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群眾們在觀賞李 小龍在銀幕上奮力一擊，踢毁「東亞病夫」時，抑或聽聞新聞媒體興奮地以 洗刷「東亞病夫」民族恥辱，來形容中國體育選手代表在國際比賽時的傑出 表現時，大聲歡呼叫好、充滿洋溢「雪恥」的滿足之情的場景，成為屢見不 鮮的現象，不過是證實了，「病夫」在原初的風貌──改革者口中用來自我 批判和激勵「病國」的寫照比喻──已不再為人所熟悉了；代之而起的另一 種符號操弄，尤其是在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的推波助瀾下，使得「東亞病夫」
成為所謂國恥和民族之恥的象徵，是「他者」的無情惡意嘲諷，簡言之，是 一項邪惡的符號──在二十世紀初期被中國思想文化界「改頭換面」的「東 亞病夫」，經由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哺育」，已是「長命百 歳」，深植於近 代中國人的集體認同意識了。
本文以追本溯源的方式，從釐清「東亞病夫」在不同的歷史脈絡中的不 同意義，進而探討它在近代中國民族想像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們可以確認 19 世紀末期的甲午戰爭，促成了「東方病夫」說在西方輿論界誕生。由於目睹 當時清中國改革無效，內部問題重重，某些西方觀察家以西方慣用形容類似
65 向愷然(平江不肖生)，《近代俠義英雄傳》，頁168。
66 小說中描述俄國大力士在知道霍元甲的實力後，不敢接受挑戰而且即刻轉往日本，不敢在中國 繼續說大話傷人。有關近代中國文化史上，武術英雄何以成為替民族雪恥的代表人物的分析，
參閱我先前的著作，〈身體、國家與俠──淺論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身體觀和英雄崇拜〉，《中 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0卷第3期(2000)，頁87-106。
局面的鄂圖曼帝國(土耳其)的形容詞──病夫(Sick Man)，來形容表逹他們所 觀察的清中國當時的困境。當然，這樣的形容絶非恭維之詞，但它也不是惡 意中傷或無的放矢的謾駡。從當時中國輿論界的正面反應，尤其是致力於變 法維新者以「逆耳忠言」態度視之，也可以看出這項源自西方的清中國「體 檢報告」，是和中國維新人士對當時國勢危急的意見是一致的；中國思想家 也引用相同的比喻，來強調當時中國必須變革的迫切性和正當性。可是到了 二十世紀初期，國民改造成為政治社會改革根本的新思潮，尤其是強國必先 強種的思維，使得國民身體素質的檢討批評成為新的思想課題。在這樣新的 思想脈絡下，「病夫」的意涵在中國的思想文化界內，被操弄轉化成是針對 當時中國人病弱身軀的寫實形容，甚至成為中國作家的自我比喻；但是在另 一方面，隨著民族主義意識的高漲，「病夫」論的「外來性質」也開始被強 調。由於這些新的歷史因素影響下，「東亞病夫」產生的原始歷史背景和其 單純意義，漸漸為人所遺忘。在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滋養哺育下，「東亞病 夫」成為了百年來，中國人集體記憶中，代表著傲慢無情的西方人所一直掛 在嘴邊，嘲笑中國和中國人的羞辱名詞。簡言之，這一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
「成長轉化」的「病夫」，不啻是中國人所創造想像的「他者的詛咒」，轉而 為中國人集體認同意識中的「原罪」，必須以身體技能所搏得的榮耀，不斷 地證明其已被解咒，已被清洗。
為什麼「東亞病夫」會有如此大的魅力，讓近代中國民族主義者不斷地 召喚它以激勵人心呢？要回答這一複雜的問題並不容易，本文將從兩個面象 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首先，當近代中國民族主義漸漸高漲，「病夫」說的 外來屬性成為關注的焦點後，它就被詮釋為是西方帝國主義對於中國壓迫的 另一種呈現方式──優越意識的白種人用語言暴力羞辱中國人的歷史事 實。當這樣的觀點成為中國人民面對「東亞病夫」時，所預先被灌輸的信念 時，這四個字的符號所代表的意涵，就成為是西方人以作賤中國人身體、羞 辱中國人尊嚴的方式，來進行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另一種壓迫。在這種預 期的心態下，「東亞病夫」一詞和所謂上海租界公園的「華人與狗不得入內」
的告示牌，在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論述中的地位是類似的；他們的真實性或 實際內涵是不容質疑或分析的，因為他們已變成如同華格納的樂劇中，提示 著「窮凶極惡的壞蛋」出場的引導動機(Leitmotif)樂句，他們的功用已經被 設定是為喚起觀眾們對於「壞蛋」的負面情緒：要牢記「東亞病夫」和「華 人與狗不得入內」背後的黑手——西方帝國主義者。67
除了上述「東亞病夫」被定位為象徵西方帝國主義的語言暴力外，換另 外一個角度而言，「東亞病夫」之所以在近代中國民族集體記憶中「屹立不 搖」的原因，則應是它在中國民族主義的「受害者故事」(victimization narrative) 為主旨的近代中國史的敍事脈絡中，68
中國人體質急轉直下，是西方列強為了打開中國的大門，罪惡地向中 走私鴉片，並用武力強迫清政府簽訂喪權國不平等條約，從而使鴉片 貿易合法化，導致了上至皇清國戚，高官顯貴，八旗綠營兵丁，下至 庶民百姓，吸毒成癮，不能自拔，使國運陷入萬刧不拔的深淵，使國 人的體質遭五藏俱毁而不見血的摧殘，自始蒙「東亞病夫」的屈辱 稱 呼。
和其他的「角色」、「情節」安排的配 合度可謂相當合宜。這種配合性尤其呈現在和有關鴉片在中國近代史的角色 的解釋上。雖然大部分有關「東亞病夫」的討論，都痛斥其為西方人對中國 人的語言羞辱，可是也大都認同近代中國人體質病弱的說法；因而在解釋中 國人何以病弱時，往往就把「鴉片毒害中國人身體」和所謂「東亞病夫」現 象解釋為因果關係，進而產生如以下典型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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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有關「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真實性，和其與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關係的討論，參閱石川禎浩，
〈「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告示牌問題考〉，收入於黃克武主編，《思想、政權與社會力量》(台 北：中研院近史所，2002)，頁137-156；Robert A. Bickers, Jeffrey N. Wasserstrom, “Shanghai’s
`Dogs and Chinese Not Admitted’ Sign: Legend,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Symbol,” The China Quarterly, 142 (1995), pp.444-466.
68 有關受害者故事主 旨對 中國近代史書寫的影響討論，參閱Peter Hays Gries, China’s New Nationalism: Prid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p.43-53; Paul Cohen, “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 National Humiliation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Twentieth-Century China 27, no. 2(2002), pp.1-39.
69 前引高翠，《從“東亞病夫”到體育強國》，引文見頁9，其他細論和圖說見頁9-17。持類似
雖然梁啟超和嚴復等晚清思想家也認為鴉片有害身體健康，但是他們並沒有 將鴉片盛行的主因歸咎於西方(參見上引註 42 中，梁啟超對鴉片和身體健康 的看法)。但是類似上引民族主義論述的重點，則是很明確地強調鴉片貿易背 後的「黑手」──西方帝國主義。換言之，鴉片和病弱的身體在這樣的歷史 解釋脈絡中，均是曝露了西方暴力侵略的重要論證証據。70
在上述的民族主義歷史觀主導下，無論如何，西方是不可能在「東亞病 夫」的論述中缺席的：如果近代中國人的身體沒有病弱，那麼「東亞病夫」
證明為高傲的西方人「強加在中國人身上的帽子」，因此西方無疑是加害者(透 過語言暴力)；反之，如果近代中國人的身體真的是病弱不堪，那也主要是西 方人所造成的(透過鴉片的毒害)。更嚴重的是，在第二種情況下，西方人居 然又以「東亞病夫」二度以語言傷害其所殘害的中國人的尊嚴，使得中國人 成為雙重受害者，西方因而更是邪惡的雙重加害者。所以，西方在這項以「東 亞病夫」為主題的中國近代史論述中，是不可能擺脫掉其作為加害者的角 色，不僅因為它與「東亞病夫」之間已經被定型而牢不可破的詮釋關係，也 因為「東亞病夫」已成為了所謂鴉片戰爭開啟的近代中國「受害者」敍事史 詩中不可或缺的一員。
如果我們將上述的分析，和本文先前對於「病夫」說在晚清時期的面貌 的分析作一對比的話，我們將會驚訝地發現：當「病夫」在十九世紀被引介
的論點眾多，例如傅娟，〈十九世紀中英鴉片貿易合法化探析〉，《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第 23卷第2期(1996.04)，頁126-132；鄭志林，〈識“東亞病夫”〉，《浙江體育科學》，第21卷 第2期(1999.04)，頁50-54。
70 近來年已有中西學者重新檢討吸食鴉片和所謂國民身體素質的確切關連。不同以往將鴉片消費 者一律視為毒品的上癮者的看法，新近研究將鴉片視為藥品、商品、消費品的角色，以重估它 在當時社會中真正所發揮的作用和社會文化影響，而不再先入為主地以反鴉片者的立場和成 見，作為檢視鴉片在中國的歷史角色的研究起點。相關討論見，R. K. Newman, “Opium Smok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 Reconsideration,” Modern Asia Studies 29, no. 4(1995), pp.765-794; Lars P. Laamann, “Pain and Pleasure: Opium as Medicin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wentieth-Century China 28, no. 1(2002), pp.1-20；林滿紅，〈財經安穩與國民健康之間：晚清的土產鴉片論議 (1833-190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社會經濟史組編，《財政與近代歷史論文集》(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頁501-551。
至清中國時，它並沒有引起軒然大波和太多的激烈情緒反映，它甚至被接納 援引以激勵當時改革的決心；即使在它日後被引伸為是針對中國人身體素質 而發的評語後，我們還是可以看到改革者應用它來針對中國的各項缺點以促 成中國人反躬自省。可是隨著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到了晚近，「病夫」
已不再是改革者的夥伴，它也不可能是作家文人可以用來自嘲的符號；71
可是，也正是如今如此「耀眼」的「東亞病夫」，令許多不了解其歷史 變化的當代中國人，全然喪失了認清百年前，它還是相當單純的面貌的能 力。換言之，不少現代中國學者在解讀歷史資料文獻時，只要看到「東亞病
可是，也正是如今如此「耀眼」的「東亞病夫」，令許多不了解其歷史 變化的當代中國人，全然喪失了認清百年前，它還是相當單純的面貌的能 力。換言之，不少現代中國學者在解讀歷史資料文獻時，只要看到「東亞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