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em 987654321/14363

(1)

方玉潤《詩經原始》析評

：以方法論為核心的考察

黃忠慎

* （收稿日期：98 年 9 月 17 日；接受刊登日期：99 年 1 月 4 日）

提要

方玉潤在《詩經》學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他極為尊重傳統的《詩》教觀，服膺孔子「思無邪」之語。在解《詩》時，方氏特為重視三百篇的文學藝術價值，強調讀《詩》時「不泥」的必要性，其透過涵泳、諷誦、玩味、體會的讀《詩》法，追尋詩的弦外之音，也確實讀出了許多不同於傳統的詮解內容。不過，方玉潤的解《詩》態度與方法也衍生出了一些問題，而且他在解釋三百篇的過程中，雖然暗示了在追求意義的途徑中讀者的作用，但這種體會式的詮釋法所要求的意義最終仍落實到作者之層面，顯然讀者的創造性作用並非其關照對象。

關鍵詞：

涵泳、體會、方玉潤、《詩經原始》、詮釋 * 黃忠慎，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中國學術年刊第三十二期（春季號）頁1～28（民國九十九年三月），臺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Studies in Sinology Vol.32 (Spring), pp.1–28 (2010)

Taipei: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TNU ISSN:1021-7851

(2)

中國學術年刊第三十二期（春季號）民國九十九年三月

一、前言

當孔子說「〈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之時，1正表示儒家學者固然重視《詩》的倫理道德意義，但也認識到了三百篇的情意美學的一面，然而，論及《詩經》文學研究的成熟期，那已經是明代正德之後的事了。2到了清代，《詩經》文學闡釋進入精細深化期，在經學家與詩文評論家的共同努力之下，三百篇的文學研究有了更紛繁亮眼的成果。3 其中，《詩經原始》的作者方玉潤（1811-1883）具有很明顯的特殊性，他解《詩》能尊重三百篇身為經典的通識，賞析詩文時，又以致力於探索詩人運筆之匠心為急務，可謂兼顧到了《詩》之經學與文學雙重性質與價值。面對先儒權威之說，他完全不迷信，4然而他還是懂得要向權威學習，其所以能善用涵泳玩味的讀《詩》法以理解詩義，主要即是得自朱子（1130-1200）的啟迪。在朱子心目中，《詩經》中的《國風》多數出於里巷歌謠之作，內容往往涉及男女之情，所以他以「民俗歌謠之詩」解釋「風」之意義。5 1_{引文見《論語‧八佾》} ，《論語注疏》（台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卷2，頁 32。按：〈武〉謂周武王樂，古者詩樂合一，《詩序》：「〈武〉，奏〈大武〉也。」鄭《箋》：「〈大武〉，周公作樂所為舞也。」孔《疏》：「周公攝政六年之時，象武王伐紂之事，作〈大武〉之樂，既成於而廟奏之，詩人其奏而思武功，故述其事而作此歌焉。」《毛詩正義》（台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卷 19 之 3，頁 737。 2 詳劉毓慶：《從經學到文學─明代《詩經》學史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年），頁280-281。 3_{詳朱孟庭：《清代詩經的文學闡釋》（台北：文津出版社，2007 年），頁 12、306。} 4_{方玉潤直指《毛詩序》為「偽《序》」，「朱雖駁《序》，亦未能出《序》範圍」，又} 謂姚際恆《詩經通論》「繁徵遠引，辯論於《序》、《傳》二者之間，頗有領悟，十得二三矣。而剖抉未精，立論未允，識微力淺，義少辯多，亦不足以鍼肓而起廢」。《詩經原始》（台北：藝文印書館，1981 年），上冊，卷前，頁 5-6，〈自序〉。按：本文以此版本與李先耕點校本《詩經原始》（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互參，標示頁碼時一律使用藝文印書館影印本。 5 朱子於《詩集傳‧序》中說：「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又於《國風》篇題下云：「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謡之詩也。」《詩集傳》（台北：中華書局，1971 年），卷前，

(3)

方玉潤《詩經原始》析評：以方法論為核心的考察根據朱子的閱讀經驗，當熟讀《詩》文之後，其道理自出，詩意便活，於是他肯定地指出，若要讀《詩》，「沈潛諷誦，玩味義理，咀嚼滋味，方有所益」、6「讀書，多在諷誦中見義理，況《詩》又全在諷誦之功」。 7_{將詩篇諷誦熟讀之後，自然覺得詩文有味，詩義浹洽，而且，不僅原} 本覺得費解難懂的作品渙然冰釋，藉著吟咏諷誦，讀者對於三百篇甚至於可以由皮入骨，深體經義。8方玉潤在解詩時，一方面針對朱子說《詩》不洽其意之處大肆批判，9一方面他也認同三百篇的經典價值，又從精析詩文創作技巧入手，學習朱子涵泳玩味的讀《詩》法，而說自己讀詩「反覆涵泳，參論其間，務求得古人作詩本意而止，……唯其是者從而非者正。……雖不知其於詩人本意何如，而循文按義，則古人作詩大旨，要亦不外乎是」。10顯然方玉潤對於朱子的《詩經》學採取既批判又繼承的方式，這也使得他的《詩經原始》因而建立了新舊路線雜陳的鮮明特色。頁2；卷 1，頁 1。 6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台北：華世出版社，1987 年），第6 冊，卷 80，〈論讀詩〉，頁2086。 7 _{《朱子語類》，第 7 冊，卷 104，〈自論為學工夫〉，頁 2612。} 8 _{「熟讀之後義理自出」之說參見《朱子語類》，第 7 冊，卷 113，〈訓門人一〉，頁} 2744；卷 114，〈訓門人二〉，頁2766；卷 115，〈訓門人三〉，頁2779；卷 120，〈訓門人八〉，頁2895；卷 120，〈訓門人八〉，頁 2906-2907；第 8 冊，卷 121，〈訓門人九〉，頁2929；熟讀之後則難懂的便通，見《朱子語類》，第 7 冊，卷 114，〈訓門人二〉，頁2756；卷 117，〈訓門人五〉，頁2807。由皮入骨之說見《朱子語類》，卷116，〈訓門人四〉，頁 2802。 9 如用論辯的方式指斥朱說的不合理（《詩經原始》，上冊，卷 4，頁 414；卷 5，頁 437-438）；駁斥朱熹的淫詩觀（上冊，卷前，頁 5，〈自序〉；上冊，卷首下，頁 121-126，〈詩旨〉；卷 4，頁 416；卷 5，頁 443、502；卷 7，頁 631）；以及用「附會」、「支離」、「鄙」……等語批評朱熹之解釋（如上冊，卷 1，頁 183、188；卷 3，頁 312；卷 5，頁 430；下冊，卷 11，頁 922）。 10 《詩經原始》，上冊，卷前，頁 6-7，〈自序〉。

(4)

中國學術年刊第三十二期（春季號）民國九十九年三月

二、《詩經原始》的體例設計與解經立場

《詩經原始》全書共十八卷，卷一〈國風‧周南〉，卷二〈召南〉、卷三〈邶〉，卷四〈鄘〉、〈衛〉，卷五〈王〉、〈鄭〉，卷六〈齊〉、〈魏〉、〈唐〉，卷七〈秦〉〈陳〉，卷八〈檜〉、〈曹〉、〈豳〉，卷九〈小雅‧鹿鳴之什〉、〈南陔之什〉，卷十〈彤弓之什〉、〈祈父之什〉，卷十一〈小旻之什〉、〈北山之什〉，卷十二〈桑扈之什〉、〈都人士之什〉，卷十三〈大雅‧文王之什〉，卷十四〈生民之什〉，卷十五〈蕩之什〉，卷十六〈周頌上〉，卷十七〈周頌下〉，卷十八〈魯頌〉、〈商頌〉，是一部完整的《詩經》詮解之作。11其行文設計則是先列篇題，題下直寫詩旨，後錄詩文，詩文之後從述評《詩序》談起，重點則在詩篇析賞詮釋，接著是「眉評」，在此單元中分析章法。12再來是集各家文字簡釋，名為「集釋」。最後則標舉全詩韻部，名為「標韻」。整體設計可謂中規中矩，有條理，不花俏。13另有卷首上，包括 11 按：〈小雅〉原收詩七十四篇，另有〈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等六篇有篇題而無辭。這些詩，古人以十篇為一「什」。以每十篇中的第一篇為什的名稱，〈小雅〉七十四篇，分隸於七個「什」中，分別是：〈鹿鳴之什〉、〈南有嘉魚之什〉、〈鴻鴈之什〉、〈節南山之什〉、〈谷風之什〉、〈甫田之什〉與〈魚藻之什〉，最後一個單元〈魚藻之什〉共收十四篇詩。蘇轍的分什與此不同，其《詩集傳‧小雅‧鹿鳴之什》結束於第十篇〈魚麗〉，〈南陔〉、〈白華〉、〈華黍〉為第二「什」的前三篇，於是〈南陔之什〉成為第二個單元的總名，如此，全書的〈小雅〉各什，名稱就變成了〈鹿鳴之什〉、〈南陔之什〉、〈彤弓之什〉、〈祈父之什〉、〈小旻之什〉、〈北山之什〉、〈桑扈之什〉與〈都人士之什〉共八個「什」了。方玉潤的分什同於蘇轍，而與《毛詩》古本有異，其云：「〈南陔〉以下三詩，蘇氏轍云：『此三詩皆亡其辭。古者鄉飲酒、燕禮皆用之，孔子編《詩》，蓋亦取焉。歷戰國及秦，亡之，而獨存其義。毛公傳《詩》，附之〈鹿鳴之什〉，遂改什首。予以為非古，於是復為〈南陔之什〉，則〈小雅〉之什皆復孔子之舊。』今從之，而以〈南陔〉為什首。」《詩經原始》，下冊，卷9，頁 755。 12_{依筆者長期閱讀的藝文印書館本《詩經原始》影本，眉評在扉頁上緣，以小字標} 示，此處介紹方書體例，依據北京中華書局李先耕點校本，該書已重新排版，將「眉評」至於「集釋」之前，字體當然也不再是小字。 13_{必要時可以穿插「附錄」之單元，例如〈關雎〉在「眉評」之下即有「附錄」，針} 對詩旨作更詳盡的討論。《詩經原始》，上冊，卷1，頁 168-169。

(5)

方玉潤《詩經原始》析評：以方法論為核心的考察〈凡例〉、〈詩無邪太極圖〉、〈十五國輿地圖〉、〈大東總星之圖〉、〈七月流火之圖〉、〈楚邱定之方中圖〉、〈公劉相陰陽圖〉、〈豳公七月風化之圖〉、〈諸國世次圖〉、〈附作詩時世圖〉；此外還有卷首下〈詩旨〉，列舉從《尚書》、《禮記》、孔子（551-479 B.C.）、孟子（372-289 B.C.）到歐陽修（1007-1072）、鄭樵（1104-1162）、朱熹，再到顧炎武（1613-1682）、姚際恆（1647-1715）等數十家論《詩》之言，每條之下各有案語表達自己的見地。卷首上各圖中的〈附作詩時世圖〉，將三百篇依時世分別排列，讀者若深信其說，即會以為各詩的完成時代可以確認，例如《詩經》中最早的作品是〈商頌‧那〉，其次是〈商頌‧烈祖〉，分別完成於商朝太甲之世與仲丁之後，最晚的詩作則是完成於周定王時代的〈陳風‧株林〉與〈澤陂〉。該文內容充滿爭議性，不過，以〈商頌〉五篇作於商朝，其餘為周詩，仍可謂常見的舊說，不若明代何楷（1594-1644）的《詩經世本古義》，將八篇詩作列於夏朝少康時代所作，四十篇詩歌列於商朝盤庚至帝辛時代，14雖有重新建構「知人論世」詮釋法的強烈企圖，但所定之譜，絕難取信於後人。15方玉潤自言，其〈附作詩時世圖〉係從《欽定詩經傳說彙纂》錄出，方氏並引述《彙纂》之態度：「歐陽修 14_{此根據何氏《古義》卷 1 至卷 8 篇題之統計，分見何楷：《詩經世本古義》，《四庫} 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經部，第 75 冊，卷 1，頁 18；卷 2，頁61；卷 3，頁 71；卷 4，頁 83；卷 5，頁 89；卷 6，頁 100；卷 7，頁 116；卷 8，頁 128。 15 當然這是指整體而言，若是分篇討論，則其見解獲得後人認同的亦所在多有，例如其以〈曹風‧下泉〉作於周敬王之世，為三百篇中最晚之作，清儒馬瑞辰（1782-1853）與近人糜文開（1907-1983）、裴普賢（1921-）都有專門的考證文字證成其說，後者且明言〈下泉〉作於周敬王四年，西元前516 年，較之〈陳風‧ 株林〉的作於周定王七年，西元前600 年，已晚上八十多年了。詳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上冊，卷 15，頁 443-446。糜文開、裴普賢：《詩經欣賞與研究》（台北：三民書局，1987 年），第2 冊，頁 680-686。按：有關《詩經世本古義》的討論，另可參林慶彰：《清代經學研究論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 年），頁 299-311。

(6)

中國學術年刊第三十二期（春季號）民國九十九年三月祖鄭《譜》而駁議，許謙、劉謹宗朱《傳》而亦微有不同。迨明何楷作《世本古義》，引證雖博，而偽說滋繁矣。今輯古《序》及毛、鄭、孔氏舊義，而大指仍以朱子為歸，餘說則存而不論也。」文後又加一案語：「作《詩》時世，本難全攷。即諸儒所定詩體正變，亦未為確。余既各有考正於各詩之下，聞者可以隨時領略其義矣。而茲復錄此篇於卷首者，一可以互相印證，一以見說《詩》之難得通論也如是。」16可見方氏仍以為考論詩之時次，有其重要性。不過，根據他自己在研判詩旨時，盡量擴大詩義，而避開時代的指實（詳後），可知他依然有詩之創作具體時代與內容指涉難以確認的認知。其餘各圖中，以〈詩無邪太極圖〉最為特殊，該圖係從《太極元樞》錄出，理論上這樣的圖不易引起一般研《詩》學者的興趣，但方玉潤以一篇〈說〉來表明此圖的重要性。他先自問：「《詩》亦何太極之有？」接著引孔子「思無邪」之言，謂此一言實作者之真樞，故不能無圖：圖即以思為極。思有貞淫，思有哀樂，皆二氣之所感。唯恃有無邪之思以制之，故哀而不至於傷，樂而不至於淫。於是貞者存而淫者去，此《詩》之大要也。然其作之之方，不外〈舜典〉命夔數言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千古學《詩》要言，盡於是矣。故以之環列極旁，使有志〈風〉、〈雅〉者，知所用志焉。……若其為用，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事父，遠事君，且並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則夫子教人學《詩》之旨，又無過於此數言之詳且盡焉，然其要則總歸之以「思無邪」一語。17 16 《詩經原始》，上冊，卷首上，頁 95-96。 17 同前註，上冊，卷首上，頁 31-34。

(7)

方玉潤《詩經原始》析評：以方法論為核心的考察上面的話語與所謂「清代獨立治《詩》者」之頭銜不容易讓人聯想在一塊，18蓋名為「清代獨立治《詩》」，似表示其非漢非宋，一空依傍，心中無權威，不受舊說拘桎，可是，方玉潤以孔子所言「思無邪」為最高解《詩》宗旨；先秦儒家詩論，他顯然照單全收，所以方玉潤的解《詩》態度，透過〈詩無邪太極圖‧說〉即可昭然若揭。他在〈詩無邪太極圖說〉中最後強調，「思者，可以通天地而感鬼神者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不本此而出，徒從事於風雲月露以炫藻而騁才思，或流於淫而不知，或近乎邪而不覺，而欲望其移風俗、美教化也，得乎？故太史陳風，可以考風俗之美惡，知教化之得失，聖人刪之，亦無妨貞淫互見，然後可以懲勸並施。特標『無邪』一言以為用思之準，其刪存一片苦心，揭以示人，不既深且遠哉？」19這表示方玉潤對於儒家的詩教觀信奉不渝，另一方面，如前所言，對於朱熹的淫詩說，他是反對的，之所以指出聖人刪詩之後，詩作「無妨貞淫互見」，是要求讀者從諷刺的角度詮解朱熹所謂的淫詩；當然，此一圖說讓方玉潤被評為迂闊，在所難免。20 方玉潤在〈自序〉中曾自述其撰寫《詩經原始》的動機與目的在於「原詩人始意」，21如何還原詩人「始意」？首要心態就是秉持孟子「以意逆志」的讀《詩》方法。孟子自言，「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22方氏為此語加一案語：「詩辭與文辭迥異，文辭多明白顯易，故即辭可以得志。詩辭多隱約微婉，不肯明言，或寄託以寓意，或甚言而驚人，皆非其志之所在。若徒泥辭以求， 18 夏傳才通論清代《詩經》研究的學術時，以「超出各派鬥爭的獨立思考派」之語，將方玉潤與姚際恆、崔述相提並論。詳《詩經研究史概要》（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3 年），頁 228-233。 19 同前註，上冊，卷首上，頁 34-35。 20 王學泰：《中國古典詩歌要籍叢談》（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一輯，〈歷代詩歌總集〉，http://www.guoxue.com/Newbook/zggdsg/ldsgzjsj/zgldsgzj003.htm。 21_{以《詩經原始》的書名而論，方玉潤明言其書「名之曰原始，蓋欲原詩人始意也」。} 《詩經原始》，上冊，卷前，頁6，〈自序〉。 22 《孟子注疏》（台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卷 9 上，頁 164。

(8)

中國學術年刊第三十二期（春季號）民國九十九年三月鮮有不害志者。孟子斯言，可謂善讀《詩》矣。然而自古至今，能以己意逆詩人之志者，誰哉？」23有此認知，方氏於是決定「不顧《序》，不顧《傳》，亦不顧《論》」，以為，「舍卻《序》、《傳》，直探古人作詩本旨，庶有以得其真」。24先立定不顧漢、宋、清代傳統舊說之決心，《詩經原始》才可望擺脫那些套用時世、名氏、美刺以解詩的框架。方氏又樂觀地表示：「大凡說《詩》不可預設成心，須各還本面，雖不能言皆有所中，要亦十得八九。」25在不預設成見的情況下，方氏自然對於那些牽拘於時世名氏與美刺之說表達了不滿之意。整體而言，方玉潤最反對的說詩模式包括：將詩說成是為一時、一事、一人而作、增出詩文中所無的衍意、以美刺說詩。26這些反對的理由無非是要達到澄清詩旨的目的，照方玉潤的話說，就是清除這些無必要的、無據的、枝蕪增出的、制式化僵硬的障礙，才能求得詩人之本意。當然，這些不預存成心、就詩論詩的態度幫助方氏理解詩義，也同時達到開放詩旨的效果，這一切都與方玉潤看待三百篇的基本性質有關，他曾直接點明前輩學人解詩的重大缺失就在於忽略了三百篇的文學性：說《詩》諸儒，非考據即講學兩家，而兩家性情與《詩》絕不相 23_{《詩經原始》，上冊，卷首下，頁 104，〈詩旨〉。} 24_{分見《詩經原始》，上冊，卷前，頁 6，〈自序〉；卷首下，頁 136，〈詩旨〉。按：} 方玉潤所謂「不顧《序》，不顧《傳》，亦不顧《論》」，係指不迷信《詩序》、朱熹《詩集傳》、姚際恆《詩經通論》等名著。 25_{《詩經原始》，下冊，卷 12，頁 991。} 26_{《詩經原始》中反對以一時一事一人說詩的見：上冊，卷 1，頁 167；卷 2，頁 222、} 269；卷 3，頁 295；卷 5，頁 473、480、488、493；卷 6，頁 565；下冊，卷 10，頁836；卷 11，頁 894、902、904。反對增出詩文中所無的衍意的見：上冊，卷 5，頁475、478；下冊，卷 9，頁 766、810；卷 12，頁 986、1005；卷 14，頁 1089、 1104、1115；卷 16，頁 1227、1230；卷 17，頁 1333。反對以美刺說詩的見：上冊，卷4，頁 405；卷 5，頁 429、430；下冊，卷 11，頁 918。無據，不可考的見：上冊，卷1，頁 183、184；下冊，卷 11，頁 906；卷 12，頁 1008；卷 13，頁 1074；卷14，頁 1101、1104；卷 15，頁 1209、1230。

(9)

方玉潤《詩經原始》析評：以方法論為核心的考察近，故往往穿鑿附會，膠柱鼓瑟，不失之固即失之妄。又安能望其能得詩人言外之意哉。27 這就是方玉潤對三百篇的基本認知，即《詩》是文學性的創作，因此需要用不同的眼光來分析詩意，漢宋諸儒常行的考據或性理解釋法顯然都不能奏效，因為文學之《詩》有其在文字語言之外的另一層意涵，而這一層意涵必須使用有別於以往的方法才能領會。在他看來，以往考據家、講學家所用的解詩方法過於死板、拘束，因此其所得出的結果也多穿鑿附會，呆滯不通。28以他的閱讀經驗，若能將《詩經》回歸到其本來面目，即可發現三百篇不必篇篇有為而作，「若必篇篇有為而作，恐自然天籟反難索已」；例如〈鄭風‧風雨〉之「風雨」一詞不必然是比喻亂世，若一定要將「風雨」解為比喻亂世，則反覺意趣索然；作懷友之詩，咏之更覺「意味無窮」。29因為注重三百篇的文學性，所以方玉潤從詩文的作法去推敲詩中的文意，依其意見，詩是文學文本，不是歷史文本，當詩人運用虛構、想像的事物來傳達情意時，讀者就必須以文學的視角來解釋這些文字，否則就會落入舊說窠臼，無法理解詩人本義。30他坦率地指出，「俗儒說《詩》務求確解，則三百詩詞不過一本 27 《詩經原始》，上冊，卷首上，頁 27，〈凡例〉。 28 方玉潤曾舉出漢代毛公、鄭玄與清代顧炎武三人為例，謂顧炎武「……顧氏通儒，亦為前人所囿如此。總之，讀書未有心得，全憑考據以為是非，而又不肯四面旁觀，共證得失，故有此弊」。同前註，上冊，卷首下，頁153，〈詩旨〉；解〈周南‧ 關雎〉「左右流之」一句云：「詩人用字自有淺深，次序井然，至後兩『左右』字，不過相承而下，不可過泥。若鄭說以左右為助義，非唯不得詩之佳處，即文義亦有所不通。此處求之尚未必得，何遽云事宗廟耶？即毛之訓流為求，詩下文何不接云『寤寐流之』、『流之不得』，而又明言『求之』，不用『流』字，則何以故？說詩如此，豈不可笑？愚常謂講學家不可言詩，考據家亦不可言詩，即此亦見一斑。」同前註，上冊，卷1，頁 172。按：方氏所謂有「心得」、「四面旁觀」便是要求讀者不可拘泥於字面之意，要整體通觀，類似於涵泳諷誦。 29_{同前註，上冊，卷 6，頁 565-566；卷 3，頁 488。} 30_{依方玉潤之說，〈鄘風‧桑中〉所舉的地名、人名，不過是詩人代為賦之，詩中人} 物都是詩人詩人虛想出來的。假若三百篇之詩人篇篇皆懷諷刺，則有失忠厚之旨，

(10)

中國學術年刊第三十二期（春季號）民國九十九年三月記事珠，欲求一陶情寄興之作，豈可得哉？」31這段話正好說明了方玉潤對於《詩經》價值的看法，三百篇寓有詩人深意，但詩歌本質依然是文學，讀者讀《詩》，要能收到陶冶性情的作用，也要從中獲得一些啟發。

三、方玉潤的解《詩》態度與方法

方玉潤雖然在解《詩》時能將三百篇回歸到原初的文學面，但他對於傳統《詩》教觀念的堅持，包括恪守「思無邪」的讀《詩》用《詩》法，以《詩》為戒的教鑑作用，「溫柔敦厚」的《詩》教觀，重視《詩》的興、觀、群、怨作用等，不僅表現在卷首的一些論述文字，還真實反映在其解經過程中。這些理論與具體行動，在在顯示了方玉潤屬於傳統的解經學者。試想，有哪一位將三百篇視為純詩歌總集的文學批評家會以為讀〈召南‧草蟲〉可以興起忠君愛國之心，讀〈甘棠〉則平日學道愛人之心亦可勃然而興，讀〈江有汜〉、〈綠衣〉則是可以怨？32又有哪一位反對《詩》蘊含聖人深意的人會「聞〈鄘風‧桑中〉之音，可以知政治之得失，知其國之將亡」，聖人存〈王風‧中谷有蓷〉「以見王政之惡，人民之困」，存〈鄭風‧遵大路〉可以「觀世道」？33不唯如此，方玉潤還接受了前人對《詩》中暗含《春秋》褒貶之法的觀點，將三百篇視為聖人寄寓其史筆的有心之作，「《詩》」、「史」家法是相「於陶情淑性之意又何存？」他在解釋〈陳風‧澤陂〉時指出，詩中的美人與蒲、荷、蕑等事物，不必定為實有，「詩人所言或實有所指，或虛以寄興。興之所到，觸緒即來，後世江南曲、子夜歌此類甚多，豈篇篇俱有所為而言耶？」同前註，上冊，卷4，頁 359-360；卷 5，頁 428-429；卷 7，頁 637。 31 同前註，上冊，卷 4，頁 406。 32 同前註，上冊，卷 2，頁 223、230、254；卷 3，頁 283。 33 同前註，上冊，卷 4，頁 361；卷 5，頁 436、466。

(11)

方玉潤《詩經原始》析評：以方法論為核心的考察通的。34 不過，假如我們以為方玉潤重視傳統《詩》教，就代表他全盤接受《詩序》之說，那就大謬不然，設若如此，《詩經原始》就不能被視為獨立治《詩》中的大家了。方玉潤對於《詩序》的接受度粗估是三分之一，另有三分之二他賦予詩篇新的主題。他能夠一方面尊重傳統，一方面反對代表漢儒權威的《序》說，是因他研讀詩篇有獨到的態度與方法。首先，檢視《詩經原始》的解析文字，我們可以發現，「不泥」的解詩心態是方玉潤極為看重的，他在說解詩篇時經常表示，解詩者不可拘泥固滯於字句，要善會詩意；35要眼光四射，不可死於句下；36要觸處旁通，否則失之「固」、「呆相」；37不可以辭害意，否則將導致興會索然。38與「泥」、「滯」相反的便是「活」、「通」，要想善解詩意、得詩旨，就要能運用靈活的解釋法，而不是呆板地靠著一字一句的考據訓詁便可以達成。39強調「不泥」，主要是因這是體會詩文的必要心態。面對三百篇，體會的主體是讀者，這正表示，雖然方玉潤首肯孟子的以意逆志論，但在實際操過過程中，他不自覺地抬高了讀者的解釋權，畢竟，詩有言外之意，只有讀者的細細咀嚼詩文，涵泳體驗，才能領會詩人實際所要表達的意指。在進行文本批評時，標舉「意在言外」或「言外之意」是一種常見 34 方玉潤解說〈小雅‧十月之交〉：「……皇父援黨，布置要樞，竊權固寵，枉上營私，以致災異，曾莫自懲，乃敢誣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是不唯欺君，而又欺天矣。小人無忌，往往如此，豈非罪之尤大者乎！詩人刺之，開口直書天變時日於上，以著其罪，《詩》史家法嚴哉！」同前註，上冊，卷10，頁 855。 35 同前註，上冊，卷 7，頁 599。 36 同前註，上冊，卷 3，頁 302。 37 同前註，上冊，卷 3，頁 306；卷 7，頁 618；下冊，卷 11，頁 910、945；卷 12，頁981；卷 16，頁 1253、1272；卷 18，頁 1383。 38_{同前註，上冊，卷 6，頁 509。} 39_{方玉潤曾感嘆解經之難，云：} 「噫！經學之難不難於考證多端，難於通儒一言以決之耳。」同前註，下冊，卷15，頁 1180。

(12)

中國學術年刊第三十二期（春季號）民國九十九年三月的也是別有用心的析賞手段。漢代文獻未曾出現「意在言外」之字眼，但漢儒解《詩》的目的就是在將詩歌的弦外之音傳遞給讀者。宋儒對於「意在言外」的用言方式有豐富的表述，梅堯臣告訴歐陽修，詩家「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40司馬光（1019-1086）以〈小雅‧苕之華〉為例，說明「古人為詩，貴在于意在言外」。41當讀者說詩有「言外之意」時，即是已然承認宋人嚴羽（1195-1245）所說的，有時詩之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42並以為詩有二個層面以上的意義存在，甚至已經暗示兩層意義的輕重、主客之分。只有第二層意義、處於言外的意義才是第一義，也就是作者所要傳達的真意。「意在言外」說不只承認了文本有二層以上的意義，以此達到了解放詩旨的效果，還包括了方法上的多元使用而形成對意義的開放，此即「比興」的詮釋法。比、興是讓詩味意興盎然的創作手法，其美學義蘊長期以來引起學者的討論，但無論後儒對比、興如何界定，這樣的一種文本創作技巧要轉為理解與詮釋的方法，終究要靠讀者自身的領會才能完成。所以方玉潤才一再地強調讀者的作用，要求讀者對詩文作深入的體會，既然「詩人之詩，言外別有會心，不可以迹相求」，43那麼善讀《詩》者，當然得以意逆志，「觸處旁通，悠游涵泳，以求其言外意」了。44 自古以來，讀《詩》之道不一，對於古人研讀《詩經》，「日唯事謳吟，以心傳而口授，涵濡乎六義之旨，又復證以身心性命之微而已矣」，45方玉潤以為這本是非常正確的讀《詩》法，可惜讀者後來遭遇 40 歐陽修：《六一詩話》，《四庫全書》，集部，第 417 冊，頁 250：6a。 41_{司馬光：《續詩話》，《四庫全書》，集部，第 417 冊，頁 261：6b。} 42_嚴羽：「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嚴羽著，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 年），頁26，〈詩辨〉。 43 《詩經原始》，上冊，卷 1，頁 196。 44 同前註，上冊，卷 3，頁 306。 45 同前註，上冊，卷前，頁 4-5，〈自序〉。

(13)

方玉潤《詩經原始》析評：以方法論為核心的考察到《詩序》與朱子《集傳》的「偏頗」解釋影響，才使得詩旨轉趨不明。因此他決定通過反覆涵泳的方式來推求古人作詩本意，以為「雖不知其於詩人本意何如，而循文按義，則古人作詩大旨，要亦不外乎是」。46方氏又於〈凡例〉云：讀《詩》當涵泳全文，得其通章大意，乃可上窺古人義旨所在。47 既然只要涵泳全文，通曉各章大意，就能窺知古人義旨所在，正表示其反對《詩序》之說，也是透過涵泳全文得來。方玉潤又於〈詩旨〉云：解《詩》必循文會意，乃可得其環中。48 《詩經原始》中涉及到這一類的讀《詩》法的用語超過四十處，我們可以由此判斷，反覆涵泳、循文按義正是方氏解《詩》的主要方法。49 涵泳、玩味，究其實就是一種標榜體會的讀書法，要求讀者用心去體會經典中文字所傳達的意義。如果語言文字的理解不是問題，那麼詩篇的基本內涵即可掌握，下一步要作的就是探索「指示意義」。作為一種詮釋經典的方式，這其中所暗含的最重要觀點是側重讀者本身能動的作用，透過讀者本身經驗的參與，透過個人生命、情感的體悟才能真正 46 同前註，上冊，卷前，頁 6-7，〈自序〉。 47 同前註，上冊，卷首上，頁 20。 48 同前註，上冊，卷首下，頁 145。 49 方玉潤此類反覆涵泳、循文會意的解詩法大概有兩種，一種是他「玩味」、「涵泳」，見《詩經原始》，上冊，卷1，頁 184、191；卷 2，頁 214、222、246；卷 3，頁 294、304、306、308、321、340；卷 4，頁 404；卷 5，頁 474、488；卷 6，頁 516；卷7，頁 602、603、626；卷 8，頁 644、655、664、671；下冊，卷 10，頁 794、 866；卷 11，頁 879、886、927；卷 12，頁 987；卷 13，頁 1026；卷 15，頁 1158；卷17，頁 1335。另一為循文按義，分見上冊，卷 2，頁 258；卷 5，頁 481、497；卷6，頁 550；下冊，卷 10，頁 822、851；卷 11，頁 920、947；卷 16，頁 1256。

(14)

中國學術年刊第三十二期（春季號）民國九十九年三月瞭解文字所欲傳達的意義。這種理解與詮釋的方式，主要是擬藉由通過精神的客觀化物去理解過去生命的表現，在西方也頗有一些詮釋學家大力推廣，50其所強調者在於意義並不只有存在於字裡行間，還有內涵於語言文字之外的所謂「言外之意」。將這樣的觀點運用在三百篇的研讀上，提醒我們的是，對於意義的理解與詮釋，基本的文字訓釋只是第一步工夫，若停留在此一階段，不會有義理上的收穫。

四、方玉潤解《詩》態度與方法所引發的一些問題

重視三百篇的文學性，並透過涵泳、玩味、體會的解《詩》方法，使得方玉潤可以掙脫被舊說鎖住的固閉詩旨，不過，隨之而來的幾個現象也值得吾人注意。就方法上而言，過度強調體會、諷讀的解釋法，極有可能輕忽訓詁。歷代的詮《詩》者都無法迴避訓詁名物制度的解釋問題，方玉潤的處理態度是，訓詁部分，選擇性地作出解釋，而其解釋的方式也與清代樸學家慣用的方式有異，他不從版本異同、文字通叚、聲音流變、語詞辨析……的角度去推論字義，多半只是簡略地解說字面上的意思，也往往從最有可能的常理去判斷字義。名物制度方面，方玉潤論證的方式也不同於清代學者擅長的窮搜冥討、旁徵博引，正相反，他很少參引前人的疏解，甚至連《爾雅》、《說文》等基本小學書籍亦極少利用。方玉潤 50 例如德國的狄爾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就說：「體驗不是作為一個對象而存在於把握者的面前，而是我所要把握的體驗的存在，和我在其中所要把握的內容是不可分的。」張旺山：《狄爾泰》（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6 年），頁236。依據狄爾泰的意見，精神科學的真正認識論之基礎是體驗，是由生命的整體內在對社會和歷史真實性的體驗。理解就是通過對體驗的再現而認識和把握生命，因為人類具有「同類性」，可以通過再現相同的情感、意志、目標、價值取向的過程而再進行體驗，進而達到理解。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狄爾泰斷言，因為我們能夠再體驗，所以我們能理解。詳謝地坤：〈狄爾泰與現代解釋學〉，《哲學動態》，2006 年第3 期，頁 21。

(15)

方玉潤《詩經原始》析評：以方法論為核心的考察對於文字的訓解，採取較為寬鬆的態度，詞義的辨析或名物制度的說明，並非其論述重心，導正三百篇的意旨、釐清詩人的本意才是他撰述的努力方向。不過，解釋古典而忽視名物制度之學容易造成錯誤詮釋，這應該是學者的共識，51方氏這個解《詩》特質當然會造成《詩經原始》的一個缺陷。方玉潤對於詩篇解釋的設計也有其特色，他將文字的解說與詩旨的闡釋分成兩部分，先論詩旨大意，生難字詞或需要訓解的名物制度則擺在最後，用「集釋」的方式將諸家的解釋放在字詞之下，透過這些他篩選過的解釋來代替自己的意見。更有甚者，割捨前輩學人之說，只用簡單的幾句話交代字意。如〈召南‧羔羊〉的字詞釋義就僅如下：「羔羊，小曰羔，大曰羊；革，皮也；縫，皮縫際也；總，合眾皮為一也。」52用如此簡易的文字解釋詩中的「羔羊之縫」、「素絲五總」之「縫」、「總」，可見文字訓詁非方氏所長或所重，若拿多數清代《詩經》學家的解釋與方玉潤相比，則方氏的訓釋更顯得淺近草率。53不過，後世讀者也很難要求方玉潤對於文字的解釋必須更為精準確實，一以就學術源流而言，方玉潤獨立研究學問，未與學界來往，亦無明確的師承，54在其治學經歷中，清代樸學風尚並未能對他造成影響；二以既然透過涵泳玩味的方 51 詳葉國良：〈從名物制度之學看經典詮釋〉，《國立中央大學人文學報》20、21 期合刊（2000 年 6 月），頁 10-16。 52_{《詩經原始》，上冊，卷 2，頁 240。} 53_{僅以胡承珙（1776-1832）為例，其解釋〈羔羊〉，不含詩旨的討論，在名物的說} 明上就使用了約兩千字的篇幅，而其所述評的前人、前書之說，依序則有李樗、范處義、胡一桂、戴震、戚學標、《埤雅》、王引之、《史記》、孔《疏》、《晏子春秋》、《說文》、《左傳》、段玉裁、毛《傳》、《中庸》、《後漢書》、何楷、《新序》、《三國志》、《漢書》、鄭《箋》、王質、《韓詩》……等，這樣的詳徵廣引之解釋方式與方玉潤恰成反比。詳胡承珙：《毛詩後箋》（合肥：黃山書社，1999 年），上冊，卷2，頁 93-97。 54_{方玉潤主要的活動地點在雲南偏僻之處，與中原相隔千里，直至四十五歲之前仍} 未離開過雲南。方玉潤獨立治學，聲名無聞，交遊亦狹，可謂遠離學術圈之邊陲學者。相關資料可參楊鴻烈：〈方玉潤先生年譜〉，《中國文學雜論》（上海：亞東圖書館，1928 年），頁 71-93。

(16)

中國學術年刊第三十二期（春季號）民國九十九年三月式來研習《詩經》，則相對之下輕忽訓詁也是必然的現象。畢竟，這樣的研《詩》目標就在追索詩人的言外之意。不過，並不是說單純地細讀、多讀，就可玩味出訓詁家所讀不出的深層意義，總還得搭配其他的具體方法，才能讓讀者認同解《詩》的意見。在這方面，方玉潤著重的是詩篇章法、句法的解析。方玉潤經常運用分析文章脈絡、作法來研判詩旨，解釋二〈雅〉時尤為喜歡這樣的方式，例如解說〈小雅‧出車〉、〈賓之初筵〉，精彩之處就在章法的分析。55分析詩篇章法，似乎並非難事，不過，方玉潤卻直率指出，前人研讀三百篇每每因不能細察章法文理，而致錯失詩之大意，不僅《詩序》有此毛病，56朱熹、嚴粲（1197—？）也因不懂文章疏密，故常不能理解詩的章法之妙。57朱、嚴二位都是宋代《詩經》 55 詳《詩經原始》，下冊，卷 9，頁 745-747；976。 56_{以〈小雅‧六月〉為例，他認為前三章意在說明出兵之理正大，因「兵貴先聲，} 理直則氣壯」，四、五章才敘述戰事，但仍強調不窮兵黷武，仍須有文德以濟武事，詩文至此皆為追敘之法，末章才真正進入正題：「稱美吉甫佐命北伐有功，歸宴私第」，但《序》卻「漫不加考，故但曰北伐也。且詩中又何嘗有王還後再遣吉甫行之說。諸儒讀詩鹵莽如此，無怪其不能得詩意也」。同前註，下冊，卷10，頁 785-788。 57_{在分析〈車攻〉的章法時，方玉潤順道批評了朱熹：} 「〈小序〉云：『宣王復古也。』語雖渾，頗得其大要。〈大序〉……反嫌其贅，無當於義，何也？蓋此舉重在會諸侯，而不重在事田獵，不過藉田獵以會諸侯，修復先王舊典耳。昔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為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既衰，久廢其禮，迨宣王始舉行古制，非假狩獵不足攝服列邦，故詩前後雖言獵事，其實歸重『會同有繹』及『展也大成』二句，其餘車徒之盛，射御之能，固是當時美觀，抑亦詩中麗藻，其所係不在此也，而諸儒說詩，專從此等處以求詩義，豈能得其要哉！至《集傳》欲併八章為四章，謂首二章通言車馬盛備，將往東都圃田之地，三四章通言天子諸侯來會東都之事，故五六通言田獵射御，七八通言始終整肅，合而為四也。似此分章，非惟難得事勢輕重，且並不辨文章疏密。……非八章不足以盡文局之變耳。」詳《詩經原始》，下冊，卷 10，頁 798-799。在〈大雅‧卷阿〉之篇中，他先是分析了詩的章法，不滿此詩「章法極為明備，何諸家議論尚紛然無定解哉！」再以嚴詞抨擊了宋儒嚴粲：「前半寫君德，後半喻臣賢，末乃帶咏游時車馬，並點明作詩意旨，與首章相應作收，章法極為明備，何諸家議論尚紛然無定解哉！……嚴氏謂周公有明農之請，將釋天下之重負以聽王之所自為，康公慮周公歸政之後，成王涉歷尚淺，任用非人，故作〈卷阿〉之詩，反覆歌咏，欲以動悟成王，因以每章『豈弟君子』，鑿實為指賢，此尤如夢初醒，純以私心測古聖賢，詎能得其要領？」同前註，下冊，卷14，頁 1115-1117。

(17)

方玉潤《詩經原始》析評：以方法論為核心的考察學中各領風騷的名家，朱熹的讀《詩》方法影響及方氏，此前已言之，嚴粲則表明其推出《詩緝》的目的在「以意逆志，優而柔之，以求吟詠之情性而已。……使詩人紆餘涵泳之趣，一見可了」，更強調「讀《詩》與他書別，唯涵泳浸漬乃得之」。58在基本理念方面，朱、嚴、方三人頗為接近，但在方氏筆下，朱、嚴對於詩篇的章法，顯然都未能給予應有的重視。此中關鍵在於，方氏以為讀者閱讀一篇詩，要先能夠將各章前後對照，通覽全篇，然後仔細地涵泳諷讀，才能理解詩義，亦即必須涵泳玩味與解析章法雙管齊下，才能逆出作者之志。不過方玉潤自言追索詩人的言外之意時仍應有所制約，他甚且在《詩經原始》中明言不可用言外之意的方式來解《詩》，這似乎與他一貫的主張頗為矛盾，但方氏所反對者乃是純屬先入之見的、讀者個人體會而帶有強烈主觀意見的言外式解讀法，易言之，他要推銷的讀詩方式是，透過分析章法，細讀涵泳詩文，進而探尋真實的言外之意，以免充斥著奔放無禁的一家之言。涵泳玩味式的讀《詩》法，確實對於我們的領會詩中情境能提供相當程度的助益，當然讀者以此方式讀《詩》，也有獲悉詩人言外之意的可能，如此對於長期以來被僵化、固限的詩旨就具有了鬆綁的作用。另一方面，讀者若採用涵泳玩味式的讀《詩》法，此時不同的讀者都能注重詩文所表現出的情境、美感，以及詩人文字運用的巧妙、技法的高明等等，這樣勢必又會產生出多種歧異的意義解讀，若說研讀三百篇時對於詩文寫作技巧的美感領會是必須的，則此一讀《詩》法所帶來的詩歌多重意義，也不免令人困惑：這樣的閱讀法真能保證所得詩旨的有效性？當然，方玉潤在解《詩》時並未對此提出說明，事實上他個人也不會有此困惑，因為《詩經原始》代表的是單一、特定讀者對於三百篇的 58_{分見嚴粲：《詩緝》（台北：廣文書局，1983 年），卷前，〈詩緝條例〉，頁 6；卷} 23，頁 20。

(18)

中國學術年刊第三十二期（春季號）民國九十九年三月詮釋。由於特為重視《詩經》的文學藝術價值，方玉潤解經時，自然極為注重詩文筆法技巧的使用對於詩意的影響。他不僅在言詞上批評前儒的疏忽此點，自己在解詩時也確實是把重心放在分析三百篇之章法、製局上面，並且適度放大解釋的視角，例如《詩序》解〈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方玉潤以為此說大致可從，可惜索然無味，於是他透過個人的體會涵泳，以文學性的筆調重新詮釋。59最為後人所樂引的無疑是那一段析論〈周南‧芣苢〉的經典文字：此詩之妙正在其無所指實而愈佳也。夫佳詩不必盡皆徵實，自鳴天籟，一片好音，尤足令人低回無限。若實而按之，興會索然矣。讀者試平心靜氣涵泳此詩，恍聽田家婦女，三三五五於平原繡野、風和日麗中，群歌互答，餘音裊裊，若遠若近，忽斷忽續，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曠，則此詩可不必細繹而自得其妙焉。60 在分析詩文妙處之後，方玉潤透過涵泳玩味，讀出了「拾菜謳歌，欣仁風之和鬯也」的詩人之意。此一詩旨寓有明顯的傳統教化意涵，但未指實人事，也帶著些許美感，雖然也有研究者批評其為想像之辭，61但不 59 詳《詩經原始》，上冊，卷 5，頁 487-488。 60 同前註，上冊，卷 1，頁 191-192。 61 余培林引述方氏賞析〈芣苢〉之語，並評論云：「其辭甚美，然皆想像耳，非事實也。夫採茶、採菱、插秧、割稻，皆有其歌，未聞採藥有歌，尤未聞採芣苢而有歌也。芣苢乃治不孕之藥，婦女不孕，皆羞於啟齒，豈有採芣苢而歌之之理？」余氏且重新勘定詩旨云：「薄言者，迫而也（余氏案語謂此為其師高鴻縉之說），猶今之口語『急忙地』或『趕快地』。婦人採此芣苢，遭人恥笑，故急採之，速藏之，詩六言『薄言』者，其意在此。……古代婦女第一功能即在生育，男士結婚第一目的即在綿延香火。此詩詠婦女急採芣苢，正寫其求子心切，亦間接顯示當時社會對綿延總族之重視。此一現象今日猶尚如此，況乎古世！」詳《詩經正詁》（台北：三民書局，1995 年），上冊，頁 26-27。

(19)

方玉潤《詩經原始》析評：以方法論為核心的考察可否認的是，其說在經學與文學兩條解詩進路上取得了某種程度的協調。固守傳統《詩》教，也兼顧到了美感的描寫，這是《詩經原始》最明顯的解詩特質，而這樣的解詩特質也見於康熙年間姚際恆的《詩經通論》，與另一清儒牛運震（1706-1758）的《詩志》中，不過，姚氏的文學分析文字稍簡於方氏，而其慣於旁徵博引，且隨文批判舊說，又見其知識性與批判性都比方氏強得多；至若牛氏則是在詩篇旨意與詩文欣賞兩方面的行文都較為簡易，深度無法望及方氏項背，三書的調性可謂同中有異。62對於《詩經原始》這樣的特質在實際上的作用，我們也可以這樣說，方玉潤解詩特別著力於文學性的析論，使得其書引起重視三百篇文學意涵的讀者之高度興致，又因為在研判詩旨時堅持倫理教化的基本立場，所以偏好傳統的讀者也不至於流失。《詩經原始》的讀者還可以發現，方玉潤經常將主觀意見表現在其說詩的過程中，這使得他在解經時常會猜度詩人作詩當時的情景，如人物、時空環境、情勢等等，不論方玉潤能否自圓其說，只要其解釋來自 62_{例如本文所引的〈芣苢〉之詩，姚際恆的解釋為：「此詩未詳。〈小序〉謂『后妃} 之美』，尤混。〈大序〉謂『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毛《傳》謂：『芣苢，車前，宜懷妊焉。』（〈大序〉謂「婦人樂有子」者，本竊毛《傳》『宜懷妊』之說；蓋毛公，文帝時人；衛宏，東漢人也……。）按車前，通利之藥；謂治產難或有之，非能宜子也。故毛謂之『宜懷妊』；〈大序〉因謂之『樂有子』，尤謬矣。車前豈宜男草乎！《集傳》無以言之，虛衍為說曰：『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而賦其事以相樂也。』尤無意義。夫婦人以蠶織為事，采桑乃其所宜；今舍此不事，而于原野采草相與嬉遊娛樂，而謂之風俗之美，可乎！是以偽《傳》、《說》有『兒童鬥草』之說。說《詩》至此，真堪絕倒；豈止解人頤而已耶！〈韓詩序〉以為『傷夫有惡疾也』，『芣苢雖惡臭，我猶采采而不已。』以興『君子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列女傳》又實之以『宋女、蔡妻』焉。按芣苢為車前，未嘗惡臭也；此雖舊說，亦不敢從。季明德謂芣苢為宜子，何玄子又謂為墮胎；皆邪說。以韻分三章，章四句；然每二句只換一字，實六章，章二句也。章法極為奇變。」《詩經通論》，《姚際恆著作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1994 年），第 1 冊，卷 1，頁 34-35。牛運震的析賞為：「采采薄言，疊說連下，清情流逸，寫出少婦遊春嬉笑成對光景。淺淺寫卻自一團興致。此詩為婦人樂有子也。只以芣苢一點已足，不必深求意義，亦不必定以為婦人之詩。」《詩志》（清嘉慶間空山堂刊本），卷1，頁 7。

(20)

中國學術年刊第三十二期（春季號）民國九十九年三月個人的設想，那就不具絕對的普遍性，但方玉潤對自己的說詞則是充滿自信，例如他訂定〈小雅‧四月〉詩旨為「逐臣南遷也」，理由是：「詩詞並不難解，其奈諸說自生轇轕何哉！愚謂當時大夫必有功臣後裔遭害被逐，遠謫江濱者，故於去國之日作詩以志哀。」63解說〈周南‧汝墳〉為「南國歸心」之作，乃是商末時「天命未改，詩人不敢顯言，故託為婦人喜見其夫之詞，曰王室、曰父母則又情不自禁，其辭且躍然紙上矣。誰為詩旨隱而不露哉！」64類似的例子極多，65當他使用「此必」、「無疑」的字眼進行推測時，正是在強化他對理解詩意的自信，可是讀者當然未必皆以為其說必然無疑，其實這就是方玉潤解詩的最大盲點，《詩經原始》本是要「原詩人始意」的，但方玉潤將政治教化懸為解詩的最高標的，這樣只好將一些男女之詞、夫婦之詩當作君臣朋友寄寓之託詞來處理。於是其所「原」出來的很有可能不是「詩人始意」，而是受到其「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擺佈的聖人深義。這樣，形式創新的《詩經原始》繞了一圈終又回到傳統解經的格局。如此，部分讀者在閱讀《詩經原始》時，難保不會在欣賞方玉潤所揭示的詩文之美時，終會因其濃厚的傳統《詩》教觀，而覺稍有缺憾。假若說，方玉潤書寫《詩經原始》，從事的是一種文學批評的工作，那麼，誠如法國的羅蘭‧巴特（1915-1980）所說的，批評家的職責不是去發現一部作品的潛在意義（過去的真理），而是為我們自己的時代 63 《詩經原始》，下冊，卷 11，頁 914。 64 同前註，上冊，卷 1，頁 200-201。 65 例如謂〈鄘風‧螮蝀〉為詩人代衛宣姜以答〈新臺〉之詩，因為二詩彼此意同，相為唱答，有如唐人唱酬詩體。《詩經原始》，上冊，卷4，頁 371。謂〈鄭風‧丰〉：「詩意前悔不行，後被強歸，此中必有他故，……愚意此必寓言，非咏昏也。世衰道微，賢人君子隱處不仕，朝廷初或以禮往聘，不肯速行，後被迫駕車就道，不能自主。發憤成吟，以寫其胸中憤懣之氣，而又不敢顯言賈禍，故借女為辭。」同前註，上冊，卷5，頁 483。直指〈小雅‧小弁〉必為宜臼自傷被廢而作無疑。同前註，下冊，卷11，頁 884-886。

(21)

方玉潤《詩經原始》析評：以方法論為核心的考察構造可理解性。66不過，《詩經》畢竟不是尋常的文學著作，在方玉潤的時代，三百篇已經是流傳兩千多年的儒家經典，因此，筆者以為後代解《詩》者的職責不僅要盡力去發現三百篇的潛在意義，也要為自己的時代建構可理解性。方玉潤有沒有做到這一點，難以精確說明，可以相信的是，篤信《詩》之經學價值的讀者多數可以接受其書，畢竟方玉潤所作的詩歌解題篇篇主線正大，可以迎合某些經學愛好者的口味。至於部分文學與史學的愛好者，雖然或許會以為將詩歌的主題回歸到政治倫理面，是其美中不足之處，但由民國早期的學者給予此書極高的評價看來，67《詩經原始》確實吸引了不同價值取向的讀者。

五、結語

《詩經》在中國是地位崇高的經典，依照德國詮釋學大師加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的觀點，經典之所以是經典，就在於它非僅屬於某一特定的時間和空間，而且能克服歷史距離，對不同時代甚至不同地點的人說話。68 方玉潤是清朝的《詩經》讀者，也是《詩經原始》的作者，先秦古籍的《詩經》能克服歷史距離，對清代的方玉潤說話，也在向現時的我們說話。研讀《詩經原始》，筆者發現，在解釋三百篇的過程中，方玉潤雖然暗示了在追求意義的途徑中讀者的作用，但這種體會式的詮釋法所要求的意義最終仍落實到作者之層面，也就是說其所追求的仍是作者 66 〔美〕喬納森‧卡勒爾（J. Culler）著，方謙、李幼蒸譯：《羅蘭‧巴爾特》（台北：時報文化公司，1991 年），頁 27。 67 詳拙文：〈典範的選擇——以民國學者評論清代獨立治《詩》三大家為例〉，《經學研究集刊》第6 期（2009 年 5 月），頁 49-50。 68 詳〔德〕加達默爾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 年），上卷，頁371-375；張隆溪：〈經典在闡釋學上的意義〉，黃俊傑編：《中國經典詮釋傳統（一）通論篇》（台北：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2002 年），頁 3-5。

(22)

中國學術年刊第三十二期（春季號）民國九十九年三月之意，當然這也符合他在〈自序〉中所揭示的目標「原詩人始意」。這也是體會式的讀書法所牽涉到的另一個問題，理解的基礎在於體驗。透過作品文字的理解，再加入個人自己的體驗，然後進入作品中，可以得到屬於自己的理解。不過問題也就在這裡，作為三百篇的讀者，方玉潤與作者有其各自的獨特經歷和體會；作為《詩經原始》的讀者，也與方玉潤有其不同的經歷和體會；方玉潤的體驗永遠不能代表所有人的體驗，假若我們將此一體驗看成是一種審美經驗，則英國的科林伍德（Collingwood, R.G, 1889-1943）所言就頗值得我們思考了：審美經驗是一種想像性經驗，它完全是想像性的，它不包括任何不屬於想像性的成分，並且唯一能產生審美經驗的力量就是經驗者的意識的力量。但是，這種審美經驗並非無中生有，作為一種想像性經驗，它是以相應的感覺經驗為先決條件的。……審美經驗是由把感覺經驗化成審美經驗的那種活動所產生的。……我們決不能絕對知道，我們從一件藝術品所得到的想像性經驗與藝術家的想像性經驗相同。一個藝術家越是偉大，我們就越是能夠確信我們只是部分和不完全地理解他的意思。69 我們當然不能把三百篇的成品視同科林伍德所說的藝術品，更不宜把三百篇的作者看成是所謂的藝術家，但不能否認的是，《詩經》通過高度技巧的藝術形式，反映了現實生活和人們的思想感情，這是其最受後人稱道的文學特色，而作品思想與藝術結合的完整性，也是《詩經》能在中國古典文學中具有崇高地位的重要原因，70且方玉潤本人解《詩》又特重三百篇的文學性，這使得我們可以借用科林伍德的說法來反思後人 69_{〔英〕科林伍德著，王志元、陳華中譯：《藝術原理》（台北：五洲出版社，1987} 年），第14 章，頁 314-317。 70 詳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台北：華正書局，1975 年），頁 26-59。

(23)

方玉潤《詩經原始》析評：以方法論為核心的考察面對《詩經原始》的心態。方玉潤讀詩解詩能反覆涵泳，循文按義，讀者也可以向他學習；但讀者以此一方法讀詩，而對於方氏諸說起疑，則又是可以想見之事。方玉潤說：「是編每詩無論章句多寡短長，均聯屬成篇，不肯分開。唯於每章下細注畫明，如漢樂府『一解』、『二解』之例，以清段落。庶使學者得以一氣讀下，先覽全篇局勢，次觀筆陣開闔變化，後乃細求字研鍊之法，因而精探古人作詩大旨，則讀者之心思與作者之心思自能默會貫通，不煩言而自解耳。」71方氏憑靠著自己的感受建立起想像性經驗，透過《詩經原始》說明他對於三百篇的整體與細部的理解，這對於後世讀者理解詩篇絕對有所助益，但他雖然開放了被《詩序》固限住的詩旨，卻又忽略了詩義詮釋的無限可能性，甚至作出比《序》說更「政教」的解釋；另一方面，他在追索詩的原始之義時，卻也輕忽了訓詁名物的功能；如此，對於《詩經原始》的偏主觀性的詮釋內容與結果，讀者自然還應該由從客觀面進行判斷，從而決定要接受多少，這樣才不會掉入迷信權威著作的深淵。

徵引文獻

(一)古籍

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漢‧趙岐注，（舊題）宋‧孫奭疏，《孟子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孟子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宋‧司馬光，《續詩話》，《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4。宋‧朱熹，《詩集傳》，《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宋‧歐陽修《六一詩話》，《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 71 《詩經原始》，上冊，卷首上，頁 21，〈凡例〉。

(24)

中國學術年刊第三十二期（春季號）民國九十九年三月宋‧蘇轍，《詩集傳》，《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宋‧嚴羽著，民‧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宋‧嚴粲，《詩緝》，臺北：廣文書局，1983。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臺北：華世出版社，1987。明‧何楷，《詩經世本古義》，《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明‧郝敬，《毛詩原解》，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清‧姚際恆，《詩經通論》，《姚際恆著作集》第一冊，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4。清‧牛運震，《詩志》，清嘉慶間空山堂刊本。清‧胡承珙，《毛詩後箋》，合肥：黃山書社，1999。清‧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1992。清‧方玉潤，《詩經原始》，臺北：藝文印書館，1981。

(二)近人論著

王學泰 2007 《中國古典詩歌要籍叢談》，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http://www.guoxue.com/Newbook/zggdsg/ldsgzjsj/zgldsgzj003.htm 朱孟庭 2007 《清代詩經的文學闡釋》，臺北：文津出版社。余培林 1995 《詩經正詁》上冊，臺北：三民書局。林慶彰 1994 《清代經學研究論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夏傳才 1993 《詩經研究史概要》，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張旺山 1986 《狄爾泰》，臺北：東大圖書公司。張隆溪 2002 〈經典在闡釋學上的意義〉，載黃俊傑編：《中國經典詮釋傳統（一）通論篇》，臺北：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頁1-13。葉國良 2000 〈從名物制度之學看經典詮釋〉，載《國立中央大學人文學報》 20、21 期合刊，頁 1-20。黃忠慎 2009 〈典範的選擇——以民國學者評論清代獨立治《詩》三大家為例〉，《經學研究集刊》6：41-54。楊鴻烈 1928 《中國文學雜論》，上海：亞東圖書館。劉大杰 1975 《中國文學發展史》，臺北：華正書局。劉毓慶 2001 《從經學到文學——明代《詩經》學史論》，北京：商務印書館。謝地坤 2006 〈狄爾泰與現代解釋學〉，《哲學動態》2006.3：1-23。

(25)

方玉潤《詩經原始》析評：以方法論為核心的考察糜文開、裴普賢 1987 《詩經欣賞與研究》第二冊，臺北：三民書局。〔德〕加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著，洪漢鼎譯 1999 《真理與方法》，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英〕科林伍德（Collingwood, R.G）著，王志元、陳華中譯 1987 《藝術原理》，臺北：五洲出版社。〔美〕喬納森‧卡勒爾（J. Culler）著，方謙、李幼蒸譯 1991 《羅蘭‧巴爾特》，臺北：時報文化公司。

(26)

Analysis and comments on Fang Yu-Run “Shi-Jing-Yuan-Shi”

：the core of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tudy

Huang, Chung-shen

( Received September 17, 2009 ; Accepted January 4, 2010 )

Abstract

Fang Yu-Run got a high position in “the Book of Songs” History. He highly respects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point of “the Book of Songs”, to comply with Confucius ‘Thinking Purely’ views.

Especially h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Book of Songs” emphasis on literature and art for the value. Can not be stressed when you read the Book of Songs and the need to uphold the authority of the argument.

Fang Yu-Run trough the reading methods of ‘Han Yong’, ‘Feng Song’, interesting, experience, search for deeper meaning of “the Book of Songs”, it did receive a number of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tent. However, Fang Yu-Run to explain the attitude of “the Book of Songs” and methods to produce certain questions. And he explained the process of “the Book of Songs”, although the implied reader in the pursuit of meaningful ways to the role, but this type of interpretation of experience, the required significance of the final is still implemented in the author’s level, is clearly not the reader's creative role.

中國學術年刊第三十二期（春季號）頁1～28（民國九十九年三月），臺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Studies in Sinology Vol.32 (Spring), pp.1–28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