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臺灣的農業發展與技術學知和教育的關聯，近十餘年來在教育史 學者的努力下，已經有了很多的研究。38另外交通與土木營造建築史的研究 者，也對技術學知問題作了不少討論。39近年來，也開始有學者針對工業技 術學知與教育問題進行討論。本文以下討論近幾年來工業史研究中有關技 術學知與教育的研究成果。40
首先，前面瞿宛文在討論臺灣戰後工業化與殖民時期的關聯時，為了 肯證戰後工業化與殖民遺產並無關聯，也曾提到戰前臺灣人因殖民政府的 教育上的歧視政策，缺乏經營工商業所需的技術學知與教育經歷。另外，
上一節提到的陳慈玉，在其專書中，雖然從日本資本的軍需產業的討論中 主張戰前戰後臺灣經濟的某些延續性，但她對經濟發展和技術學知問題，
則提出類似於瞿宛文的看法。她主張戰前，臺灣的軍需工業主要倚賴日籍 工程師，1948年後則是以中國各大學乃至留學歐美的大陸籍扮演重要角 色，因此戰前到戰後技術層面有所斷裂，而且戰前技術不純熟的臺灣人，
似乎仍然延續著戰前的處境。
37 洪紹洋，〈中日合作策進會對戰後臺灣經建計劃之促進與發展〉《臺灣文獻》63卷3期（南投：國史館臺灣 文獻館，2012年9月），頁91-124。洪紹洋，〈戰後初期臺灣對外經濟關係之重整（1945-1950）〉，《臺灣 文獻》63卷3期（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5年9月），頁92-124。洪紹洋，〈1950年代臺、日經濟關係 的重啟與調整〉，《臺灣史研究》23（2）（臺北：中研院臺史所，2016年6月），頁165-210。戰後初期臺 日貿易關係的相關研究，另外參見やまだあつし與林滿紅的相關研究。
38 如教育史學者吳文星、歐素瑛、吳明勇、劉書彥，葉碧苓等人的各種學術史研究。
39 如交通史研究者蔡龍保的一系列鐵路與土木技術史研究成果，很值得參考。
40 有關日治時期臺灣工業教育問題，鄭麗玲所著《臺灣第一所工業學校：從臺北工業學校到臺北工專，1912-1968》（臺北：稻香出版社，2012年）也有精彩討論。不過其並未從經濟史角度著墨工業教育與工業化的關 聯，因此本文暫不細論。
不過，前面提到的高淑媛並不這樣認為，她在前述提到的化學工業史 一書中，強調戰後初期諸多臺灣企業家之所以能夠延續或者承接經營各種 民營化學工業，除了與其原有資本與經營經驗的累積，以及戰後政府政策 和經營環境的變更有關外，更與他們自身或者臺灣員工已經能夠有效掌握 工業生產技術有重要關聯。
高淑媛分析了臺灣工業教育的發展歷程，她同意日治前中期臺灣所需 的技術人才完全倚賴日本供給，也承認1930年代以前臺灣的工業教育機構 很少，主要僅有1919年的臺北工業學校，以及僅具進修教育性質的私立臺 北商工學校與嘉義市商工補習學校。但她強調1930年代，總督府除了在 1931年創設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戰後成功大學的前身）之外，1930年代後 期因為在臺灣推動軍需工業化與生產力擴充計劃政策，大力在臺灣各地擴 充工業教育，尤其是中等程度的工業學校與各學校附設的技術工養成所。
依其統計到日本統治結束時，全臺共有8家工業學校、4家專修工業學校以 及附設11家養成所，再加上1931年的臺南高等工業學校與1943年增設的臺 北帝國大學工學部，共同建構了完整的工業教育體系。
另外，高淑媛也討論了總督府的工業研究機構，指出總督府的兩大工 業研究機構中央研究所工業部（1939年獨立設置工業研究所）與糖業研 究所，與臺北帝國大學和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一樣，對於日本的化學工業急 速移植到臺灣，以及臺灣本地化學工業的研究試驗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並指出在這些機構裡都可以看到接受專門工業教育的本地人身影。高淑媛 承認臺灣人的高級技術人才仍嫌不足，不過戰後初期臺灣一般水準的技術 人員已經相當普遍。如其對於戰後初期臺灣各種化學工業的分析，她不同 意瞿宛文與陳慈玉過度誇大來臺外省技術人才在戰後產業經營上所扮演的 角色，她主張戰後初期有大量臺灣本地技術人才能夠承繼日本人的工業技
術，並配合大量的一般技術人員，投入戰後初期化學工業的經營與生產。41 接著，我們討論洪紹洋有關臺灣機械業發展與技術學知的分析。該文 就日治時期臺灣機械業最大規模的臺灣鐵工所，在戰後改組為臺灣機械公 司的過程予以探討。洪紹洋發現：「戰後臺灣機械公司的人才主要來自幾 個層面，其中，糖業機械設計以日治時期服務於臺灣鐵工所的臺籍員工 為主；鐵道機車方面，係藉由日治時期生產窄軌鐵道車輛的經驗，且為了 進一步發展銷售至中國大陸的寬貴車輛，因而引進曾任職於中國大陸鐵道 單位的外省籍技術人員；造船方面是由熟悉船舶設計的外省籍人員擔任主 管，實作工作則仰賴日治時期澎湖馬公海軍工作部所培育之技術者」。42
從上述討論，我們可以發現發現機械業的狀況與高淑媛討論的化學工 業有類似之處，戰前戰後的產業與技術延續性都明顯可見。洪紹洋提醒如 鐵工所這樣的日資企業戰後經接收改組為國營企業的過程中，儘管資源委 員會這些外省技術官僚在接收與經營過程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不應如過 去研究者那樣給予過高的評價，尤其不應忽略臺灣技術者戰前累積的技術 經驗，在戰後臺灣機械公司發展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最後，有關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的工業研究機構，最近許進發在其博 士論文中進行了完整的探討，他將工業研究機構分為三個時期，即臺灣總 督府研究所化學部（1909-1921）、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工業部（1921-1939）、臺灣總督府工業研究所（1939-1945）。他並探討伴隨臺灣各個時 期產業發展條件、產業政策與產業界狀況的變化，以及工業研究機構如何 透過開發利用資源、協助創立企業，或協助改良產品品質，藉以協助產業
41 主要參見高淑媛，《臺灣近代化學工業史（1860-1950）：技術與經驗的社會累積》，頁241-247。有關日治 時期臺灣化學工業技術的研究發展，另可參見高淑媛，《臺灣工業史》，第七章，頁135-156。
42 洪紹洋，〈戰後臺灣機械公司的接收與早期發展〉，《臺灣史研究》17（3），（臺北：中研院臺史所，
2010年9月），頁151-182。
發展。43
許進發的分析，因為著重於研究機構本身組織、人員與業績的綜合討 論，對我們了解日治時期以總督府直屬研究機構的工業研究有其貢獻。但 其分析並未涉及臺灣其他幾個重要工業教育與研究機關，如總督府糖業試 驗研究所、臺北帝國大學、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也沒有探討這些工業教育 與研究機構之間的關聯。另外，因議題設定所致，其研究也未細究總督府 工業研究機構與特定產業發展之間的關聯。44而這兩個面向的討論，是探討 日治時期工業史中的技術學知與教育問題時須進一步推進的研究議題，高 淑媛等經濟史學者對這些議題已經有了一些成果，但仍有待經濟史學者的 持續投入。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