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自蔡先生入校後，積極從事校務與學風的改革，尤其是 他起用鼓吹新思想的開明學者，在校內，學生多受其影響，而傾向於 新思潮。在校外，師生多能藉發行書報，以宣傳其主張。全國的教育 界和思想界頓呈活潑氣象。其後北大又增設研究所以提高學術程度，
又招收女生以提倡男女同學的制度。北京大學因此成為全國最高的學 府和新文化的領袖。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發生的學生愛國運動，是傾向於情緒性的自 發性運動，對於同時的新文化運動，僅有間接地刺激。因為新文化運 動中，民主與科學為其中要素，而這兩者都需要以理性的態度去處 理；五四運動的貢獻在於刺激了中國人的民族主義，以及影響了新文 學運動的興起。這種效果，不僅在北京一地表現，全國各地均有響應。
是故其消極方面的成就多於積極方面。（傳斯年，1971：107）
五四運動的發生，其目的不僅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主要 目的，還是在除去國內的禍根──軍閥。是時北京政府由安福系執 政，然軍閥自身並無遠大理想，只以保有政權為唯一目的，對國家利 益並不優先考慮。受過新思想，新教育的青年對其自是不齒。而北京 政府竟與日本軍閥財閥合作，成立西原借款和中日軍事協定，相互勾 結以保其政權，一般青年對此均表憤懣，意欲犧牲自己以剷除惡勢
力。（陳端志，1973：231）
一九一八年五月廿一日，北大及各專門學校學生二千餘人往總統 府請願廢止中日軍事協定，並要求宣布條文，蔡元培先生曾力加勸 阻，但未獲採納，因此引咎辭職，經慰留而罷。他一向認為學生在學 校面，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的組織。但他又允許凡 是二十歲以上的學生，對於政治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 府團體，不必牽涉學校。48同時他也強調「世界之休戚，國家之休戚 隨之。國家之休戚，學校之休戚隨之。學校之休戚，學生之休戚隨之。」
49由此看出，思想成熟的學生，自應有判斷能力，若是感於國家民族 利益受到侵害，當可有所表示。
胡適以為：「從這一天起，北京大學就執上了干涉政治的路子，
蔡先生帶著我們都不能脫離政治的努力了。」50
然而戰後巴黎和會召開時，我國雖為參戰國，並在會中提案，欲 直接從德國手中收回山東的利益；而日本代表反對，認為中國應與日 本交涉收回山東利權問題，無需在和會中提出。英、法兩國亦支持日 本。消息傳來，國人甚為激動。又因為一九一八年九月之山東鐵路合 同，中國無款以從日本之建議、償還借款，取消此鐵路合同，以杜其
48 蔡元培（1967），〈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蔡元培自述》，台北：傳記文學，pp.26-.31。
49 蔡元培(1973)，《新潮社本言行錄》，〈對於北京大學學生全體參與慶祝協商戰勝提燈會之說 明〉，台北：文海出版社，pp.309-321。
50 收入胡適(1966)，〈紀念『五四』〉，
《
胡適選集》
歷史篇，台北：文星書店，pp.53∼54。口。51(蘇新城，1989：130) 學生乃認為中國在巴黎和會中不能爭回 山東的利權，實因政府中的親日派等人早對日本在山東的利權有所默 契。而遷怒這些官員，以「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為號召的學生愛國 運動遂一觸即發。
五月三日晚七時，蔡先生鑒於北大學生情不可遏，乃約集學生於 法科大禮堂開會，共議進行辦法四條：一、聯合各界一致力爭；二、
通電巴黎專使堅持不簽字；三、通電各省於五月七日國恥紀念舉行遊 街示威運動；四、於四日齊集天安門舉行學界大示威。當即推定段錫 朋、傅斯年、羅家倫、狄福鼎（即狄膺）、康白情等二十人為代表辦 理一切進行事宜。
五月四日，學生因示威遊行，並闖入曹汝霖住宅，與軍警發生衝 突，學生三十二人被捕。是晚七時，北大學生齊集法科常禮堂，會商 營救被捕學生之法，並請蔡校長設法。蔡先生謂「今當所發生的事，
乃屬愛國運動，此種運動在各國是最平常的事，大家不必驚慌，我當 負責營救。」六日晚，蔡先生等再至警所要保釋，警察總監吳炳湘恐 學生次日國恥紀念會鬧事，向先生提出二條件：其一，明日不許學生 赴全國大會，其二，明日各校須全體上課，然後學生可獲釋放。先生 等以身家作保，次日學生經蔡先生等勸說上課，被捕學生於七日上午
51 蘇新城編(1989)，〈五四運動始末〉，《近代中國教育史料》第三冊，上海：上海書店，p.130。
獲釋。
五四愛國運動，學生在社會中頓成眾人矚目的焦點；此乃為學生 率先倡導愛國運動所致。但是蔡先生卻認為運動的熱潮應該迅速平 息，勿再表現出擾嚷不安的局面。他希望人們開始腳踏實地的工作，
平民教育即是一項最有價值的工作。(蔡元培，1973：480)
蔡先生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後，仍然不忘教育普及的工作。他告訴 學校的教員說：「大學教員的責任，並不是專教幾個學生，更要設法 給人人都受一點大學教育，在外國叫做平民大學。」(蔡元培，1932:84) 北京大學原有的「平民教育講演團」，就是推廣平民教育的組織。此 一講演團是個永久的講演團體，平日分為四組，按週於星期日借北京 四城的通俗講演所。輪流講演，灌輸常識給普通市民；若逢「廟會」
或其它集會，便隨時在人多的地方搭台講演。參加講演的人，包括了 北大的老師和學生。
五四運動的發生，蔡先生認為學生已有了兩種覺悟：一是自己覺 得學問不足，所以自動的用功；二是覺得教育不普及的痛苦，所以盡 力於平民教育。（蔡元培，1922：195）因此他希望學生利用其在五四 之後高居群眾領導地位的特點，去面對政治問題後面的社會問題。也 就是要努力實行社會服務，如平民教育、平民講演，這些實在是救濟 中國最重要的事業。況且從事這種工作時，一則因做人表率，必須自
己更勉力求學；二則和平民社會直接接觸，更是增進閱歷的一個好機 會。52這個轟轟烈烈的愛國運動過後，蔡先生表示他並不鼓勵學生再 參加類似的活動。他認為「因愛國運動而犧牲學業，則損失的重大，
幾乎與喪失國土相等。」53不過他卻鼓勵學生走出校園，教育民眾。
在假期或課餘為不識字的人演講時局，或快電發表意見，都能給予民 眾相當的啟發。
在北大校園中，另有為校役舉辦的「北京大學校役夜班」，其目 的在引起校役之道德觀念，並增進其生活常識。（國立北京大學廿週 年紀念冊，1971，137）蔡先生稱此為「北京大學的第一步改變」，使 得在北京大從事校役工作的人，於晚上不當差的時候，也可以求點學 問，54其教授的標準以與高等小學同程度為限。而擔任校役班講授的，
大多是大學的學生，也有兩三個是教職員。（康白情，920：前揭文）
由是得知，蔡先生所主持的北京大學並非緊閉門，侈談學術自由 的機構。而是要它變成全民教育的大本營，使得人人都能夠有機會受 高等教育，然後才能消除社會上的階級，消除社會上不平等的現象，
達到真正的平等。「平民教育團」後來發展為「平民夜校」，招收民眾
52 蔡元培(1933)，〈去年五月四日以來的回顧與今後的希望〉，《新潮社本言行錄》，台北：文海出
版社， p.285。
53 蔡元培(1968)，〈犧牲學業損失與失土相等〉，《全集》，台南：王家出版社，p.867。
54 蔡元培(1973)，〈在平民夜校開學日的演說〉，《新潮社本言行錄》，台北：文海出版社，p.281。
入北大學習新知，此乃對外教育民眾的組織。「校役夜班」則是對內 的教育低階層百姓的組織。
自一九一六年以來，蔡先生領導北方學術界與軍閥惡勢的相頡頑 頏。新文學運動，促使一般人打破升官發財的心理，提高研究學問的 興趣；糾正自私自利的心理，培養獻身社會的意志；革除迷信盲從的 心理，發揮懷疑批判的精神。中國在此種新風氣之下，逐漸往理性的 路上前進。即若仇敵日本，亦有開明思想家思索其官僚軍閥對中國政 策是否恰當。他們承認北京大學倡導而即刻遍佈全中國的風潮，才真 正代表中國多數國民之意向。（東方雜誌，1919：191-194）當時國民 革命運動的勢的雖暫時局促南方一隅，而其長遠目的，則是為了大多 數人民的意願而奮鬥，南北兩個運動實有相輔相成之效。
胡適曾在〈紀念五四〉一文中追憶說道：什麼叫做「五四」呢？
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幾千人，因山東問題失敗，在政府高 壓的底下，居然列隊示威，作正當民意的表示。這是中國學生的創舉，
是中國教育界的創舉，也是中國國民的創舉。大家不可忘了……這次 運動裡有三種真精神，可以關係中國民族的存亡。
一、這次運動是學生犧牲的精神。一班青年學生奮空拳，揚白手，
和黑暗勢力相鬥，……這樣的犧牲精神不磨滅，真是造中國的元素。
二、是社會裁制的精神。……這次學生雖然沒有把牠們(賣國賊)
一個一個的打死，但是把他們在社會上的偶像打破了！以後的社會裁 制更要多哩！……
三、是民族自決的精神。……這次學生不問政府，直接向公使團 表示，是中國民族對外自決的第一聲。不求卸府，直接懲辦賣國賊，
是對內自決的第一聲。…… 這篇文章在五四運動收到實際政治的 效果之前，這裡的三個評判是很公道的估計。
現在這個壯烈的運動已成了十六年前的史跡了。我們現在追敘這 個運動的起源，當然不能不回想到那個在蔡元培先生領導之下的北京 大學。蔡先生到北大，是在六年一月。在那兩年之中，北大吸收了一 班青年的教授，造成了一點研究學術和自由思想的風氣。在現在看
現在這個壯烈的運動已成了十六年前的史跡了。我們現在追敘這 個運動的起源，當然不能不回想到那個在蔡元培先生領導之下的北京 大學。蔡先生到北大，是在六年一月。在那兩年之中，北大吸收了一 班青年的教授，造成了一點研究學術和自由思想的風氣。在現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