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士人身處矛盾的時代，一方面在朝為官，權傾天下，卻又佯狂縱欲，
借酒裝瘋，形成極端不協調。迄至元康，政治的殘酷與現實的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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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使知 識分子對統治者失去信心，一方面已有了魏初以來名士慘遭殺害的實例50
，再49 自漢代桓靈迄至永嘉，政禍幾乎不曾間斷，殺害士人，危迫忠良，幾成當權者例行慣事，
這從《後漢書•黨錮傳》及《魏書》、《晉書》內，都可獲得證實。而曹魏與司馬懿互相 鬥爭，殘害士人，使得知識份子人心惶惶。到了元康時期，殘害知識份子的情況更加嚴重，
在此時期，知識份子的感受自然更加深刻。
50 自魏初以來遭殺害的名士很多，如：何晏、桓范、丁謐、鄧颺、夏侯玄、李豐、張緝、諸
則自身面臨政治鬥爭的漩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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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實政治不可為的情況下，於是追求精神解 放，嚮往逍遙。為求個體精神解放，魏晉士人以莊子學說中的「逍遙」思想 為寄託，希望能悠遊於仕宦和隱居之間，並行不悖，而「逍遙」也成為玄談 的主題之一。「逍遙」首先由莊子提出，是精神之自由，希望消除一切外於生命的追 逐，剝除層層負擔、桎梏，讓心中無執無繫，精神無拘無束，而達到自在、
無待的絕對自由。莊子從「工夫」釋逍遙，認為必須經過重重修練，才能真 正達到無待之逍遙境界；而郭象從「性」的觀點重新詮釋「逍遙」思想，以 為宇宙之內，物任其性，事稱其能，便可各盡其逍遙之樂。郭象對「逍遙」
之詮釋，是順著「物各有性」的理路。從「性」的觀點來看，因為萬物各有 其性，故所達之逍遙境界則因「性」之不同而有差別，換句話說，「性」是在 自生自有中獲得，而逍遙之境界也在「性」的影響下早已決定。因為，萬物 是否逍遙之決定因素，在於內在之「性」，並不會因為後天的修練工夫而有所 改變，因為「性」早已固定而無法改變，因此，萬物只要做到「任性」、「足 性」、「適性」的工夫，就可達自己的逍遙，這樣的逍遙才有意義。可見，逍 遙雖早已由「性」決定，仍須藉「任」、「足」、「適」等外在工夫，才能確保 萬物皆能逍遙。若不能實踐這些工夫，縱使「本性」中含有逍遙因子，仍無 法達到，這是郭象「逍遙」說值得注意之處。
葛誕、嵇康、呂安等。
51 凡是與政權有牽連的名士們，莫不人人自危。阮藉、嵇康的放蕩不羈，原就是為了逃避禍 害而為，不料嵇康仍未逃去殺身之禍。嵇康被殺，《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
鍾會為大將軍所昵，聞而造之，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為禮，會 深恨之。康與東平呂昭子巽友，弟安親善。會巽淫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 為證，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濟世志，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殺安及康。」
（見《文選•思舊賦》註引）這明看來是為友做證以及為鍾會之私恨而被犧牲，實際上還 是政治因素，乃是司馬氏之排除異己，故入人罪之殘害而已。當時之知識分子們所有處境 大多如此，並非僅此一例。
郭象為在《莊子》中找到支持其說之依據，便藉「鵬鷃之喻」開展其「逍 遙」說。〈逍遙遊〉中，鯤和鵬都是「不知其幾千里」的大物，郭象卻採取「鯤 為魚子」的說法，將「鯤」與「鵬」視為「小」與「大」的代表，以為大小 之物，如能各適其性，則能各得其樂，其云：「夫大鳥一去半歲，至天池而息；
小鳥一飛半朝，搶榆枋而止，此比所能則有閒矣，其於適性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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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苟足於其性，則雖大鵬無以自貴於小鳥，小鳥無羨於天地，而榮願有餘矣。
故小大雖殊，逍遙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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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大鵬或小鳥，只要滿足自己的性分，皆可 達逍遙。大鵬高飛九萬里，至天池而息，這是大鵬性分之要求，並不是誰要 它這麼做，或以為這麼做有什麼好處，知道高飛的層次較高，而是自己性分 如此，本來就適合高飛，滿足這一性分，就獲得逍遙自在；同樣的，小鳥搶 榆枋而止，這是小鳥性分之要求，滿足這一性分，同樣也可獲得逍遙。所以 大鵬無以自貴於小鳥，小鳥亦無須羨慕大鵬，就「各任其性，各當其分」的 逍遙觀點來看，其間並無差別。現實世界中，個體往往有榮辱、毀譽各自不 同的處境，生命因而困頓挫傷。在郭象理論體系中，「逍遙」並非是生而至 大至高的鯤鵬之專利，蜩與學鳩雖小亦可以自得逍遙，只要萬物皆能各任其 性、各事其能、各當其分、各安其命，逍遙之境即在個體存在的當下即可獲 致。鯤、鵬為大，而蜩與學鳩為小，此大小之殊別。既然萬物形體有大小之 別，其內在之性自然不同，但人們往往加諸高低、勝負等主觀評斷，隨此而 來即是種種束縛與限制，如此何逍遙之有？因此郭象便云：「夫小大雖殊，
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豈容勝負 於其間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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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象並非主張否定現實世界中物類之間存在著的差異性，只是 強調若能將萬物放諸自得之場，萬物即可各自平齊而逍遙。可見，世間人物 形體雖各有大小不同，但只要能夠自得其樂，悠遊自在，充分發揮自己的本52 《莊子•逍遙遊》郭象注，見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6。
53 同上註，頁 9。
54 同上註，頁 1。
性，各盡自己的本分，則可以各具本身的逍遙自足。因此，各物之間，其自 足快然的情形，並無高下的分別。
郭象「逍遙」之精義在「各任其性，各當其分」，提倡物無分大小，皆可 達逍遙之境。此外，郭象之「逍遙」還因萬物所達逍遙境界之不同而有所謂
「有待」與「無待」之分，一般人只能達「有待逍遙」，只有至德之聖人能 達「無待逍遙」之境，其云：
……苟有待焉，則雖列子之輕妙，猶不能以無風而行，故必得其所待，
然後逍遙耳，而況大鵬乎！夫唯與物冥而循大變者，為能無待而常通，
豈自通而已哉！……故有待無待，吾所不能齊也；至於各安其性，天 機自張，受而不知，則吾所不能殊也。夫無待猶不足以殊有待，況有 待者之巨細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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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逍遙遊〉中，真正達到逍遙之境者為「神人」、「聖人」、「至人」，列子之 境界雖高於一般人，但在《莊子》中仍非逍遙之代表。郭象認為萬物皆可逍 遙，因此以為列子亦達逍遙之境，且其逍遙必須依恃外在之風，因此所達之 逍遙為「有待」。莊子所言之「逍遙」境界其實只有「無待」一種，而郭象 卻將《莊子》原義分類和引申。郭象如何將「逍遙境界分有待與無待」之情 形合理化？因為萬物之「自性」本不相同，是天生而不能改變，雖然皆可達 逍遙，然因「性分」所趨，造成一般人物只能達「有待」之逍遙，只有「與 物冥而循大變者」能達「無待」逍遙之境，這是本來就存在的事實。「有待」
與「無待」之間本來就存有差異，不是人力所能改變，正如萬物之「性分」
各有不同，不可任意縱躍。討論萬物逍遙境界時，郭象將世間人物分為兩大 類：一般人物及聖人，一般人物所達之逍遙境界為「有待」，只有聖人能達
「無待」逍遙之境。依郭象之見，逍遙境界之所以有「有待」及「無待」之 分，是因所指對象不同，因著「物各有性」之說，不同物之「性」本不相同，
55 《莊子•逍遙遊》郭象注，見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20。
本就無法齊同，郭象便以「性分」化解有待與無待逍遙之矛盾，使二者並存 而不悖。
值得留意的是：一般人物所達之逍遙境界雖同為「有待」，然因物之大 小不同，形成所待之外在條件亦有大小之別，郭象云：「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
非九萬里不足以負其翼。此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自生於大處，大處亦必自 生此大物，理固自然，不患其失，又何厝心於其間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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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間萬物之形體有 大小之別，其中，「鵬」是屬於大者，背大至幾千里，翼若垂天之雲，因其形 體大於一般物，故一飛即沖至九萬里，以南冥為目的地。向郭以為：翼大若 鵬者，本來就要高飛至九萬里，遠達南冥，此為其「性分」之所趨，本來就 適合且應該這麼做。鵬既擁有「垂天之翼」，本來就應高飛至九萬里，此為大鵬「性分」之所 趨，「夫翼大則難舉，故搏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乃足自勝耳。既有斯翼，豈 得決然而起，數仞而下哉！此皆不得不然，非樂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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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鵬亦如蜩與 學鳩，決起而飛，搶榆枋而止，累了就停下來休息，則又何必有「垂天之翼」？因此，大鵬之高飛九萬里，是其「性分」所決定，是不得不這麼做，非其心
「好高而慕遠」。因為大鵬是大物，故其逍遙所待必大，正是郭象所謂：「夫 質小者所資不待大，則質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極，各足 稱事，其濟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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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若鯤鵬之物，其逍遙所待之憑藉為「大」；小若尺鷃 之物，其逍遙所待之憑藉為「小」，這是由各物之「性分」決定。向郭強調「小」「大」之物，各有定極，只要各自適於己事，則其成就也能均等齊一。小大 之物，「性各有極」，故當各安定分，乃能各適其性，各得逍遙之樂；否則，
如果「茍失其極」，昧於小大之辯，則將反受其害。是以物有小大，如能各適 其用，用得其宜，則各物皆能至於逍遙自得、悠然「自足」的境域。
56 《莊子•逍遙遊》郭象注，見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4。
57 同上註。
58 同上註，頁 7。
由此可見，物不分大小，皆在「有待逍遙」之中。郭象為將世間萬物（聖 人除外）統攝於「有待逍遙」之下，於是改造「鯤」與「鵬」之形象。〈逍遙 遊〉中，鯤和鵬都是「不知其幾千里」的大物，郭象卻採取「鯤為魚子」的 說法，將「鯤」與「鵬」視為「小」與「大」的代表，而以為大小之物，如 能各適其性，則能各得其樂。而在之後注文，郭象又說：「二蟲，謂鵬與蜩也。」
捨棄學鳩，以鵬與蜩同歸為「二蟲」，牽就其齊同大小、「逍遙一也」的說法，
鵬蜩並舉，以為物之大小雖異，只是自然異趣，所以便能各自逍遙，皆達「有
鵬蜩並舉，以為物之大小雖異，只是自然異趣，所以便能各自逍遙，皆達「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