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數位時代的新聞識讀教育：一套批判的新聞識讀模式
林宇玲摘要
新聞媒體受到泛政治化和商業化的影響，新聞品質日益惡化。新聞組織卻以民眾想 看為由，而不願意改變其經營方針，因此若想改善現前的新聞環境似乎只能從民眾的收視 習慣著手，特別是從年輕學子開始，透過新聞識讀教育提升其批判能力，以督促媒體改善 其報導方式。 本文不同於傳統的新聞—公民模式，並不強調年輕人一定要接收嚴肅或硬性新聞， 才能關心公眾事務。相反，本文受到文化研究的影響，認為年輕人雖然偏好娛樂資訊或小 報新聞，但他們在獲取文本愉悅（如：窺視）的同時，也能藉此得知、談論，甚或參與社 會上所發生之事。不過，為避免年輕人沈溺於順從性的愉悅與認同，本文仍主張藉由批判 的識讀教育，培養其對新聞的解讀與產製能力。 由於多數年輕人對新聞產製的過程較陌生，經常誤以為新聞文本比其他文類更真 實，因此本文採用Knobel 和Lankshear的批判識讀架構，發展出一套結合讀寫技術、文本解 讀及數位生產的新聞識讀模式，以協助學生提升批判意識，同時鼓勵其利用新科技參與新 聞的生產，一同加入公民新聞的行列，共同關注社會議題。 ☉ 關鍵字：年輕人、校園霸凌、批判識讀、新聞教育、新聞識讀、數位公民權 ☉ 本文作者林宇玲任職於世新大學新聞學系，聯絡方式：[email protected] ☉ 本研究乃作者國科會研究計畫：「新聞識讀與數位公民權」（NSC 98-2629-H-128-001）之部分 成果。 ☉ 收稿日期：2011/01/12 接受日期：2011/07/13News Literacy Educ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A Model of Critical
News Literacy
Yu-ling Lin
Abstract
Taiwan's news media are influenced by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environment. News quality is getting worst. But news institutions argue that people want to see the extent so that they are reluctant to change their operation principles. Therefore, if we want to improve news quality, the news reception patterns of people have to be changed.
Especially, young students shall be asked to enhance their critical thinking through media education, in order to urge news media to improve their ways of reporting.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model of news-citizen, this article does not emphasize that young people are concerned with public matters only through receiving hard news. On the contrary, influenced by cultural studie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young people prefer to entertainment information or tabloid news, but they are also informed, talk about, or even participate what happened in the society, while they get pleasure in reading those texts. However, in order to avoid dominated pleasures and identities of young people, this article advocates that young students have to enhance their competence of news reading and production by learning critical news literacy.
Because most of the students are unfamiliar with the process of news production, they often misunderstand that news as facts are different from other genres.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critical literacy proposed by Knobel and Lankshear, this article develops a model of critical news literacy, in order to help young students cultivate their ability of reading news.
☉Keywords: youth, school bullying, critical literacy, news education, news literacy, digital citizenship
一、前言
在民主社會裡，新聞媒體擔負守望環境和監督政府的重責，必須同時扮演制衡和論 壇的角色，一面監督政府的表現，將重要訊息告知民眾；一面讓民眾關心國事，參與論 壇，以維護民主政治的運作。然而，近年來台灣新聞業因受到政經環境的影響，不僅內容 越來越泛政治化和娛樂化，而且形式也愈加羶色腥，導致新聞品質日益惡化。 雖然批評聲浪四起，為了確保新聞自由，有識之士仍然呼籲不要過份依賴法律來規 範新聞報導，而是透過媒體自律和閱聽人的眾律。但面對市場的惡性競爭，新聞組織在商 言商，似乎也不得不向現實低頭，犧牲其社會公器的角色──新聞變成了「商品」，賣給 消費者做喜好的選擇；而不再是「資訊」，讓公民做明智的決定。就此來看，若想改善現 前的新聞環境，理想的做法應是從民眾的收視習慣著手，尤其是由年輕學子開始，透過新 聞識讀教育提升其新聞選擇和批判能力，以督促新聞業改善其報導品質。 儘管如此，許多國內外的研究卻發現，年輕人對傳統新聞和新聞媒體並不感興趣且 近用新聞時，傾向選擇娛樂性資訊（infotainment）或小報新聞（tabloid journalism），因 而缺乏政治知識和參與公共事務的熱忱（王姵雯，2002；何巧姿，2006；鄭立琦，2008； Barnhurst, 1998; Meijer, 2007）。 針對年輕人的新聞收視習慣，目前已有兩派提出不同的看法與建議。一是傳統的新 聞公民模式：民眾唯有接收客觀、有用的資訊，尤其是硬性新聞（hard news），才能成 為公民。因此，新聞識讀教育應要求年輕人以理性方式多關注時事，實現其公民參與。二 是文化研究的新聞—消費者模式：新聞只是一種文化商品，年輕人就算選擇軟性新聞，也 能以感性方式實踐其公民權，因此新聞識讀教育宜鼓勵年輕人多和新聞文本互動、對話。 兩派有各自的主張和堅持，然而年輕人接受嚴肅新聞或小報新聞，究竟對其成為公民有無 影響？他們又該以理性或感性的方式去培養其新聞識讀能力？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本文將先檢視這兩派的論點，並說明其限制和可能遭遇的問 題，然後嘗試從Knobel 和Lankshear的批判識讀架構，發展出一套新聞識讀模式。此模式不 僅重新審視新聞本質和讀者角色，同時結合了新聞的讀寫技術、文本解讀及數位生產，將 有助於提升年輕人的批判意識，同時也鼓勵他們使用新科技，參與新聞的生產，從「新聞 使用者」進一步轉換成「新聞參與者」或「新聞產製者」。二、新聞的接收模式
目前有關年輕人近用新聞的討論主要有兩種取向，但因它們對「新聞」本質和「接 收者」角色各有不同的預設，故發展出南轅北轍的新聞識讀建議與教育實踐。
（一）傳統的新聞—公民模式
此派傳承於傳統新聞學的自由民主模式（liberal democratic model），主張新聞媒體
是民主社會的「看門狗」（watchdog），有義務提供民眾客觀、有用的資訊，尤其是硬性
新聞，讓「正被告知」（being informed）的接收者，能關心公共事務並成為公民（Barger
& Barney, 2004; Buckingham,1997）。
由於傳統新聞學受到西方啟蒙運動的影響，堅持理性／情感、資訊／娛樂、公共 ／私領域應截然二分，故不論是新聞媒體或閱聽人，皆有義務和責任生產／近用理性 資訊；一旦反其道而行，公共領域即會受到威脅或傷害。延續此推演，軟性新聞或小 報化（tabloidization）自然被貼上負面的意涵（如：娛樂化、瑣碎化），猶如「垃圾新 聞」（junk news）多看無益，只會讓民眾變得政治冷漠或缺乏社會責任感（Harrington, 2008a）。 年輕人因為年輕，不需要承擔社會責任，所以容易被商業娛樂所吸引，而變得無 知、冷漠或懶散，不過這種情形會隨著年紀增長而改善（Feldman, 2007: 407; Meijer, 2007: 90）。因此，此派認為，新聞教育應該讓年輕人學會如何尋找正確、可靠的資訊。除了訓 練他們分辨事實和虛構的真偽外，也應協助其瞭解新聞媒體的社會責任、產製手法、守門 過程及市場壓力。這些技巧將有助於年輕人培養理性，選擇客觀、正確的資訊，並能藉此 關心和參與政治事務，成為有責任感的公民（Beach, 2009; Lewis, 2006）。 國內目前有關新聞使用和公民參與的討論多採用此模式，預設硬性新聞能讓公民認 識公共事務；軟性新聞則可能傷害公民對政治的信任。由於偏重在政治層面，因此研究多 採用政治傳播的觀點去探討新聞報導對年輕人的政治知識、政治態度（如：興趣、冷漠、 信任等）或政治參與（如：投票、集會、抗議等）的影響（劉嘉薇、陳義彥，2005；羅文 輝、鍾蔚文，1991）。然而，這樣的預設在權威日漸式微且消費至上的今日，似乎已難掌 握年輕人的新聞／媒體使用和公民實踐的關連（Deuze, 2008）。
在後工業的民主社會中，國家或政府對個人的控制已趨衰微，個人和他人、甚或社 會網絡之間的關係卻更形密切，因此研究若只從傳統「政治」層面著手，已無法說明當代 公民所需面對的問題──除政治參與外，尚包含個人因生存而引發的種種民生問題或文化 認同。這些都和個人切身利益有關，屬於私領域的範疇，卻必須在公共領域上討論和參與 （Deuze, 2008）。因此，公／私、軟／硬二分的做法與思維，在公／私不分的今日，尤其 是年輕文化中已顯得有些侷限（Aldridge, 2001）。 M. Balnaves 等人（2004）即指出，年輕人對新聞不感興趣，並不表示他們就是政 治冷漠；相反地，問題癥結乃是在新聞報導本身。所謂的「客觀新聞」其實採用「由上 而下」的模式（top-down model），而且內容以一種版本套用在眾人身上（one-size-fits-all-content）。對年輕人來說，新聞報導是從成人的觀點出發，未考量其需求與利益，自 然讓他們難以察覺新聞和自身的關聯，再加上新聞的嚴肅風格，更令其缺乏收看的動機
（Harrington, 2008b；Lewis, 2006; Meijer, 2007）。
此外，新聞媒體所傳送的政治知識也不是全然的客觀、可靠，而是傾向支持既得利 益者（Lewis, 2006: 305）。新聞媒體試圖以「超然」、「中立」來掩飾生產過程中的種種 人為操作，新聞並非事實的反映，而是商業機制和政治勢力運作下的產物。儘管新聞媒體 自稱是「第四權」，但實情卻是權力結構的一部份，透過新聞報導來合理化現狀。是以， 收看新聞雖然有助於年輕人關心國事，但卻可能因此成為良民──順從宰制的觀點。 由此來看，傳統模式以年輕人接收新聞的表象內容（如：主題、性質或風格）來推 論其公民表現，似乎顯得有些簡化，不但疏忽年輕人的媒體經驗和其在政治領域外的公民 參與，同時也未能察覺新聞媒體和權力結構之間的複雜關係，導致此模式只能用於解釋硬 性新聞和政治參與的關聯。 （二）文化研究的新聞—消費者模式 不同於傳統新聞學，文化研究並未將新聞當成「資訊」，而是「故事」（story） ──亦即，由新聞媒體所販售的文化商品，故未強調其正確性或客觀性，反而關心新聞 以何種方式被包裝成「事實」，在公共領域裡訴說有關這個世界的故事（Feldman, 2007； Zelizer, 2004）。
因此，對文化研究者來說，軟性新聞或小報化既不比嚴肅新聞來得低俗，也未必會 對民主政治造成傷害；相反，它只是提供「另一種」版本的故事。有別於傳統的理性、公 共取向，小報新聞較偏重在私領域和消費議題上，而且新聞報導多強調人情趣味性，也允 許情感涉入。這些策略原是用來訴求女性讀者的，現在卻成了小報選擇和書寫新聞的標 準，故小報又被視為「陰性化」（feminization）的新聞（Wahl-Jorgensen, 2008）。它有助 於挑戰主流、以男性為中心的新聞學典範，不僅可以讓陰性化的論述在公共領域中佔有一 席之位，也能讓更多的婦女、年輕人、低教育程度者願意近用新聞，並以感性的方式實現 其公民權（Harrington, 2008a, 2008b）。 Buckingham（1997）即指出，年輕人之所以偏好通俗新聞，主要是因為傳統新聞學 援用白人、中年男性的觀點，導致新聞變得既無趣又難理解，無法和其生活產生關聯或 共鳴。就此來看，軟性、通俗新聞對新聞學的發展不盡然是一種威脅，反而是一種擴展 （extension）；亦即，以人情趣味或娛樂化的新形式來吸引更多閱聽人，尤其是年輕人的 青睞（Feldman, 2007; Harrington, 2008b）。 而年輕人收看新聞，就和他們消費其他文類是沒有兩樣。他們不是以「好公民」或 「資訊搜尋者」的角色去接收新聞；相反地，他們是快樂的消費者（happy consumers）， 為了享受樂趣（fun）才消費新聞（Hermes, 2006）。文化研究者放棄了傳統的道德 預 設 —— 好 公 民 應 依 賴 正 確 的 政 治 資 訊 ， 避 免 小 道 消 息 ， 改 從 文 化 消 費 和 「 愉 悅 」 （pleasure）的角度著手，試圖解釋年輕人如何藉由閱讀小報，在獲取愉悅（如：窺淫、 八卦）的同時，也得知、談論、甚或參與社會上所發生之事（Buckingham, 1997; Wahl-Jorgensen, 2008）。 在意見形成過程中，「情感」顯然也扮演重要的角色，不但能喚起年輕人去關注 和自身相關的議題，也能創造話題，讓他們透過小報談論（tabloid talk）和他人連結在 一起。換言之，年輕人消費通俗新聞，其實也能從事公民參與，或建構自己的文化認同 （如：響應綠色消費）或對抗官方論述（如：懷疑政治人物的保證）。公民參與已從過去 的政治領域逐漸擴大至消費領域，和消費行動結合在一起（Deuze, 2008）。 因此，在此模式底下，新聞教育的重點不再是辨明新聞內容的真偽或虛實，而是深 入去瞭解新聞如何在「事實」、「真相」的名義底下，成為較具權威性的論述，進而影響
年輕人的世界觀。其次，應協助年輕人察覺新聞報導和切身生活的關聯，並主動和各種新 聞文本互動、對話，甚至回嘴（talk back），以避免被媒體操弄或誤導（Hartley, 1996）。 就今日的媒體發展來看，新聞—消費者模式似乎較能解釋當代年輕人的新聞使用習 性。尤其當新聞業逐漸走向商業導向之際，年輕人當然也會根據自己的喜好和經驗去接收 新聞，並利用它們去形塑其認同或促進人際之間的互動。不過，文化研究似乎也高估了年 輕人的自主性和反叛力。當他們接觸新聞時，未必會主動賦予文本意義，可能只圖一時的 反應性或順從性的愉悅，完全沈浸在新聞的煽色腥手法上，而未有太多的省思，更遑論發 展出協商性或反對性的解讀。 此外，文化研究雖然肯定小報新聞的通俗形式（popular form），但其論述仍未跳脫 二元的架構──也就是主張成人／年輕人、中產／勞工階級、男／女性各有不同的特質、 興趣及品味，因而偏好不同的新聞型態。1表面上來看，陰性化的小報新聞能滿足年輕人、 中低階級或女性的需求與閱讀習慣，提供更多元的新聞處理方式，但年輕人／中低階級／ 女性和小報／軟性新聞的連結，在某種程度上，仍無法顛覆傳統／硬性／男性新聞在新聞 論述上的宰制位置，反而持續貶抑陰性的書寫與閱讀風格。同時，在「不同需求」的論證 下，也間接合理化小報的商業走向，讓新聞媒體免於遭受缺乏自律的苛責。 事實上，小報新聞雖然可以引起注意和談論，但其內容較為淺薄、瑣碎，所以多流 於閒聊（small talk），而較難引發集體、廣泛的關注與行動（Meijer, 2007）。這一方面 當然是因為新聞報導缺乏實質內容所致；但另方面，閱聽人也是責無旁貸。在消費導向 底下，年輕人只顧愉悅自己而忽略了閱聽人倫理（audience ethic），減少對他人的關懷。 Silverstone（2004）指出，媒體消費應視為一種社會實踐，個人藉由日常的媒體消費去瞭 解、關切這個世界，展現其對自己、他人、社群和全球的責任。他認為，消費者只有在有 意識、批判的觀看底下，才能正視媒體的再現問題，發揮其公民權（如：抗議媒體侵犯隱 私、造成誹謗或未審先判等侵權行為）。 為此，我們有必要重新檢視年輕人和新聞之間的關係，並發展一套批判的新聞識讀 1 採用文化研究取向的Buckingham、Feldman、Fiske、Meijer、Harrington等人雖然肯定小報新 聞的通俗形式，但在探討年輕人或其他族群（如：婦女）的新聞收視和公民權之間的關聯時， 大多藉由解釋這些人為何不看硬性新聞而偏好軟性娛樂的方式來說明文化實踐的差異，所以容 易陷入二元（成人／年輕人、中產／勞工階級、男／女性）的窠臼。
架構，同時考量年輕人的「消費者」和「公民」角色，也就是讓個人在追求愉悅的當下， 也能意識到自己對他者的責任，共同努力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
三、年輕文化與改變中的公民權
承如前述，我們可以發現年輕人的新聞消費與公民表現之間的關聯，不論是拒絕硬 性新聞或喜愛軟性新聞，其實都是一種文化表達。Buckingham（1997: 361）認為，年輕人 和新聞之間的危機關係正好提供一個機會，讓我們重新反省並檢視「公民權」的本質。 在 充 滿 不 確 定 的 後 工 業 社 會 裡 ， 年 輕 人 已 趨 向 後 物 質 的 政 治 （post material politics），不但對民主過程感到不滿，也不關心國家政事或新聞報導，反而關切生活型態 的價值，對人權、環境品質、消費議題感到興趣。這種生活型態的政治（lifestyle politics） 讓年輕人主動尋求和其生活相關的資訊，以期獲得認同和支持（Bennett et al., 2008; Buckingham, 1997）。顯然，公民權的本質已隨著社會環境的改變而產生一些變化。 針對年輕人的公民表現，Bennett（2007, 2008）指出，現有的研究已出現兩種典範：一是閒散的年輕人典範（disengaged youth paradigm），延續傳統的看法，主張年輕人既不
參與政治相關的活動，也不接觸新聞，只依賴娛樂資訊，因此很難履行公民責任或促成公 共行動。
二是參與的年輕人典範（engaged youth paradigm）：年輕人渴望自我實現，隨著更多
公共表達形式的出現，向來對政治冷漠的他們，也能透過新科技將其認同展演在數位的集 體空間（如：同儕網絡或線上社群）上，不僅表達自己的聲音，同時建立社群或形成鬆散 的連結。
在這兩種典範底下，也發展出兩種公民模式（見表一）。一是有責任感的公民模式
（dutiful citizen model，簡稱DC）：即是主流模式，主張公民藉由收看新聞得知時事或和
政府有關的議題，並關心其後續發展。傳統新聞學即是針對此模式的公民而設計，讀者是 被告知的公民，能吸收抽象、平衡、客觀的資訊，並加以應用（如：藉由新聞關心公共事 務或作為投票依據）。
二是實現的公民模式（actualizing citizen model，簡稱AC）：公民不再信任新聞媒
代，年輕人以消費、生活型態作為政治行動的重要場域，並透過新聞／媒體的使用來表達
其多元、流動的文化認同（Bennett et al., 2008）。
表一 在後工業民主中的公民認同典範
資料來源：參考Bennett et al. （2008: 8） 和Bennett（2008: 14）
傳統新聞學所採用的由上而下、單向傳播模式，已不再適用於年輕人。他們不再是 等待被告知的公民，而是快樂的消費者，藉由選擇、消費某些文本，或利用新科技去建 構和尋求其文化認同，發揮Buckingham（1997）所謂的「後現代的公民權」（postmodern citizenship，抑或Dahlberg（2007）所提倡的「數位公民權」（digital citizenship）。 如果我們只採用傳統DC模式，將無法看到年輕人在變遷社會中已改變的公民認同 和公民權型態（style）。有別於傳統世代受責任束縛的參與（duty-bound engagement）方 式，年輕世代不喜歡近用和其生活型態無關的資訊，也較少參與階層性的組織活動（如： 政黨或選舉活動）。相反地，他們偏好自由探索各種觀念，參加水平、流動性的個人網 絡，以及尋求更具參與性、情感性的公共承諾（林宇玲，2009）。 Bennett（2008）也強調，在數位時代，我們不應忽略或貶抑年輕人所展現的新形式 公民權型態，但須鼓勵他們學習更多技巧，尤其是數位技巧，將其關切（如：動物權或環 保議題）形成公共聲音，以進入政治過程內影響決策。 就此來看，年輕人消費不同類型的新聞，可能產生不同形式的公民認同和公民參 與。為了擴大和深化年輕人的關切，並減少受到新聞報導（不論是標榜客觀或是煽色腥的 新聞）的誤導，新聞識讀在此過程也就變得不可或缺。 實現的公民(AC) 新興的年輕人經驗 對參與國家政事的責任感降低 相對於投票，更著重在生活型態的政治：如關 心消費主義、擔任社區志工、參與國際性行動 （如：環保運動） 不信任媒體和政客：較少順從新聞所報導的政 治 為了社會行動而加入鬆散的網絡：透過數位媒 介成立或維持某種友誼、同儕關係或社會聯繫 有責任感的公民(DC) 傳統公民教育的理想型 對於參與政府相關活動有強烈的責任感 投票是重要的民主行動 對媒體和領導人有高度信任：較會順從新 聞所告知的有關國家 加入社會組織、利益團體、政黨等：透過 大眾媒介動員支持
四、批判的新聞識讀
在民主社會裡，新聞相較於其他文本形式，更能影響公共意見的形成，因此新聞的 閱聽人（不論是讀者、聽眾或觀眾）總是被連結至「公民」的位置（Hermes, 2006; Lewis, 2006）。然而，究竟何種新聞知識才能促成更主動、更平等、更參與式的公民權？ 根據傳統新聞模式，只有正確的政治資訊才能發揮理性的公民權，但此論述已遭到 質疑。Lewis（2006）即表示，傳統新聞學只服務中產、受過良好教育的公民，而排斥年 輕或中下階級的民眾參與。相對地，小報新聞學則能吸引更多民眾對新聞的注意，但也有 學者擔憂，民眾在獲得歡愉之際，究竟是一笑置之，還是能藉由小報談論而引發更積極的 政治行動（Baumgartner & Morris, 2006; Wahl-Jorgensen, 2008）？事實上，每一種新聞學背後都有一套生產機制，試圖以特有的風格去告知閱聽人該 如何成為公民──亦即公民應關心政治事務，抑或對人類生活感興趣。每一種新聞學其 實都假借「新聞」之名，以某種方式「建構」社會現實，形塑我們和世界、他者及自我
的關係，意圖使（enabling）我們成為某種公民，同時也限制（constraining）我們的觀看
方式（the way of seeing）。Silverstone（2004: 448）因此強調，現代閱聽人作為媒體公民
（media civics），有責任發展媒體識讀（media literacy），以更批判的方式去接收新聞。
（一）Lankshear 和 Knobel的批判識讀模式
批判的媒體識讀植基於批判教育學的傳統，2以解構／重構文本意義（text-meaning）
為導向（Hammett, 1999; Kellner & Share, 2005）。Freire（1970）指出，教育的目的不僅是
教學生識字（read the word），還必須協助其認清世界，也就是教師在提高學生的識讀能
力和知識水準的同時，也應培養其批判意識，讓他們察覺自身的處境，並願意改變世界。
受到Freire的影響，識讀的社文模式（the sociocultural model of literacy）被提出來，強調識
讀並非一套中立、標準的讀寫技術，而是特定權力運作下的產物（Giroux,1987; Knobel 和
Lankshear, 2002；Warschauer, 1997）。
2 有關「媒體識讀」的典範與發展，以及和批判教育學之間的關連，請參考林宇玲（2008）《兒 童與網路》，第十章。
我們所處的「社會」，其實是一個爭奪資源與再現系統的場域，只有少數團體或個 人有權力近用經濟、社會或文化手段去定義「規範」和「標準」，導致知識的生產總是結
構性地傾向宰制，並透過各種的文本—銘記（text-inscription）形式（不論是平面或數位
形式）提供我們有關「現實」的解釋（Kretovics,1985; Lankshear & Knobel, 1998）。換言
之，這個社會、這個世界正藉由字詞、文法、慣例等設置（devices）而被建構出來，語言
在此過程中不只是工具，同時也發揮「命名世界」（naming the world）的權力效果——透
過這套知識的生產，自然化宰制團體的利益並強化現狀。
而批判識讀的旨趣就是在調查文本所建構的「合理世界」（possible world），一面揭
露文本背後所隱藏的再現和其他物質效果，一面尋求重寫（rewrite）這些效果的可能性。
因此，它至少涉及下列三個層面（Lankshear & Knobel, 1998）：
a. 技術（operational）層：著重在識讀的手段（means），和語言系統有關。因為經 由語言的中介能產生識讀，因此個人必須學習如何使用語言，利用它有效地完成 識讀任務。 b. 文化層：涉及識讀的意義層次。不論是識讀行動或識讀事件（literacy events）都受 限於特定的脈絡和內容，所以個人必須瞭解文本和特定脈絡的關係，並能正確地 評估其意義。也就是個人知道為何和如何採用某種「適當」的讀寫方式，去解讀 或生產特定的意義。 c. 批判層：關係到識讀的建構本質。亦即，個人意識到所有的社會實踐和意義系統 都是被選擇且被建構出來，以再現某種特定的意義。在此層次，個人不再只是被 動地接受意義系統，而是有能力發展自己的語言，以不同方式去轉換它們，生產 新的意義。 就識讀的社文模式來看，任何讀寫或識讀活動都不是單純的功能性技巧（functional skills）3，而是意義的產製（meanings-making），藉由讀／寫或解碼／製碼文本的意義， 個人和不同的價值、目標、認同、社會聯繫等產生關連，因此識讀是一種社會實踐，多少 3 傳統的識讀自主模式（autonomous model of literacy）主張識讀是一種功能性、抽象、中性的
讀寫技術。個人一旦擁有（have）此技術，就能有效地利用它在不同的地方、以達成各種目的 （Lankshear & Knobel, 2005）。
和存在世界的方式（ways of being in the world）有關。 過去的識讀活動大多侷限在印刷媒體，然而隨著科技的推陳出新，網路已成為當 代年輕人的最愛，但有關新媒體的識讀和實踐卻鮮少被討論。Knobel和Lankshear（1998, 2002）因此建議，今日的批判識讀也應包含數位科技，從三層面著手：（a）技術層—偏 重在媒體／科技的技術操作，協助學生學習如何操作不同的媒體，以便讀／寫各種文本； （b）文化層—關注於意義的建構，讓學生瞭解如何在特定脈絡裡，使用特定媒體技術完 成適當的識讀任務；（c）批判層—著力於批判現狀，鼓勵學生除了辨明文本的再現和召 喚效果外，也能以不同方式重寫或生產文本。 顯然，對Knobel和Lankshear來說，識讀並不是靜態的分析技巧，而是一種解讀過程 （reading process），總是在解碼與製碼當中——個人藉由解讀大眾文本，不僅能質疑媒體 的再現方式，也能反思其文化經驗，發展出另類的解讀策略和反抗實踐，尤其是善用新科
技參與意義的生產，轉換現有的不正義（Lankshear＆ Knobel, 1998; Lankshear, 1999）。易
言之，媒體識讀除了關心各種讀／寫技巧和符號系統外，也應協助閱聽人成為有責任感的 生產者，尋求賦權與解放的機會。
（二）批判的新聞識讀
Knobel和Lankshear的識讀模式亦能應用在新聞識讀的教學與實踐上，藉此協助學生
學習如何在更大的社會脈絡底下，檢視新聞／媒體的運作，同時參與新聞的生產（Skinner
et al, 2001; Switzer & Ryan, 2002）。
首先，在技術層——新聞識讀應讓年輕人近用各種媒體形式的新聞文本，利用不同 的新聞來源去瞭解世界，並應用在日常生活中。為此，年輕的學生除了瞭解如何搜尋和取 得所需的新聞外，也應掌握不同的科技形式如何左右新聞的表現，進而影響閱聽人對事 實的認知。譬如：平面新聞以靜態的圖文為主，利用報紙的版性（如：政治版、社會版 等）、版位（新聞在版面的位置）、標題大小、字體和顏色、照片、表格等方式來影響讀 者對新聞事件的知覺（如：議題的重要程度和方向）；而電視新聞則以動態影像為主，利 用新聞播出的時段、時間長度、寫實畫面、旁白、音效、電腦特效等手法來左右觀眾對新 聞事件的感受。此外，目前鬧得沸沸揚揚的動新聞則以動畫模擬為主，試圖利用寫實影像 結合動畫模擬和人稱互換的方式，將觀眾帶入情節中，目睹事件的發生。
其次，在文化層——新聞識讀應鼓勵年輕人掌握和質疑「新聞」文本的特殊性，相 關的問題包括：新聞／媒體作為重要的文化機制，不論是標榜「客觀」的新聞媒體或「小 報」媒體，在社會上扮演何種角色與功能？其如何參與意義的生產和循環，以影響公共領 域的運作？新聞／媒體如何受到政商勢力的影響，建構和生產什麼樣的現實？新聞文本為 何優於其他文本，其如何利用新聞價值、敘事形式、技術慣例等向我們訴說：「這個世界 正在發生什麼事」？而再現的社會現實中，究竟凸顯或排斥「誰」的觀點？如此的新聞表 現，服務了誰？誰又可能因此受害？ 藉由這些問題，將能幫助年輕人權衡新聞文本的經濟、社文、政治及美學效果和意 識型態，將新聞和權力、利益連結在一起。在識讀的過程中，年輕的學生不但能鑒別不同 新聞／媒體之間的差異，包括辨析組織背後的經營權與控制權、消息來源、新聞慣例、呈 現方式等，也能進一步監督新聞／媒體的表現。 最後，在批判層——年輕人開始質疑新聞的客觀性，並將新聞文本連結至權力脈 絡。除了辨明新聞文本背後所隱藏的宰制（或反對）形式與意義外，他們也深切反思自己 對自我、他者及世界的認知，如何受到新聞／媒體的影響，並尋求以多元的方式重構個人 和社會認同。 這樣的模式不僅能應用在一般課程上，以單元的方式進行，4也能運用在小規模的識 讀活動上。譬如，研究者為了瞭解動新聞對未成年的影響，曾於2010年8月2日和6日，在 台中市A社區招募9名（6男、3女）5 對動新聞感興趣的高中／職生，進行2次動新聞的識讀 活動。 在第一次活動中，我們首先調查參與者在識讀前的新聞收視行為，結果發現有7位學 生主要從網路接收新聞，且偏愛社會、娛樂、消費新聞；其中有6位是從台灣論壇或信件 轉寄中接觸到動新聞。4位男生表示，如果覺得動新聞好笑或罕見，會和家人分享或持續 轉寄給朋友。誠如Bennett等人（2008）所言，年輕人屬於實現的公民（AC）常用數位科 4 課程的規劃可按照新聞媒體的科技形式分成不同單元，如：報紙、電視、網路或動新聞等，並 在每一單元中介紹不同的新聞類型，如：政治、社會、民生、消費或娛樂新聞等。 5 9名參與者分別來自三所高中。根據報名先後，參與者分別以數字代號表示（M：男性；F：女 性）。
技去獲取資訊、表達意見和維持關係。參與的學生也是如此，他們會將網路所聞（尤其是 趣聞），透過臉書或信件轉寄給其他人。 其次，參與者對動新聞的觀感：男生普遍認為，動新聞「比文字來得有趣」、「好 看，可以更快瞭解事情」；女生則持保留態度，雖然好奇但擔憂新聞可能因此變調。在瞭 解學生的態度後，我們開始介紹批判的識讀模式和新聞的基本概念，並選擇2則校園霸凌 新聞作為範例，6 詳細為其解釋此模式的應用與重點。 在技術層，我們先為學生解釋壹傳媒的組織特性，如何從平面的蘋果日報、爽報， 拓展至影音形式的動新聞，然後提醒其注意：動新聞究竟採用哪些影音技術去生產新聞？ 為了收視率，他們是否延續「小報」風格？對觀眾又造成何種影響？ 以「少女遭虐」為例，新聞一開始即打出色彩鮮明且聳動的標題（如：白底紅字的 大標題「爭風吃醋 國一女遭虐打」），配合寫實的拍攝畫面（如：雙十國中的校門和驗傷 單）和記者旁白（訴說一名國一少女遭11名學長姐毆打的經過）→當記者解釋施暴者如何 進行霸凌時，寫實拍攝漸融入動畫模擬和詭譎的背景音樂（如：模擬4名少女強拉受害者 至文化館），人稱也出現轉換（不再是第三者的旁白，而是由模擬角色以第一人稱說話： 「有人說你罵我媽是妓女」、「竟敢搶我男友」），電腦動畫則著墨在肢體衝突（如：施 暴者的拳打腳踢），並搭配毆打、哭喊音效（如：受害者的哭泣聲），攝影鏡頭除了不斷 地拉近（zoom in）和特寫外，其角度也多採用施暴者的視角（讓觀眾坐入受害者的位置） →之後檢警調介入，畫面又回到寫實拍攝（如：警局、驗傷單、嫌犯被移送法辦，同時蓋 上紅色大印記「少年事件處理法」）→最後由相關教育或輔導機構發表對霸凌事件的看法 （如：人本基金會執行長建議：「學生可以在手機上預設求救號碼」）。 再連續支解兩則動新聞的影音呈現後，參與者逐漸能掌握動新聞的報導形式，也察 覺其如何利用虛實場景融合、人稱轉換、鏡頭伸縮及施暴者的視角，將觀眾帶入衝突、細 微的犯罪過程中。同時，搭配「陳腐」的情節、「刻板腔調」（如：施暴者、受害者的語 文表現），以及特殊的音樂和音效（如：打鬥、哀求聲），讓整起事件變得有些荒謬、可 笑。而此種手法正是讓動新聞造成「話題」的關鍵，讓年輕人不斷地在網路上轉載，持續 6 兩則校園霸凌的動新聞，分別是「少女遭虐」：http://www.youtube.com/watch?v=QISbW9f Ht90&p=ED2664FE53C01A83&playnext=1&index=20；「強遭剃頭」：http://www.youtube. com/watch?v=MMu7En26hyM&feature=related
以好笑的心態，消費別人的悲慘故事。 隨後進入文化層，參與者被鼓勵進一步思考動畫模擬背後可能衍生的問題，例如： 在道德、法律層面，過分描繪案發的經過，雖然能滿足觀眾的好奇心與窺視欲，卻可能因 此侵犯當事人的隱私，造成二度傷害，甚或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法》7、引發誹謗或媒體 審判等問題。另在社會、文化層面，當觀眾看完帶有「笑點」的動新聞，他們又如何理解 校園霸凌？是否意識到霸凌問題的嚴重性，還是一笑置之？ 為了讓參與者明白動新聞如何建構「霸凌」事件，我們要求其回頭仔細觀看動新聞 的鏡頭運用與情節發展。他們表示，原以為新聞不同於其他內容，比較真實；儘管動新聞 以動畫呈現，應該不致於偏離事實，但「經過認真分析後，才發現新聞媒體和記者其實會 誤導我們」。 在霸凌事件中，動新聞多以仰角呈現施暴者；以俯角拍攝被害者，且劇情除了強調 以多欺少、以強欺弱外，也有明顯的性別刻板之嫌。以「少女遭虐」為例，新聞雖然提及 7男4女，但模擬畫面卻只出現4女聯手欺負受害者，將霸凌簡化成女生之間的爭風吃醋， 並指出受害者的個人問題（如：搶人男友、罵人母親）。新聞最後則以人本基金會執行長 的意見作為結語，提供一旦遭霸凌的預防措施，但對施暴者的行為卻未呼籲制止，反而以 「年紀小」不知如何化解衝突來帶過。對此，我們也要求參與者深思：動新聞為何要如此 做？以及這樣的新聞處理會產生何種效果？ 在討論中，學生發現壹傳媒不僅受到市場機制的影響，努力讓動新聞有看頭，同時 也受到社會價值的左右，在「未成年＝心智不成熟」的迷思下，基於保護心態，新聞並未 譴責（未成年的）施暴者，反而著墨在落單的受害者如何遭到眾人以不成熟的手法施暴， 建構了「眾欺少」、「強欺弱」、「男性調皮（愛開玩笑）」、「女性善妒」的霸凌論 述。 最後，進入批判層，我們鼓勵學生除了質疑小報的表現手法和文化價值外，也應 「反恭自省」，從自身的校園經驗反思新聞對他們的影響。在討論中，多數學生坦承自己 7 根據《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46條：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電腦網路或其他媒體不得報 導或記載遭受第三十條或第三十六條第一項各款行為兒童及少年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 資訊… …除前二項以外之任何人亦不得於媒體、資訊或以其他公示方式揭示有關第一項兒童及 少年之姓名及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
有霸凌的經驗，聯合或附和其他同學一起對付那些「看不順眼」的人。原本他們強調，遭 霸凌的人都是一些行為怪異者（如：喜歡亂說話），但請他們各自描述施暴者和受害者的 特徵後，他們才發覺施暴者居然都是班上的活躍份子，人數較多，所以自己常會不自覺地 加入起鬨行列，而那些受害者正好都是班上被孤立、落單的人。對此結果，一位女生驚訝 地表示：「以前我看新聞就是看過去，不會多想什麼，但現在發現，新聞其實會影響我們 對待事情的方式。」 在檢討完兩則新聞後，參與者被邀請回家找一些他們看過的動新聞來練習，以作為 第二次上課的教材。研究者發現，學生經過多次練習（如：上課討論與回家作業）後，漸 能掌握識讀模式的精神與技巧，且相較於識讀前的反應，不僅對動新聞的表現有更多質 疑，也能具體說明新聞再現如何影響其世界觀，但由於時間有限，我們並未要求其尋求改 變或進行重寫。儘管如此，多數學生仍肯定識讀模式對他們的影響，也在臉書粉絲專頁裡 成立「動新聞識讀之你很重要咖馬go」，將其練習上傳至網路上，以供更多人參閱。 M1：「現在不會帶著開玩笑的態度看動新聞，而是看過後會認真地想，讓自己不再 被媒體操控，迷失自己。」 M3：「課程讓我學會從許多層面去觀看一則新聞，而不會陷入記者主觀的報導中… 會想告訴朋友，應該從其他角度來看新聞。」 F6：「現在更瞭解自己為什麼不喜歡動新聞，原來它有一些違法、誇大的情事…想 和朋友分享這些。」 由此來看，批判的新聞識讀模式有助於年輕人在接收新聞時，打開一道批判距離， 和文本進行對話並培養閱聽人倫理。透過解讀和解構新聞文本，他們不僅能介入自身的認 同形塑，從實現的公民（AC）只消費和自身有關或感興趣的資訊，轉變成更具批判性和 責任感的公民，亦即藉由不斷地反思，開始關心新聞的表現和周遭事物，並利用數位形式 （如：分享新聞的識讀策略），尋求改變的契機。
五、結論
在數位時代的媒體環境已變得越來越豐富，不但有各種新聞媒體（如：報紙、電 視、網路等），還有多元的新聞典範，包括客觀新聞學、小報新聞學、公民新聞學、網路新聞學等，年輕人的新聞選擇也因此變得更複雜，不再是二元的新聞接受模式（如：硬／ 軟新聞、理性／感性、公民／消費者）所能囊括，因此本文試圖跳脫傳統的二元框架，從 批判識讀的觀點，重新發展新聞識讀模式，以協助年輕人從事新聞消費與公民實踐。 「新聞」是一套人為建構的論述，背後隱藏著特定的生產機制，左右新聞報導的方 向與表現。然而，不同新聞學各有不同的知識邏輯，除了定義新聞價值、新聞書寫外，也 具體說明新聞媒體應扮演何種角色、發揮何種功能。儘管新聞產製不盡相同，但所有新聞 學都被嵌進現有的權力脈絡裡，受到政經、文化勢力的干預，且能發揮真理／權力的效 果。換言之，每種新聞學背後皆隱藏著一套知識／權力的預設，意圖影響閱聽人對世界或 現實的看法，從而挑戰或順從既有的權力運作。 因此，當年輕學生在接收新聞時，可能因不瞭解新聞的產製過程，在「新聞＝事 實」的宣稱下受到誤導，而影響其公民參與。為擴大和深化學生公民實踐的範圍與程度， 本文試圖提出一套「新聞識讀」模式，協助其反思平日的新聞／媒體使用，並鼓勵其從事 線上的公民實踐。 針對年輕世代，學者們認為，新科技（尤其是網路）能用來培養年輕人的公民參與
技巧（Burgess, 2006；Coleman et al., 2008）。然而，Hujanen 和Pietikäinen（2004）卻發
現，年輕人上網近用線上新聞，多快速點閱和瀏覽，而較少利用互動性功能（如：發表意 見或評論），更遑論製造（或改寫）新聞文本。儘管他們認為年輕人並未善用新科技的潛 力，但仍承認網路在新聞學上扮演「公民論壇」的角色、或是作為重要的公民權來源。 網路具有雙向互動性，不但能接收亦能生產，從簡單的回信、發表意見、評論、參 與討論至生產自己的文本，讓年輕學生從新聞使用者／消費者轉變成參與者或製造者。就 此來看，網路能提供新形式的公民實踐，讓年輕人和新聞、他人、社會產生連結，發揮數 位公民權（Dahlberg, 2007; Hermes, 2006）。如同本文所提供的高中／職生案例，喜愛使用 網路的他們，因批判識讀而領悟「新聞≠事實」，同時改變其網路接收新聞的行為，從過 去因好笑而點選或轉載某類新聞，轉變成有意識地在臉書或部落格上批評它們，試圖左右 他人對新聞的看法。 為此，本文主張透過「新聞識讀」的相關教學與實踐，讓年輕人學習如何質疑傳統 單向、獨白式的新聞（monologic news），並以網路作為公民實踐的場域，學習如何去回
應新聞／媒體，表達自己的看法和進行公民對話（civic dialogic），此不但有助於年輕人學
習如何發揮數位公民權，同時也能形成Hujanen和 Pietikäinen（2004）所謂的「多元發聲的
新聞學」（multivoicing journalism）或「互動性的新聞學」（interactive journalism），讓當
代的年輕人不僅能瞭解各種新聞學的產製過程與技術，也讓其分享和討論自身的新聞消費 經驗，並協助他們認清世界，尤其是發展批判意識，共同參與社會的改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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