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前述，倭仁等保守派人士與恭親王奕訢的這一場爭議議最後的結 果是，「天文算學館」終究還是獲准成立，這似乎可以算是改革派取得了最 後的勝利。但是，從稍後的發展來看，改革派的勝利只是一時的，其勝利 的戰果並未持續太久，實際上，保守性思潮卻左右了當時甚至日後的政治 走向。例如同治皇帝在回應楊廷熙所提反對籌設「天文算學館」的奏摺時，
即強調：
直隸知州楊廷熙奏請撤銷同文館以弭天變一摺，呶呶數千言，甚屬荒
61 寶鋆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9，頁4688。
62 寶鋆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9，頁4681。
63 寶鋆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9，頁4686。
64 寶鋆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9，頁4690。
謬。同文館之設，歷有年所，本年增習天文算學，以裨實用，歷經御 史張盛藻、大學士倭仁先後請罷前議，因其見識拘迂，疊經明白宣示，
茲據該知州所陳十條，不過摭拾陳言，希圖自炫，原可置之不論，惟 有關風俗人心者甚大，不得不再行明示。65
這一諭旨顯露了同治對於倭仁等「保守派人士」反對籌設「天文算學館」
之諸多奏議的不耐，即便他認定這些奏議「見識拘迂」，但還是擔心它們「有 關風俗人心者甚大」。這已足以說明「保守派人士」的保守性見解對於朝廷 從事改革所構成的強大壓力。
此外，以「天文算學館」一成立投考人數不多的現象而言，也可說是 保守派人士的言論所產生的立即性的影響。奕訢即曾在其奏疏中承認：
自倭仁倡議以來，京師各省士大夫聚黨私議，約法阻攔。甚且以無稽 謠言煽惑人心，臣衙門(指「天文算學館」)遂無復投考者。66
這是奕訢主觀的觀察與論斷，而現代學者的研究實際也證實了他的說法，
例如，張灝即指出，因為倭仁望重士林，「他對於『同文館』內設『天文算 學館』激烈的反對態度，亦引來一般人對『同文館』強烈地厭惡，普遍地 認為士大夫應以入該館為恥。這般周遭謗議紛擾下，『同文館』實難以發揮 它應有的功能。」67而「天文、算學館」最後實際的招生情況是：「在滿漢 共計 70 位報名者，當中大部份是失業的中年人，『對於這一些落魄潦倒的 人來說，總署提供的津貼要比他們的聲譽來的珍貴一些。』結果錄取了 30 人，但最後畢業的只有 5 人。」68保守派人士的言論的影響力由此可見一般。
然而，整個自強運動發展的局限，是否就只是因為保守派人士的反對 所致？其實又不然。保守派人士基於道德理想主義與文化上的民族優越感
65 寶鋆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9，頁4696。
66 寶鋆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8，頁4605。
67 Chang Hao, “The anti-foreignist of Wo Jen, 1804-1871,” 14。
68 費正清(John K. Fairbank)編，張玉法主譯，《劍橋中國史》冊10，頁624。
兩種保守性思想，正面地反對新政，固然發揮了阻擾自強運動發展的效果。
但是，改革派人士本身其實心中亦懷有這類保守性的思想，事先為他們自 己的改革事業自我設限，這實際上也是導致自強運動發展的步調遲緩的重要 因素之一。
首先就這一場爭議的主角，亦即自強運動在中央的主要籌畫者恭親王 弈訢而言，他對於籌設「天文算學館」所可能遭遇的非議，其實早已有所 提防，所以，早在倭仁等保守派人士提出反對籌設「天文算學館」的奏議 之前，他即於同治五年十二月的奏摺中事先辯解道：
此次招考天文、算學之議並非矜奇好異，震於西人術數之學也。69 這是言明增設「天文算學館」實是情非得已，乃是基於現實之需要。雖然 他已隱約地承認了西方的「天文、算學」具有優越性，但是，對於可能招 致學習西方的「天文、算學」是捨棄「中法」而屈從「西法」的非議，他 接著也預先強調：
查西術之借根，實本於中術之天元，彼西土目為東來法。特其人性情 縝密，善於運思，遂能推陳出新，擅名海外耳。其實，法固中國之法 也，天文、算學如此，其餘無不如此，中國創法，西人襲之。70
在此，他即明確地引出「西學源於中國」說為自己辯護，「西學源於中國」
說可以算是「中法」媲美「西法」論的變種，此說雖然可能可以在情緒上 稍稍平息承認「西法」優於「中法」會讓當時的中國人感受到的焦慮與忌 恨，有助於較順利地接納西學。但是，此說畢竟是文化上的民族優越感的 產物，它的存在不免有礙時人認真地分辨中學與西學的內涵有何差異。
對於另一種可能反對增設「天文算學館」的理由，即技藝之學是末務 的質難，在同一份奏摺中，弈訢也預作回應之說道：
69 寶鋆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6，頁4497。
70 寶鋆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6，頁4499。
或謂製造乃工匠之事，儒者不屑為之，臣等尤有說焉，查《周禮》〈考 工〉一記所載皆梓匠輪輿之事，數千百年，黌序奉為經術，其故何在？
蓋匠人習其事，儒者明其理，理明而用宏焉。今日之學，學其理也，
乃儒者格物致知之事，並非強學士、大夫以親執藝事也。71
此說一方面能清楚地揭示西學本有器物層次(即上文所謂的「藝事」)與理論層 次之分，另一方面又設法延引傳統儒學的要務「格物致知」，以牽合學習西 方科技的學理一事，實在頗富新意，可能也有助於中國的士人平心靜氣地 接受西學。但是，如此明確地區分匠人、儒者之事，「匠人習其事，儒者明 其理」，期許各職所司，不使儒者「親執藝事」的想法，恐怕亦是前述「德 治說」與「本末說」影響下的士民分途觀念的衍生物。在這樣的心態主導 下，進入「天文算學館」學習西學的學者就難免會流於只重學習學理，輕 視藝事，而不能融通西學的器物層次與理論層次。
除此之外，同治六年正月，同樣也是早在保守派人士提出反對籌設「天 文算學館」的奏議之前，他提議派徐繼畬任總管同文館事務大臣的奏議，
也顯示他致力排除當時中國士人對於「師事夷人」的疑慮，他奏稱：
現在學習天文、算學之員，均係已成之材，漢文無不通曉，漢教習自 可不設。但亦必須有羣情宗仰之一人，在彼指引開導，庶學者有所稟 承，否則該館止有洋人講貫，而中國無師表之人，恐學者竟疑專以洋 人為師，俾修弟子之禮，未免因此裹足。72
此奏議所提及，必須有「羣情宗仰之一人」、「師表之人」在「天文算學館」
「指引開導」學者，同樣表現出一種認為道德性事務應凌駕於其他事務的德 治心態，亦即認為學習西方的「天文、算學」固然是一時應變必要之舉，
但是仍然需要有一道德崇高的領導者從旁指導，以免學者在道德教育的層
71 寶鋆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6，頁4501。
72 寶鋆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7，頁4524。
面上失去遵循的準繩，而有心存師事洋人的危險。在這樣的心態主導下，
進入「天文算學館」學習西學的學者恐怕也難以按照傳統尊師重道的規範 向西人教師虛心求教。
最後，我們再看弈訢於同治六年三月正式回應倭仁反對籌設「天文算 學館」的奏摺，類似的道德理想主義與文化上的民族優越感，亦一一展現 其中，弈訢一開始即強調：
自古禦夷無上策，大要修明禮義，以作忠義之氣為根本，一面即當實 力講求戰守，期得制伏之法。73
所謂「禦夷」需「修明禮義」，即在聲明自己並不違逆「德治說」的立場，
但是，基於現實的需要，還是得講求戰守制敵的方法。就是在這一大前題 之下，他才開始申明必須開館學習西方的「天文、算學」、以及讓「正途之 士」入館學習的理由。
首先，他參照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英桂、郭嵩燾、蔣益澧等悉 心洋務的大臣們的經驗，74而總結道：
(上列諸大臣)僉謂製造巧法，必由算學入手，其議論皆精鑿有據。左宗 棠先行倡首，在閩省設立藝局、船廠，奏交前江西撫臣沈葆禎督辦，
臣等詳加體察，此舉實屬有益，因而奏請開設「天文算學館」，以為製 造輪船各機器張本，並非空講孤虛，侈談術數，為此不急之務。75 這些悉心洋務的大臣們的議論與實務經驗，便構成必須開館學習「天文、
算學」的一個強而有力的理由。雖然有這一個強而有力的理由作後盾，但 是弈訢不忘強調「並非空講孤虛，侈談術數，為此不急之務」，不免又讓我 們懷疑他心中還是深受「本末說」的困擾。
73 寶鋆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8，頁4579。
74 寶鋆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8，頁4580。
75 寶鋆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8，頁4580-4581。
其次，有關必須召錄「正途之士」入館學習的理由，他解釋道：
又恐學習之人不加揀責，或為洋人所誘，誤入歧途，有如倭仁所慮者，
故議定考試必須正途人員，誠以讀書明理之士，存心正大，而今日之 局，又學士大夫所痛心，疾者必能臥薪嘗膽，共深刻勵，以求自強實 際。76
簡而言之，他也顧及了倭仁有關「正途之士」入館學習的憂慮，只是有別 於倭仁，他反到認為，由於「正途之士」是「讀書明理之士，存心正大」，
所以可以避免「為洋人所誘，誤入歧途」。這一番說法與倭仁的看法不同，
但是他對「德治說」的信持，實與倭仁無異。
至於「師事夷人」一事，奕訢則明確地表示：「雇覓洋人，不過與之講 究其法，並奏明不修弟子之禮。」77這可以算是一種權變的理由，以迴避讓
「正途之士」「師事夷人」的指責，但也隱約透露他心中其實也保有對於西 化的疑慮與警戒的心態。
以上這些言論出自身為改革派領袖的恭親王弈訢之口，可能具備以下 兩種時代意義：其一，若弈訢的言論只是單純為回應保守派人士對其發動 的改革之疑慮，這已道出保守派人士所具有的道德理想主義與文化上的民
以上這些言論出自身為改革派領袖的恭親王弈訢之口，可能具備以下 兩種時代意義：其一，若弈訢的言論只是單純為回應保守派人士對其發動 的改革之疑慮，這已道出保守派人士所具有的道德理想主義與文化上的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