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以上的觀察，或許可以以下四點結論與推論：
一、生物學上物種新成，基因序列比較不穩定，容易出現操控其他基因使之 發生複製錯誤的「突變者基因」。「複製錯誤是演化發生的基本條件」69，從賦體 的形成與衍化看來，這五對染色體的基因組合，的確產生連鎖變化的現象，我們 似乎已找到使基因發生複製錯誤的「突變者基因」，也以此觀察到賦體前後產生 變化的內在脈絡。
67馬積高《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382。
68如歐陽脩〈秋聲賦〉設一童子；蘇軾〈赤壁賦〉則為不提名氏的客。
69Richard Dawkins (1989)The Selfish Gene(New 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引文依趙淑妙譯 本《自私的基因》（臺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2002 年），頁 31。
所謂賦，原本取其獻納之意，當不歌而誦的韻語，發展成為口藝，一種逞口 舌之能的趣味遊戲，為優者獻納進言所擅用。當韻語結合諧辭隱語，晉身宮廷為 進獻之用，用於意在言外的進獻諷誦，留下文字記錄，便成為稱之為「賦」的文 章。一如《文心雕龍‧詮賦》所說「荀況〈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 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述客主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斯蓋別詩 之原始，命賦之厥初也。」這時，極聲貌的對話體是作品的特質，作家是口才便 給者，而以優者為主；欣賞者則以朝廷的權貴為主；其功能是暇豫貴遊；其傳播 方式是口傳的，口誦耳受的。西漢宮廷賦，則改為書面寫作，但傳播方式仍是口 誦耳受，其他的基因雖小有變化，但大體穩定，乃可確立為文類。這階段的賦雖 還有其他作品，但以暇豫奏御之賦為主流，堪稱優言文學的時代。
到東漢，賦文學的生態突變，它失去原先培植的沃土，其根苗乃化整為零，
散佈各地。賦從「暇豫事君」的優言文學，轉化為士人文學。士大夫成為作家與 欣賞者的主力，傳播媒介的運作也改變了，從口傳耳受變成書面目讀，功能取向 也由諷喻擴大到抒情，造成作品審美向度的改變。這是是重大的突變，經過這一 次基因序列重整的突變，以後的發展就穩定多了。六朝駢賦大體因應世變順此發 展，發揚蹈厲，所以這世代對賦而言，堪稱是文士文學的時代。
至於唐宋，導源於功能取向的改變，它成為這階段操控其他基因使之發生複 製變形的「突變者基因」，乃使作品趨於刻板，寫作空間受到壓縮，而自成一格。
這階段的賦雖不乏其他作品，但以因難見巧之律賦為主流，所以堪稱是場屋文學 的時代。
二、以賦體基因突變做為考察的角度，大體可以全面解說賦體多變的因緣，
其結論之所以迥異於一般的觀察與分期，是有原因的。通常，學者看待中國文學 史，常囿於政治的斷代，論賦的發展總是以兩漢為一期，六朝為一期，隋唐為一 期。當然，就賦各階段的特色而言，依政治朝代來分期，大體符合事實，所以為 一般人所接受。但是就基因的觀點來說，基因有不斷複製的現象，在物種即不斷 的在生殖繁衍，職是之故，在文學上即有所謂不變的傳承。當物種基因產生變化 而出現新品種時，舊有的品種基因仍不斷的在複製。也就是說，當賦的生成環境 產生改變時，賦已悄悄的改變了風貌，但舊有風貌的賦仍持續繁衍創作，所以在 東漢仍有風貌如西漢的〈兩都賦〉〈二京賦〉。因為東漢有〈兩都賦〉〈二京賦〉
諸作的出現，因此論者將兩漢視為一期，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們觀察賦的發展，
則不能不透視東漢賦不論欣賞者、創作者、傳播媒介、作品風貌、功能取向，都 已變動的事實，才算真正掌握了文學變化的脈動。70
三、生物學上認為物種本有共同的祖先，但由於適應不同的環境，因應不同
70當然，無可否認的，由於物種基因產生變化而出現新品種時，舊有的品種基因仍不斷的在複製；
再者，有關三階段論述，乃是就其主流趨勢來立說的，用來涵蓋所有作品，則有所不能。因此，
如漢初賈誼及晚唐諷刺賦等，沒有納入討論；宋賦多議論的問題，也只有置於場屋文學專節下 一併討論了。
賦的可變基因與其突變－兼論賦體蛻變之分期 23
的需要，發展出不同的類型，稱之為趨異演化。以賦文學的發展來觀察，賦與詩 的關係，便是如此。生物學上在趨異演化的同時，還產生另一種現象，在分類學 上彼此關係遙遠的物種，外貌或行為卻出現了雷同的演化過程，這稱之為趨同演 化。以賦文學的發展來觀察，它與隱語、類書的關係，看來就是這樣。生物學上 常有物種在趨同演化過程中，常因基因交換形成了不同於親代的新組合。以賦文 學的發展來觀察，賦在演化過程，的確也發生類似因基因交換形成不同於親代的 新組合。《文心雕龍‧雜文》便指出「對問」、「七」與「連珠」，都是「文章之枝 派，暇豫之末造」71，後來賦體雜文更層出不窮，似乎也都可以用基因「重組」
的現象去理解。甚至「六朝文體」的形成，都未嘗不可解讀：那是賦體基因的擴 散，對當時各文類造成的「重組」效應。72
四、賦經由漢魏六朝以至唐宋，體貌多變。應用物種演化的概念，檢視其可 變基因，至少有欣賞者、創作者、傳播媒介、作品風貌、功能取向五項。以此五 項，開拓有關賦文類的觀察與思考的面向，應該能夠比較細緻的了解歷代賦衍化 的脈絡。前人多著眼於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外在環境對文學的影響，較少 注意它如何衝擊內在基因的改變，尤其在賦的發展脈絡中，欣賞者與創作者緊密 的互動關係，功能及傳播媒介改變造成的影響，都是突變的重要關鍵，卻是前賢 所未曾道及的。
其實，本文只不過是以賦文類為例，試圖尋求檢視文學體類可變基因，並藉 以為演變分期的新嘗試，思慮不周，在所難免。文學體類可變基因是否僅止欣賞 者、創作者、傳播媒介、作品風貌、功能取向五項，更不無商榷的餘地。至於更 周延更細密的理論建構，則有待來哲。
71﹝梁﹞劉勰，《文心雕龍‧雜文》，（臺北：明倫出版社，1971），頁 254。
72這觀點或可說明王夢鷗先生所說：「魏晉六朝文體之形成，只是一個文章辭賦化的現象。」的 意涵。文見《古典文學論探索》（臺北：正中書局，1984），頁 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