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村落常民文化的展現，可以說是村落人群與外界的自然環境、社會環境三者互動的結果。在第貳 部分，本文談到了學甲寮庄從清代的建立，一直到日治後期的發展，其自然環境雖有水文上的變遷，但對 居民以農業為核心的生活方式影響不大，土地利用上也持續呈現著旱田為主的景觀；在人群組織上，則維 持血緣村落的型態，也沒有因為時間的演進，產生太大的變化，顯示出相當穩定的情況。
因此，造成學甲寮庄三個命名發展階段的成形，即命名發展的文化變遷現象，主要不是受到村落人群 與自然環境的影響，而是與社會環境的作用力關係比較地密切。社會環境作用力對學甲寮命名發展的影 響，主要有下列三項，一是嬰幼兒死亡率的下降，二是教育程度的提高與日語的普及，三是改姓名運動的 推行。
(一)嬰幼兒死亡率的下降
就鈴木清一郎的調查，早期臺灣居民為擔心孩子養不活，往往會取個較為卑賤的名字，讓邪神討厭而 不奪其性命，使孩子能夠順利長大成人(鈴木清一郎：100-101)，因此，這種厭勝命名的文化特色，必定是 嬰幼兒死亡率偏高下的社會產物。從學甲寮庄命名發展的第一階段，昭和以前出生的戶主命名來看，一些 屬於居民日常用語的命名字彙，如男性的山知、乞食20、呆九、及以「 」字命名的名字，女性的罔市、
不纏等，都是屬於此種厭勝命名的形式(鈴木清一郎：101)，可以想見，昔日學甲寮庄的嬰幼兒死亡率應當 偏高，孩子要能順利長大成人實屬不易。
但是隨著衛生、醫藥事業的進步，學甲地區的嬰幼兒死亡率在昭和以後有著明顯的下降。本文採用昭 和十年國勢調查計算方法，以未滿一歲人口佔總人口的比率，作為分析嬰兒死亡率的參考數值(昭和十年國 勢調查：51)，又因大正四年、九年、十四年的戶口調查，沒有統計州廳以下各行政層級的未滿一歲人口，
故本文修訂為以零至五歲人口佔總人口的比率，作為分析嬰幼兒死亡率的參考數值。
在大正四年，學甲地區(即大正九年以後的學甲庄行政區範圍)，嬰幼兒佔總人口的比例達到17.24%，
大正九年降到14.39%，大正十四年起上昇到15.08%，昭和五年再升到19.07%，昭和十年則是20.89%(表 9)；從學甲地區在大正九年，嬰幼兒佔總人口比例出現下降情況，可知嬰幼兒死亡率有升高情形，而大正 十四年以後，嬰幼兒佔總人口比例開始上昇情況，則代表嬰幼兒死亡率有下降情形。
因此，學甲地區的嬰幼兒死亡率，在大正期間尚呈不穩定的趨勢，直到昭和以後才呈現明顯的上升趨 勢；同時，這樣的趨勢不僅只是發生在學甲地區而已，在臺南州與北門郡的嬰幼兒死亡率，也有類似先降 後昇的趨勢，可知學甲地區的情況並非特例。
至於學甲寮庄的嬰幼兒死亡率的分析，僅有大正四年與九年的資料可供參考，其中大正四年嬰幼兒人 口佔總人口的18.33%，大正九年則佔總人口的12.37%21，此數值由高至低的變動，尚符合上述學甲地區的 變動情況。因而在缺乏資料的情況下，相信學甲地區下的學甲寮庄，在昭和以後的嬰幼兒死亡率，也呈現 下降的趨勢。
昭和時期學甲地區嬰幼兒死亡率下降的結果，使得命名者可以不再特別用厭勝命名方式來保護孩子，
如在學甲寮庄的戶主資料中，山知、乞食、呆九、「 」字命名、不纏、罔市，在昭和時期皆已不再見到，
居民在命名上逐漸捨去了日常生活用語的字彙，取而代之，是命名者改以吉言佳字的命名方式，期待能對 子女增添額外的幸運與生氣，使人生道路得以一帆風順。
20 這些分類只是大概，而沒有絕對，如乞食一詞雖可歸類於厭勝命名，但他也可能是父母的意向命名；依據日人在日 治初期調查，有時臺灣居民取乞食一名，是認為這樣孩子以後將有如乞丐般的韌命，不怕受凍，也不會餓死，而且 別人還會送錢進來(與太郎：81)。
21 學甲寮庄在大正四年總人口數為 1429 人，嬰幼兒人口數為 262 人(大正四年戶口調查：716-717)；大正九年總人口 數為1382 人，嬰幼兒人口數為 171 人(大正九年國勢調查：528-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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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嬰幼兒死亡率的下降，是導致學甲寮庄居民命名發展，從第一階段的特色：命名字彙多採用週 遭日常生活用語，得以轉變為第二階段的顯性因素。
(二)教育程度的提昇與日語的普及
相對於嬰幼兒死亡率的下降，是學甲寮庄居民命名發展變遷的顯性因素，教育程度的提昇與日語的普 及，則是學甲寮庄居民命名發展變遷的隱性因素。
1. 教育程度的提昇
就鈴木清一郎的調查，早期臺灣居民的命名，包括了乳名、土名、冊名、字名等。其中乳名就是小名，
多半在出生當時取的，而土名則是鄉里居民根據某人個性與外貌所取的稱號；冊名為孩子長大後，要進入 書房讀書時，由老師取的名字，通用於師友間的學名，至於字名則是昔日書院男子讀書至十六歲成年時，
再由老師另起一個學名，在尊長親屬以外的朋友間使用(鈴木清一郎：97-98)。
從學甲寮庄命名發展的第一階段，在昭和以前的戶主名字，多屬居民日常用語的命名字彙，如有關動 物、植物、社會底層人物、自然界、人造物、個人特徵、事物特徵、情緒反映等字彙，可以想見，早期學 甲寮庄居民教育程度並不高，多以乳名或土名作為本名，因而幼童能夠負笈至書院唸書的機會恐怕相當地 少；實際上，在大正四年的戶口調查與大正九年的國勢調查中，學甲寮庄共1400名左右的居民，僅僅只有 2名男性識字(大正四年戶口調查：716-717；大正九年國勢調查：804)。
在大正十二年(1923)，學甲公學校於學甲寮庄西側1公里處的宅子港庄，設立公學校分教場(北門郡役 所：17)，通學區域(即學區)包括了宅仔港庄與學甲寮庄，初等教育的進入，使得學甲寮庄的幼童求學之路 將更為方便。雖然後來的國勢調查中，識字率的調查資料未詳列至底層行政單位，因而無法確切明白學甲 寮庄識字率的情況，但從昭和十一年，宅子港分教場共計有三個年級，四位老師，學童計241位，其中男 性214位，女性27位，在該年六月份的出席率高達98.37%的情況來看，學甲寮庄的教育程度應有一定的提 昇(北門郡役所：19)。
2. 日語的普及
在日本統治臺灣的第一年，臺灣總督府為達同化臺灣人的目的，即制定了國語(即日語)普及的語言政 策，在日語普及的推動上，主要可以分為兩方面，其一為學校教育，其二為推行日語的社會教育(吳文星：
257)。
在學校教育方面，推行日語普及工作的重心在公學校。依臺灣公學校規則第一條規定：公學校係對臺 人子弟施行德教，教授實學，以養成日本的國民性格，同時以精通國語為要旨(府報，1898：349-31)，可 知日語教育為公學校重要的教育目標之一。對學甲寮庄而言，藉由宅子港分教場的學校教育，除了促進地 方教育程度的提昇外，日語也因此可以潛移默化到學童的生活當中，甚至進入到學童家庭之中。
日語的普及，除了以公學校為中心向推行外(臺南廳庶務課：40)，另外臺南州也以社會教育的方式，
推動日語在社會大眾的普及化22。其中在學甲寮庄推動日語普及的社會教育，包括了國語講習所、自治振 興會、青年團、女子青年團等。
22 如早在大正七年(1918)的臺南廳，即在各地方設置了國語夜學會、婦人國語學習會、書房教師國語研究會、保甲役 員國語研究會、國語夜學會修了復習會、少女會，及於書房加設國語科，增設本島人幼稚園等，作為推動日語普及 運動的社會教育種類(臺南廳庶務課：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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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語講習所
依昭和六年臺南州訓令第三號中的規定，國語講習所設置的地點，包括了市、街庄、部落(即大字)，
主任即由公學校校長擔任，講師則由公學校教師或其他適當人員擔任(臺南州共榮會，1935：26)。學甲寮 庄最遲在昭和九年即已設立了學甲寮國語講習所(臺南州共榮會，1935：66)，以招收失學的女性為主，在 昭和十年的規模為班別1班，學生50名，女性佔七成；到了昭和十五年，學甲寮庄內再設立了一所西平寮 國語講習所，此時兩個國語講習合併計算，已達到共4班，學生120名的規模，且全數招收女性(表10)。
表10 日治時代學甲寮庄國語講習所概況 授業學生 國語講習所 年度 會長 講師 班數
男 女 計 教育日數 教育時數 學甲寮 昭和 十 年 陳華宗 兼1 1 15 35 50 200 400
昭和十一年 土池武雄 專1 1 4 46 50 245 490 昭和十二年 土池武雄 專1 1 0 60 60 226 452 昭和十三年 土池武雄 專1 1 0 60 60 250 500 昭和十四年 遠藤不二夫 專1 1 0 60 60 250 500 昭和十五年 遠藤不二夫 專1兼1 1 0 60 60 250 500 西平寮 昭和十五年 遠藤不二夫 專1兼1 1 0 60 60 250 500 資料來源：歷年來臺南州社會教育要覽。
2) 自治振興會
依昭和十四年臺南州北門郡報國自治振興會指導要綱的內容，為了能夠增進居民在教育、產業、交通、
衛生、保安等方面的福祉，須在郡下各部落組織報國自治振興會，其中在教育普及方面的第五款任務，即 為國語普及家庭、部落的國語化(北門郡報國自治振興會：5-8)。學甲寮庄在昭和十一年十一月，分別於學 甲寮語西平寮設立了報國自治振興會，其中學甲寮首任會長為謝烏肉，會員數有129名，西平寮首任會長 為李追，會員數有70名；其後幾年會員數變動極大，但基本上，會員數已比設立時增加許多(表11)。
表十11 日治時代學甲寮庄自治振興會
學甲寮自治振興會 西平寮自治振興會
會長 會員數 會長 會員數
昭和十二年 謝烏肉 129 李追 70
昭和十三年 謝烏肉 880 李追 292
昭和十四年 謝烏肉 784 李追 214
昭和十五年 謝烏肉 165 李追 128
資料來源：歷年來臺南州社會教育要覽。
3) 青年團
依昭和五年臺南州訓令第三十五號中的規定，青年團組成人員為居住於學校通學區域內，未滿二十歲
依昭和五年臺南州訓令第三十五號中的規定，青年團組成人員為居住於學校通學區域內，未滿二十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