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結以上各章探討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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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商代銘文的基本特徵
前言
商代銘文可略分為族氏銘文1 與非族氏銘文兩類，族氏銘文是指一些特定的 商人團體所使用來代表該族群的文字，非族氏銘文則又可以分為職官銘文以及其 他的銘文。
本章第一節主要討論商代銘文的幾種分類。第二節討論族氏銘文在字形上外 部表現的情況來討論族氏銘文乘載的訊息，如族氏銘文可能是單一族氏，也可能 是複合族氏，或與代表其身分的職官銘文結合，本節討論的內容著重在族氏銘文 表現形式上，尤以「複氏的單一族氏名」與「複合族氏名」兩者在區分時存在很 大的困難，故針對歷來學者的研究成果作一分析探討。再則，第三節討論銘文中 的職官銘文，目的在說明銘文可能有哪一些組成成分。第四節為介紹商銘的分期 與斷代。
本章目的主要在討論商代銘文在區分時的一些原則與標準，以及其中可能組 成的字形，期能在後面的幾個章節之前，提出清楚的分類說明。
1 「族氏銘文」為目前較常見且普及的名稱，關於這類銘文名稱的各種討論，詳見本章第二節，
此處為行文方便，先採用「族氏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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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商代銘文的分類
依據商代銘文標示商人所屬的團體、擔任的職官，以及用以記錄時間、地 點、賞賜物、賞賜緣由等等字形，可以略分為兩類銘文：
一、 族氏銘文
商代銘文篇幅精簡短少，很多銅器上只鑄有族氏銘文，用以表示作器者或是 器物擁有者所屬的團體。族氏銘文在字形上往往較為象形，難與後代的文字做字 形上的連結，或者是不易考訂該字形的意義與讀音。
除了針對族氏銘文字形的研究之外，我們還可以透過族氏銘文傳達的訊息了 解商代社會結構與組織，因族氏銘文組成成分可能是單一族氏名，也可能是複合 的族氏，一些學者便透過複合族氏來研究商代族氏之間的種種關聯，進而推展出 商代族氏間平行的聯合關係以及垂直的母族與子族關係。此外，族氏銘文也有連 綴其他字形的可能，族氏銘文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連綴職官銘文，目的也是在標明 器物擁有者的身分，或是連綴私名，但這已是商代較後期才有的現象，加綴私名 情況到西周更是普遍。
二、 非族氏銘文
（一）職官銘文
一些銘文鑄有關於作器者或是器物擁有者的職官名稱，用以標明身分。過去 學者重於對甲骨文中職官的研究，例：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第十五章〈百官〉
將商代職官分作臣正、武官、史官三大類。2 島邦男〈商的官僚〉、3 張亞初〈商 代職官研究〉、4 王貴民〈商代官制及其歷史特點〉5 等文，皆是對商代職官作分 類、歸納工作內容等的研究。
專於商代銘文中的職官研究有嚴志斌《商代青銅器銘文研究．商代青銅器銘 文中的職官》，提出銘文中的幾個較常見的職官，討論職官銘文出現的形式，並
2 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頁 503-522。
3 〔日〕島邦男著，溫天河、李壽林譯：《殷墟卜辭研究》（臺北：鼎文書局，1975 年）。
4 張亞初：〈商代職官研究〉，《古文字研究》第 13 輯（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82-116。
5 王貴民：〈商代官制及其歷史特點〉，《歷史研究》1986.4：107-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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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對商代銘的分類僅是就其在銅器上的用途作一區分，族氏銘文雖專屬於特定 人士使用的銘文，仍有許多部件或者是字形與其他銘文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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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族氏銘文的性質及其名稱
一、 關於族氏銘文性質的討論
族氏銘文字形特殊，往往難與後代文字聯繫、銘文形體相較於銅器上的其他 銘文有特殊表現，圖畫與美術裝飾的程度更強。關於這類銘文的名稱，因性質及 其在文字發展演化過程所代表的階段特殊，學者有不同見解。如沈兼士先由西方 的「Picture writing or Pictography」轉譯，命為「文字畫」，後又有「圖象文字」、
「圖畫文字」、「圖形文字」等名。
目前學者多同意族氏銘文屬於文字的範圍，但處理相關研究時，多將以往族 氏銘文性質的討論過程簡化為「同意族氏銘文為文字」、「不同意族氏銘文為文字」
兩類。如嚴志斌《商代青銅器銘文研究》9 將容庚、沈兼士、姜亮夫、孫常敘、
汪寧生等人歸於「不同意族氏銘文為文字」，郭沫若、唐蘭、林澐等人歸入「同 意族氏銘文為文字」一類。何景成《商周青銅器族氏銘文研究》10 亦將容庚、沈 兼士、張振林歸入「不同意」一類，唐蘭、林澐、裘錫圭等則為「同意為文字」。 然而，細究各家對族氏銘文的研究，斷然將族氏銘文性質的研究區分為「是 否為文字」兩種，無法了解學者對族氏銘文性質的立場，也可能模糊各種觀點所 要闡述的內涵。為清楚觀察諸家的不同意見，下以族氏銘文在文字演化發展過程 中所表現的階段為綱，討論不同學者的觀點：
（一） 族氏銘文為文字畫的遺存，尚沒有固定讀音
沈兼士稱族氏銘文為「畫文字」、「文字畫」。〈從古器款識上推尋六書以前之 文字畫〉指出文字畫與六書文字之間的關聯為：文字畫在意符文字（象形、指事、
會意）之前，而意符文字在音符（形聲、轉注、假借）之前，以為殷商彝器中的 文字畫，只是文字畫的遺形，類似隸楷流行之後偶用古篆的情形。11 另在〈初期 意符字之特性〉指出：
以文字畫為原始象形體，以初期意符字為文字畫與六書象形字中間之過程。
其意以為不但《說文》之初文非原始象形字，及甲骨金文亦不盡然。文字
9 嚴志斌：《商代青銅器銘文研究》，頁 248-251。
10 何景成：《商周青銅器族氏銘文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9 年），頁 33-39。
11 沈兼士：〈從古器款識上推尋六書以前之文字畫〉，《沈兼士學術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
1986 年），頁 6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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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這一類的繪圖文字便沒有求得讀音的可能。17
張振林對容庚「能證明圖形與文字之間有聯繫的就提上正編，不能證明的就 歸附錄」的處理方式有一說明：
容庚先生曾經對我們說過：「……牛頭、老虎圖形（單獨出現在西周器上）， 許多人提出應入『牛』字『虎』字，也有人認為只是族徽、商標，好像筆 莊門口掛著一隻大筆圖形，人們知道它的意思，但不能把它當字，所以我 還是把牛頭、虎形圖放在附錄。然魚形、山形、象形等，同文字構形之間 有直接聯繫，大家公認，所以入正編。」這表明容庚先生既不完全同意郭 沫若先生為代表的圖騰孑遺族徽說，也不完全同意陳、沈、唐（按：陳鍾 凡、沈兼士、唐蘭）等先生的圖形文字說，他非常重視符號與文字二者之 間的聯繫與區別。18
張振林《金文編》收字凡例的說明在於強調圖形文字內部的構形是否與後代字形 有「形」上的連結，舉出魚形、山形、象形等，而較原始的牛頭、老虎圖形像「筆 莊門口掛著的一隻大筆圖形」，這樣的判斷或多或少是過於主觀的，沒有清楚的 準則。
自容庚將不能識讀之字形歸入〈附錄〉中，便揭示了判定族氏銘文不屬於文 字範疇的觀點，同時強調在族氏銘文中應作出能否自後代找出對應文字的區別，
認為後代文字若找不到可對應之例，該族氏銘文便不能算入文字演化系統，只能 是圖畫。這樣是忽略了早期金文內部繁簡有別的差異，只討論是否與後代字形在 構形上有沒有相似或相同處，一旦遇到象形程度更高的字形，就只能夠把它們排 除在文字系統之外，早期金文確實存有繁簡字形的可能性。如此的處理方式可能 會因研究材料的新出現、或有新釋出之字形時，就得更動原先對〈附錄〉的區分，
那麼界定族氏銘文是否能演進成文字便相當的不穩定。
（三） 圖畫與文字之間不存在任何階段，象形象意字即是圖畫文字
持此一觀點的學者將族氏銘文稱為「圖畫文字」，但性質與沈兼士「文字 畫」不同，甚至反對「文字畫」階段的存在，如唐蘭《中國文字學》：
學者間更大的錯誤，是把圖畫文字說成文字畫。我們說圖畫文字，是用圖 畫方式寫出來的文字，如照沈兼士先生等的說法，叫做文字畫，則只是近
17 姜亮夫：〈古初的繪畫文字〉，《杭州大學學報》1962.2。
18 張振林：〈對族氏符號和短銘的理解〉，《中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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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文字的圖畫，還不能算是文字，兩者間的區別是很大的。19
何為「圖畫文字」？唐蘭將「三書說」中的象形象意文字歸入圖畫文字的範圍中：
「象形象意是上古的圖畫文字」20 、「象意文字是圖畫文字的主要部分。在上古 時期……完全用圖畫文字時，除了少數象形文字，就完全是象意文字了。」21 唐蘭的觀點在於「文字畫」理論將早期文字納入文字未發生的圖畫範圍，認 為上古時期的「圖畫文字」最初全是由象形統攝而成，洞穴岩壁中的圖畫往往都 是動物，所以象形字最初的字形也就是動物的形象。他似乎認為圖畫至文字之間 是不存在任何過渡的階段，文字是直接由圖畫演變而來。
梁東漢《漢字的結構及其演變》與唐蘭的觀點一致，認為文字是由圖畫漸漸 演變而來，其中沒有文字畫的階段，區辨圖畫文字和圖畫是必要的，「文字畫」
屬於「畫」，不屬於文字系統。22
（四） 殷代已有完整的文字系統，族氏銘文屬於成熟的文字
郭沫若〈殷彝中圖形文字之一解〉23 稱族氏銘文為「圖形文字」，是古代國 族之名號的孑遺或是轉變，反對「文字畫」的觀點，認為圖形文字已經是發展成 熟的文字，要以考釋文字的方式來求解。
裘錫圭〈漢字的形成和發展〉指出族氏銘文與非族氏銘文的差異在於：
由於族徽具有保守性、裝飾性，同一個字在銅器上用作族徽時的寫法，往 往要比一般使用時更接近圖形。這種區別是文字的古體與今體之別，而不
由於族徽具有保守性、裝飾性，同一個字在銅器上用作族徽時的寫法，往 往要比一般使用時更接近圖形。這種區別是文字的古體與今體之別，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