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林玉茹的先行研究，戰後臺灣各地志書的纂修人員大致可分為學者 型、文獻委員型、文化包商型、地方人士型、民間人士型、行政人員型及由 上述任兩種型態組合而成之合成型等七種型態。50但無論何種型態，出於個 人所學專長，纂修團隊人員或參照既定綱目編寫；或依自身書寫習慣編定；
或參考其他地方志書編排，致書寫策略與內容或一致或不同，加以纂修時程 的早晚、運用史料的多寡有無、審查委員的審查精準度差異等，率皆影響到 各地方志書的成形。
綜觀上述13 個鄉鎮市志對殖民地時期初等教育的書寫，大致可歸納出 幾項特色：
一、側重教育政策的書寫：幾乎所有版本的鄉鎮市志，無論書寫繁簡比重如 何，對此時的教育政策、法規、學制、課程、授課科目與時數，甚或教 育政策分期（如1919 年臺灣教育令頒佈前後、1937 年起之皇民化運動 時期）皆多所編納，可視為是讓讀者進入此一課題領域的入門知識，也 是教育發展中最主要的部分。
二、側重境內學校的創校沿革：日治時期桃園地區的初等機構，除傳統書房 外，計有專供漢人子弟就讀的公學校45 所，供日人子弟就讀的小學校 3 所，與供原住民子弟就讀的蕃童教育所 4 所，合計 52 所（見下表 5）。
各地志書較擅長或較喜好以各初等教育機構為敘述主體，以條列或製表 方式，單獨陳述各校創立的時間（含分校時期）、校舍位址選定、地方 人士的奔走支持與校舍宿舍的興建等。
50 林玉茹，〈地方知識與社會變遷：戰後臺灣方志的發展〉，頁 260。
表5：日治時期桃園地區初等教育機構數量統計表
長，但擔任分校主任的機會可謂不少，在《蘆竹鄉志》、《觀音鄉志》
與《平鎮市志》中多有陳述。另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屋鄉志》中還特 別針對教學主體的教師部分，進行分類分年的姓名刊登。
戰後桃園市各地方志書在殖民地初等教育的書寫雖有如上特色，然纂修 者或限於專長；或礙於材料；或因時間短促；或因篇幅不足；或喜以政策、
法規、課程涵蓋教育發展面貌，致志書內容呈現多有缺漏，且無法突破既有 書寫框架，今列舉數端如下：
一、 敘述內容比重繁簡不一：在桃園市已刊行之各地志書中，雖有部分志書
（如新屋鄉志）有長達數十頁的日治時期初等教育書寫，但多數志書均 僅以二、三頁篇幅帶過，以致對影響臺灣甚深的殖民地初等教育發展未 能有效呈現。至於教育內容的書寫，各方志雖多側重如政策法規、學校 沿革、師生人數的靜態性敘述或統計（詳下表6），然內容與體例亦繁 簡不一。此外，教育志書寫應可側重之學校活動、教材、經費、師生互 動與流動，甚或學校與寺廟、地方社會之關係連結等攸關學校發展之重 要課題，也少有志書能提及。
表6：戰後桃園各地志書對殖民地初等教育描繪項目一覽
可看出教師學歷與升遷流動，教室日誌則可看出實際授課內容，凡此，
如能充分蒐集利用一手史料，初等教育課題的書寫應更能周延多元。
三、對初等教育機構的類別與發展認識不足：日治時期的初等教育機構除以 漢人子弟就讀的公學校外，尚有專供日人子弟就讀的小學校，原住民就 讀的蕃人公學校與蕃童教育所等（二本《復興鄉志》因地緣、族群關係 而呈現蕃童教育所的發展敘述，堪稱特色）。此外，初等教育機構尚有 以傳授漢學為主的私塾、書房、義塾等，以同化與近代化為教學目標之 公學校，其實與書房在1920 年前有高度的競爭關係，51然相關地方志 書的呈現多以公學校為主，卻較忽略書房在日治初期的角色。此外，因 應時局環境的改變，總督府為強化戰時體制下臺人的向心力，公學校在 1941 已改稱為國民學校，然部分志書仍以公學校行文，屬史實認知的 錯誤。另屬於初等教育性質的「國語傳習所」與屬社會教育性質的「國 語講習所」，多數志書也常混淆不清；另對臺人在戰前曾擔任公學校校 長的誤解，或對各校創立時間未加考證的誤判等，均出於對相關史實的 掌握度不足。
四、多未能清楚標示資料來源：雖然地方志書非學術著作且以通俗普及為原 則，但為確認史實，以示文責與便於查核，舉凡引用他人觀點或陳述相 關史實，仍應適度標示出處。然多數地方志書行文龐雜卻未能清楚標 示，引證失真亦缺乏註解，尤其是成書年代較早者，致未能判斷內容所 言是否屬實。由於未能知悉所恃材料為何，致無法對比勘誤，部分志書 甚至僅以口述訪談為文，亦有缺憾。
51 有關日治時期書房與公學校之競爭問題，可參閱吳文星，〈日據時代臺灣書房之研究〉，《思與言》，第 16 卷第3 期（1978 年 9 月），頁 62-89；〈日據時期臺灣書房教育之再檢討〉，《思與言》，第 26 卷第 1 期（1988 年5 月），頁 10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