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契丹人沿襲了北方遊牧民族的歷史傳統，兼受中原漢制的影響。
遼代社會「纛」與「旗鼓」即是很好說明。而以往的硏究，諸位學者偏重於「旗 鼓」的由來、形製以及軍事意義的考察；但遺憾的是，忽略了契丹「十二神纛」，
或未能將其與「旗」區別開來。因而，筆者意識到這一問題尚有探討的餘地。
在我看來，把對「纛」與「旗鼓」的認識停留在「物質層面」顯然是不夠的，
僅是就事論事而已。不妨把這一問題置於政治文化與民族信仰的角度，透過事 物表層現象，或許能看到「纛」與「旗鼓」更為豐富的內涵。
本文硏究結果證明，契丹社會的「纛」、「旗鼓」在事實上超乎其本身的 意義：
首先，根據中土史料記載，契丹立國前，旗鼓作為汗位承繼相代的標誌，
即契丹部族統治的最高權力。其根源在於：隋唐曾以頒賜旗鼓方式來羈縻少數
138 林沄，〈遼墓壁畫研究兩則〉，《林沄學術文集》，頁 424-431。
139 蔡美彪，〈曳剌之由來及其演變〉，《中國民族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 年。
140 王鼎，〈焚椒錄〉，《續四庫全書》本。
141《遼史》卷一百一十〈耶律乙辛傳〉曰：大康五年正月，「上將出獵，乙辛奏留皇孫，上欲從之。
同知點檢蕭兀納諫曰：『陛下若從乙辛留皇孫，皇孫尚幼，左右無人，願留臣保護，以防不測。』
遂與皇孫俱行。」
142 脫脫，《遼史》，卷二十四〈道宗本紀四〉，頁 285
民族，這既是一種安撫政策，又是宗主國對於藩屬的統治之術。反之，邊疆民 族各部把中央政權是否賜予旗鼓，作為對其地位承認與否的標準，進而旗鼓的 意義得以擴大和延展，成為權力的象徵。契丹族亦是如此。直至遼初，契丹人 尚存這一念觀念，如諸弟之亂，旗鼓成為重要爭奪的目標之一。入遼以後，契 丹統治者汲取了唐朝統治策略，用「旗鼓」之賜，拉攏境內的部族，進行管轄。
其次，據《遼史》「十二神纛」乃是「遙輦末主遺制」，授予承繼帝統之 君——耶律阿保機。遼太宗耶律德光亦宣稱，自己擁有「神纛」。不可否認，
這是一種政治宣傳和渲染，意在粉飾其帝位是合乎法統。也由此可見，「神纛」
在契丹人的觀念中絕非凡物。史料記載，纛立契丹的太廟之前，相應的有「十 二神纛禮」，143對其加以供奉。以筆者考見，神纛信仰在中國北方少數民族，
歷史頗為悠久。這極有可能發端於突厥人的「狼頭纛」崇拜，此後被其他民族 所承襲，歷至回紇、契丹，直至蒙古族。契丹人也尊纛，建國以後，又將纛的 地位置於旗鼓之上。根本原因，除了上述提到民族信仰傳統因素外，與契丹人 的正統觀念形成存有關係。在契丹人看來，「旗鼓」雖是部落聯盟時期可汗權 力的標誌，但其實質體現了契丹族與中原王朝的藩屬關係。契丹立國以後，這 顯然與民族意識和正統觀念相悖的。因此，尊奉「神纛」，而降低「旗鼓」地 位成為理所之事。
第三，終遼一代，契丹「旗鼓」問題，過去學者在這一方面著力最多。但 筆者認為，此問題遠不及上述兩個問題重要。學界普遍認為，旗鼓在遼代社會 的作用大體有三方面：傳統的軍事意義、作為禮器和儀仗、標誌官員身份和地 位。但由於史料之闕，我們對遼代的旗鼓制度知之甚少。據《遼史》記載，有
「旗鼓拽剌」、「旗鼓拽剌詳穩」和「旗鼓拽剌詳穩司」。通過對史料，大致 可以推知，「旗鼓拽剌」是負責掌管旗鼓之人；而「旗鼓拽剌詳穩」係為要職，
所統領的「旗鼓拽剌詳穩司」主要職責是衛戍皇室。至於說，「旗鼓拽剌」與
「旗鼓拽剌詳穩」、「旗鼓拽剌詳穩司」存在何種關係，由於史料原因，尚難
143 至於說，契丹「神纛」之數為何是「十二」，《契丹與旗鼓補論》一文作了猜測性的解釋，認為「取 数十二可能对应一年十二个月或黄道十二宫、十二生肖。」筆者認為，契丹「十二」之數不似與 天文曆法有關，可能源於契丹或其他少數民族的文化傳統，即以「十二」為貴。如《遼史》卷 三十七〈地理志一〉「降聖州」條，曰：「應天皇后夢神人金冠素服，執兵仗，貌甚豐美，異獸十 二隨之。中有黑兔躍入后懷，因而有娠，遂生太宗。」卷四十六〈百官志二〉有：「十二行糾軍」。
卷五十三〈禮志六〉正旦朝賀儀，行「十二拜」等。
作出定論。
坦率地說，史籍中關涉契丹「纛」、「旗鼓」的材料是有限的，從某種程 度上成為硏究進一步深入的瓶頸。若想在此問題上有所突破，勢必以更為開闊 的視野加以考察。職此之故，本文即北方民族文化傳承與演進作為基點，結合 多學科，希冀能得出一些有意義的結論，或對民族史學有所參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