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的田野工作在當代全球化與流動性的世界中，還繼續能作為一種獨特有效 的研究方法嗎？這是一個複雜而且不容易講清楚的問題，本文只能簡單地從前面所討 論的那些人類學田野工作的特殊性來做一些推論，如果要做比較完整的討論就需要更 為多面向的兼顧，那是另外一篇文章的工作了。無論如何，會出現這樣一個問題，當 然是因為人類學在當代面臨了一些嚴重的挑戰，一些習以為常的研究假設發生動搖，
讓整個學科進入了另一次的「危機意識」。簡單地來說，因為經濟與科技上的變化，當 代進入一個人、物、資本、圖像、情報快速且大量流動的時代，這些流動跨越各種過 去相對上堅固的界線，形成各種比以前更加快速與密集的聯繫模式，讓遙遠發生的 事，陌生人做的決定可以影響到原本毫無關聯的社群與文化，其結果是所謂的全球與 在地糾纏一起，時空被壓縮的同時，人們的各種社會、經濟、文化與政治的實踐也交 互連結延展到世界各地。
當代這種全球化與流動化對人類學的衝擊可以簡單地從三方面來看：首先，在研 究的對象上，那些原來被稱為 「土著」、「在地人」或「村民」的人已經不再是逗留 在一個小地方的居民，很多人不但因為工作、經商、求學、打工、移民、婚姻而移 動，而且建立了更多的跨聚落的連結與交往，使得「在地人」和人類學家一樣都是跨文 化的世界人（cosmopolitan）。
接著，研究的地點也就是所謂的「在地」已經不再是「在地」，而是各種遠方來的 資本、情報、關係聚匯重整的節點，地方不再是一個當然的研究場所，反而是一個必 須被解釋的「計畫」，牽涉到當事者有意的經營與生活倫理的訴求。也就是說，地方不 但不一定是研究的單位，反而地方的生產（the production of locality）（Appadurai 1996:
178）成為一個必須要探究的主題。地方成為各種人、物、資本、情報的流動過程中的 一個階段，不必然要成為研究分析上的出發點。
研究的主題上，人類學過去所宣稱的研究客體—文化，在全球化衝擊下，不但 文化，包括社會、社區、族群這些提供穩定性、認同、限制與主體性的概念都變得具 有高度的流動性與彈性。文化既不是界線分明的客體，也不具有一致性與一貫性，而 是一種社會實踐過程。
這三方面的衝擊讓人類學田野工作的地位有了一些根本的改變：
首先，時空壓縮的結果就是進出田野不再是漫長與困難的工作，李維史陀當年所
抱怨的那種浪費在長期旅行，才能獲取一點資料的情況，在當代正快速的消失。拜全 球航空與運輸業的發展以及鐵路公路基本建設的廣泛鋪設，人類學家與他的田野的距 離，前所未有的縮短。原本要幾星期甚至幾個月才能抵達的部落，現在往往只要數天 甚至更短就能方便的造訪；更重要的是電信與網路的擴張，使得立即與即時發生事件 的消息，迅速的送到人類學家的網路帳戶以及手機之中。許多田野中的人透過各種電 子媒體與網路社群，更可以與研究者隨時聯繫與交換意見。這產生了一個新的議題，
所謂的田野中與田野外的分別不再是那麼的絕對，有些田野材料的取得與對於事件的 掌握與理解，越來越多是透過電話、電郵、臉書、手機、網頁來進行。隨時可以獲悉 田野中的狀況並加入討論與共享情報，人類學家越來越難說他或她已離開田野。這種 把田野帶回家，或者把家帶到田野的情況，在過去的世代幾乎是無法想像。現在卻已 經逐漸是司空見慣的事。
當然這個現象的另一面就是田野中的人，也不再像過去，安全地作為一個他者，
與人類學家保持一種清楚的距離。他們現在作為相對上平等的對話者，不論在社會關 係，經濟收入或者文化資源上，都與人類學家拉近。而且在當前這種後殖民主義的時 代，他們更是自覺地意識到自己社群的權力位置，不但關心人類學家將如何再現他 們，自己也往往主動的呈現自己想要別人認識的面貌。在這樣的脈絡下，人類學家已 經不再壟斷過去那種可以代替被研究者發言的位置，充其量只能扮演中介與協助的角 色。我們甚至可以說，人類學家與在地人在再現的政治上，已經是一種競爭性的關 係。這種新關係的直接後果就是，人類學家在當代運作，往往要說服別人以及自己，
你的研究計畫的合法性的基礎在哪裡？
過去人類學知識的合法性基礎的一個重要來源即是：我們研究他者，那些陌生遙 遠的存在，將不熟悉不清楚的奇風異俗，轉譯為可以理解甚至解釋的知識。也就是替 那些無法發聲的差異發聲，再現沒有被看見（或看清）的文化。但是在全球化的當代，
代理發聲與再現的工作，已經沒有當然的需求。觀光與旅遊讓許多人可以自己去經驗 體會別人的生活方式；教育的普及與族群政治，也讓許多昔日的弱勢群體，取得某種 程度代表自己發言的權力。這讓人類學知識的建立必須重新被定位，人類學家已經沒 有「原始部落」可研究，也不再壟斷再現他者的能力。除非人類學知識能具有更具特殊 的用處或批判性，否則它的存在與否就變得無關緊要。
另外一個方法論上的問題，早在 1980 年代的討論就已經昭然若揭，古典人類學時 期那種在一個定點作長期與密集接觸的田野工作，在當代的複雜社會中，已經無法掌
握社會動力的多重來源；不同的文化實踐、社會關係、權力運作、資本流動各以不同 的形式與管道，重組地方與跨地方的連結與界限。因此，只靠有限空間內的經驗調查 是難以分析描述在地事件的意義與脈絡，更別說提出解釋。目前人類學上一個可能的 對應策略就是跟隨著流動的人、物、關係與情報而移動，多點民族誌（Marcus 1995, 1998）、合作民族誌（Lassiter 2005），以及跟隨路徑而建構的研究取徑（Clifford 1997）
就成為人類學田野工作近年來的顯學。
這些發展都指向當代人類學田野工作的性質已經改變，過去人類學強調的探究並 翻譯民族誌中他者的在地知識，還有長期密集的參與觀察，似乎都已經隨著全球化的 到來而愈趨不重要。擴大經驗調查的規模，仰賴更多巨觀的政經資料與統計，人類學 的田野好像已經越來越與其他社會科學的田野方法沒有太大的差別，成為只是眾多蒐 集資料的方法中的一種。過去當然的研究對象（土著），以及習以為常的研究單位（在 地）也已經不再是人類學田野可以宣稱的專門領域。總而言之，在當代情境下，有兩個 對於人類學田野工作的質疑，我們必須去面對。第一，喪失了過去那些遠方異國的他 者文化，人類學沒有傳統田野作為研究的對象，這學科還有甚麼特色，甚至還有存在 的必要嗎？ 第二，如果傳統的長期與密集的參與觀察，已經不足以應付當代這種複雜 流動的世界，人類學式的田野工作還有必要嗎？12
在本文前面有關田野工作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反身性與倫理性的立場與討論後，
我們可以清楚與積極的回應這兩個質疑。首先，對於那些覺得在全球化衝擊下，人類 學已經喪失其特殊的研究對象以及獨特的研究方法，因而人類學知識已經沒有其獨立 的地位的說法。從本文的觀點來看，這其實是犯了以形式來分類的謬誤，將人類學等 同於人類學者過去所研究的主題與對象。13從學科歷史來看，人類學在過去的確把研究 的主要焦點放在小規模、非西方的社會文化，但是這是因為在大學學科建置中的制度 分工與分配資源的結果，並不是這門學科的知識與方法論上的取向。一個學科之所以 是學科，應當是由它的理論實踐來定義，看其學者如何從一些相關連的知識操作中，
發展出其特殊的問題意識與研究技術，來構成其經驗研究的範疇與安排。這不是說整 個學科共享一種理論典範或者知識論立場，而是這個學科中的研究者，對於他們的理 論概念如何建構研究的現象，有一些基本的傾向與態度。不論在理論建構的方式或研 究方法上有多大的差異，同一學科的人應該會對甚麼是社會真實與知識的價值有一些 類似的假定。
人類學的研究對象也許在不斷的變動與轉換中，但是人類學作為一種知識實踐，
不會因為研究對象的改變，喪失其特殊的關懷與研究取向。相似的，人類學田野工作 的特殊性，並不在於在田野時間的長短或參與的程度，而是蘊含在一些特殊的前理論 傾向下所形成了一些特定的態度與習性。而從本文前面的討論，我們更可以確認，人 類學式的田野所具有的知識敏銳、批判性與反身性，不一定要依靠自身與其研究他者 之間具有強烈的差異，所產生的疏離作用來激起；如果研究者是能接受自己與被研究 者都有自我主體性的開放性，並能細緻的分析雙方在對話過程中主體如何定位與移 位，那研究對象就無所謂是在遙遠的部落或城市中的白領階級。差異性大的他者讓我 們更容易意識到自己的文化本位主義，但透過民族誌比較的框架，將原本習以為常的
不會因為研究對象的改變，喪失其特殊的關懷與研究取向。相似的，人類學田野工作 的特殊性，並不在於在田野時間的長短或參與的程度，而是蘊含在一些特殊的前理論 傾向下所形成了一些特定的態度與習性。而從本文前面的討論，我們更可以確認，人 類學式的田野所具有的知識敏銳、批判性與反身性，不一定要依靠自身與其研究他者 之間具有強烈的差異，所產生的疏離作用來激起；如果研究者是能接受自己與被研究 者都有自我主體性的開放性，並能細緻的分析雙方在對話過程中主體如何定位與移 位，那研究對象就無所謂是在遙遠的部落或城市中的白領階級。差異性大的他者讓我 們更容易意識到自己的文化本位主義，但透過民族誌比較的框架，將原本習以為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