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1970 年代初期尼克森訪中與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至 1980 年代中期為 止，中共對美日安保體制的批判以及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憂慮，幾乎未被提起。中 共與美、日兩國關係也經歷了一段蜜月期。然而合作當中亦隱含著導致衝突的負 面因素。中美之間的「台灣問題」以及中日間的「歷史問題」遂成為導火線，影 響著雙方關係的發展，自然也就影響到中共對「美日安保」的態度。本節就嘗試 以先前描繪的中共對美日安保三項認知來做分析，解釋其認知的轉變起因及過 程。
一、從對美日安保的認可到促進日本防衛力的強化
進入 1970 年代末期，蘇聯開始了全球性的擴張，中共高唱「反霸統一戰線」， 美中相互加強了戰略上的合作。基於此，中共對日本的對蘇政策亦表支持，進而 更近一步對日本防衛力量的強化採取較先前更為積極的認可態度。
(一)與美國構築反蘇聯霸權聯盟
若從第一項認知－中共對蘇觀來檢視，以反霸權主義原則為基礎的對蘇觀，
在此時期仍然繼續。1975 年 1 月的人民代表大會公佈的新憲法即明文記載：
在國際事務中，我們要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中國永遠不做超級大國。我 們要同社會主義國家、同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加強團結，互相支援；在 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 原則的基礎上，爭取和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和平共處，反動帝國主義、社會帝國 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反對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48
48 請參閱「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75 年)」
<http://www.oci.org.cn/xianzhengxingdong/xiuxian/xiuxianlicheng/75xianfa.htm>。
1975 年 1 月，周恩來於中共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報告中 提到：
當前國際形勢的特點，仍然是天下大亂。………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爭奪世 界霸權越來越激烈。………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是當代最大的國際壓迫者、剝削者 和新的世界戰爭策源地。它們的激烈爭奪，總有一天要導致世界大戰。各國人民 對此必須有所準備。
中美兩國之間存在著根本分歧。由於雙方的共同努力，三年來兩國關係 有所改進，兩國人民的往來有了發展。只要中美上海公報的各項原則能夠認真執 行，兩國關係就可以繼續得到改善。
蘇聯領導採取了一系列惡化兩國關係的步驟，對我國進行顛覆，直至挑 起邊界武裝衝突。他們背棄中蘇兩國總理早在一九六九年就已經達成的諒解，拒 絕簽訂包含有互不使用武力、互不侵犯內容的維持邊界現狀、防止武裝衝突、雙 方武裝力量在邊界爭議地區脫離接觸的協定，致使中蘇邊界談判至今沒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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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周恩來的報告，除了敘述中美兩國關係的改善外，並指責蘇聯惡化中蘇 關係的種種行為。表示美蘇兩大霸權是世界人民共同的敵人，且明確指出蘇聯是 世界戰爭最危險的根源。
1978 年 12 月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等擊退「凡是派」重掌執政 權力，鄧遂展開一系列的政策，先是與美國建交的同時擱置對台軍售問題，再者 是利用中美建交所造成的「聯盟」幻象發動「懲越戰爭」，接著推動四個現代化，
將注意力轉移至國內建設上，最後鄧也逐步地試探中蘇共正常化的可能。後毛時 代即便在中共國內政治變動的背景下，其對蘇觀仍舊持續不變。如同鄧小平在 1978 年的發言中提到的「為了反霸權並維持世界的和平、安全及繁榮，美國、
歐洲、日本、中國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必須要共同抵抗戰爭的危險。不需要某種
49 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國革命歷史文獻資料，< http://www.china-tide.org.tw/rev/rev.htm >。
形式的協定或同盟，所需要的是對局勢的共同了解及共同努力。」50 加上中共 強調中美日三國在對蘇政策上尋求政策上的合作，鄧小平指出中美日一定要發展 更深一層的關係，若三方真心想要抑制北極熊的話，那麼唯一的現實策略就是團 結合作。51 1979 年秋，中共即派出華國鋒及黃華等高層人士訪問東南亞、中東、
非洲、歐美及紐澳等國，以推銷其「聯中制蘇」的「反霸」戰略。52 由此可知 進入 1970 年代的後毛時期，中共在外交戰略上仍是以高唱「反蘇統一戰線」為 主軸。
有鑑於此，在 1970 年代末至 1980 年代初，鄧小平的對美戰略思考亦是建立 在反蘇霸權主義的全球戰略基礎之上，而 1979 年蘇聯入侵阿富汗使得此一戰略 思考達到了極致。鄧小平也多次指出戰爭的主要危險來自於蘇聯，因此提出「第 三和第二世界應聯合起來反對霸權主義，這一反霸統一戰線，坦率地講也包括美 國。所以我們說中美之間有許多共同點。對付蘇聯稱霸世界，美國理所當然是一 個主要力量」。53 鄧還批評美國在這一方面做得不夠，1980 年他對來訪的美國國 防部長布朗說，蘇聯的霸權主義是不會變化的，大家要聯合起來，認真對待蘇聯 的全球擴張主義，因此我們可知「聯美反蘇」構成了此一時期鄧小平對美戰略思 想的基調。從 1970 年代初的中美和解、中日邦交正常化至 1980 年初期的美中日 三邊關係，由於其後 1978 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簽定，使中日關係有更進一步 的發展，再加上中美建交使美中日三方以「反霸權」為基調，深化了三國在合力 對付蘇聯問題上的色彩。在「反霸權」的基調上，中共將美日安保體制視為其對 蘇戰略上的資產。這是自 1972 年中共對美日安保體制從「認可」，進而轉變至「積 極評價」的理由之一。
然而一開始美國所認知的雙方和解及其戰略價值，並非完全符合中共認知的
「反蘇統一戰線」。若相較於中共自身將美中和解置於對蘇政策上的考量，尼克
50 “Interview of Vice Premier Deng Xiaoping by U.S. commentators,” Beijing Review, 16 February 1978, p.18.
51 Allen S. Whiting 著；岡部達味譯，中国人の日本観 (東京：岩波書店，1993 年) ，頁 186。
52 趙倩，前揭書，頁 206。
53 葉自成，前揭書，頁 198。
森及季辛吉在對中政策的意涵上，則是為了確保其在美中蘇三邊關係中「主導發 球」的地位，在對蘇關係上形成促使蘇聯合作的可能，此乃美國在美中蘇三角戰 略上的本質意義。因此，美國眼中的美中和解，並不必然意味著美蘇對立的深化，
而是同時以美蘇低盪為手段的兩面並行手法，以聯中制蘇的手法取得在美中蘇三 角關係中的主動地位。
美國對蘇政策的轉變起源於蘇聯自 1970 年代末期一連串的全球擴張行動，
使得卡特政府初期由國務卿范錫主導的對蘇低盪政策受到極大的壓力而失敗，以 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為首的對蘇強硬勢力遂取而代之。又由於對中政策 的主導權掌握於布里辛斯基之手，使得布氏所提倡之對蘇強硬路線在對中政策中 發酵。1980 年 1 月初美國國防部長布朗訪中，除了公開譴責蘇聯入侵阿富汗的軍 事行動外，還表示儘管沒有同此一地區其他國家採取共同行動對付蘇聯入侵阿富 汗的行動，但美國與中共除了在外交方面進行合作外，同時應在防衛領域進行合 作，事實上就是針對著共同對抗蘇聯而來。54 美國卡特政府在布里辛斯基的主 導下已決心與中共鞏固關係以作為反蘇的夥伴，使得布朗訪中被授權的議題，從 原本不得牽涉任何武器銷售及正式的軍事關係，轉變至將武器及可供軍用的尖端 科技售予中共。55
1979 年 12 月蘇聯入侵阿富汗，使得中共陷入了尷尬的局面，儘管中共強烈 譴責蘇聯武裝干涉阿富汗，但是中共方面也宣稱，中蘇兩方於 9 月開啟的副外長 級談判不會因阿富汗危機而受到影響。但是 1980 年 1 月 19 日，中共外交部卻發 表聲明：「蘇聯入侵阿富汗，威脅著世界和平與中國安全，這為中蘇兩國關係正 常化又製造了新的障礙。在這樣的情況下，顯然不宜舉行中蘇談判。」有學者指 出，中共對談判政策的改變是由於美國國防部長布朗於 1 月初訪中並且同意轉移 高科技技術的結果。56 由於美國卡特政府改變了所有關於中共安全問題的立
54 平松茂雄，中国の国防とソ連․米国 (東京：勁草書房，1985 年)，頁 81-82。
55 孟捷慕(James H. Mann)著，前揭書，頁 159-160。
56 蘇起，前揭書，頁 48。
場，同時也放鬆了向中共出口各種尖端技術的限制，美國在對中共和蘇聯的關係 上不再維持等距離的形象。因此，中共領導人更清楚地認識到中共對美國的政治 和戰略價值。而中共方面，鄧小平對美國所提之美中抗蘇戰略合作也採取消極的 回應，在與布朗的言談中即暗示阿富汗事件並非中共所在意之事，為與美合作抗 蘇戰略預留了彈性的空間。特別值德注意的是，1980 年 1 月 11 日人民日報一篇 特約評論員的文章反映了中共領導人不願在此時介入美蘇衝突的心態，文中表示 中共應成為美蘇關係中的受益者，蘇聯擴張主義的矛頭首先是指向西方及日本，
其次才是中共本身，且蘇聯沒有侵略中共的意圖及能力。57 上述一連串的動作 透露出一個訊息，中共力圖避免因為與美國的戰略合作而導致與蘇聯關係的緊 張，並努力保持自身在美蘇中戰略三角中靈活彈性的空間。
儘管如此，中共高層仍不敢對蘇聯掉以輕心，中蘇廣大陸地邊界的軍事緊張 似乎未有緩解跡象。1981 年 9 月鄧小平在校閱中蒙邊境軍事演習後表示：「國際 上，反霸鬥爭更加發展，霸權主義更加孤立。但必須看到，超級大國的爭奪日益 加劇，蘇聯霸權主義加速推進全球戰略部署，嚴重地威脅著世界的和平和我國的
儘管如此，中共高層仍不敢對蘇聯掉以輕心，中蘇廣大陸地邊界的軍事緊張 似乎未有緩解跡象。1981 年 9 月鄧小平在校閱中蒙邊境軍事演習後表示：「國際 上，反霸鬥爭更加發展，霸權主義更加孤立。但必須看到，超級大國的爭奪日益 加劇，蘇聯霸權主義加速推進全球戰略部署，嚴重地威脅著世界的和平和我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