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1950 年代的臺灣財政，若是沒有美援支持，其後果將 相當嚴重。現對此風雨飄搖的關鍵時刻，展開更深入的分析。
歷史具有延續性、脈絡性、依存性。為了呈現美援融通在關鍵時 刻的重要性，有必要將國民政府在大陸時期的財政狀況與遷臺後的財 政作一比較。回顧國民政府在北伐成功至對日抗戰勝利這段期間，曾 舉辦三次全國財政會議，引進西洋現代化稅制來進行改革。然而，由 於當時仍屬於農業為主的社會，工商業普遍不發達，現代化的稅制
（例如所得稅、遺產稅等）尚在起步階段，稅務稽徵技術不進步，逃 漏稅與中飽私囊普遍，稅基流失嚴重，再加上戰爭與社會動亂，局勢 呈現不穩定，使得稅收比重偏低。尤其是中國對日抗戰期間，稅收比 重嚴重偏低，80%左右來自銀行借款與發債，稅收只約占政府總收入的 10-20%左右40（請見表 6）。縱使考慮田賦徵實、公營事業盈餘繳庫、
菸酒專賣利益等具有實質或隱含稅收性質的項目在內，政府實質收入 仍然明顯不足，財政狀況頗不健全。復因國共內戰又起，軍費需求更 仰賴通貨融通，1940 年代末期成為引爆財政金融危機及超級通貨膨脹 的關鍵因素。
在此需說明地是，雖然國民政府在對日抗戰時期也曾努力徵稅，籌措戰時財 源，尤其是田賦徵實對軍需物資取得、物價穩定貢獻頗大，但受當時主客觀 環境影響，故稅收占財政總收入或總支出的比重不高。關於國民政府遷臺前 的財政與稅制發展，因非本文研究重點，有興趣者請見馬寅初，《財政學與 中國財政─理論與現實（重排第一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年）；
崔國華，《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財政金融政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 館，2004 年）；林美莉，《西洋稅制在近代中國的發展》（臺北：中央研 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5 年）；孫克難，〈租稅體制之演變〉，劉翠溶、
周濟編，《中華民國發展史：經濟發展》 （臺北：政治大學及聯經出版社，
2011 年），頁 581-627。
表6 對日抗戰時期各項財政收入占總收入比重
單位：%
年度 租稅收入 債款收入 銀行借款 其他收入
1937 22.41 12.74 59.46 5.39
1938 18.10 1.57 73.04 7.28
1939 15.89 0.81 75.74 7.60
1940 5.17 0.15 74.32 20.36
1941 6.20 1.18 87.81 4.81
1942 16.20 1.41 78.10 4.29
1943 25.02 6.35 66.69 1.94
1944 19.27 1.11 78.57 1.05
1945 8.14 5.00 83.05 3.81
資料來源：關吉玉，《四十年來之民國財政》（臺北：經濟研究社，1976 年），頁 112。
對日抗戰結束後，隨即邁入戰後復員戡亂時期(1945/9-1949/1)。由 於久經戰亂、民生凋蔽，且因缺乏修養生息機會，戰後稅收更為減 少，再加上戡亂軍費支出龐大，政府舉債困難，大量仰賴通貨融通，
以致釀成惡性通貨膨脹。此時全國收入之四分之三以上用於軍費，國 力因內戰而不斷消耗，課稅權更是難以施行，稅收無法徵得，法幣加 速膨脹，終致不可收拾。
國共內戰期間，國民政府基於財政困窘，企圖努力徵稅，於 1947 年 2 月頒布施行〈經濟緊急措施方案〉，要求嚴格執行各種稅收、充裕 國庫，特別加強徵收直接稅，開闢新財源，追求預算平衡。1948 年 8 月總統蔣中正依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之規定，經行政院會議 之決議，8 月 19 日頒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要求切實增進各種 稅收，並且依此命令宣布幣制改革，公布「金圓券」發行辦法。以黃 金為基準，規定每元金圓券含金量為 0.22217 公克，但不能兌現。金圓 券一元折合法幣 300 萬元，用以代替法幣，以期穩定經濟及物價。法 幣制度則是 1935 年 11 月 3 日國民政府規定中央、中國、交通銀行發行
的鈔票為法幣，後加入農民銀行，其他銀行不得再發行貨幣，也禁止 銀元流通。
1945 年中國對日抗戰勝利，美國將之前在中國參戰時所積欠的軍 費，高達 4 億美援還給中國。當時行政院長宋子文將其中 2.5 億美元兌 換成黃金 645 萬兩，卻在以法幣兌換黃金的政策下消耗殆盡。然而在 1948 年發行金圓券的過程中，則收回 184 萬兩黃金。1948 年底蔣中正 安排自上海運走黃金 350 萬兩（其中 80 萬兩作為日後發行新臺幣的準 備），對支付軍費、穩定軍心與物價大有幫助。41但在 1950 年代又因 軍事用費浩繁，出售庫存黃金支應財源即將用罄之際，美國持續大量 的軍經援助，成為乾旱之望雲霓的「及時雨」，大量支應突發性財政 支出之所需，否則就須仰賴舉債融通，影響經濟及政治穩定，極可能 重蹈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的覆轍。
1950 年代臺海關係緊張，若不考慮美援融通在內，由表 3 中國防 支出與政府總支出相除可知，國防支出比重甚至高達五成，已嚴重排 擠其他政事別支出；相對而言，若無美援融通國防支出，其排擠現象 恐更嚴重。王昭明更指出臺灣財政收支在 1950 年代始終處於赤字狀 態，軍事支出占政府總支出的一半以上，至於美援恢復則得到很大的 幫助。421954 年的「九三礮戰」及 1958 年的「八二三礮戰」，使得政 府財政更為吃緊，自然有賴美援融通。美國軍援、經援臺灣普遍被認
丁雯靜，〈蔣介石之黃金密檔〉，《旺報》，2011 年 3 月 25 日，<http://
news.chinatimes.com/mainland/11050504/112011032500443.html>；丁雯靜，
〈蔣介石之黃金密檔〉，《旺報》， 2011 年 3 月 26 日，<http://news.china-times.com/reading/110513/112011032600394.html>；丌樂義，〈1948 年-1949 年黃金運臺全記錄〉，《中國時報》，2011 年 3 月 28 日，<http://news.china-times.com/fous/50108410/112011032800317.html>。
王昭明，〈戰後臺灣的財政改革〉，近史所社會經濟史組編，《財政與近代 歷史論文集（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社會經濟史組編印，
1999 年），頁 4、6。
為是一種自利行為43，然而經由協助軍事活動、追求經濟穩定及促進自 給自足，44對臺灣財經、社會、政治發展亦有重大影響，也可說是一種 利他行為。
不可諱言地，美援對臺財政支援貢獻可觀，由歷年金額占 GNP 的 比率觀之，在 1954、1955 年度左右，一度高達 GNP 的 30%（請見表 4 中之 A/Y），主要因為 1954 年金門發生「九三礟戰」，引起軍援大 幅增加所致（請見圖 1）；另一個高峰為 1958 年金門爆發「八二三礟 戰」，同樣因為軍援大幅增加所造成；若不包括美援融通在內，則
《中華民國財政統計年報》的政府支出實看不出真實完整的全貌。45然 自 1960 年代以後，隨著兩岸緊張情勢趨緩，以及外銷導向經濟的快速 成長，美援融 通占 GNP 的比 率已 降至 10%以 下而逐 漸消 失（請見 表 4 中之 A/Y）。
由圖 1 資料顯示，在臺灣海峽兩岸軍事對峙關係緊張時期，不包括 美援的國防支出占 GNP 比率(GD/Y)雖略有上升，然而戰費之增加則主
美援的目的在於促進美國本身的國防安全，請見吳聰敏，〈美援與臺灣的經 濟發展〉，頁 147；文馨瑩亦認為美國利用美援在軍事上追求最大安全保 障，在政治上追求國內外最大控制權力，以及在經濟上作為追求最大福祉的 手段，請見文馨瑩，《美援與臺灣的依賴發展(1951-1965)》，頁 42-56。
Neil H. Jacoby, U.S. Aid to Taiwan: A Study of Foreign Aid, Self-Help,
and Development, p. 31.
有關 1960 年代以前「臺灣海峽危機」，除了 1954 年的「九三礟戰」及 1958 年的「八二三礟戰」外，還有一個「國光計畫」。中華民國前總統蔣中正為 了反攻大陸，於 1950 年代中期至 1960 年代中期，積極推動秘密作戰計畫，
尤其基於 1958 年大陸在毛澤東主導下民不聊生，故為醞釀反攻大陸的良好 時機，然因美國並不支持，故在國際情勢丕變及客觀情勢不利之下，始終未 能實施。有關「國光計畫」始末，請見林正義，〈蔣介石、毛澤東、甘迺迪 與 1962 年臺海危機〉，《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3 卷第 4 期，2012 年 10 月，頁 63-106。至於國光計畫相關經費，理應反映在國防支出中，然因沒有 大規模的正式交戰，故國防軍費缺乏明顯突增現象（請見表 3 及圖 1）。
要仰賴來自美援的融通，使得包括美援在內的國防支出占 GNP 的比率 (GD*/Y)大幅上升，以致包括美援在內的政府總支出占 GNP 比率(G*/
Y)就較不包括美援之政府總支出占 GNP 比率(G/Y)高出甚多。由於 1950 年代美援在國防方面的援助，其占 GNP 的比率均為政府所編列預算占 GNP 比率的數倍，尤其是在 1954、1955、1958、1960 各會計年度為 然，這幾年正是發生二次臺灣海峽戰爭危機之時期，即「九三礮戰」
及「八二三礮戰」，合乎皮寇克與魏茲曼所提因社會大變動（尤其是 戰爭）的定義，進而產生所謂的「位移效果」。46
進而言之，由於表 4 中包括美援融通在內的政府總支出可視為完整 的政府支出規模(G*/Y)，而表 5 中之國民租稅負擔率(T/Y)與之相比，
可以呈現稅收占完整的政府支出的比率(T/G*)。且由圖 2 中之 G*/Y 線 與 T/Y 線之差距可以發現，在 1950 年代，尤其是臺海關係緊張時期，
稅收占包括美援融通在內的完整政府總支出比率，大約只有 30-40%，
雖較國民政府在大陸對日抗戰時期之 10-20%為佳（請見表 6），但仍 然呈現若無美援融通，則須仰賴大量舉債的困境，可見美援融通對政 府實質需求支出的重要性。然自 1960 年代以後，由稅收占政府完整政 府支出的比率(T/G*)可以發現，大致已能維持在 70%左右，顯示財政 已呈現穩健性（請見圖 2 中之 T/Y 線與 G*/Y 線之差距已大幅縮小）。
由於美援在 1950 年代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協助臺灣財政在臺海 危機時渡過難關；並在美援會的主導下，於 1959 年研擬〈十九點改進 財經措施〉47，獎勵投資、鼓勵儲蓄、改革匯率與稅制、建立資本市場 等，為臺灣未來經濟發展奠定良好基礎。
因此，在進行計量經濟檢定之前，也觀察了臺灣地區國民租稅負 擔率(T/Y)，並進而檢視其性質；其在本文所關心的期間，尤其是兩次
Alan T. Peacock & Jack Wiseman, The Growth of Public Expenditure in the
United Kingdom, pp. 1-149.
趙既昌，《美援的運用》，頁 266。
礮戰時期，似乎並無明顯的變化，如圖 2 所示，顯示此突發性支出需求 必然仰賴其他收入來融通；且由於是來自美援融通，否則國內舉債將 大幅增加。
ıįıı IJıįıı ijıįıı Ĵıįıı ĵıįıı Ķıįıı ķıįıı
IJĺĶIJ IJĺĶĶ IJĺķı IJĺķĵ IJĺķĹ IJĺĸij IJĺĸķ IJĺĹı IJĺĹĵ IJĺĹĹ 炴
⸜⹎
ňīİŚ ňŅīİŚ ňİŚ ňŅİŚ
圖1 臺灣地區包含及不含美援之政府支出規模 資料來源：作者依據本文表 4 資料繪製。
ıįıı IJıįıı ijıįıı Ĵıįııġ ĵıįıı Ķıįıı ķıįıı
IJĺĶIJ IJĺĶĵ IJĺĶĸ IJĺķIJ IJĺķĵ IJĺķĸ IJĺĸı IJĺĸĴ IJĺĸķ IJĺĸĺ IJĺĹij IJĺĹĶ IJĺĹĹ 炴
⸜⹎
ňİŚ ňīİŚ ŕİŚ
圖2 臺灣地區政府支出與賦稅收入規模 資料來源：作者依據本文表 4、表 5 資料繪製。
在此須指出者，皮寇克與魏茲曼所提出的位移效果，在文獻上又
在此須指出者，皮寇克與魏茲曼所提出的位移效果，在文獻上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