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典文學的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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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大中文學報第十五期 2011 年 6 月 1-20 頁. 《特稿》. 中國古典文學的存亡* 川合康三著*謝嘉文譯*. 摘. 要. 我以為現今中國古典文學正面臨「四重苦難」：第一，同樣屬於文科，但和社會科學不同，人文學科正處於苦不堪言之境。其次，在人文學科裡，與歷史、哲學相比，文學則在衰退之中。再者，文學領域之中，東洋文學又比西洋文學更冷門。最後，同樣是東洋文學的範疇，相較於近、現代作品，古典文學不受重視。可見，中國古典文學不論如何分類，都處在衰亡的困境之中。文學處在衰亡的困境，意味著形成文學的文化共同體正持續崩塌瓦解。因此，讀者無法透過作品內容，進入作者所述的情境中，並共享此一意義世界。李斯的故事與管仲、鮑叔牙的友情佳話，時至今日，竟有人不能理解，或不被全盤接受，我以為這才是文學真正的危機。然而，無論如何，文學給人力量，文學可以超越時空，產生多重意義的可能；因此，我相信，文學絕對不會消失。我們正處在一個文學巨大變動的時期，並且努力摸索、試圖建構新的文化根基；此外，中國古典文學內在本蘊含強大的力量，是以使其延續至今。關鍵詞：中國古典文學、四重苦難、文學的衰退、文學的可能性 * * *. 本文是川合康三 2009 年 11 月 11 日在京都同志社大學的演講稿。川合康三現職為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教授，日本中國學會會長。謝嘉文現職為清華大學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

(2) 2.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五期. The Life and Death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Written by KAWAI Kozo, Translated by Hsieh Chia-wen**. Abstract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is now faced with four levels of adversity. First, in the field of liberal arts, the humanities are falling out of favor compared with social sciences.. Second, in the scope of the humanities,. literature has been losing ground and declining in comparison with history and philosophy.. Moreover, within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oriental literature. is less popular than western literature.. Last, as far as Oriental literature is. concerned, classical literature is not valued as much as modern literature. It is thus evident that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is in the adversity of declination no matter how it is categorized. The declination of literature indicates the decomposition of the culture that sustains it. As a result, readers find it difficult to integrate into the world created by the author, nor do they find the world meaningful.. For. instance, the story of Li Si could strike a chord, while nowadays, he is hard to be identified with.. Another example is that the story of Guan Zhong. and Bao Shu-Ya, which used to be a much-told tale and regarded as a model of ideal friendship, can’t be realized now.. I believe that as long as. language continues to be used and treated with deep affections, literature will never disappear. *. *. We are living in a time when literature changes. Professor, Graduate School of Letters/Faculty of Letters of Kyoto University. The Sinological Society of Japan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of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3) 中國古典文學的存亡. drastically.. 3.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texts suggest the. inter relationship of the text and its readers. Readers interpret the literary work through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endow it with new meanings. Thus, with its intense power, Chinese literary classics live and last until today. Key word : four levels of adversity,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the declination of literature, the possibilities of literature.

(4) 4.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五期. 一、中國古典文學的「四重苦難」以「中國古典文學的存亡」此一標題為文，或許有些危言聳聽，其實並非如此嚴重，對學習中國古典文學者而言，雖曾想過將自己專門的研究領域及其相關問題，與現今文化作連繫；然而，卻未曾仔細深入思考。因此，我想借此機會，稍微理清思緒，敘述此一問題。今日諸位聚集在此，多是從事外國語言、外國文學教育的老師，對於從事人文學門的教育工作者而言，在某些程度上，或多或少應有所體悟。諸位手邊論文摘要的標題是「現今中國古典文學的四重苦難」，我想先從這「四重苦難」來展開主題內容。首先，就廣義而言，中國古典文學屬於人文學科的領域，可廣泛地分為理科和文科；在文科中，由於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的性質不同，前者是相對於「實學」，亦即並非切實有用的學問，本文暫時以「虛學」指涉，依此可區分為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亦即：人文學科（虛學）文科社會科學（實學）：法學、經濟學等。因此，中國古典文學的第一重「苦難」即是：同樣屬於文科，但和社會科學不同，人文學科的現況處於苦不堪言之境。近年來，法律或經濟學等社會科學非常熱門，由大學教授的人數可以清楚反應此一現象。根據廣島大學中文系富永一登教授的調查結果，如下表所示：表一人文學科教授. 1998 年. 2004 年. 人數差. 社會科學教授. 國立大學. 6193. 5648. －545. ＋432. 公立大學. 1275. 1335. ＋60. ＋120. 私立大學. 15496. 16417. ＋921. ＋3263. （資料來源：富永一登：〈減少中的人文學科大學教授人數〉「大學教授統計報告」，載《日本中國學會信息》2 號，2008 年。）.

(5) 中國古典文學的存亡. 5. 這項資料不是最新的，但六年後（2010），如果再做同樣的調查，其結果可能更令人失望，至少不可能出現正成長的比例，特別是國立大學人文學科的教授人數更是明顯減少；另一方面，人文學科的教授名額，彷彿流入社會科學的領域，其教授人數持續攀升。和理科相比，文科持續衰退；事實上，根據數據顯示，人數正在減少的，只有文科中的「人文學科」，亦即與實學相對、對社會沒有直接貢獻的「虛學」。中國古典文學的第二重「苦難」乃是：在人文學科中，相對於歷史與哲學，文學正處於衰退之中。我在京都大學的文學部任教，從大三開始，學生們必須選填專門的主修領域，每一主修科系都有人數限制，但至目前為止，每個學生幾乎都能按照自己選填的志願分配。當然，或因科系的不同，也會產生超過人數或人數不足的情形發生，這正反應每一時期，學生所關注、重視的科系焦點的相異。然而，最近卻有一個特別明顯的傾向，若依照傳統，將學術領域畫分為「文、史、哲」三個專業範圍，那麼，近年來，主修文學的學生人數明顯減少之中；另一方面，主修哲學或歷史的人數並無顯著下降，此一情況和我在學生時期的情形相較，則有天壤之別。當時，法國與英國文學是學生熱門的主修科目；反之，英法文學至今卻乏人問津；再者，曾經有「文學青年」一詞，現在卻顯少聽聞，不僅在當代年輕人的文化中，或是從文化整體而言，「文學」都處於衰退之中。中國古典文學的第三重「苦難」是：同樣屬於文學的領域，相較於西洋文學，東洋文學又更冷門；這個情況，早在過去百年間就已如此。明治（1868-1912）以前，日本將中國古典作品視為典範般景仰，並且崇尚學習中國文化；然而，此一觀念與態度在明治以後，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日本開始學習西歐的近代化，並依此為目標，建立起近代的日本國；進且，在日本文化中，已不再重視中國古典作品。到了戰後，這種傾向更是明顯，以近、現代的日本作家為例，明治時期的作家群皆普遍學習漢學，並且浸透在漢文學的知識之中，除了森鷗外、幸田露伴（1867-1973）、夏目漱石（1867-1916）等知名（1862-1922）、與其門作家擁有很深的漢學素養之外，還包括尾崎紅葉（1868-1903），以及唯美派作家的永井荷風（1879-1959），下的泉鏡花（1873-1939）他們都能閱讀漢籍，並且將所讀的文本運用在創作之中。以永井荷風的〈斷腸亭日乘〉一文為例，荷風曾自述自己每天披覽蕭統的《文選》；.

(6) 6.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五期. 然而，此一情況逐漸改變，到了戰後更是完全不同，當時能夠閱讀漢籍的作家已經十分稀少，除了少數擁有漢學根柢的石川淳（1899-1097）、、到丸谷才一（1925-）、古井由吉（1937-）等，中村真一郎（1918-1997）他們可說是其中的特例。最後，中國古典文學的第四重「苦難」是：同樣屬於東洋文學的範疇，相較於近、現代的作品而言，古典作品卻不受重視。近年來，隨著國際情勢的轉變，中國近、現代等主題，因牽涉國家戰略而盛行，研究者也多將焦點置於相關議題。目前在各大學學習中文的人數，比起我那個年代，增加了十倍，甚至是百倍之多；然而，他們卻對中國古典作品，採取了忽視的態度，不僅如此，還加以排斥。此外，對於長期鑽研中國古典文學等相關領域的學生或研究人員，他們更是敬而遠之。循此，中國古典文學不論如何分類，都處在被迫衰退與漸近滅亡的困境之中，不僅在日本，還包含全球各地。以前在中國大陸，人文學科中規模最大的科系是中文系，也是被排在文學院的第一個科系；然而，最近卻由於法律與經濟等相關熱門科系的興起，中文系則逐漸被排擠。依照此一趨勢，中國古典文學不久將淪為「死的語言」、「死的文化」，並且被關在大學的研究室裡「苟延殘喘」，甚至由於學生人數稀少、經濟效率低落，研究室都將面臨「倒閉」的命運。人們面對中國古典文學的危機存亡，大致採取兩種應對方式：其一，以為衰亡是人類文化的必然趨勢，是以無可奈何，並放任其恣意發展；其二，與此相反，在逆境中，高聲提倡中國古典文學的意義。我當然極力贊成後者，是以極力呼籲保存中國古典文學；然而，抱持同樣想法的人，更應注意兩點：首先，不要陷入保守派反對中國古典文學改革的陷阱之中；再者，不能只為自己的利益著想，或僅為捍衛自己的專業領域，而來高聲呼籲古典文學存在的意義。人們往往秉持保守的論點，依此呼籲並重新評估東洋文化，或認為現今日本人的道德觀念日益淪喪，是以提倡恢復對君主忠心、對親人盡孝的美德；但是這個主張，只不過是將舊有社會中，那些壓迫人們的思想，或使人們遭遇不幸的歷史經驗，全部拋諸腦後，並純粹美化過去的一偏之見，這是一種時空錯置、不切實際的幻想。再者，若僅為維護自己的研究領域，或著眼於私人的利益而提倡中國古典文學，皆缺乏強大的說服力；是故，應拋除種種個人因素，對人類文化而言，不論是現在.

(7) 中國古典文學的存亡. 7. 或未來，皆有倡導中國古典文學的意義與價值。然而，此一工程十分浩大，並非我一人足以承擔，不過我深信，作為一位中國古典文學的擁護者可以為此盡一份心力。具體而言，首先，我想推廣一種閱讀的樂趣，使人們對中國古典文學產生興趣。這種樂趣有別於電視搞笑藝人的喧囂吵鬧，是觸動人們的內心、根植於文化的知性感動；感動能喚起人們的注意，進而挖掘其中的意義與價值，並且讓人廣泛閱讀而享受樂趣。其次，我想培育閱讀中國古典文學的學生與研究專家。現今，僅有少數的大學生選擇主修中國古典文學，乃因在學習的過程中，必須花費長久的時間去鑽研。日本自古以來累積了一套特有的學習方法，即「訓讀」，是為了以日本語言來閱讀中國古典文學；雖然「訓讀」有時無法避免產生背離文本意義的缺失，不過這套技能卻是集結了日本人從古至今的寶貴遺產，是閱讀中國古典文學的智慧與方法，並在文法上，確實能夠將中國古典文學正確地轉換成日本語言，依此奠定閱讀中國古典文言文的基礎。如果「訓讀」這個技能一旦喪失，日本人就無法閱讀並理解中國古典文學；因此，培育後學「訓讀」的能力，對於保存中國古典文學，絕對有其必要性。雖然中國古典文學處於存亡危機之中，但我們首先應當審問：存亡危機是否僅限於「現今」？我曾有機會和人一同探討中國古典文學，當時聽說「在德國，哲學君臨所有學部之上，因工學部屬於實用之學，因此另立工學相關的大學」，此一言論遭到在場專家的反駁，以為這僅是世俗的一偏之見。在德國，哲學自歌德時期（1749-1832）開始，即高喊著存亡的危機。最近，岩波文庫出版《芥川龍之介書翰集》（石割透編，2009），內容記載芥川（1892-1927）在明治末年，考上「舊制第一高等學校」1，以往，這所學校的文科十分熱門，報考人數最多，由於當時考生名額有數量上的限制，「一高」是最接近額滿的情況；相對於其它舊制的高中文科，則不滿規定人數，雖然這還需其它詳細資料的佐證，不過對於時人傾向學習農科等「實學」的潮流，芥川卻感到十分惋嘆。 1. 「舊制第一高等學校」，簡稱「一高」，東京大學的前身，是現今東京大學教養學部的一小部份，也是最早設立的公立舊制高等學校。「一高」是當時東京大學升學率最高，可說在日本史上，第一個為大學預備門檻而設立的學校。.

(8) 8.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五期. 我想引述文學理論研究者特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 1943-）之言，作為我論點的佐證，這個資料是轉引自日本的文學研究者山形和美（1934-）的敘述，其曰：「人文科學的危機」一詞，成為修辭學者以同樣意思，反覆說明的最好事例，因為「危機」對「人文科學」而言，…… 是天生固有的那般自然，從一開始就和人文主義學者緊緊相隨，密不可分。 2 既然「危機」必須存在於「人文科學」，是以不論處在任何時代，都有可能慨嘆人文學科的衰亡；然而，此一「危機」，在現今當下也許因與自身密切相關，所以特別得到重視，但是人文學科的蕭條極可能是其本質、注定的命運。我們既然面臨此一情況，就不能將哀嘆視為特權。在過去人們一面感嘆，卻也一面付出心力，努力維持人文學科，並使其保存至今；如今我們和往昔一般，仍舊高唱著存亡的危機，人文學科卻也依舊延續至今，可見其內在蘊含著強烈的力量，使其不致消亡。在面臨人文學科的存亡危機，我們除了哀嘆，別無他法；這同時卻也突顯，若要積極追究並付予人文學科的存在意義，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任務。. 二、文學的衰退──文化基礎的質變在「四大苦難」中，我想先談「文學的衰退」。以前，人們將文學視為文化的中心，並且佔有一席之地；然而，現今人們不再親近文學了，極可能因為現代人過著幸福的生活。過去，人們在真實人生中，遭遇的種種不幸，往往透過文學來逃避現實，或作為一種有效的治療，特別是日本近代文學，其內容往往敘述個人在家庭或社會受到欺壓，為了取得生存的自由權而奮鬥，志賀直哉（1883-1971）的小說即是如此。志賀小說的內容多半記載有關自己為了擺脫家庭的束縛而努力，他想和女僕結婚，卻因當時「門當戶對」的社會觀念根深柢固，導致他的夢想破滅。如果志賀處於現今社會，不論階級身份的高低，可以自由談戀愛而結婚，他就不會創作出《和解》、《暗夜行路》等小說。其實，真. 2. ﹝ 日 ﹞ 山形和美 Yamagata Kazumi：《文學衰退和重生之道》 Wenxue shuaitui he chongsheng zhidao（東京[Tokyo]：彩流社[Cailiushe]，2006 年），頁 38。.

(9) 中國古典文學的存亡. 9. 正屬於傳統日本的近代文學，其創作動機與故事內容，大體敘述著自己與其家庭或社會，從衝突到和解的曲折過程。然而，現今家庭與社會的結構已經改變，門第觀念並無過去那樣明顯，人們不必在巨大的壓力下掙扎求生，個人擁有更多的自由空間，這應是人們遠離文學的理由之一。再者，現今人們擁有各式各樣不同的娛樂方式，書本不再是唯一的消遣，舉凡電影、音樂、旅行等的商品化，並且取得容易，如果突然心血來潮，想飛到法國，也能馬上達成心願，那些感嘆路途遙遠的詩詞作品已經過時。然而，我們當學生的時代，唯一的娛樂只有讀書，在書本的世界中想像作者的親身經歷，和現今相比，可謂大相逕庭。總之，不論是家庭與社會的壓力減少，或是書本以外的娛樂增多，這些只不過是外在因素；比較嚴重的問題乃是，形成文學的文化共同體正持續地崩塌瓦解。文學之所以為文學，乃因文學可透過一共同的基礎，與人們的心靈互相溝通，並且讓人產生共鳴；當讀者透過作品的內容，進入作者所述的情境中，與作者一同感受，並且深受感動。如今，人們與文學內在的共同基礎逐漸改變，進且崩裂倒塌，一旦面臨共同基礎的崩塌瓦解，文學也就瀕臨滅絕的命運。我想從我的研究領域中，分別舉兩個例子說明，首先是「李斯之言」，其次是「管鮑之交」，分述如下。（一）李斯之言《史記•李斯列傳》記載李斯（前 280-208）是楚國上蔡人。楚國，在戰國末期，是南方的弱小國家；上蔡則是窮鄉僻壤之地。李斯「年少時，為郡小吏」，在鄉村擔任公務員，正當辦公之際，他在廁所發現一隻瘦弱之鼠，這隻老鼠看見人或狗時，總是非常膽怯驚嚇；反之，另一隻在穀倉之鼠卻飽食肥胖，同樣是老鼠，卻因身處不同環境而有天壤之別。李斯思忖，現今自己身處僻壤之地，與廁中之鼠有何差別，於是立刻辭職，出外闖蕩。他以為在戰國諸國中，秦國逐漸擴大成為強國，於是決定離開上蔡，來到秦國。李斯一到秦國，從最低階層開始做起，憑其天生的野心與才智，加上正值秦國強盛的時期，因此地位爬升很快；不久，他和政商呂不韋（前 290-235）合謀，確立了秦始皇的鞏固地位，並晉升至人臣之極的宰相高位，焚書坑儒的秦始皇政策，即是李斯的計謀。.

(10) 10.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五期. 當李斯的地位攀登到權力的頂峰時，他十分惶恐不安，所謂「物極則衰」，榮華富貴終不能永遠持續，這就為故事的結局埋下了伏筆。不久，秦始皇在東巡途中駕崩，李斯和宦官趙高（前 259-207）隱瞞其事，並依照兩人的計畫，迎接下一任皇帝即位，是為始皇二世。當時，李斯和趙高完全掌握政治權力，然而「兩雄不并立」，因此產生激烈的權力鬥爭，結果李斯失敗，被判處死刑，施行腰斬。他在前往刑場的途中，對一同處刑的兒子說「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李斯臨刑之際，含著淚水，想和受死的愛子，牽著黃狗，走出上蔡城門追逐狡兔，過著與世無爭的生活，已經是不可能了；然後父子一同慟哭，這是《史記•李斯列傳》的記載。李斯從一名鄉村的公務員，白手起家，攀升至權力的頂峰；然後失敗，被處死刑，他的人生大起大落。臨死前的回憶，竟是自己默默無聞之時，和孩子一同追逐狡兔的生活，那是一個平凡百姓，過著尋常、獵兔取樂的生活回憶，卻令他無由地懷念不已。這只不過是平淡無奇的日常生活場景，卻僅能懷想，並且永遠無法再度重現。對李斯而言，這是他一生中，無可取代的幸福時光，其臨死前含淚所說的話，成為他生命中，最後的體悟。「李斯之言」引發人們的共鳴，是以後人每每在詩作中引用此一典故。雖然未必和李斯一樣，有面臨死刑的經驗；然而，他的情懷卻能讓人產生共感。此一共感，我們至今仍可感同身受，並且能夠馳騁想像：李斯當年處在上蔡的郊外，與孩子追逐狡兔的甜美回憶，勾起和李斯相同的感傷與悲鳴。以前我在課堂講解此段故事，竟有學生感到無法理解，並表示：如果我是李斯，應該會想回到權力攀登至極、享有榮華富貴、一切隨心所欲的美好時光；而絕對不會是當時身為一介平民，一貧如洗的生活。此一看法，令我十分吃驚，學生們能夠不囫圇吞棗，並且學習獨立思考，應歸因於現今社會，自由思考蔚為風潮。然而，對於李斯，我更希望學生不僅能夠理智地思考，更能單純地體會李斯的心境，並與其產生共鳴，如此而已。在課堂中，我並沒有給予學生任何的回應；不久，我才將內心的驚奇訴說給我的朋友聽，他正任教於京都女子大學，聽完之後也十分吃驚。而後他如法炮製，也在課堂中介紹李斯的故事，並問學生的心得，和李斯心有同感的學生，竟只佔一半。此一結果正說明：兩千.

(11) 中國古典文學的存亡. 11. 兩百多年前，李斯的故事不斷在人世間流傳，並與人們產生共同的情感；但是，進入 21 世紀以後，卻有一半的人不能夠理解他當時的心情。若要說服這一半的人並非容易，李斯能與我產生共鳴，並觸動我內心的感動，可能僅是因為「人性」，當人們已經獲得所追求的事物以後，就會開始懷念起當時尚未取得的時光。因此，李斯死前，走到人生的盡頭，他已經獲得所有個人的追求後，才會回憶起過往的平凡生活；或者在榮華富貴達於頂峰，當「物極則衰」此一不安心情突然襲來時，也可能懷念起過往一無所有的生活。 3我們會產生共鳴，其原因究竟為何？若要勉強給予理由，不如強調「共鳴」本身的重要性。身為研究人員，我們時常會被研究工作所束縛，總要根據命題的邏輯推理，依此設法解決問題；若非如此，就不能稱之為「研究」。事實上，就文學而言，在作理智分析之前，讀者內心的感受卻是最為重要。是故，我得強調，首先就是自己「閱讀的感覺」，不僅要理解作品的內容，更要細細體會作者的情感，這是研究的前提。然而，我們往往跳過此一前提而急於分析道理。秦朝的李斯，在陷入絕境之時，曾回憶起那段平凡的庶民生活場景；此外，東漢的馬援（前 14-49）亦有類於此。馬援為了制服當時統治交趾（越南北部）的徵側、徵貳兩姐妹，被命為伏波將軍而領兵討伐，歷經苦戰，最後獲勝。馬援曾經敘說南方戰地的環境，那是一個霧裡彌漫著毒氣，連空中飛翔的鳥兒也跕跕墜入水中，惡劣的生活環境，猶如與死亡為鄰。此時，他也回憶起自己年輕時，野心勃勃的時光；然而，堂弟卻對他說：「人的一生，若能平平凡凡地渡過，是最幸福不過的了。閉門鄉里而居，也就十分滿足。」馬援身處「毒氣重蒸」之地，竟然想起這些話，是以不得不感嘆曰：「何可得也。」4這種歷史人物不可枚舉，. 3. 4. 在演講時，奈良大學的上野誠（1960-）教授曾給予意見，他以為學生們目前不能理解李斯的心境，然而或許到了人生的某一階段，突然想起曾有這段故事，因而能夠與李斯產生共鳴也說不定。我還未曾思考到此，誠然如此，這是閱讀帶給人們的影響。馬援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為郡掾史，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閒，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鳶跕跕墯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南朝宋﹞Nanchosong 范曄 Fan Ye：《後漢書》 Hou hanshu（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1997 年），卷 24〈馬援傳〉 “Mayuanzhuan”，頁 838。.

(12) 12.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五期. 東晉末年，政局動蕩不安，諸葛長民（？-413）又是一例。他首先依附桓玄，而後歸入劉裕麾下討伐桓玄；因此，他的地位逐漸攀升，不久被劉裕視為競爭對手；雖然沒有被殺，卻感到內心不安，生命受到威脅。當時，他十分感慨，一心想回到地位聲名全無的庶民身份，卻也惋歎為時已晚。 5 東漢的馬援與東晉末年的諸葛長民，他們皆面臨死亡的威脅，都同樣回憶起過往那段聲名不顯的平凡生活。這種心情，和李斯一樣，在遭遇生命的危險時，嗟歎時光的不能重返，並且為此感到無能為力。這也許是人性中的普遍特質，所以我們才能與古人產生共鳴，以致這些故事能夠流傳至今。然而，時至今日，卻有某些人對此沒有任何感覺，意味著古人與今人的共鳴基礎正持續地崩壞之中，我認為這才是真正的「文學危機」。（二）管鮑之交李斯的故事是以人類共通的感性為基礎，因此可以超越時空，至今我們仍可感同身受；或至少就目前為止，人們皆可受到他的感動。然而，與「李斯之言」不同，「管鮑之交」的故事，則隨著時代的更迭，人們在理解其內容的方式，也隨之改變。 6 《史記》中的名篇〈管晏列傳〉，記載春秋時代，管仲與鮑叔牙交好的故事可以讓我們更加理解以上所言。這篇文章被收入日本高中的教科書，並成為眾所周知的故事。大意是說，管仲與鮑叔兩人非常友好，幼時經常一同遊玩，管仲很窮，經常欺騙鮑叔，但鮑叔卻始終保持沉默，並與之為友。不久，鮑叔輔佐公子小白，管仲則輔佐公子糾。公子小白繼承齊國，即位為齊桓公；公子糾在爭奪皇位中被殺，所以管仲被魯國囚禁。後來，鮑叔向齊桓公推薦管仲，管仲因此在齊國受到重用，並且做了宰相。當時齊桓公稱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全因管仲的謀略。 5. 6. 詳見﹝日﹞川合康三 KAWAI Kozo：〈平凡的幸福──中國的另一個「樂園」〉“Pingfan de xingfu-zhongguo de lingyige ‘leyuan’”，載《亞洲遊學》Yazhouyouxue（東京[Tokyo]：勉誠[Miancheng]，2005 年），82 號，頁 6-11；又載《中國古典文學的彷徨》Zhongguo gudianwenxue de panghuang（東京[Tokyo]：研文[Yanwen]，2008 年），頁 39-49。參見﹝日﹞川合康三 KAWAI Kozo：〈友情的形象──以管鮑故事為例〉“Youqing de xingxiang- yi guanbao gushi weili”（大谷大學文藝學會：《文藝論叢》Wenyiluncong 68， 2007 年），頁 239-252。.

(13) 中國古典文學的存亡. 13. 故事的結局是，管仲曾回憶道：「以前我貧窮時，與鮑叔一同做生意，分財利時，總是多拿，鮑叔從不以我為貪，因為他知道我很窮；我曾為鮑叔籌謀策劃，反而使他更加困頓，並陷於窘境，鮑叔卻不認為我愚笨，因為他知道時運有順逆；我曾經三次作官，三次皆被國君驅逐，鮑叔也不以我為不肖，因為他知道我沒遇上好時機；我又曾三次打仗、三次逃跑，鮑叔亦不認為我膽小，因為他也知道我家裡有老母需要贍養；最後，公子糾失敗，召忽為之殉難，我被囚禁並遭受屈辱，鮑叔不認為我無恥，他深知我不因小節而羞愧，卻以功名不顯揚於天下為恥。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這就是著名的「管鮑之交」。「管鮑之交」以友情的典範傳為美談，因此被選入日本高中的教科書之中。這個故事說明了管仲與鮑叔牙兩人深厚的友情，至今仍舊觸動著我們的內心。然而，故事的重點在於鮑叔為朋友犧牲的態度，鮑叔欣賞比他能力強的管仲，並寬恕他任性的個性；最後，因公子糾爭奪齊國繼承權而戰敗，管仲被俘，鮑叔救出囚禁中的管仲，並將其推薦給齊桓公，管仲因此晉升至宰相的高位，是以能夠發揮長才。鮑叔為了朋友而《跑犧牲自己，類比近現代的文學，有似太宰治（1909-1948）的名作，吧！美樂斯》（《走れメロス》）。最近，對於《跑吧！美樂斯》的內容真實與否，產生許多不同的爭論。事實上，《史記》的「管鮑之交」也極有可能是作者司馬遷所捏造出來的史實，乃因其原典故事是出自《韓非子》。《韓非子》記載同樣的故事，但其內容卻完全與友情無關。首先，歷史的故事背景是，齊僖公駕崩後，齊襄公即位，被遠房的公孫無知所殺，齊國失去君主，陷入內亂的窘態。在混亂中，齊僖公之子公子小白逃往莒國，另一公子糾則逃往魯國。公孫無知在戰亂中被殺，公子小白早先返回齊國，因此即位為齊桓公。齊魯交戰，魯國被擊敗，依附魯國的公子糾被殺，輔佐公子糾的召忽自殺而管仲被囚。齊桓公有意要殺管仲；然而，鮑叔說服齊桓公而言：「若僅為治理齊國，憑一己之力已經足夠；但若要成為天下霸者，必須借助管仲來輔佐」，齊桓公聽從，不久管仲成為齊國的宰相。齊桓公成為春秋五霸之一，乃因管仲的輔佐，這是原本史實的記載。這段歷史背景在《韓非子》和《史記》中的記載完全一樣；然而，不同的是《韓非子》記載齊國陷入內亂，管仲與鮑叔討論，認為即位的若不是公子小白，就是公子糾。因此，為了不讓彼此陷入艱困之中，雙.

(14) 14.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五期. 方相約，分別輔佐其中一方，贏的必須救援輸的。兩人決定後，管仲輔佐公子糾；鮑叔則輔佐公子小白。結果因公子小白獲勝，鮑叔救了輔佐公子小白的管仲。根據《韓非子》的記載，鮑叔只不過遵守承諾；反之，如果情況相反，輔佐公子糾的管仲獲勝，管仲也應該援助鮑叔，這與友情無關，只不過是履行合約罷了。除了《韓非子》之外，《呂氏春秋》也有類似的記載，只不過又加入了召忽，成為三人的約定。召忽輔佐公子糾，結果戰敗自殺。可見，原先只不過是遵守契約的故事，到了《史記》竟轉變成友情的故事。究竟是司馬遷虛構此一友情故事而被傳為美談，還是本來就存在以歌頌友情為主的故事。此一問題，至今已不可考了；然而，目前所發現最早有關友情的文獻記錄，卻是在《史記》。我並非要追究此一友情故事是否為司馬遷所杜撰，亦或考據這個史實的真偽；重點在於，我們應該掌握這個故事的轉變，在轉變中所呈現出人類的精神文化。在《史記》的時代，或者更早，就已經產生了以朋友為優先考量的美德觀念，可見當時世人已經開始尋求美好的友情故事；然而，在《韓非子》的時代，友情至上被傳為美談的觀念尚未出現。「管鮑之交」的故事，從「履行契約」衍變成「友情典範」，顯示了在人類的文化中，人們所共同擁有的觀念，隨著時代更迭而改變。如今，若重新閱讀管仲與鮑叔的故事，是否能夠真正代表友情的典範？我想，仍舊有一些人不敢茍同。他們或許會想：鮑叔確實賞識管仲的才能，對管仲而言，鮑叔是「知己」；然而，管仲卻只是利用鮑叔而已。儘管如此，幸好管仲仍承認鮑叔是唯一賞識自己、了解自己、肯為自己盡心盡力的人，並將鮑叔視為「知己」，這大概是故事中，唯一令人感到欣慰之處。再者，整個故事內容，管、鮑二人的關係，常常是管仲單方面獲利，這並非對等公平的人際關係。因此，我不知道此一友情佳話，究竟還能流傳多久。如果「管鮑之交」，在過去被傳為美談；然而，至今卻不被全盤接受。可見，人類文化的基礎隨著時代的更迭而改變。如同「忠」、「孝」等傳統美德，在戰前的日本，人們為了一己之便，加以利用這些觀念，並強迫別人接受，這就存在著人為的灌輸所形成共同文化的基礎。人們所擁有共同的思考模式、理解方法與文化基礎，即使會因時代的更迭而改變；然而，「李斯之言」應該是在文化基礎中，更深層、更.

(15) 中國古典文學的存亡. 15. 具普遍性的故事，因此至今仍舊震撼著人心。我認為某些構成文化基礎的觀念，會在某個時代因應社會要求而產生變化；另一方面，也會有某些觀念，卻是超越時代而永垂不朽。因此，有關文學作品壽命的長短，則根據文化基礎的不同，而有流傳時間的久遠之別。. 三、文學的可能性──「紅旗征戎非吾事」最後，我想探究文學多重的可能性，並舉中唐文人白居易（772，白居易四十四歲，因朝廷 846）的短詩為例。唐憲宗元和 10 年（815）失職，左遷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司馬。司馬一職帶有政治犯的意味，是遠離朝政實務的閑職。此時，白居易曾與劉姓好友徹夜圍棋，寫下了〈劉十九同宿（時淮寇初破）〉一詩，白居易曰：紅旗破賊非吾事，黃紙除書無我名。唯共嵩陽劉處士，圍棋賭酒到天明。 7 詩題自注「淮寇」，是指吳元濟（783-817）留任淮西節度使時，持續與，到 12 年平定，共持續四朝廷抗爭。此一抗爭，始自元和 9 年（814）年。這首詩大約作於元和 12 年叛亂初定之時。此時朝廷內部主戰派與主和派對立，藩鎮、朝臣與宦官之間彼此勾結，並展開激烈複雜的權力鬥爭，而白居易被貶江州也與此有關。元和 10 年，主戰派宰相武元衡（758-815）被暗殺，白居易立即上書，主張逮捕幕後主使者，此一越職行為，導致他日後被貶的直接罪名。當時以吳元濟為中心，朝廷內部利害關係互相糾結，白居易受到牽累，結果主戰派在裴度（765-839）的領導下，以誅伐吳元濟為名而告終，參與討伐的官員還包括與白居易。齊名的文學家韓愈（768-824）劉十九只知他姓劉，在家排行十九，是白居易在江州結識的當地人。白居易詩中所言，手舉紅旗，向賊討伐，並不是我的工作；獎勵戰功的黃色文告上，也沒有我的名字（因戰亂的平定而慶功，白居易並未參與戰爭，當然沒有戰功），我與戰爭、論功行賞並無緣分，此時又該如何，也只能與劉氏一同「圍棋賭酒到天明」。 7. 參見﹝日﹞川合康三 KAWAI Kozo：〈「紅旗破賊非吾事」──白居易與吳元濟之亂〉 “‘Hongqi pozei feiwushi’-baijuyi yu wuyuanji zhiluan”，載《白居易研究年報》Baijuyi yanjiu nianbao（東京[Tokyo]：勉誠[Miancheng]，2005 年），第 6 號，頁 1-22。.

(16) 16.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五期. 再者，「紅旗破賊非吾事」詩句中的「非吾事」，其典故出自《莊子• 讓王篇》。相傳商湯即將伐桀，與卞隨謀議，卞隨曰：「非吾事也」，不肯參與；再找務光策劃，務光也說：「非吾事也」，也不願介入，他們皆表達了隱居之徒與世隔絕的生活態度。「仕」與「隱」本是中國士大夫重要的生存抉擇，「非吾事也」一語，即表明拒絕政治，以追求富足的人生為志向。白居易使用此一典故，乍看之下，十分符合他的心境。相對於卞隨與務光，因高潔的志向而拒絕參與政治；白居易則選擇與朋友埋首專注於棋奕，這也是隱逸的一種生存方式。然而，此一「坐隱」，卻或多或少、隱約帶有憤世嫉俗的生活態度。白居易故意漠視因戰勝而舉國歡騰的氛圍，並稱說自己與參戰或論功行賞無緣，這無非更襯托、並表明了他的懊悔之情。白居易的詩句，充滿留戀官場的情懷，與其說是表明「隱逸」的生存抉擇，不如說是更帶有憤世嫉俗之感，作品語氣，十分消極。然而，此詩傳到日本之後，創作內容更帶有深刻的意義，強烈的情感不僅全部赤裸裸地展現，甚至演變成撕心裂肺般痛不欲生的情感。藤原定家（1162-1241）的日記《明月記》十九歲條及其六十歲時《後選和歌集》編後，兩度出現「紅旗征戎非吾事」的詩句，定家為何將白氏原詩的「破賊」改為「征戎」，不得而知，乃因這並非符合平仄格律。然而，可以確定的是，在白居易的詩集中，雖然完全不見使用「征戎」二字，但是定家詩句確實引自白詩。對白氏而言，「紅旗破賊非吾事」是因內心懊悔，隱藏自我以逃避現實，並依此作為防護的言辭。另一方面，對定家來說，「紅旗征戎非吾事」則表明自己對戰爭毫無興趣，是以高聲宣告「征戎」不是我想做的事；而一心埋首在和歌的創作，沉浸在和歌的世界裡。關於定家，已經有很多日本文學的專門研究成果，在此不多贅述，讓我們跨越時空，閱讀堀田善衛（1918-1998）的創作。堀田善衛是日本戰後的重要作家，其代表著作《定家明月記私抄》，開頭即云：第一次閱讀和歌作者藤原定家的日記《明月記》（國書刊行會本，1911 年）時，尚處戰爭時期，內心總是忐忑不安，不知何時將會收到戰爭的召集令。因此被迫前往戰場，《明月.

(17) 中國古典文學的存亡. 17. 記》記載：「世上征討叛亂之聲，雖不絕於耳，而我無意於此，紅旗征戎非吾事」，讀到這裡，令我十分驚愕，這就是故事的開端……。定家的詩句，對當時的文學青年痛心疾首。然而，一場不是自己引發的戰爭，卻必須在自我的文學之路尚未啟程之前，冒著生命危險到戰場衝鋒陷陣，他們也想高喊「戰爭與我無關」，但卻無法宣之於口，這時「紅旗征戎非吾事」，則有如胸膛即將炸裂一般痛苦。堀田善衛並沒有將自己的心封閉在文學之中，與外界隔絕。反之，他時常在日本或其它世界各國的情勢中，細細品味文學，以此遠離世情，沈潛在恬逸和歌的世界中。堀田以標榜定家的詩句為出發，確實十分引人入勝。然而，因為不知何時將被迫前往戰場的窘境，定家的詩句的確帶給他巨大的衝擊與震撼，像是一支箭，直接射穿了他的內心深處，撼動著他的靈魂。這種親身體驗的切膚之痛，造就了他在外在世界與個人內心的緊張關係裡，建構了屬於自己獨特的文學創作風格。定家「紅旗征戎非吾事」的詩句，在捲入戰爭旋渦的緊張情勢之中，特別震撼人心，不僅只是堀田善衛受到感動，還有日本著名學著加藤周，他也曾閱讀此一詩句，並云：一（1919-2008）「紅旗征戎」對定家而言，當然並非「夢中之夢」。戰爭不是夢，是真實的存在，但卻並非「吾事」。可見，定家擁有「吾事」的清楚意識，並且是第一個，還是唯一的一個。乃因定家之前，詩人的精神是依附在朝廷的秩序之上；定家以後，詩人視「紅旗征戎」與自己無關，一開始就置身於遠處，不從根本上審問「吾事」究竟指涉為何。定家是在那個悲慘淒涼的時代裡，又正值人生的啟程階段；不禁自問身為詩人的意義何在，並賦予自我解答。戰爭期間，我從《拾遺愚草》一卷中，及其所述的背景裡，發掘最多的是關於自己和周圍的事。 8. 8. ﹝日﹞加藤周一 Katou Shuuichi：〈定家《拾遺愚草》的象徵主義〉“Dingjia shiyiyucao de xiang zhengzhuyi”，載《加藤周一自選集 1》Katou Shuuichi zixuanji（東京[Tokyo]：岩波書店[Yanpo shudian]，1948 年），頁 159-174。.

(18) 18.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五期. 白居易、藤原定家、堀田善衛以及加藤周一，這些與「紅旗破賊（征戎）非吾事」相關故事的內容背景，都有一個共通的特點，亦即皆處於文化體制產生巨大變動的時代。就白居易而言，吳元濟之亂只是一個契機，反應了藩鎮與朝廷之間，在敵對的關係中，動搖了唐王朝的安定局面；進且預告了不久後，藩鎮中擁有最大勢力的朱全忠（852-912）消滅唐朝此一結局。另一方面，就藤原定家來說，日本正處於傳統貴族支配下，政治與文化受到嚴重衝擊，武士集團源氏的崛起，新時代的來臨與騷動不安的變化初期。再者，堀田善衛與加藤周一則處於敏銳才智者開始產生懷疑的時代，他們以為從明治時期（1868-1912）以來的擴張政策，持續無限地發展下去，這極可能是錯誤的謀略。總之，不論身處任何時代，不可能都一成不變；然而，類似以上所言如此巨大的變化，必將使人更深刻地感覺到自身和周圍的緊張關係。此外，這四人尚有其他共通之處，他們皆對自身周邊環境的變化感到無能為力，並且痛切心扉。其次，他們都持續抱持著此一自覺的心態，並以此用來解讀自我與外在世界的緊張關係。然而，白居易的無力感，與其他三者不同，他多少帶有自暴自棄的感覺，因而埋首棋奕，沉迷在短暫的享樂之中。即使白居易以消極的語氣，寫下「紅旗破賊非吾事」，然而此一詩句從定家開始，經過堀田善衛以及加藤周一，依次給予不同的理解，並依個人所處的時代，賦予更具時代特色的詮釋意義。再者，白居易「紅旗破賊非吾事」的詩句，乍看之下，表現出作者自暴自棄的消極態度；然而，白氏也許本無此意，是後人對此一詩句的理解不同，是以產生了各種不同、並隱含著深刻意義的可能性。「紅旗破賊（征戎）非吾事」，僅僅七字的詩句，就能超越時間與空間，連結不同時空讀者的現實世界，並根據不同的詮釋，產生了多重的意義，這就是文學給予人們的力量。. 四、結論在現今文化中，如果抱持著「文學繼續衰退，不久文學將消失在這個世界上」的這種想法，肯定是錯誤的。我相信，只要人們一直不斷使用語言，並且懷抱深切的情感，文學絕對不會從世界中消失。我們正處在一個文學巨大變動的時期，因此造成某些人不能理解「李斯之言」，.

(19) 中國古典文學的存亡. 19. 也無法與之產生共鳴。然而，只要身為人類，必將自動自發地尋求某種文化的基礎。因此，我們正處在一個時代，一個與其說是舊有文化基礎的崩壞瓦解，還不如說我們正在摸索，並建構新的文化根基的新世代。「紅旗破賊（征戎）非吾事」，此一詩句的繼承與發展，暗示了作品與讀者應有的相互關係。閱讀本身不能只是獲取書面的知識，還必須將知識化為一種自我的經驗，讀者透過個人的親身體驗與人生歷練來詮釋作品，並賦予作品新的內容，依此作品與讀者之間，將不斷地深入交流往來，這就是文學本身所持有的意義。【責任編校：林淑禎】.

(20) 20. 政大中文學報. 第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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