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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唐詩典律史」的詮釋視域看孟浩然詩在「唐代詩學」上的意義

-現今「唐詩史」撰寫、研究之「方法論」的省思

台灣政治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侯雅文

一、 現今「唐詩史」撰寫、研究之「方法論」的省思:以「孟浩然詩典律史」

為例

本文對「典律」的界說是:具有「權威性」而足為模範之「特定作品」;另 將具有權威性而足為模範之「特定作家及其總體作品風格」,稱為「典範」。上述 所謂的「權威性」不是來自於作品本身所涵具之絕對而普遍的價值;而是來自於 作品被「同一」與「不同」時期秉持相近或不同意識型態之閱讀群體的共同認可。

因此,本文對「典律」的觀點,偏向作品被歷代讀者接受的過程。然而,「典律」

的完成,必須累積許多時代的閱讀經驗;倘若某些作品只在「同一」時期,受到 相近或不同意識型態之閱讀群體的共同認可,則未必可稱為「典律」,本文另以

「準典律」稱之。又倘若某些作品,在某一時期,受到某一特定意識型態之讀者 的認可,但尚未能達到「準典律」的程度,則本文以「範作」稱之。

現今,當我們欲去書寫「唐詩史」,或是欲去研究某一文論家所建構之「唐 詩史」,在「方法學」上,必須先就既有「唐詩典律」,考察其所以被「典律化」

的過程,以做為「參照性知識」,用來對顯我們所建構之「唐詩史」的特色以及 所欲傳達的「詩史觀」;或是用來對顯我們所研究之文論家,其所建構之「唐詩 史」的特色及其所欲傳達的「詩史觀」。蓋因「唐詩史」的建構,必然得通過選 擇、編排、詮釋眾多特定唐代詩人詩作而後成事;其結果,亦必「回應」該特定 作品在歷代的閱讀經驗中,被接受的狀況。所謂的「回應」可以包涵下列三種情 況:(一)、順承既有「唐詩典律」;(二)、提出新的「唐詩準典律」;(三)、改造「既 有唐詩典律」的詮釋觀點。從這個角度而言,「唐詩史」的建構,不以追求客觀 知識為終極目的;在做法上,也往往不是去重複前人描述唐代有那些典範詩人的 成果而已;更重要的是,透過對這些典範詩人之特定作品的選擇或詮釋,去凸顯 順承或改造既有文學史觀的意圖。上述所謂「參照性知識」,即指本文所欲建構 之「唐詩典律史」。就此一「典律化」的過程而言,固然必經數代而後成,然自 唐代,即開其端。此一開端,可視為「唐詩準典律」建立的階段。

本文乃是在上述觀點的預設下,省思現今「詩史」、「唐詩史」的論著對孟浩 然詩建構的結果;從而導出「孟浩然詩典律史」的研究計畫,而以孟浩然詩在「唐

代詩學」中被接受的狀況及其特定作品「準典律化」的情形,做為第一階段的論 題。此一研究的效用,一方面可以「孟浩然詩典律史」,做為建構「唐詩典律史」

的範例;另一方面則用此一研究成果,做為本人目前研究明代李夢陽評點《孟浩 然詩》的參照性知識。底下則就現今「詩史」、「唐詩史」如何建構孟浩然詩,以 及李夢陽評點孟浩然詩集的內容,略加陳述,以申明此一論題的必要性。

現今「詩史」、「唐詩史」對孟浩然詩建構的結果,其中共識程度較高的詩作,

如〈過故人莊〉、〈宿建德江〉、〈望洞庭湖贈張丞相〉、〈歲暮歸南山〉等等。其中,

諸位學者所以引述〈歲暮歸南山〉一詩,主要用來說明孟浩然功名不遂的際遇;

而並未以之作為孟浩然詩風的代表。現代學者對上述作品的詮釋觀點,大多集中 在作品題材以「山水」、「田園」為主;內容情意則以「友朋情誼」、「羈旅客愁」

為主,略及「功名仕進之情」;表現手法以「語言自然清新」、「寫景雕琢刻劃」

為主。不過,由於各人觀點互有歧異,因此有時對同一作品所進行之詮釋結果便 不同。如〈望洞庭湖贈張丞相〉一詩,葉慶炳、李曰剛、木齋、阮忠諸位先生皆 從「求仕」的角度去詮釋之,甚至由此批判孟浩然未能完全免俗的人格型態。不 過,張建業先生卻僅就「善於寫景」之有關「興象」的角度去詮釋之,似乎有意 簡化孟浩然「仕」、「隱」駁雜的人格。另外,若就諸位學者共識程度較低的詩作 而言,如〈留別王維〉、〈洗然弟竹亭〉、〈送陳七赴西軍〉等等而言,其中〈留別 王維〉那類抒發「懷才不遇」之悲感的詩作,尚能獲得若干學者的關注。至於像

〈洗然弟竹亭〉、〈送陳七赴西軍〉那類直陳「建功立業」之壯志的詩,只有極少 數學者如阮忠先生將之列為孟詩的代表。這類作品皆關乎「追求功名」,可寬泛 地與上述〈望洞庭湖贈張丞相〉劃歸同一類。相較於諸位學者多選孟詩那類描寫 山水、田園而抒發閑適之情或羈旅客愁的作品;而少選表露「追求功名」之心或

「功名失意」的詩作,就使得這類作品相對受到忽視。這當中實隱涵如下的問題:

何以現今「詩史」、「唐詩史」對孟浩然詩的建構,偏重「閒適之情」以及與其相 關之「興象」的特色?除了因為孟浩然詩中,這類作品所佔比例較高之外,是否 也接受了某些特定的孟浩然詩詮釋傳統?至於個別學者凸顯孟浩然詩中相對受 到其他多數學者所忽視的作品,此舉便可能涵有改變該特定詮釋傳統的意義。

又諸位學者雖共推孟浩然抒寫「山水」、「田園」之作,然而因為對孟浩然與 陶淵明、謝靈運之因承關係的認定不一,使得他們對這些代表作的詮釋觀點也出 現歧異。如李曰剛先生偏就「表現手法」詮釋〈宿建德江〉、〈過故人莊〉,而欲 凸顯孟浩然「山水詩之作風近於大謝」。他自述此一觀點乃是承杜甫〈遣興〉詩

所謂「往往凌鮑謝」而來。又如陸侃如、馮沅君、木齋諸位先生則偏就「人格」、

「行事」去詮釋〈宿建德江〉、〈過故人莊〉,而欲凸顯孟浩然詩「情景交融」、「凸 出主體」可上契陶淵明。他們自述此一觀點主要承自唐代王士源對孟浩然之「性 情」、「行事」的敘述而來。又如葉慶炳先生以為孟浩然詩「兼有陶、謝兩家風格」, 他舉〈過故人莊〉做為孟詩上承陶詩之證,而以〈彭蠡湖中望廬山〉一詩為孟詩 上承謝詩之證。然而其中〈彭蠡湖中望廬山〉卻未被各家所共同認定堪為孟詩之 代表作。就〈過故人莊〉一詩而言,主要描寫田園農事的生活,故足可作為孟詩 上承陶淵明之範例。至於〈彭蠡湖中望廬山〉一詩先以較多的篇幅「寫景」,而 後再陳述「隱逸」的志向,這二部分各成段落,並未相互交融而不可分割,故足 可作為孟詩上承謝靈運之範例。然而,李曰剛先生既取此詩為證,說明孟、謝之 關聯,何必還要選取〈過故人莊〉一詩中「寫景寫實」之句,以便將這類作品上 附謝靈運之詩風呢?這其中難道沒有改造孟詩中像〈過故人莊〉這類作品之典律 性的用心嗎?此外,孟詩中的確有若干像〈彭蠡湖中望廬山〉之類的作品,可是 由於學者們只欲凸顯孟詩上承陶詩之關係,因而對這類作品也就少予關注,這當 中都隱涵了學者基於特定的詩觀,或繼承特定的詩學傳統,而塑造孟詩典律之用 心。又從上述所論,已可見出諸位學者們對孟詩典律的建構,皆有回應唐代詩學 之處。

多位學者所選的孟詩,大多以「五言」為主,甚至完全不錄「七言」之作。

只有少數學者兼及孟詩中「七言」之作,如陸侃如、馮沅君、阮忠諸位先生,皆 共推〈夜歸鹿門山〉一詩。何以如此?除了因為孟詩中,「五言」所佔比例偏高 之外,是否也接受了某些特定的孟詩詮釋傳統?至於個別學者另行列舉「七言」

以為孟浩然之佳作,此舉既有改變該特定詮釋傳統的意義;同時是否也涵有另承 其他孟詩之詮釋傳統的意義?

通過上述的提問,則已可逼出如下的論題:對於現今的「唐詩史」撰寫或研 究,必須先就個別唐代詩人接受的歷程,建立一套參照性的知識。

孟浩然的詩自唐代之後,宋代王安石《唐百家詩選》選錄 104 家詩人詩作,

其中孟詩高達三十三首,居第十名。蘇軾曾予孟詩以「韻高而才短」的批評。嚴 羽《滄浪詩話‧詩辨》以為孟詩「一味妙悟」,故能「獨出退之之上」。劉辰翁曾 批點孟浩然詩集,到了明代高棅《唐詩品彙》以孟詩「五絕」、「五律」、「五排」、

「七律」為「正宗」,至於其「五古」僅列為「名家」,「七古」、「七絕」下居「羽 翼」,由此可見對孟詩的接受視域,到了明代明顯朝「辨體」轉向。李東陽則稱

讚孟詩「悠遠深厚」,堪為「大家」。在這一段歷程中,孟詩所受到的褒貶不一。

李夢陽繼李東陽成為文壇的領袖,現代學者大抵已指出李夢陽崇尚「漢魏盛唐」

之詩,其中「盛唐」尤指杜甫。順此而來,有學者如陳文新先生《明代詩學的邏 輯進程與主要理論問題》頁 265,就作出李夢陽對「王、孟詩風不滿」的推斷。

然而,李夢陽曾參評孟浩然詩集,就評語的內容來看,他未必完全否定孟浩然的 詩。此外,其序云:「予觀劉子評浩然詩,當矣;然有未至者焉」,則可見他參評 孟詩的觀點,另有別於劉辰翁者;而觀其評語內容,亦有回應明代在「辨體」的 視域下,以「格調」的觀點去接受孟浩然詩的論述。可是,有關李夢陽對孟詩參 評的觀點及其在「孟詩典律化」的歷程上所涵有的意義,此類論題,卻尚未獲得 深入的研究,如此一來,對於李夢陽詩學之意義的理解,不免有憾。倘若我們欲 去闡明此一論題,則除了建立明代格調詩學、劉辰翁評點孟浩然之詩學的相關知 識之外,更須旁及其他唐代至明代初期總體文學社會對特定孟詩接受的情況,以 為參照知識,如此方能全面地彰明李夢陽如何承變先前評論孟詩的傳統,以對照 自身參評的意義。此一「方法學」的思維,可以類推應用於研究歷代評論孟浩然 詩的議題上。

前行有關「孟浩然詩」的研究取向,大體集中在詩集的箋注、考辨孟浩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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