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進國家的科技追趕是一個困難的道路和過程，而要邁向創新之路的制度障 礙更大。它一方面必須奠基於過去的制度安排，另方面也必須克服追趕時期的制 度障礙，而朝適合創新典範的制度去改革。南韓與台灣的資訊業發展例子顯示，
在追趕時期，二者的制度安排（國家機器的政策、金融體制與產業結構）之間的 互補性和對應性。南韓的國家機器偏好朝大而美的發展模式，盡全國之力來支持 私人大企業，以致於後者朝垂直整合的組織模式邁進，並因此具有龐大的資源從 事科技學習和開發。而 1990 年代之後南韓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更使得這些 大型財閥更有能力運用全球資源，進行規模經濟式的創新，或我們所謂的熊彼得 主義式的創新。而相對的，台灣國家機器的對大型私人企業的不信任，導致後來
的發展以中小企業為主軸，但資源短缺的中小企業卻可以與外部經濟（公共研發 機構、為外資代工、生產網絡和海外學人）對應和互補，而強化了科技學習和追 趕。1990 年代的轉型，台灣資訊電子業持續過去代工的作法，與國際品牌大廠 形成全球生產網絡，並依賴全球結巢的大量中小企業的小型生產網絡支撐在國際 上競爭。由於與外資的聯盟以及與公共研發機構的持續合作研發，台灣的資訊產 業並未因為企業規模較小而失去創新能力，相反地，它們仍展現了高度的創新能 力。這個依賴外部經濟的創新模式，我們稱之為馬歇爾主義模式的創新。最後，
雖然中國與台灣和南韓相比，其發展階段較為落後，屬後後進國家。但由於中國 資訊產業發展快速，在短短二十餘年，已經成為資訊硬體生產大國。然其大部分 的產值卻是由外資所生產，且與國內廠商之間並未產生網絡關係；而由於後社會 主義時期經濟改革的雙軌制，致使大國營企業維持垂直整合模式，但又不具規 模；其與中小企業間也未建立密切關連。因此簡單的技術學習和移轉在中國已經 出現，但技術的創新卻需要制度之間的搭配和互補，而中國所出現的是科技雙元 主義，而不利於邁向創新。
本研究的發現引伸出兩個需要討論的議題：同樣都是邁向創新體系，台灣與 南韓有何異同？而中國雙元主義體制是否可以透過制度改革，導致有利於創新的 制度出現？針對第一個議題，我們可以比較台灣與南韓的產品在國際上的競爭，
即可發現，台灣的優勢在電腦與其週邊產品、積體電路設計和晶圓代工，而南韓 則在半導體的動態記憶體和液晶螢幕。台灣的優勢產品有一些共同特質（Fuller, et al 2003）：產品可以高度模組化且可以大量生產的產品、需要高度組織彈性、
以及不需要長期高度資本額投資的項目。而南韓的特色就是需要長期高度資本額 投入、且產品週期短而需要大量投資於研發的產品。因此，台灣的電腦業和晶圓 代工可以打敗南韓的相同產業，但卻在動態記憶體的生產和新產品的研發上落後 於南韓。而同樣是半導體，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優勢在需要組織彈性的特用積體電 路，而南韓的優勢則在需要高資本投入且產品週期短的動態記憶體上（Kanatsu 2002）。再進一步，由於南韓的高額的長期資本投入，因此其企業是以自己的品 牌行銷全球，而台灣由於資本額較少，無力從事全球行銷，而傾向陷入代工的循 環中，成為全球生產網絡中的二軍。以創新的角度，兩者應該沒有優劣之分，但 是以市場獲利的角度，由於國際品牌大廠是以壓縮代工者之利潤作為競爭的基 礎。因此相對於品牌大廠的高額利潤，台灣資訊產業近年來利潤愈來愈微薄，但 南韓的品牌大廠卻可已有較高的利潤。然而相對地，台灣的低度負債、組織彈性 和模組化生產方式，比較能夠在高度動盪的競爭中生存，危機應變能力較高；而 南韓則是由於負債高、規模大、組織僵化，因此不易面對危機而容易在動盪的環 境中陷於危機（例如 1997 年的金融風暴）。
對於中國是否可以邁向創新體制的議題，現今已經成為中國政府積極面對的 問題。以現有的全球化趨勢來看，「抓大放小」的策略並不易成功，這是由於一 方面，正如前述，地方主義以及大型國營企業傾向垂直整合而未能帶動中小企業 生產網絡有關。另方面，在全球化階段幾乎沒有任何後進國家可以像過去南韓政 府一樣，以幾乎是無限制供應資金的方式，扶植少數國內冠軍企業。因為現今的 國際體系已經不容許任何過家採取這樣的不公平待遇和貿易的作法。相反地，由 於大量國營企業和集體所有企業的私有化，現今中國出現大量的私營中小企業，
與過去台灣的情況非常類似。因此，對中國而言，比較合適採取邁向創新之路的 途徑，應該會是學習台灣的作法。而如採取這樣的途徑，中國政府需要面對的是
如何克服中小企業科技學習和邁向創新所需要的外部經濟－生產網絡、公共研發 機構、海外資源等。中國政府從 2000 年之後，似乎是朝向學習台灣發展的途徑，
來改造其國家創新體系（Liu and White 2001）。它現今不只鼓勵國內企業與當 地大學或研發機構合作，而且也以政策優惠大力鼓吹海外留學生回國，以快速縮 短與先進國家的科技差距和帶動學習與創新能力。而現今中國已有很多科技廠商 是由海外學人所創建（Saxenian 2002）。這些作法都學自台灣過去的經驗。不過 這些作法是否能夠帶動整體經濟朝向制度配套發展，形成有利於邁向創新的體 制，則仍有待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