廷的關係，不若班孫對立鮮明，「投筆焚硯，不復有所書」，既 不書國破家亡之感，亦不歌頌新朝新政，而是以具體的教化行事超越對新舊 政權認同的矛盾，也可以說是企圖以更高的道德理性超越對一個朝代(無論新 舊)的忠誠表態。他在塞北二十餘年，不求赦免，不思脫逃，試圖走出獲罪遺 民在無可如何中的新路，展現了極為動人的生命格局。
相較於楊越的不言，《紫芝軒逸稿》留存了班孫北徙經歷中重要里程的 言說。班孫有意地通過大量書寫取得發言權，善用語文的力量宣說北徙行程 的見聞感受，於是政治身分上，他是殉國名臣之後，也是一位無力復國，被 動負罪北流的犯人，但文學身分上，他是一位擁有發言權的創作者和詮釋者，
自己決定著要藉詩文表達堅持眷顧舊朝的遺民立場，或者向新的統一帝國投 誠示好，或者迴避政治立場的表達，開出新的書寫場域。
從世居的江南走向塞外，相殊的氣候、迥異的地形、行進中的人事，都 足以構成新的書寫材料，班孫詩作中也處理它們，但是用意往往不是新經驗
140楊越生年，乃據楊賓〈府君畫像記〉中所記楊越畫像之年份與年紀推得，應生於天啟二年
（壬戌，1622），卒於康熙三十年（辛未，1691），享年七十。
141詳見清‧楊賓，〈九有公家傳〉，《楊大瓢先生雜文殘稿》，頁 39-42。
內容的展示，而是對既有選擇的補充與反省。
首先班孫表明對通海罪名以及被遣命運的態度，因不必再迴避參與事件 的身分，班孫反而獲得說明的機會。在〈入都〉、〈都中〉、〈出都〉系列，
皆曾表達了求仁得仁的無怨情懷，為自己獲罪流放尋求合乎儒家傳統價值的 解釋，以應然之義來承擔流徙的命運，「禍患至無因，返躬頗免怍」，142自 省無愧，是他用以對抗流放艱困遭遇的心靈支柱。它作為後起的詮釋，或許 不免有淨化美化之處，與最初的心態未盡吻合，但對於境遇逆轉的班孫而言，
通過言說重新彰明當年行動的意義，毋寧是支持自我尊嚴的方式之一。
班孫所抗拒的政權主宰著他的行程，他倔強地拒絕屈服，詩作中依然堅 持舊國遺民的視角，來觀看旅程中的事物。因此〈壬寅雜詩〉、〈入都〉等
班孫所抗拒的政權主宰著他的行程，他倔強地拒絕屈服，詩作中依然堅 持舊國遺民的視角，來觀看旅程中的事物。因此〈壬寅雜詩〉、〈入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