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每當人類遇到從未經驗過的新事物時，雖然他們完全不能理解，更看不出其 中的所以然來，卻往往搜索枯腸，想要為這未知的現象找出一個名目。就在本世 紀的第三個 25 年裏，我們可以看到西方的知識份子正陷入如此的困境之中。一 切新名詞當中，都少不了一個“後”（after）字，通常是以拉丁字衍生的同義宇“後”
（post）字出之。幾代以來，用以厘定 20 世紀人類生活精神領域的各式各樣名 詞，便紛紛被冠上了一個“後”字。於是這個世界，以及其所有的相關層面，成為 後工業（post－industrial）、後帝國（post－imperial）、後現代（ post－modern）、
後結構主義者（post－structuralist）、後馬克思主義者（post－Marxist）、後穀登 堡（post－Gutenberg），後這後那，凡事皆後。這些加在字首的首碼，就像葬禮 一般，正式承認了一代一事的死亡。但是對於死後來生的性質，人們卻不但缺乏 共識，甚至根本不能確定。人類歷史上變化最最富戲劇性、最迅速、也最為普遍 的一場社會大變革，便在這樣一種氣氛之下，進入了身曆其境的當代思維者的意 識深處。這場變革轉型的記錄，即是本章的主旨。
綜觀這場社會轉型的最大特色，就是其前所未有的高速度與普遍性。誠然，
在此之前，發達國家——就實際意義而言即中西歐和北美地區，以及其他地區儼 然世界驕子的少數富貴中人——長久以來，便已生活在經常的變化之中，在他們 的世界裏，科技不斷蛻變，文化不斷更新。對這一類人而言，進一步的全球性大 變革，不過加速並加強他們原已熟悉的變化罷了。說起來，30 年代中期的紐約 客，不是已仰首瞻望著那座高度傲視全球的摩天大樓——帝國大廈（Empire StateBuilding，1934）？帝國大廈穩坐世界第一樓的寶座，直到 70 年代才被取而 代之——而挑戰者的高度，也不過多出僅僅三十幾米而已。因此，物質增長的量 變，到底對生活造成何等質變？這個問題不但要經過好一段時間方引起世人注 意，更別說如何去有效測量其中的程度了。而此種迷茫現象，即使在前述的優越 地區也不例外。但在全球性的層次上，這番變動卻突如其來，宛如地震似地排山 倒海。因為在 50 年代，80％人類突然結束了中古時代的生活。更確切的形容是，
世人在 60 年代，開始感受到中古時代的確壽終正寢了。
就許多層面看，親身經歷這種種蛻變的人，往往無法掌握其中變化的全部意 義。因為這些經驗對他們本身而言，僅僅屬於漸進式片斷性的變化，正如同在個 人生活當中，無論發生多麼巨大的變化，但在變化發生的當時，卻很少將其視為 影響整個人生的大變革。一個鄉下人決定進城找工作了，此事在他的心靈裏，比 起從軍，或與兩次大戰中戰時經濟生活對英德兩國男女的影響比較，在變化上又 有什麼更持久的意義呢？他們進城時，不曾打算從此永遠改變生活方式，雖然在 事實上卻是如此結果。當局者迷，只有局外人每隔一段時間重返前者生活的場景
時，才能感受出其中變化的巨大。即以西班牙東岸大城巴倫西亞（Valencia）為 例，筆者上一次見到此地是 50 年代初期，到 80 年代初，這方地面已經發生了多 麼巨大的變化！想想看西西里一名 50 年代的農民流氓，服刑數十年後出獄，重 返巴勒莫。只見當年的鄉間，已在都市房地產開發之下變得面目全非，真有著恍 如隔世之感。“以前的葡萄園，現在全都變成堂皇的大建築了”。這位老兄滿臉迷 茫，不敢相信地對我大搖其頭。世界變化之快，連歷史的時間長河，也得用更短 的間隔來量度了。不到 10 年（1962-1971 年），遠離城市的庫斯科（Cuzco，位 於秘魯）地區已經變成兩個世界：10 年前，那裏的印第安人原本都穿著傳統服 飾，10 年後卻都已改穿歐式洋服。70 年代末期，墨西哥某小鎮市場上的眾家攤 販，紛紛使用日本造的小型電腦為客人結賬，10 年之前，根本還沒有半個當地 人聽說過這個東西呢。
於是 1950 年以來，世人便生活在如此高速的歷史變化之中。各位讀者只要 年紀不太大，並在各處經常有一定程度的走動，便可以感到此中經驗的獨特。自 60 年代之後，西方年輕人更發現如今前往第三世界旅行，不但變為可行，更成 為一種時尚。此時若欲觀察全球的蛻變，只需睜大一雙眼睛即可。然而作為史家，
卻不可以片段的印象及零星的見聞為滿足——不管這些印象見聞的意義多麼重 大——必須一一深入記錄，並予厘清方可。
本世紀下半期中變化最巨大，影響最深刻的社會變革，首推傳統小農經濟的 死亡，這一變化，永遠切斷了我們與過去血脈的連接。自從新石器時代以來，絕 大多數人類都依土地或水面為生，地上的禽畜，水裏的魚蝦，供應了人類。即使 在工業化的國家裏，甚至進入 20 世紀，農牧人口仍然在就業人數中佔有極高的 比例，只有英國一地除外。記得在筆者的學生時代，也就是 30 年代，小農階級 遲遲不去的現象，往往被人用來反駁馬克思的預言——他認為小農必將從地上消 逝。即使到了二戰前夕，農漁業人口低於總人口 20％的國家，英國除外，全球 也只找得出一個比利時而已。甚至連美國與德國這兩大經濟強國——當時世界上 工業化最徹底的兩個國家——其農業人口雖然已呈穩定性的下降，此時卻仍占總 數的四分之一左右。法國、瑞典、奧地利三國的比例，更在 35％-40％之間。至 於其他落後的農業地區——以歐洲國家為例，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每 5 名居 民裏，就約有 4 名依然靠土地為生。
現在再來看看 20 世紀第三個四分之一的年代，情況全然改觀了。80 年代初 期，每 100 名英國人或比利時人當中，只有不到 3 名仍然從事農業方面的生產。
因此對一名普通的英國佬而言，在他每天的生活裏面，碰上一位一度在印度或巴 基斯坦務農之人的機會，遠比碰上曾在英國本土務農者的比率為高。這種情況實 在不足為奇。而美國境內農牧人口的數目，也不斷下降至相同的比例。不過由於 長久以來，美國務農的人數本來就在急遽減少，此刻的超低數字自然也就無甚驚 人。相形之下，在勞動人口中佔有如此稀少比例的美國農人，卻能夠生產出難以 估計的糧食，流往美國本土及世界各地，才是最令人驚詫不已的事實。回到 40 年代，沒有人能預想到待到 80 年代初期，凡是在“鐵幕”邊界以西的國家，已經
沒有一國仍有 10％以上的人口在從事農業——只有愛爾蘭共和國，以及伊比利 亞半島上的西、葡兩國除外（愛爾蘭的比例也只比這個數字稍高而已）。但是即 使在 1950 年農業人口約為半數的西班牙、葡萄牙，30 年後的此刻，也分別降為 14．5％和 17．6％。此中意義，不言可喻。西班牙的農民人數，在 1950 年後的 20 年間減半；葡萄牙則在 1960 年後的 20 年間走上同一途徑（ILO，1990，Table 2A；FAO，1989）。
種種數字比率，實在令人咋舌。以日本為例，農業人口從 1947 年的 52．4
％，急速降為 1985 年的 9％。換句話說，這段時間等於一名年輕士兵由二戰的 戰場歸來，到他由平民就業生涯上退休時的長度。再看看芬蘭的一位小姑娘——
這是筆者親聞的一個真實人生故事——生下來是農家之女，第一次婚姻也嫁作農 人之婦；但是在她中年歲月開始時，卻已經徹底改頭換面，變成一名世界都會性 的知識份子及政治人物。回到 1940 年間，當她父親在那個寒冷的冬天對俄作戰 不幸犧牲，留下孤兒寡婦無所依靠時，全芬蘭還有 57％的人口從事農林牧工作。
待到她 45 歲時，這個比例卻已經不到 10％了。個人生涯與國家走向，兩相對照，
芬蘭人由農牧始，終而卻進入一個完全相異的生活環境，也就實在不足為奇了。
於是在這些幹工業化大道上一路往前猛衝的國家裏，馬克思的預言似乎終於 實現了；也就是工業化的結果，果然使得小農階級一掃而空。但是真正令人驚奇 的發展，卻發生在其他顯然遠遠落後的國家裏面，因為它們的農業人口，也同樣 出現空前的下降趨勢——這些國家貧窮落後，聯合國不得不千方百計想出種種名 目稱呼，用以粉飾它們貧窮落後的狀態。就在那些“前途光明遠大”的左派年輕 人，口口聲聲引用毛澤東的策略，大事慶祝廣大農民百姓，終於圍剿都市安於現 狀死硬派的革命成功之際，這些廣大的農民百姓，卻一個個靜悄悄地拋棄了他們 的家園村裏，前往城市謀生去了。在拉丁美洲一地，20 年間，哥倫比亞（1951
－1973 年）、墨西哥（1960－1980 年）——甚至包括巴西在內——農民總數急速 減半。而多明尼加共和國（1960－1981 年）、委內瑞拉（1961－1981 年）、牙買 加（1953－1981 年）3 國更烈，突減了三分之二。這些國家在二戰結束之際，除 了委內瑞拉外，其小農人數都高占全部就業人口的半數，甚或絕大多數。但是很 快地到了 70 年代初期，拉丁美洲全境除了中美一帶的小國和海地外，沒有一國 的小農沒有變成少數。西半球伊斯蘭世界的情況也大同小異。30 年間，阿爾及 利亞的農民由 75％銳減為 20％，突尼斯從 68％降為 23％。摩洛哥的例子雖然沒 有如此戲劇性，其農業人口卻也於 10 年（1971－1982 年）內失去原本的多數地 位。至於敘利亞和伊拉克兩地，50 年代中期仍有半數人口在土地上胼手胝足；
可是 20 年間，前者的比例卻已減半，後者也降為不到三分之一。伊朗則從 50 年代中期的 55％左右，進入 80 年代中期降為 29％。
與此同時，歐洲的農業地區自然也早已停止耕耘土地了。到 80 年代，甚至
與此同時，歐洲的農業地區自然也早已停止耕耘土地了。到 80 年代，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