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 Fuchs 與 Jhally 為首的剝削派堅信，Marx 的勞動價值說與 Smythe 的閱聽人商 品論在數位時期更適用，線上使用條款的簽署等於抽象數位勞動力的成立與交換，新 媒體利用這些無償的數位勞動力進行個資（身份、媒體使用、買賣消費、互動關係等 紀錄）與 UGC 等訊息商品的生產勞動，勞動過程雖然沒有直接的強迫與監視，卻透 過社群溝通壓力逼迫使用者上線，藉由幾近壟斷優勢間接控制（Fuchs, 2014）。而網 路上的數位監視較工廠中的標準化流程監視少了強制性，卻多了幾乎無處不在的精準 度（Dyer-Witherford, 1999）。由於使用者未得到任何薪資報酬，個資與 UGC 賣出的 價格就完全等於剩餘價值，因此新媒體將剝削從工廠擴及各生活層面，創造出一個全 面極端剝削的社會，而身處其中的人們和媒體溝通工具疏離，造成人性全面異化。
有許多剝削派的學者未盡同意 Fuchs 的世界末日般預言，對 UGC 的剝削與異化 持保留態度（Andrejevic, 2014, 2015），或在勞動價值說的基礎上，增加若干論述、
制度、與技術等建構商品條件（Lee, 2014；Manzerolle, 2014；Napoli, 2014）。這些 論點與隱形勞動派很接近，差別在於後者認為勞動價值說需要擴大價值定義以涵蓋 被排除的各種社會性勞動，否則它們的勞動力不被承認，生產的價值就沒有商品形式 與市場價格，而經由數位圈地進行的原始積累就能強佔並掩飾剩餘價值的剝削（Day, 2015）。自主論馬克斯主義派則走的更遠，除了同樣承認數位勞動力與線上生產性勞 動外，乾脆完全丟棄勞動價值說，也把閱聽人商品論的悲觀轉為自主性馬克斯主義
的信心，反守為攻，以數位使用者的選擇性情感投入，協助建立或摧毀「認知資本主 義」中的各種品牌。情感勞動沒有薪資報酬，卻無剝削或異化的問題，因為數位使用 者掌握數位溝通／生產工具，她們是為自己而勞動（Arvidsson & Colleoni, 2012）。
非剝削派雖然同情前三派的用心良苦，卻反對流通時刻與生活領域存在任何生 產性勞動。他們秉持 Marx 十九世紀時的勞動分析，毅然斷定抽象的數位勞動力並未 法制契約化，沒有勞動力的買賣當基礎，線上活動就沒有剩餘價值生產與剝削率計 算的問題。不過，數位監視與平台壟斷方便媒合廣告主接近特定使用者的注意力與 認知能力，吸引網友瀏覽或點擊廣告，促進商品流通。線上活動成為被資本主義體系 吸納的非生產性勞動，新媒體藉此收租，分食生產性資本所搾取的剩餘價值（Comer, 2015）。而為了收取更高的租金，新媒體資本家傾向於調整媒體結構、演算程式、與 鏈結方法以吸引特定高消費能力的網友，形成商品化的數位空間（Caraway, 2011），
但也可能因此觸怒聰慧的使用者（Robinson, 2015）。
混雜經濟派試圖調和各派的立場，同時強調網路的矛盾異質特性，是包含商業營 利、公有共享、與禮物交換等形式的混雜經濟（Jin & Feenberg, 2015）。儘管平台軟 硬體依然掌握在資本家手上，使用者卻擁有生產/溝通工具，因此數位勞動可能既剝削 異化又賦權解放，既有商品化空間，又有公共領域，兼容資本主義的生產性與非生產 性勞動，也充滿非資本主義的合作分享活動。有人在線上血汗勞動、為人作嫁，有人 幸運地鯉魚躍龍門，長期線上自力經營的社交關係與形象聲譽終於轉化為經濟報酬；
有社群著迷於商品粉絲團與交換消費情報，也有社群動員挑戰既有政商結構，或實 踐民主溝通與另類經濟模式。反叛的「諸眾」對抗收編的「勞動形成集結」（Heaton
& Proulx, 2015），社群媒體上形成的主體或氣質傾向遂變身為勞資權力競逐的戰場
（Zajc, 2015）。
Smythe（1981）其實也同意消費者主體的生產與消費社會的建構同時需要物質 與意識形態分析，傳播、家庭與學校等社會制度合力生產與再生產消費導向的生活形 態，美化了商業媒體「免費」的迷思，也讓多數閱聽人不疑有他地自認是消費媒體，
而非為媒體工作。重新評價 Smythe 必須瞭解當時論述的脈絡，他一方面同意文化研 究學派對上下層結構、消費與生產領域的挑戰，另一方面擔憂主動閱聽人解讀的說法 很容易被收編成消費者主權的保守意識形態。他的分析批判力因此絕非死板的唯物
論，既要指出西方馬克斯主義者看不見收視做工的盲點，也要反省所謂正統馬克斯 主義者有關消費領域沒有生產性勞動的教條。可惜大部分參與辯論者忽略了後者，將 他誤歸為傳統唯物論者，一再以 Marx 一個半世紀以前的論述責備 Smythe「不夠馬克 斯」（un-Marxian）。事實是，Smythe 從來就不想成為這樣的馬克斯主義者！
Smythe 分析的力道能歷久彌新，正因為他預知在消費領域中利用媒體使用者的生 產力，足以誕生替「認知資本主義」需求管理而勞動的新主體。Slavoj Žižek（1998）
宣稱此一當代主體是異化的，既相信商品拜物教的社會普遍性，又否認聰慧的自己會 受影響，反身思考地挑剔、看穿每一項商品與廣告，卻對商品市場與商業媒體系統深 信不疑。雖然個別媒體使用者可能不看、不信、不買廣告的商品，整體社會卻代替我 們（believe for us in our place）相信、也支持抽象的閱聽人商品。數位勞動的商品化 不只有剝削、異化、侵犯隱私的嫌疑，更根本地限制社會結構的安排，視資本主義市 場為理所當然，在商言商，凡事都可買賣，而任何管制與改變反而都被貶為意識形態 的政治黑手。慶賀參與文化者忽略網路的商業化趨勢，資訊雖由網友生產，但是隨之 而來的商業價值卻是由資方獨佔，更將社會生活逐漸吸納進資本主義的商品邏輯中。
資訊資本主義蒐集密集資料，並進行回饋演化的機器學習，生產比我們都更瞭解 自己的個人檔案，企圖型塑數位使用者成為符合資方期待的訓練有素勞動者與消費者
（Andrejevic, 2014）。Manzerolle（2014）因而批評由此產生的數位自我將淪為演算 法的俘虜，致力於實現人工智慧設定的自我形象，中介資訊的新媒體反過來異化地控 制使用資訊者與資訊使用過程。而新自由主義所強調的個人努力與自我規訓，很容易 與個人化的傳播迴圈相搭配，利用模控想像（cybernetic imagination）將人與社會的 所有面向捲入方便資本流通積累的完美演算法（Manzerolle & Kjøsen, 2012）。更有 甚者，自動化或大數據的拜物教傾向遮掩了數位使用者的勞動貢獻，將價值奪取的現 場從生產階段策略性地閃躲至消費階段，避開越來越難壓制的勞資抗爭，也逼使實際 勞動者反而失去工作（Benanav, 2015）。而數位使用者不斷地循環生產自我、消費自 我，順應新右派將「個人即政治」（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改造為「政治即個人」
（The political is personal.），到頭來自戀愛上的卻是大數據資料庫排列組合所設定的 異化自我（Giroux, 2015）。
溝通是人類天生的慾望，資本主義的異化阻礙並扭曲這些慾望的表達，原本期
待數位新科技能賦權使用者，重新找回社群歸屬與自我認同表達的新公共空間，然而 資訊資本主義卻企圖鯨吞蠶食線上活動，進一步將彼此展演分享的認知、情感、與創 意轉換為供資本剝削的免費勞動。資本主義為避免勞資衝突、挽救下降的利潤率，轉 進到不被意識為勞動、卻又是人們生活必需的溝通領域，利用隨之而來的免費創意與 表達進行資本積累，卻能輕鬆地矢口否認涉及任何勞動與剝削。數位傳播科技遂淪為 當代人類的鴉片，暫時提供資本主義荒原中安撫彼此心靈的慰藉，代價是掩藏線上溝 通後面的謀略計算，將人們的親密關係與日常生活拱手獻給成本效益考量的資本家
（Maxwell & Miller, 2012）。
儘管如此，數據演算模式只能決定市場交易價格，價值還是得依賴數位使用者的 勞動（Bolin, 2011）。是為資本服務而生產剩餘價值，還是為社群分享或自我展演而 生產非商業的使用價值？端賴數位使用者的勞動平台選擇、勞動意識提升、與集體行 動的團結。Smythe（1981, 270）對媒體使用者的能動力一向不悲觀，在商品化的壓力 下，他仍相信人們仍能抓住結構矛盾，伺機集結、利用另類、非商品化的媒體系統抵 抗「意識工業」（the Consciousness Industry）與資本主義。本研究也呼應 Smythe 對 使用者生產另類新主體的信心，除了個資買賣外，個人檔案與線上活動固然某些程度 上會受商業的編碼與演算法限制，但是仍有足夠的線上自主空間，反倒是編碼與演算 法得千方百計、與時俱進的調整，還不一定能跟上線上多元「諸眾」的腳步。而非商 業的集體互動經驗，也擴大另類主體與演算法設定主體之間的差距，將有更多訊息的 生產、流通、消費持續挑戰既有主體秩序的排列組合，展演迥異的自我樣貌，以致於 一再出現逸出資料庫設定、難以歸類、無以名之的亂碼或異象。
另類展演的例子不勝枚舉，以亞洲為例，李明璁（2015）就指出，拜社群與影音 平台的分享轉推，韓國流行音樂才能跨國開拓市場，但是粉絲並非韓流全球佈局下協 助生產價值的勞動者而已，女性粉絲透過模仿少女時代的打扮，線上分享美妝經驗，
展演自己的個性，而男同志粉絲則經由模仿舞蹈與上傳自拍影片，感受跨越性別的愉 悅，強化酷兒認同。根據王右君（2009，2010）的研究發現，臺灣異性戀女性可以利 用網路交友平台上的自我敘事，而與傳統規範、女性主義論述、流行文化話語進行協
展演自己的個性，而男同志粉絲則經由模仿舞蹈與上傳自拍影片，感受跨越性別的愉 悅，強化酷兒認同。根據王右君（2009，2010）的研究發現，臺灣異性戀女性可以利 用網路交友平台上的自我敘事，而與傳統規範、女性主義論述、流行文化話語進行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