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回顧
Becker and Tomes (1979) 提出個人的薪報酬資會受到本身稟賦的影響，如果 不考慮個人之先天能力以及家庭背景等因素，在估計教育報酬率上會有偏誤產 生。本文探討使用義務教育的革新為工具變數來估計教育報酬進而降低此內生性 偏誤。本章首先了解國內對於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實施的相關研究，了解此政策的 實施影響層面的廣度，以及教育的擴張如何影響個人教育投資與報酬，接著為使 用工具變數法估計教育報酬的相關研究，最後為國內估計教育報酬的相關之研究 貢獻。
第一節 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政策的影響層面
民國五十七年延長國民義務教育至九年，的確有效幫助國人在人力資本的投 資，並提升國人整體的教育成就，尤其對於九年國教前後世代在人力資本的投資 以及勞動生產力產生了很大的差異，黃芳玫 (2001 本文利用 Becker et al.（1990）
之內生成長模型，使用「人力運用調查」1978-1995 年，探討世代轉移對教育水 準及所得的影響，模型中加入了九年國民教育政策的虛擬變數，並比較政策前後 對於教育年數及投資報酬率的影響。結果發現子女數愈多會使父母親對子女教育 投資減少，尤其對女兒影響相對大。在九年國民教育實施之後男女無論在教育水 平及教育報酬皆有所提升，女性的增長幅度皆大於男性，但在教育投資的邊際報 酬率男性仍高於女性。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的實行對於 12~14 歲人口快速成長的年 代，由於人口成長與經濟正當起飛導致對中級教育強烈需求，政策有效紓解了學 齡兒童的升學壓力。義務教育政策的實施也有助於提升低教育階層的教育成就，
連帶影響了親子之間經濟及所得的關係，林知儀(2002) 利用「人力運用調查」
資料，探討個人的終身成就是否會因為上一代的經濟背景與薪資條件所影響，其 實證結果顯示九年國教的實施的確有效降低了兩代之間所得之相關程度，作者並 認為只有低教育階層家庭受到九年國教政策的影響較大，高教育階層家庭則沒有 明顯受到九年國教政策所影響。莊奕琦與賴偉文(2008)採用「華人家庭動態資料
庫」此研究著重於個人特質與家庭環境因素對教育成就之影響，並探討九年國民 義務教育的實施對性別、省籍及城鄉間與教育成就的關聯性。其結果發現政策的 實施對改善性別、省籍及城鄉間教育成就的差異都有顯著且正面的效果。九年國 教的實行也改善了早期台灣於教育資源上分配不均的問題，進而拉近了性別、省 籍及城鄉間在教育成就上的差異。賴偉文(2008)採用 1990 年主計處「人力運用 調查」的原始資料。此研究所選取的樣本是以資料中擁有跨代完整資料作為研究 對象，此樣本是具有父親之教育程度以及家中手足狀況等資料，以九年國民義務 教育政策作為工具變數解決可能產生的內生性問題，估計結果顯示受九年國民義 務教育者之平均教育報酬率為 9.55%。由於此研究僅限以具有跨代完整資料者作 為研究之樣本，樣本數由原始資料約 5,8000 筆減少至 7193 筆，故在估計上可能 會有樣本選擇的問題產生。Spohr, Chris A. (2003)利用台灣的「家庭收支調查」探 討台灣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的實施對個人教育的影響，並以九年國教虛擬變數為工 具變數，估計台灣的勞動參與力以及總薪資的變化，發現九年國教對女性之勞動 參與力以及總薪資的影響較大，估計九年國教的實施使男性之教育年數提升約 0.4 年，女性之教育年數則提升提升 0.25 年。Clark 與 Hsieh (2000)分別利用台 灣之「人力運用調查」、「家庭收支調查」以及 1990 年的「戶口普查」，針對 1948-1953 年以及 1957-1962 年九年國教的前後出生世代為研究對象，運用工具 變數法估計台灣平均教育報酬率，利用九年國教虛擬變數與 1968 年各縣市每千 人所擁有的校數為工具變數，作者在使用 1968 年各縣市每千人所擁有的校數為 工具變數時，研究對象為 1957-1962 年的出生世代，但由於九年國教實施初期各 縣市陸續著手興建學校，所以後續幾個年份之各縣市每千人所擁有的校數變化很 大，1968 年各縣市每千人所擁有的校數應該只適用於估計 1957 年的出生世代，
不適用於後面幾年的出生世代。故只使用 1968 年之資料是不夠的，應該繼續加 入 1968 年之後幾年之各縣市每千人所擁有的校數作為工具變數，這樣的估計結 果才會較為準確。Shin-Yi Chou et al.(2010)也使用 1968-1973 年各縣市每千人所 擁有的新設校數作為工具變數，以解決父母之教育程度與小孩的健康之間存在的
內生性問題。
第二節 台灣教育人力資本實證研究
九年國教以及相關的教育政策的確使國人的平均教育水準上升，近來國內許 多研究開始探討教育的擴張對教育報酬率的影響層面。本節將介紹教育擴張與教 育報酬率的變化，並了解教育擴張如何影響個人的教育投資與教育報酬。
2.2.1 教育擴張對教育報酬的影響
投資於教育對個人以及社會產生很大的助益，政府單位為了提升國人的教育 水平及追求經濟發展，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的實行與教育的擴張，皆有助於提升各 的教育機會，並使得國人的平均教育年數得以提高，使台灣教育變得普及。
但隨的國人平均教育程度漸高，學者們也開始注意到教育的投資報酬率是否會因 為教育的擴張而有所下降。Psacharpoulos(1985)對多個國家的教育酬率作估計以 及比較，並發現台灣的平均教育報酬率沒有因為教育擴張而有很大的變化。並提 出教育與科技進步會相互影響，教育可以培養出高素質的人才，而高素質人才也 會使科技更加進步。另一方面，為了因應高科技的發展，教育系統必須培育出高 素質人才。同樣地 T. H. Gindling et al. (1995)也認為台灣所有勞動者的教育報酬 在 1978 年-1991 年之間大致是呈現一個穩定的趨勢，與 Schultz (1993)之研究提 出發展中的國家在這段時間內教育報酬有下降的趨勢，兩者研究結果並不相同。
可以解釋為台灣持續對高教育人才的需求是為了因應科技的改變。符碧真(1996) 應用台灣之「個人所得分配調查報告資料庫」1964-1990 年連續十五年的資料估 計私人教育投資報酬率，觀察雇人薪資所得在四類收入(包括雇人薪資所得、企 業主所得、遺產所得及移轉所得)中從 1964 年的 42%提升至 1990 年的 60%，所 以此研究僅使用受僱員工薪資所得作為收入的變項，研究結果發現私人教育報酬 雖然略為下降，但此研究的下降幅度比 Psacharopoulos(1985)的研究還來得小。
在 1970 年代中期的教育投資報酬率，以中等教育為最高，到了 1970 年代末期高 等教育投資報酬率漸漸上升，之後並取代中等教育成為三級教育中最高者，而初
等教育的教育投資報酬率一直為三級教育中最低。吳慧瑛(2003)利用主計處｢人 力運用調查｣1978-2001 年的資料，觀察此段時間內台灣教育報酬率之變化，探討 各級教育之間在個人薪資以及教育報酬率的差異，同時也比較男女、產業、各學 門別及公私部門之間在教育報酬率上之差異。教育水愈高男女之間教育報率的差 異愈小，女性在各教育階層的教育報酬率均大於男性。在科系方面以醫科的教育 報酬率為最高者，其次分別為法商、理工及文科。公家機關之教育報酬率則大於 私人企業。產業上服務業之教育報酬率高於工業及農業，服務業之教育報酬率處 於穩定成長，反觀農業得教育報酬率則變化最大。作者觀察台灣平均教育報酬率 於 1987 年至 1994 年有下降的趨勢，但認為長期而言仍為上升趨勢。以上研究均 指出隨著年代的增加國人的平均教育程度漸升，但這段期間內並沒有因為教育的 擴張而有特別明顯的下降趨勢。
2.2.2 高等教育的快速擴張
近年來由於大學院數的增加，導致大學考試錄取率愈來愈高，研究所、博士 班畢業人數也有相當的成長。此高等教育的擴張現象，對於勞動市場影響甚大，
高等教育擴張使得勞動供給過剩，高學歷不再是擁有高薪資的保證，近來相關研 究也著重於高等教的擴張教育報酬率是否會因為大學生的供給增加而下降。邱麗 芳(2004)使用 1978 至 2003 年主計處｢人力運用調查｣資料，分析大學教育報酬率 的變化，其實證結果發現在 1987 年以前大學的教育報酬率是呈現緩慢上升的情 況。接著利用 Chow test 檢定在 1987 年時有無結構性的改變，結果發現在 1987 年的時點有結構性的改變。作者指出 1980 年代國內對高素質人才需求提高，大 學勞動需求曲線向外移動，使得 1987 年以前大學教育酬率有上升的情形，但此 後政府單位大力投資於高等教育上，大學以上之勞動者增加快速，但此時大學以 上勞動者之供給已經大於需求，大學教育報酬率則為下降的情況。許碧峰(2004) 利用｢人力運用調查｣1978 年-2002 年之資料，觀察台灣這段期間內男性與女性之 大學教育溢酬變化。認為 1995 年的教育改革，擴增技術學院以及專科學校的招 生人數，暢通升學管採取多元入學方案，導致就讀大專院校的機會提高不少。在
此教育平均水準提高之下，發現 1980 年以後台灣男性未觀察之能力報酬之大專 溢酬下降了 30.1%，同時也減少了 9.2%。作者認為政府在提升國人教育平均水 準的同時，必須評估勞動者未觀察到能力是否也有所提升。林倩如(2007)利用 ｢
此教育平均水準提高之下，發現 1980 年以後台灣男性未觀察之能力報酬之大專 溢酬下降了 30.1%，同時也減少了 9.2%。作者認為政府在提升國人教育平均水 準的同時，必須評估勞動者未觀察到能力是否也有所提升。林倩如(2007)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