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第一部分嘗試釐清「歷史研究」的定義、概念，第二部分則是探討西方 史學發展的典範流變，從中點出「敘事史學」與「分析史學」的差異點。接下來 筆者試圖從歷史研究（特別是指「分析史學」）的角度切入，探討其應用於教育史 研究的可能性。
一般學者均主張歷史研究運用到教育領域中，可稱之為「教育史」。黃光雄
（1989）將教育史的研究分為三大類：（一）教育思想史；（二）教育制度史；（三）
教育運動史。
田培林則指出研究教育史的目的有三：（一）教育理論研究的基礎；（二）教 育實際工作的指導；（三）教育之愛的培育（引自周文欽、周愚文，1988）。據此，
周文欽與周愚文（1988）得到以下啟示：
教育學者研究教育史與一般史家（特別是以考證為主者）的研究目的應有 所不同。而且教育史的研究不但要符合歷史研究法的規範，更應在此基礎 之上，彰顯出教育事實中的意義、特性與價值。
如前言所提，雖然教育史貴為四大教育學基礎理論之一，但是在臺灣卻是弱 勢學門（周愚文，2003：1）。根據周愚文（2003）的研究分析可看出教育史研究 長期以來在「量」的方面一直處於絕對弱勢。而各師範院校、一般大學所開設教 育相關課程時，教育史的課通常是優先被排除的19。本文一開始也提到許多學者 均認為歷史研究相當重要，但在實際研究成果卻不佳的情況底下，的確該檢討與 反省如何提高教育史研究的風氣與產量。
此外，長期以來歷史學界不把教育史研究視為專業，在各種回顧、討論歷史 研究成果、現況時，幾乎都忽視了教育史的存在。在這之中，筆者發現從早期到 目前為止，教育史的著作撰寫方式幾乎都是偏重在「敘事史學」的寫作模式上；
另外，從周愚文（1999，2003）的分析之中也可發現國內教育史研究，長期以來
19 此種情況在中外幾乎是舉世皆然，詳見楊深坑（1999：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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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重在「思想與人物」的主題上，這當中又與教育哲學的關係密不可分20，因此 少有如周愚文（1996）《宋代的州縣學》、高明士（1999）《中國教育制度史論》，
以及Ho（1976）的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這類以分析取向為主的著作產生。所以筆者認為今後教育史研究應從分 析史學的角度出發，突破既有研究的瓶頸。
當年新史學之所以能夠迥異於傳統史學、實證史學，開闢出另外一條康莊大 道，著眼點就在於開啟歷史研究與社會科學理論的對話，自此開創了另一種新風 貌。特別是「社會學」與「歷史學」這兩門學科之間對話的可能性這類問題，常 被一般學者所探討，例如P. Burke在1980年和1992年分別所出版的《社會學和歷史》
（Sociology and history）、《歷史和社會理論》（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此外，
二次世界大戰後社會學家有感於實徵性研究只能解釋目前整個外在世界的表面現 象，卻無法釐清其背後生成的背景脈絡，以致於社會學家開始懷疑研究結果的解 釋力和應用性，加上受到新史學中「社會史」（social history）的影響，因此在社 會學界也誕生了「歷史社會學」（historical sociology）這類的研究取徑。直到 1970-1980年代集大成，包括了I. Wallerstein、M. Mann、P. Anderson與A. Giddens 等學者（Smith, 1991: 1）21。此外，關於歷史社會學的討論，可參見Abrams（1982）
20 其實在這裡必須釐清一個問題，因為長期以來國內的教育領域存有「哲史不分家」
的觀念，以致於造成後來教育哲學急速發展的同時，教育史研究不但沒有跟著蓬勃 發展，反倒是研究空間遭到擠壓，包括投入的人力與資源。弔詭的是，目前國內大 專院校教育史教授普遍是由「教育哲學」背景出身，各校在甄聘教師的同時，也以 教育哲學作為優先，認為「教育哲學」背景出身的學者有足夠的能力和興趣來教授、
鑽研「教育史」研究。在老一輩沒做好傳承、新進一輩又興趣缺缺的情況底下，西 洋教育史很容易變成「西洋哲學史」，中國教育史則成了「中國哲學史」。雖然哲學 基礎對於歷史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若教育史研究長期只停留在「思辯」、「敘 事」，沒有受到外在刺激，例如「分析」的挑戰，那麼這門學科就很容易僵化，甚 至最終走向衰敗。
21 I. Wallerstein代表著作為《近代世界體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M. Mann 代表著作為《社會權力的來源》（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P. Anderson代表著 作為《從古代到封建主義的過渡》（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絕對主
所完成的《歷史社會學》（Historical sociology）以及Skocpol（1984）所編的《歷 史社會學的視野和方法》（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當中對於歷 史社會學的理論以及投身此領域的學者有諸多介紹。
受到西方「新史學」與「歷史社會學」的影響，臺灣早期曾有康樂和黃進興
（1981）主編的《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瞿海源與蕭新煌（1982）主編的《社會學 理論與方法研討會論文集》，當中都有許多研究者撰文討論歷史學與社會學的關 係22。近幾年歷史社會學的研究取向似乎成為一股風潮，許多社會學家在研究興 趣一欄會填上「歷史社會學」。以社會學家柯志明為例，在2001年曾撰寫一篇〈社 會學家們，回來作歷史研究吧！〉，呼籲社會學家應從歷史當中找材料。柯志明隨 後也陸續出版了《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2001b）、《米糖相剋：
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發展與從屬》（2003），擘畫出臺灣經濟發展的過程。其他 學者如林國明（2003）所探討的醫療保險體制、蕭阿勤（2005）所作的「世代」
研究，均從歷史社會學的角度出發23，至於蕭令杰（2003）則是詳細探討歷史社 會學在臺灣發展的來龍去脈。
正當社會學界興起一股從歷史中找材料的同時，中西方的教育史學界似乎仍 抱著舊有的敘事手法，從事傳統的議題研究和開拓微觀史這部分24。西方學界僅
義國家的系譜》（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A. Giddens代表著作為《歷史唯 物論的當代批判》（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第一冊《權 力、資產與國家》（Power, property and the state）和第二冊《民族⎯⎯國家與暴力》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22 康樂與黃進興所編的《歷史學與社會科學》這本書，其實是集合一群學者蒐集國外 的文章，翻譯成中文後再彙整出版。
23 在這裡要澄清的是，歷史社會學不全然是以分析為取向，實際上也分成「分析的歷 史社會學」與「敘事的歷史社會學」這兩種。唯獨這兩種均借用社會科學理論、概 念來從事歷史研究。
24 關於教育史研究轉向微觀層面，最主要是受到後現代的影響。在這部分可參考 Popkewitz、Franklin和Pereyra（2001）所編的《文化史和教育》（Cultural history and education）一書。書中多篇文章提出以文化史的角度出發，來從事教育史研究（例 如談及文本、想像、記憶、系譜學等），顯然是受到後現代史學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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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Archer（1979）《教育制度的社會起源》（Social origins of educational systems）、 Collins（1979）《文憑社會：教育與階層化的歷史社會學》（The credential society:
An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nd stratification），以及受到M. Archer影響的 Green（1990）《教育和國家的形成：英、法、美教育系統的誕生》（Education and state formation: The rise of education systems in England, France, and the USA）。至於 國內則有：姜添輝（2001）〈教育社會學觀點的清朝時期臺灣官方儒學的發展與 特性〉，以及瞿海源（2003）〈追求高教育成就⎯⎯清代及日據時期臺灣教育制度 與價值的分析〉少數幾篇文章而已25。
因此當前教育史研究在面臨內憂外患的同時（外有師資培育減少教育史課 程、教育史背景的博士不易覓得教職；內指教育史人才培養不易，傳承困難），必 須思索如何開創新的格局，使得教育史研究能夠再度發揚光大。新史學當年能夠 勇於挑戰蘭克學派，其中一點便是運用了社會科學來輔助歷史研究，或許這部分 是目前從事教育史研究，又亟欲扭轉局勢的人可供參照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