懲罰性賠償於我國專利法中，曾經歷過數次存廢，起初係於 1994 年為 因應專利初步除罪化而增訂，後於2001 年專利法全面除罪化後，即立法修正 提高專利懲罰性賠償至三倍，可見我國專利法懲罰性賠償規定之增訂及倍數
Stryker?, IPWATCHDOG (June15,2016), http://www.ipwatchdog.com/2016/06/15/supreme-court-patent-trolls-halo-stryker/id=7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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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限之提高，主要係因應專利侵權除罪化之結果100。然而，於 2011 年，立
告是否真有惡性、其行為非難程度是否有對其課予懲罰性賠償之必要性，以 符懲罰性賠償之法理基礎，且不致對傳統損害賠償基本原則有太大衝擊與影 響107。而我國專利法於 2013 年回復懲罰性損害賠償時，提案立委即說明觀 諸現行專利侵權實務，專利權人能准予損害賠償之內容甚為有限，新修正專 利法刪除懲罰性賠償使專利權行使更為受限，亦容易使第三人產生侵害專利 權之投機心態，爰恢復既有之懲罰性損害賠償條文，以適度彌補專利權人損 害賠償計算困難之特性，而舉證困難之問題108；立法理由中亦明言，現今損 害賠償之功能已不再限縮於填補損害，且懲罰性賠償之課予得適度彌補專利 權人因舉證困難無法得到有效賠償之問題109。由此觀之，我國專利懲罰性賠 償應仍有存在之必要，且其功能似乎兼具有「懲罰」、「嚇阻侵權」以及
「賠償損害」等。然於美國法之發展上，穩定見解認為懲罰性賠償之功能以
「懲罰」惡意重大之侵權人為主。實則，懲罰性賠償既以侵權人主觀為故意 始得判處之，無法合理化為何過失侵權即不須完整賠償專利權人之損害，且 若現行計算方式無法使專利權人得到有效賠償，應以修正既有計算方式為 之，而非以懲罰性賠償加以填補110。亦有論者以為，懲罰性賠償之賠償功能 應為嚇阻功能之一體兩面，因假使侵權人預計其賠償金額將大於不法獲利，
107 陳龍昇，前揭註 100，頁 15。
108 院總字第 474 號委員提案第 16172、14779、14932、15022 號之 1，立法院第 8 屆第 3 會期第 15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頁 3-4（2013）。
109 2013 年 5 月 31 日專利法第 97 條修正理由第 5 點：「我國已經於若干法律中明文採 取懲罰性損害賠償，基本上已經肯認上述趨勢，雖然在其他法律領域尚未有足夠之 案例，但在智慧財產權法領域，則透過司法實踐，正在逐漸累積經驗，雖然仍然有 些案件於適用時尚不夠嚴謹，但大多數案件，法院對於故意之認定以及對侵害情節 之審酌，均努力地透過一個個的個案，逐漸建立起判斷之標準，而實施至今，並未 見有法院濫用懲罰性損害賠償而課以被告過鉅的賠償數額之情形，且因其可以適度 彌補專利權人因舉證困難無法得到有效賠償之問題，實施以來並未見有負面之批 判。」
110 譚百年，專利侵權懲罰性賠償金立法政策之分析──以臺灣法與美國法為中心，國立
政治大學智慧財產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90（2010）。
自然可達到遏阻效果111；又若侵權人惡意拖延訴訟程序、隱匿侵權證據等，
應屬侵害情節之一部，然此損害應由懲罰性賠償加以填補，但無須將此損害 列入懲罰性賠償之要件內，也可避免變動傳統損害賠償範圍112。由上述討論 可知，我國專利懲罰性賠償之功能應以懲罰為主，雖亦可達到部分損害填補 功能，然應非其主要目的。
而對於美國「蓄意」侵權之認定，與我國法之「故意」並非相同概念，
蓋美國法下侵權人「已知悉」其面臨不合理的高度侵害風險卻仍為之，應是 相當於我國法上之故意，而「顯然應該知悉」其面臨不合理的高度侵害風險 卻仍為之，應類似於我國法上之重大過失113，尚無法直接借鏡為我國法故意 侵權認定之參考，然對於與美國有業務合作之臺灣廠商，對其蓄意侵權之概 念仍不可不知，蓋於美國法下，負連帶責任之共同侵權人皆符合「蓄意」
時，即須同負懲罰性損害賠償責任114；又於 Halo 案後，蓄意之認定標準回 歸主觀，被告無法事後於訴訟中針對專利有效性等提出實質疑問，以迴避法 院認定其主觀上明知或可得而知該侵權風險，且被告之臺灣廠商若為美商於 該產業之長期合作對象，恐將更難以逃避蓄意之認定；又主觀問題屬事實問 題，被告無法以即決判決儘速結束訴訟，因此，可以想見被告之應訴成本應 會上升。故美國法院雖已明確表示外部專家意見之取得並非豁免蓄意認定之 必要條件，然於蓄意認定門檻降低之下，專家意見或許得作為廠商降低訴訟 風險之有效手段，故臺灣廠商若查知可能之侵權風險時，於事前應先與合作 美商協商是否應先取得授權，或儘早為迴避設計，或於合作契約中約定相應 條款以控制後續訴訟風險；於接獲警告信函時，即應妥善評估尋求外部顧問 意見之成本及遭受懲罰性賠償之風險，以避免於後續訴訟中，負擔天價損害 賠償責任。
111 周金城、吳俊彥，「論專利法之懲罰性賠償」，月旦法學雜誌，第 118 期，頁 116
（2005）。
112 同前註。
113 楊博堯，前揭註 1，頁 21。
114 ROSS, supra note 21.
此外，有學者以為，我國採取故意之主觀構成要件，一方面可間接彌補 專利權人蒐證與舉證不易之缺失，平衡專利權人對侵權人起訴之意願；另一 方面亦可促使侵權人願意與專利權人和解，達到保護專利權之目的115。然亦 有論者本於其實務經驗認為，為避免侵權人基於短期市場利益而直接仿製量 產低價求售、或僅稍做修改就認為其已迴避設計，等專利權人確實蒐證、提 起訴訟後，侵權人於短期市場利益已入袋下，遂大方承諾停止侵權之投機心 態，應擴大懲罰性賠償之主觀要件範圍至重大過失，再配合由法院依情節酌 定不同程度的賠償金額，以發揮其較為細緻之社會控制功能116。本文以為，
上述討論不無道理，然專利係立法者為鼓勵創新而加以創造者，其保護程度 涉及立法政策之裁量，與消保法中保護弱勢消費者之強烈公益目的有所不 同，故未來是否要擴張懲罰範圍至重大過失仍有討論空間。而於我國法下，
何種情形可認為侵權人為故意？有論者分別討論未先檢索他人專利權者、於 實施自身專利而侵害他人專利、對於專利侵權判斷錯誤、侵權人惡意隱匿證 據等情況是否構成故意，其認為若侵權人為具有規模之公司、有專業經驗之 人較可能構成，且許多代理專利申請業者亦會提供相關檢索資訊，未來逐漸 加重行為人的查證義務應是趨勢，又被告若為再發明之實施、新用途，或追 加專利權之移轉，應可推定其主觀犯意，且被告若故意隱匿證據，論者建議 可將之作為裁量因素之一，甚至作為裁罰基礎，以達到懲罰、遏止侵權之目 的，而被告若因專利機關誤准而為侵權行為，或行為人能提出有相當程度符 合專利侵害鑑定基礎規範、有鑑定人之姓名且屆時得到庭說明之不侵權鑑定 報告，則可作為推翻故意之證據117。本文以為，上述討論有其道理，然侵權 人犯後態度不佳，或可作為法院裁量判處與否與判處倍數之考量因素，然我 國法既已明文以侵權故意為裁罰基礎，且懲罰性賠償之目的係為懲罰、遏阻 侵權行為，侵權人犯後是否配合訴訟並非懲罰性賠償之主要判處因素，美國
115 胡冠彣等，前揭註 106，頁 23。
116 周金城、吳俊彥，前揭註 111，頁 116-117。
117 同前註，頁 119-123。
法下學說見解及 Read 案亦僅將之作為考量因素之一，故無法僅以當事人犯 後態度不佳作為判處前提。
於確認侵權人為故意後，我國專利法第 97 條第二項係賦予法院是否判 處之裁量權限，然有學者認為，基於專利已除罪化，且為保護專利權人，若 法院已認定侵權人屬故意卻又未判定懲罰性賠償金，應詳述理由以昭公 信118；甚而有論者建議於確認為故意侵權時，法院即「應」予懲罰性賠償，
更可凸顯宣示嚇阻惡意侵權之意義119。然本文以為，單因侵權人主觀故意即 認為有判處懲罰性賠償之必要似乎尚屬速斷，參諸美國法，亦賦予法院是否 判處之裁量權，並考量侵權人訴訟中之態度、被告所造成之損害大小及其動 機等綜合判斷，故本文以為仍應賦予法院適當裁量權，以針對個案為最適判 決，然而，若原告已有請求懲罰性賠償，法院於確認被告為故意下，即應說 明其是否判處，若不判處其理由為何，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326 號判 決亦是採此見解。
最後，對於三倍損害賠償之倍數如何酌定，美國法下係參考與是否判處 懲罰性賠償相似之因素（如：Read 案所提出之 9 項判斷因素）120，而於我 國實務上，最高法院有認為應審酌當事人雙方之資力、侵害專利之程度及其 他一切情形定之121，而智慧財產法院則有以「侵害專利權之時間、態樣、販 賣系爭產品之數額、於知悉侵權後仍繼續為之等情」，以及原被告雙方的經 濟規模等因素綜合判斷決定適切之倍數122，亦有法院判決將被告於訴訟過程 中之行為、配合度等事後態度，納入判決懲罰性賠償時之斟酌要素123，學者 以為，此判決將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惡性納入考量，實較符合懲罰性賠償
118 胡冠彣等，「論專利侵權之懲罰性損害賠償（上）」，專利師，第 2 期，頁 61
（2010）。
119 周金城、吳俊彥，前揭註 111，頁 124。
120 ROSS, supra note 21.
121 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1824 號判決。
121 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1824 號判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