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上所述，十七世紀以後，漢人移民臺灣者日多，他們建立的聚落成為日後 臺灣開發的基礎；十八世紀以後，不論清廷的消極政策，漢人在臺灣拓墾的活動 還是積極而快速的進行，村莊街市迭增，田園灌溉益廣；至十九世紀末，清廷割 讓臺灣給日本以前，西部和東北部的平原、丘陵及近山可耕之地，大致都已開墾，
臺東縱谷的開墾也已初現端倪。當時總耕地面積約六十萬公頃，為十七世紀末的 三十三倍。112 漢人在臺灣開拓的業績，正如連橫所說：「夫臺灣固荒島爾，篳路
107 富田芳郎，〈臺灣に於ける農村聚落の形態に就いて〉，《臺灣地學記事》，4.2-4.3 (1933)，頁 11-14，18-24。富田芳郎有關臺灣聚落的著作我一時尚未搜集齊全，幸而施添福已搜集 29 篇，
並對其理論與方法加以檢討，見〈清代臺灣竹塹地區的聚落發展和形態〉，頁 58-62，為省篇 幅，不再一一臚列富田的著作。
108 陳正祥，《臺灣地誌》，頁 256-260。
109 見陳芳惠，〈桃園台地聚落型的計量地理〉，《臺灣文獻》，27.2 (1976)，頁 311-318；石再添 等，〈濁大流域的聚落分布與地形之相關研究〉，《臺灣文獻》，28.2 (1977)，頁 91-92。
110 如洪燦楠，〈臺灣地區聚落發展之研究〉，頁 37-42；戴炎輝，〈清代臺灣鄉莊之建立及其組織〉，
《臺灣經濟史九集》，研叢 76 (臺北，1963)，頁 59-60。
111 在此略舉數例：林衡道特別強調土地制度與南北村落型態不同的關係，見〈臺灣各地的歷史 地理〉，《臺灣文獻》，24.2 (1973), 頁 149；Ronald Knapp 認為，就桃園沖積扇地區而言，土 地租佃習慣是聚落型態形成的主因，而同鄉與早期聚落的形成亦有密切的關係，見"Settlement and Frontier Land Tenure", in China's Island Frontier, pp.55-68；許倬雲則認為，土地租佃與宜 蘭地區的聚落型態無關，見 Cho-yun Hsu, "The Chinese Settlement of the I-lan Plain", pp. 81-85;
姜人偉指出，三峽鎮的平原區以集村為主，山地丘陵區則以散村為主，見〈臺北縣三峽鎮聚 落型態研究(下)〉，《臺灣文獻》，31.2 (1980)，頁 37；施添福指出，就竹塹地區而言，開墾組 織是造成聚落形態原型的主要因素，而以氣候、地形和水文等自然條件取代水源條件，配合 農業經營方式，而維持聚落的形態，見〈清代臺灣竹塹地區的聚落發展和形態〉，頁 63-64。
112 陳正祥，《臺灣地誌》，頁 30。
藍縷，以啟山林，至於今是賴。」113 這是多麼簡潔動人而肯定的論斷! 在此，
我只想在肯定之餘提出幾點，略為討論這個移民拓墾的社會所面臨的環境問題；
這些問題都是尚待深入研究的。
首先是瘴癘或風土性疾病的問題。臺灣初闢時，水土惡是移民憚行的原因之 一。上面提到，十七世紀末，郁永河到了淡水以後，因隨行給役者十且病九，於 是才相信瘴癘之威力；他雖提到病者之「寒噤聲」，卻並不知惡寒是瘧疾的症狀 之一。114 事實上，清代論臺灣之水土者雖未能確認瘴癘是瘧疾，然幾乎一致的 認為，經過人為的經理，瘴癘自然可以消除；而這種信念顯然是得自歷史上中國 人不斷南遷的經驗。例如，上文提到，《臺灣縣志》記載，該縣因人煙稠密而瘴 氣不入。此外，《諸羅縣志》也說：「異時內地官兵換班渡臺，妻子倉皇涕泣相別，
如行萬里；三十年來，履險如夷，即淡水一汛於今五年，視向者初戍之日亦大有 間矣。何者? 山川之氣鬱蒸而為瘴癘，得人焉為之經理，則氣有所洩而閉者漸開，
天地之常也。屯戍眾多，村落稠密，道通木拔，蟲蛇惡物，漸次驅除，陰邪既消，
災沴自息；而又潔其居食，濟以醫藥，可無憂水土矣。」115 以上是十八世紀之 看法。十九世紀初，謝金鑾論臺灣的氣候，說道：「臺灣本瘴毒也。...建置而後，
居民廣集，人類孳生，瘴氛屏銷，霧露風雨，無所挾而為癘。固知陰陽和、寒暑 時，古今來有力持之者，豈非人事哉。」116 十九世紀中，丁紹儀也曾說：「抑知 地氣隨人而轉。... 噶瑪蘭初闢，亦若雨多晴少，今則寒暖皆如內地，所謂瘴癘 毒淫無有也。」117 要之，上述諸說都強調人煙可以消除瘴癘。然而，臺灣在民 國五十四年 (1965) 才以人力成功的撲滅瘧疾。118
在十九世紀末，不論是來臺的淮軍或日軍，都仍深受疫癘的威脅；這些「疫 癘」有的被認定是瘧疾或霍亂。119 但是，疫癘的問題仍尚待深入的研究。此外，
漢人把臺灣原始的草埔開墾成灌溉的水田，是否助長瘧蚊? 而水稻耕種方式是否 與某些寄生蟲，如鉤蟲，引起的傳染病有關? 120 這些都是值得再進一步仔細探 討的問題，以便了解環境與健康的關係。
其次是居住環境的問題。十七世紀末的郁永河也講到土著為他蓋的茅蘆多麼 不便。據方豪的研究，臺灣南部在康熙年間，漸有易茅為瓦的現象，而在宜蘭，
則遲至道光年間才開始。121 由於建築材料之限制，一直到十九世紀末，臺灣農
113 連橫，《臺灣通史》，自序，頁 15。
114 郁永河，《裨海紀遊》，頁 26。中國古代醫學並不明白瘴氣與瘧疾的關係，二十世紀以來之研 究才確認瘴氣實為瘧疾，見杜聰明，《中西醫學史略》 (臺北，1959)，頁 490-492；陳勝崑，
《中國疾病史》 (臺北，1992)，頁 160-169。
115 陳夢林，《諸羅縣志》，頁 113。
116 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頁 47；同樣的文字亦見於周璽，《彰化縣志》，頁 30。
117 丁紹儀，《東瀛識略》，頁 56。
118 陳勝崑，《中國疾病史》，頁 169-9。王金茂、胡惠德，《瘧疾成因與控制及其根除發展指向》 (臺 中，1974)，頁 85-103。
119 陳衍，《臺灣通紀》，頁 203-256，有逐年的紀錄；參見陳勝崑，《中國疾病史》，頁 46。
120 Jacques May, "The Ecology of Humam Disease", in Jack Bresler ed., Environments of Man (Reading, Mass., 1968), p.79.
121 方豪，〈臺灣史上的易茅以瓦〉，《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冊，頁 738-743。
村中，住屋仍多以茅覆頂。例如，《雲林縣采訪冊》云：「地少杉木，房屋楹柱多 以莿竹為之，上覆以瓦；村莊則茅舍為多。雖存古樸之風，然易於失火。近有以 桂竹剖破蓋屋者，耐久則不及瓦，而一易可七、八年。」122 民宅的材料與形式 是環境景觀的重要組成因素之一，因此，民宅的變化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不過，文獻資料不足，必須輔以田野調查，目前已有臺中縣傳統民宅的調查和研 究。123 此外，傳統民宅表現的空間觀念是探討居住環境者所關心的問題，目前 也已有建築學者的研究。124 更重要的是，不但要研究個別的民宅，而且要研究 整個聚落的居住環境，探討人和居住環境的關係，這方面的研究則仍然很少。125 就專業眼光論之，居住環境的研究似乎只有建築學者始優為之。126 然而，若是 探討的對象不限於建築物的空間結構，而是包含與居住有關的各個方面，如給水 與排水之問題、垃圾處理的問題等，則應探究的問題其實還很多。127 尤其是，
最近二、三十年來，臺灣的住宅已有空前的變化，居住環境的探討應是極為重要 的課題。
此外，本文只就聚落和埤圳的數目來說明長期間的變化，顯然這只是極為粗 略的觀察。尚待進一步探討的是聚落或埤圳的興廢與消長，但這只能以個案研究 為之。128 最後，必需一提的是，本文並未觸及二十世紀以後的問題。二十世紀 三十年代以後，臺灣逐漸由農業社會轉變成工業社會，因而面臨的環境問題又有 所不同，其迫切性亦較前懸殊，但限於時間，本文一時未能關照，只有留待以後 再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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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倪贊元，《雲林縣采訪冊》，頁 27。
123 例如，關華山，〈臺灣傳統民宅所表現的空間觀念〉，《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49 期 (1980)，頁 175-215。
124 許雪姬等，《臺中縣建築發展----民宅篇田野調查總報告書》(豐原，1991)，及《臺中縣建築發 展--民宅篇》(豐原，1993)。
125 例如，林會承、邱永章，〈五溝水實質環境之形成與結構〉，《臺灣史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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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理論方面參見 Amos Rapoport ed., The Mutual Interaction of People and their Built Environment (The Hague, 1976)。
127 例如，劉翠溶、劉士永，〈淨水之供給與污水之排放--臺灣聚落環境史研究之一〉，《經濟論文》， 20.2 (1992)，頁 459-504。
128 例如，港埠興衰與環境變遷有密切的關係，見洪敏麟，〈笨港之地理變遷〉，《臺灣文獻》，23.2 (1972)，頁 1-42；林玉茹，〈清代臺灣港口的空間結構〉，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1993)，雖對臺灣的港口作了全面的研究，然與環境變遷有關之問題仍需以有意義的個案 進一步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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