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上所述，可以得出下列結論。第一，軍事開支比軍隊人數或 CINC 更能正確地解釋和預測戰爭勝負，54也更適合用來衡量米爾斯海 默的權力概念。雖然軍費也可能因為貪污或被蓄意高估或低估等原 因，造成測量誤差，但它已是最能反映軍力之常用指標。
第二，米爾斯海默在經驗研究中對大國的認定，與他在理論中的 界定不一致。米氏在實際認定大國地位時往往失之過寬。二戰爆發後 的英國、一戰結束後的法國、一戰爆發後的奧國、義土戰爭後的義大 利、日俄戰爭後的日本，乃至於 1816 年以降的普魯士和目前的中國，
都不具備和第一軍事強權一較長短的傳統武力。米爾斯海默將這些時 段的國家也視為大國，顯然不符合他自己理論的要求。這些非大國的 歷史經驗，對大國政治理論不能提供直接支持；大國政治理論也不能 輕易套用在非大國身上。理論與實際個案選擇上的不一致，降低了米
中心，2015 年），頁 513-532。
朱雲漢，《高思在雲：一個知識份子對二十一世紀的思考》（臺北：天下，
2015 年），頁 29-30、89-251。
這點也適用於網路戰爭與伊斯蘭國(The Islamic State)的戰爭：人力、鋼鐵 產量或能源消耗量都比不上財力來得重要。
爾斯海默結論的可信度。
米爾斯海默理論中的大國，是足以和第一強權較量的國家；其理 論中的霸權，則是體系中唯一的大國。本文並未挑戰其理論觀點，而 僅指出他在經驗研究所列出的大國，往往不符合自身的理論要求。若 要說臺灣的命運受大國支配，在後冷戰時期符合條件的大國只有美 國，而它也是 1816 年以來唯一的霸權。不過中國現在雖然還沒有能和 美國對戰的軍力，潛力卻不容忽視。在胡錦濤掌政時期，軍費就已超 越美國以外的其他國家，居世界第二。照目前趨勢判斷，在習近平掌 政後期，北京軍費有可能超過華府軍費之半，而國際軍事體系也會從 美國單極獨霸轉變成美中兩極並存。55至於軍費開支居世界第三的俄國 雖與美、中同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在國際軍事體系中 的地位與影響力也高於英、法這兩個常任理事國，但軍費開支僅為中 國之半，更遠低於美國。短期內，俄國也缺乏大舉擴軍的經濟實力，
所以比中國更難成為能與美國比肩的另一極。56
雖然兩極間可能爆發大國戰爭，但包括米爾斯海默與華爾志在內 的結構現實主義者，都認為兩極體系仍相對穩定，不像多極體系那樣 危險。他們兩人都把 1946 年開始的冷戰時期劃歸兩極體系，而在那之 前則屬多極體系。以本文採用的軍費標準計算，也可以得到類似結 果，只是兩極體系開始的時間從二戰結束後的 1946 年，提前到德國敗 象確立的 1945 年。
在 1816-2015 這 200 年中，共發生了克里米亞戰爭、義大利統一戰 爭（War of Italian Unification, 1859 年）、七星期戰爭、普法戰爭、
當然，軍費多寡宜與軍費支出項目內涵一併討論。例如人員維持費與武器採 購費，對提升戰鬥力的效果很可能大不相同。在未來的研究中，可針對數個 特別重要國家之軍費開支細項，進行更深入的比較分析。
Mohammed E. Ahrari, The Great Powers versus the Hegemons (Basingstoke,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p. 26-109.
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等七場大國間戰爭。大 國間戰爭在某一年內爆發的機率為 3.5%，然而它們全都爆發於多極體 系時期。單極體系時期只有一個大國，固然不可能有大國間戰爭；20 世紀的兩極體系也從未發生過大國間戰爭。就此以觀，即使中國成長 為足以與美國相較的軍事強權，使得國際體系再次變為兩極體系，但 該體系很可能仍比多極體系更和平，而中美間爆發戰爭的可能性也不 像米爾斯海默所描述的那麼高。57
（收件：2015 年 4 月 27 日，修正：2016 年 1 月 26 日，採用：2016 年 2 月 3 日）
Robert S. Ross, “Bipolarity and Balancing in East Asia,” p. 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