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攻勢自由主義理論之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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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際關係攻勢自由主義理論之評析 Analytical Appraisal of Offensive Liberalism 摘要國際關係學術界長期關注於理論典範/學派之間與內部的爭論，在既有的學派下衍生出許多不同的分支，現實主義內部便存在古典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與新古典現實主義，或可簡單分為攻勢現實主義與守勢現實主義。作為現實主義的主要挑戰者，自由主義內部似乎沈默許多。近年來，有學者開始提出「攻勢自由主義」（offensive liberalism）的觀點，但卻因混淆了若干觀點而存在缺陷：一、對於攻勢與守勢的界定偏離了一般用法；二、案例與史實結合不符；三、分類上的偏差。經由本文的探討，以對國際制度與軟權力的重視程度劃分國際關係理論的現實主義與與自由主義兩大學派，以國家對現狀是否滿足作為劃分攻勢與守勢的標準，提出了較符合國際關係理論脈絡的「攻勢自由主義」觀點，俾供日後以更多的案例進一步檢驗。. 關鍵字：現實主義、古典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新古典現實主義、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攻勢自由主義。 Keywords: realism, classical realism, neorealism, neo-classical realism, offensive realism, defensive realism, liberalism/neoliberalism, offensive liberalism. 1.

(2) 壹、前言美蘇兩強對峙與兩極國際體系的終結，對於國際關係理論與實務界都帶來了不小的衝擊。國際關係學術界長期關注於理論典範/學派之間與內部的爭論，在既有的學派下衍生出許多不同的分支，諸如現實主義內部因分析層次的不同而可區分為：古典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新古典現實主義等；由國家對現狀滿足與否則可區分為攻勢現實主義與守勢現實主義。回顧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理論的發展，其內部長期呈現百家爭鳴的局面，不同學者之間相互批判的程度，可能還遠勝於其他學派所提出的質疑。相較於此，自由主義理論內部似乎沈默許多。作為現實主義的主要挑戰者，自由主義學者仍然對於若干觀點抱持著不同看法，其特別強調權力性質的不同面向、國際制度的作用，以及國際合作的可能性。近年來，有學者開始提出「攻勢自由主義」（offensive liberalism）的觀點，惟除了幾篇研討會與期刊論文外，尚未受到普遍的關注。本文寫作的目的，便欲簡介此一新生概念及論點的內涵，並指出其不足之處，再透過重新檢視「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之分」以及「攻勢與守勢之辨」，釐清彼此爭論的焦點，提出修正後的「攻勢自由主義」觀點，以供未來進一步檢驗理論的解釋能力。貳、攻勢自由主義之初探一、學者觀點簡述「攻勢自由主義」一詞最早是由以色列海法大學（University of Haifa）米勒教授於 2004 年所提出來的。米勒認為，在 1990 年代有許多現實主義學者主張，要瞭解現實主義內部的重大差異，可將其區分守勢與攻勢。但對於自由主義而言，也應該可以用同樣的方式加以區分。 1這樣的觀念又經過歷次研討會論文的修正與補充，米勒近年來開始在不同的專書與期刊中予以詳細介紹。 2其首先依據安全政策的目標與手段，將強權的大戰略或追求安全的途徑作為依變項，並區別為 4 種理想模式。其次又將「國際體系中的權力分配」與「外部威脅的程度」 1. Benjamin Miller, “The Rise of Offensive Liberalis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Le Centre Sheraton Hotel, Montreal, Quebec, Canada, Mar 17, 2004, p. 3. 2 Benjamin Miller, “US Management of Middle East War and Peace: Between Defensive and Offensive Liberalism,” in Eytan Gilboa and Efraim Inbar eds., US-Israeli Relations in a New Era: Issues and Challenges after 9/11 (NY: Routledge, 2009), pp. 9-32.；Benjamin Miller, “Explaining Changes in U.S. Grand Strategy: 9/11, the Rise of Offensive Liberalism, and the War in Iraq,” Security Studies, Vol. 19, No. 1 (2010), pp. 26-65.；Benjamin Miller, “Contrasting Explanations for Peace: Realism vs. Liberalism in Europe and the Middle East,”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 31, No. 1 (April 2010), pp. 134-164. 2.

(3) 作為自變項，中介變項則是決策者的認知與信念，以及 4 種不同的大戰略在國內的影響力平衡，由此來探討美國大戰略在不同時期中的轉變。 3米勒認為，決策者本身的信念體系起初會主導政策產出，但國際體系的重大變化則會迫使政府改變政策傾向，以適應變動環境中的威脅或機會。若在同一總統任期中出現了大戰略的改變，就說明決策者原先的信念並不足以決定大戰略的選擇。此外，國內對於不同的大戰略選擇或許各有支持者，但國際環境的體系因素有助於決定辯論的結果。如在 911 事件之後，由於外部威脅的出現，國內就不太爭論要採取何種大戰略，攻勢自由主義成為最有吸引力的選擇。 4 米勒將國家的安全政策目標區分為追求相對於對手的能力平衡或推廣意識型態，前者是現實主義的大戰略，後者則是自由主義的大戰略；又將訴諸武力以獲得安全的手段分為攻勢與守勢途徑，前者主張大規模而單邊使用武力，後者則支持最低限度與多邊使用武力。 5在這樣的分類下，便可將自由主義分為攻勢自由主義與守勢自由主義。兩者都重視民主對於國家外部行為與國際安全的良善影響，因而呼籲要促進民主，但其對於促進民主的手段則有差異。守勢自由主義支持以和平手段促進民主，攻勢自由主義則主張在必要的時候動用武力以促進民主。 6在自由主義國家推廣意識型態方面，米勒認為，守勢自由主義會注重以多邊的方式使用軟權力來促進民主、自由市場經濟和國際制度，進而影響敵人的意識型態特性；攻勢自由主義則願意為了促進民主和影響敵人的意識型態，而以單邊的方式使用大規模武力。這樣的區別，反映在美國外交政策長期的爭論中，即為「典範主義」（exemplarism）與「辯護主義」（vindicationism）之爭。 7前者像守勢自由主義一樣，訴求以美國作為各國的典範，吸引他國追尋。後者則是要積極促進意識型態、價值觀的輸出，因而可被視為攻勢自由主義。這些分類的方式可如下表一所示。. 3. Benjamin Miller, “Explaining Changes in U.S. Grand Strategy: 9/11, the Rise of Offensive Liberalism, and the War in Iraq,” op. cit., pp. 28-30. 4 Ibid., p. 30. 事實上，重視國際結構的新現實義學者華爾滋（Kenneth N. Waltz）也曾表示，結構絕對無法解釋一切。要解釋結果，人們必須在關注體系結構的同時，也要注意到國家的能力、行為及互動。任何國際政治理論都同時需要一種國內政治理論，因為即使當一種體系的結構影響國家時，國家也在影響這種體系。參見：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ub. Co., 1979), p 174.；現實主義及批判，302 頁。關於決策者信念的變化而造成國家政策與行為的改變，新自由主義學者也有類似的看法。參見：J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 O. Keohane eds.,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Beliefs,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5 Benjamin Miller, “Explaining Changes in U.S. Grand Strategy: 9/11, the Rise of Offensive Liberalism, and the War in Iraq,” op. cit., p. 32. 6 Ibid., p. 33. 7 Ibid., p. 34. 3.

(4) 表一：4 種國家大戰略安全政策的手段：獲致權力的途徑與使用武力的方式單邊主義/攻勢多邊主義/守勢攻勢現實主義守勢現實主義注重與對手的能力平衡尋求優勢/霸權，包括以單關注在以制衡、嚇阻和多（現實主義大戰略）邊手段訴諸武力邊軍備管制來最大化安全攻勢自由主義守勢自由主義強調透過使用武力而改變強調軟權力、國際制度和注重國內政權政權（意識型態聖戰）衝突解決的外交手段（自由主義大戰略）以美國來說，則是攻勢自以美國來說，則是守勢自由主義和強加民主化由主義和以和平手段傳播民主及自由貿易針對敵方的目標. 資料來源：修改自 Benjamin Miller, “US Management of Middle East War and Peace: Between Defensive and Offensive Liberalism,” in Eytan Gilboa and Efraim Inbar eds., US-Israeli Relations in a New Era: Issues and Challenges after 9/11, op. cit., p. 9.； Benjamin Miller, “Explaining Changes in U.S. Grand Strategy: 9/11, The Rise of Offensive Liberalism, and the War in Iraq,” op. cit., p. 34.；另可參見：Benjamin Miller, “Contrasting Explanations for Peace: Realism vs. Liberalism in Europe and the Middle East,” op. cit., p. 141. 後來米勒又將 4 種大戰略的體系條件組合，並以美國自 1947 年以來所採取的大戰略為例，說明體系因素如何塑造了獲得安全的主要途徑或大戰略。如下表二所示，當強權之間勢均力敵而體系中又充滿外部威脅時，就會增加強權採取攻勢現實主義的可能；當強權之間勢均力敵而國家外部環境良善時，會鼓勵守勢現實主義戰略；當面對低度外部威脅的全球霸權是自由主義國家時，會傾向於採取守勢自由主義；當作為全球霸權的自由主義國家面對高度威脅的環境時，會被鼓勵採取攻勢自由主義戰略。 8換言之，國家外部威脅程度的差異，影響了國家要採取攻勢或守勢，而與其他國家相對的權力差距，則決定了要採取現實主義或自由主義的安全戰略。若進一步探究，當國家權力與其他競爭者不相上下或甚至居於劣勢時，其追求安全的最卑微要求，就是要避免遭受攻擊而繼續維持生存下去。此時可以透過自助或他助的方式，發展政治、軍事、經濟權力，或是透過國際組織與制度來保障安全。只不過此時與其依靠他國的善意協助，還不如發展自我防禦能力，或與主要威脅國家保持距離，透過自助的現實主義戰略來追求安全；唯有當國家權力居於優勢而成為霸權時，在生存能力得以確保的情況下，才不需要擔心隨時會遭 8. Ibid., pp. 38-41. 4.

(5) 受到其他國家個別或集體制衡的安全威脅，而有餘力傳播意識型態來追求國家利益。依照米勒的邏輯，在冷戰結束以後，美國成為國際體系唯一的霸權，採取的是自由主義戰略。在考量外部環境威脅的變化後，才會選擇攻勢或守勢。表二：決定不同大戰略的體系條件：以 1947 年後的美國為例對威脅的制衡. 高度的外部威脅. 良善的環境. 全球權力分配霸權強權勢均力敵攻勢推廣意識型態→ 攻勢現實主義攻勢自由主義後 911 時期（入侵伊拉冷戰的高峰（ 1947-62, 克） 1979-85）守勢推廣意識型態→ 守勢現實主義守勢自由主義 1991-2001 和解政策（ 1963-78, 1985-90）. 資料來源：Benjamin Miller, “Explaining Changes in U.S. Grand Strategy: 9/11, the Rise of Offensive Liberalism, and the War in Iraq,” op. cit., p. 36. 二、理論的不足之處然而，米勒的前述分類方式混淆了若干觀點而存在缺陷。第一，作者對於攻勢與守勢的界定偏離了一般用法。米勒將訴諸武力獲得安全的手段分為攻勢與守勢途徑。前者主張大規模而單邊使用武力，後者則支持最低限度與多邊使用武力。 9但實際上，就現實主義學者而言，攻勢與守勢之分並不在於國家對武力使用的方式與偏好，而是其對於國際安全稀缺性的看法和現狀是否感到滿足。不論屬於何種派別，現實主義學者幾乎都不排斥在國家在其對外關係中使用武力。史奈德（Jack Snyder）認為，攻勢與守勢這兩種觀點都是現實主義的變體，他們都接受安全通常是國家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最強烈的行為動機之觀點，但對於獲得安全的最有效方式則有不同看法。10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後來又予以詳細論述，攻勢現實主義就更為學界所重視。 11米爾斯海默主張，攻勢 9. Ibid., p. 32. Jack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1-12. 作者原本的分類名稱為「侵略性」（aggressive）與防禦性。 11 關於米爾斯海默的進攻性現實主義觀點可參見：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1). 其他進攻性現實主義學者的觀點可參見：Eric J. Labs, “Beyond Victory: 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Expansion of War Aims,” Security Studies, Vol. 6, No. 4 (Summer 1997), pp. 1-49.；Christopher Layne, “The ‘Poster Child for Offensive realism’: America as a Global Hegemon,” Security Studies, Vol. 12, No. 2 (Winter 2002/3), pp. 120–164.；Christopher Layne, The Peace of Illusions: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from 1940 to the Presen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特別的是，雷恩（Christopher Layne）教授雖然跟米爾斯海默同樣屬進攻性現實主 10. 5.

(6) 現實主義理論也是國際政治中的結構理論。其認為，攻勢現實主義與守勢現實主義一樣，在一個沒有機構來保證國家彼此安全的世界裡，大國主要考慮如何生存，但在國家需要多少權力的問題上則有所不同。對守勢現實主義來說，國際結構幾乎不為國家提供任何尋求權力增長的誘因，反而會促使國家維持現有的權力平衡。但在攻勢現實主義看來，國際政治中幾乎看不到維持現狀的國家，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特性）為國家犧牲對手以獲得權力創造了強大的誘因，一國的最終目標就是成為體系中的霸主。12此外，米勒認為，當強權之間勢均力敵而體系中又充滿外部威脅時，就會增加強權採取攻勢現實主義的可能；當強權之間勢均力敵而國家外部環境良善時，會鼓勵守勢現實主義戰略。然而，就實際狀況而言，當體系中的國家彼此實力大致均等而又充斥威脅時，國家應該不敢貿然擴展權力或採取攻勢作為，以免成為其他國家個別或集體制衡的對象，反倒會採取守勢現實主義的戰略。在單邊與多邊手段的選擇上，諸多現實主義學者往往忽視多邊主義/國際制度的重要性。13攻勢現實主義學者米爾斯海默就認為，國際制度並不能帶來國際和平的保證，而守勢現實主義者華爾滋也表示，國際制度僅能發揮有限的作用。14 米勒甚至指出，守勢現實主義相信安全可以經由互賴（也就是多邊）而非單邊的方式達成。15對於國際關係中的互賴現象與國際制度的效用經常提出質疑的華爾滋恐怕不會同意上述觀點。 16 第二，案例與史實結合不符。米勒認為，美國在 1946-1950 年開始改變策略，從原本二戰結束之初因缺少外部威脅，本國又有權力優勢而採取的防禦性自由主義戰略，改為攻擊性現實主義戰略，因其面臨了蘇聯在歐洲的強大攻擊能力，並感受到了侵略意圖。 17但此時美國仍有權力優勢，蘇聯在 1949 年才開始第一次進行核武試爆，在 1978 年起才在核武數量上超越美國。 18若再加上現實主義學義一派，但卻未完全同意彼此的看法。對於進攻性現實主義的最為經典的評論可參見：Glenn H. Snyder, “Mearsheimer’s World—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1 (Summer 2002), pp. 149–173.；Richard N. Rosecrance, “War and Peace,” World Politics, Vol. 55, No. 1 (October 2002), pp. 137-166. 12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op. cit., p. 21. 13 關於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與國際制度之差異的探討，參見：John Gerard Ruggie ed., Multilateralism Matters: The Theory and Praxis of an Institutional For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14 參見：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1994-1995), pp. 5-49.；Kenneth N.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1 (Summer 2000), pp. 18–27. 15 Benjamin Miller, “Explaining Changes in U.S. Grand Strategy: 9/11, the Rise of Offensive Liberalism, and the War in Iraq,” op. cit., p. 34. 16 可參見：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ub. Co., 1979), ch. 7.；Kenneth N.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op. cit., pp. 14-18. 17 Benjamin Miller, “Explaining Changes in U.S. Grand Strategy: 9/11, the Rise of Offensive Liberalism, and the War in Iraq,” op. cit., p. 38. 18 前蘇聯一直到 1949 年 8 月才首次進行原子彈試爆。參見：http://www.fas.org/nuke/guide/russia/ nuke/index.html；有關美國與蘇聯/俄羅斯之間核武力量對比的數據，參見：http://thebulletin.metapress.com/ 6.

(7) 者米爾斯海默所稱的財富對比，蘇聯在整個冷戰期間，完全不是美國的對手。19 既然美國長期維持霸權地位，按照作者的標準，應該採取的是自由主義戰略，在國際地位不變的情況下，並不會轉向現實主義戰略。米勒又表示，911 事件及其所象徵的高度外部威脅，使得小布希政府從原先的現實主義傾向改為攻勢自由主義戰略。20縱使冷戰期間因為美蘇兩強對峙而形成了兩極國際體系，但在 1990 年代以後，美國已經成為唯一的全球霸權。按照作者的分類標準，應該採取的是自由主義戰略，另外則是根據外部環境威脅存在與否來決定要採取攻勢或守勢作為。作者對於美國在 911 事件前的大戰略描述，與其所提出來的衡量標準並不相符。第三，分類上的偏差。米勒明顯將外部威脅的程度（the degree of external threat）視為體系的因素，21其主要指涉的是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出現，這並不符合多數學者的看法。同樣的現象對於不同國家來說，感受到的威脅程度並不一致，甚至可能會支持或同情恐怖份子的抗爭行為，此即西諺所謂「對某人而言是恐怖份子，對其他人來說則是自由鬥士」（One man’s terrorist is another man’s freedom fighter）。若干國家反倒會認為美國的優勢地位才是其國家安全的威脅，引起不同形式的制衡反應。22建構主義學者更表示，威脅感的變化可以經由相互主觀的社會化過程建構起來，是一項被認知（perceived）的因素而不是給定不變的（given）。 23由此可知，威脅存在與否並非具有客觀的標準，作者將外部威脅視為體系層次因素的觀點甚為不宜。另一方面，米勒以針對敵方目標的差異—關注與對手的權力平衡或國內政權—將國家所能採取的大戰略區分為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兩大類。24然而，這兩者卻可能出現互為工具與目的之情況。當一國將「改變他國政權」作為目的時，. content/c4120650912x74k7/fulltext.pdf Global nuclear stockpiles, 1945-2006 19 米爾斯海默認為，財富涵蓋了權力概念中的人口和經濟規模，而其在書中採用的「財富」是一個直接的綜合指數。參見作者在書中的說明：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op. cit., pp. 71-74. 20 Benjamin Miller, “Explaining Changes in U.S. Grand Strategy: 9/11, the Rise of Offensive Liberalism, and the War in Iraq,” op. cit., p. 62. 21 Ibid., p. 29, 61. 22 參見：Stephen M. Walt, Taming American Power: The Global Response to U.S. Primacy (New York: Norton, 2005). 23 溫特認為，國家或決策者對於「威脅」的認知理解，是一種行為者之間相互建構而成的狀態，涉及到了對主觀意圖和意識型態的評估。參見：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06. 其他學者則認為，現實主義學者瓦特（Stephen M. Walt）的觀點實質上背離了背離了新現實主義的假設，從物質能力分析轉向了意識型態分析。參見：Peter J. Katzenstein, “Introductio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on National Security,”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7. 24 Benjamin Miller, “US Management of Middle East War and Peace: Between Defensive and Offensive Liberalism,” in Eytan Gilboa and Efraim Inbar eds., US-Israeli Relations in a New Era: Issues and Challenges after 9/11, op. cit., pp. 9-11. 7.

(8) 可能想要透過削弱對手的實力，企圖對可能造成威脅的國家權力予以制衡；當一國將「維持權力平衡」作為大戰略之目的時，也可能會以顛覆或改變他國政權的手段來實現。 25 這樣以針對敵方目標的差異作為分類之標準就可能會失去評判性。此外，作者也指出，守勢自由主義會注重以多邊的方式使用軟權力來促進民主、自由市場經濟和國際制度，進而影響敵人的意識型態特性。 26然而，軟權力的主要研究者奈伊則強調，即便是使用經濟、文化、制度等手段來改變其他國家的政策，若採取的是強制/強勢的行為，仍然不能被視為是軟權力。27軟權力是使他人與你目標一致的能力，其重點在於籠絡而非強制。 28因此，當一國即便採取多邊的手段透過國際制度來促進若干價值觀的傳播時，若是以強制高壓的手段來迫使其他國家接受，而不能吸引目標國家主動追尋時，並不能被認為是軟權力的運用。參、攻勢自由主義論點之重新思考與修正米勒所提出的「攻勢自由主義」觀點之所以會出現上述缺陷，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其對「現實主義 V.S.自由主義」以及「攻勢 V.S.守勢」這些概念所提出的分類方式過於簡化或出現偏差。本文接下來將重新探討這兩組概念內部的差異，並提出修正後的「攻勢自由主義」。一、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之分（一）現實主義現實主義可說是國際關係中最古老也最主要的理論典範，尤其是在安全事務領域中。 29然而，現實主義也是過去 50 年，國際關係理論中面臨最多挑戰的理論，幾乎所有後起的重要國際關係理論，皆是以現實主義作為主要批判和打擊的對象，而現實主義本身也在歷次的國際關係理論典範的辯論中，隨之調整與成長， 30並成為了研究國際政治的一種一般途徑或典範，而不是單一的理論， 31內 25. 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表示，其所使用的「權力平衡」一詞之含意包括：1.旨在尋求某種態勢的政策；2.實際存在的態勢；3.近乎均等的權力分配；4.任何類型的權力分配。參見：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6th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1985), p. 187. 因此，「權力平衡」本身即兼有政策工具與目的之性質。 26 Benjamin Miller, “Explaining Changes in U.S. Grand Strategy: 9/11, the Rise of Offensive Liberalism, and the War in Iraq,” op. cit., p. 33. 27 Joseph S. Nye, “Think Again: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1 March 2006. http://yaleglobal.yale.edu/ display.article?id=7059 28 Joseph S. Nye,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8-9. 29 Jeffrey W.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2 (Autumn, 1999), p. 5. 30 鄭端耀，「國際關係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理論爭辯之評析」，問題與研究，第 42 卷第 2 期(民國 8.

(9) 部又可再細分成不同觀點。若是從研究分析的層次或解釋國家行為的來源加以分類，則可以分為古典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新古典現實主義等。古典現實主義主要是從國家追求權力的慾望出發，認為國家受人性支配，而人生來就具有權力慾望，為了獲得權力，只能相互競爭以求勝利。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不過是權力競爭這一現象的兩種不同表現。32摩根索認為，無論是國內政治還是國際政治，都顯示出三種基本的模式：保持權力、增加權力或顯示權力。如果一國的外交政策趨向於保持權力而不是朝著利己的方向改變權力分配，則該國奉行的就是維持現狀政策；如果一國的外交政策目的在於改變既存的權力關係，獲得比實際上擁有的更多權力，以求在權力地位上的變化，那麼該國採取的就是帝國主義政策；如果一國尋求的是為維護或增加權力，而顯示所擁有的權力，則該國採取的是威望政策。 33 在 1970 年代，現實主義學派又由華爾滋發展發展出新現實主義分支，或可被稱為結構現實主義。 34華爾滋在界定政治結構時，是根據排列原則、各單元的差異及其功能的特性、單元間能力的分配而定。由於在國際政治體系中，各成員形式上平等，沒有成員有發號施令的權利，也沒有服從的義務，因而國際體系是非集中化與無政府的（decentralized and anarchic）。35在成員的特性方面，雖然國家能力各有差異，但其在無政府狀態下的功能及面臨的任務則是相似的。36因而在定義國際政治結構時，華爾滋並不關心各國具有什麼樣的傳統、習慣、目標、 92 年 3、4 月)，頁 1-2。關於現實主義內部的爭論，可參見：Stephen G. Brooks, “Dueling Realism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1, No. 3(Summer 1997), pp. 445-477.；Michael E. Brown, Owen R. Cote Jr.,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Offense, Defense and War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4)；關於國際關係理論典範歷次辯論的焦點，可參見：Yosef Lapid, “The Third Debate: On the Prospects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a Post-Positivist Er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3, No. 3 (September 1989), pp. 235-254.；Steve Smith, 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i,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Emmanuel Navon, “The ‘Third Debate’ Revisited,”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7, No. 4(Oct 2001), pp. 611-627. 31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Preface,” in Michael E. Brown,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The Perils of Anarchy: Contemporar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5), p. ix.；Colin Elman, “Horses for Courses: Why not Neorealist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 Vol. 6, No. 1 (Autumn 1996), p. 18. 事實上，同樣的邏輯也可以套用在其他國際關係理論學派上，即便是同一學派內部，學者們的意見彼此仍然存在些許差異。若現實主義學派內部可以容許對國家行為預測與推論的不同觀點並存，那麼也應該承認其他學派內部可以存在對同一主題的不同看法。如：新自由主義學派對於何種因素可以促進國家合作或國際和平的出現。 32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6th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1985), p. 52. 33 Ibid., pp. 52-53. 34 然而，英國學者布贊（Barry Buzan）認為華爾滋的國際政治理論並未完全從國際結構的層次來展開研究，只能被稱為新現實主義，而其提出的理論才是真正的結構現實主義。參見：Barry Buzan, Charles Jones, and Richard Little, The Logic of Anarchy: Neorealism to Structural Re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35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ub. Co., 1979), p. 88. 36 Ibid., p. 96. 9.

(10) 願望與政府形式，只考慮國家間的秩序類型以及能力分配的狀況。 37 相較於古典現實主義學者摩根索提出的國家為了權力而生存的觀點，華爾滋等新現實主義學者則認為，國家是為了安全而生存。其進一步指出，在無政府狀態下，安全是國家的最高目的。只有在生存得到保證的情況下，國家才能安全地追求其他目標（goals）。因為權力只是手段，而非目的。 38由於摩根索與華爾滋等人都主張過大的權力會遭到制衡的觀點，因此其並不主張國家應該盡力去擴展權力或改變現狀，因而相較於主張國家應積極採取進攻性政策的觀點，可以說是較偏於防禦性的。 39其他學者也將華爾滋稱之為「位置採取守勢者」（defensive positionalists）。40 米爾斯海默則認為，在進攻性現實主義看來，在一個沒有機構來保護國家相互安全的世界中，大國主要考慮如何生存。國際政治中幾乎看不到維持現狀的國家，國際體系為國家犧牲對手以獲得權力創造了強大的誘因，一國的最終目標就是成為體系中的霸主。 41 然而，同為進攻性現實主義陣營的雷恩（Christopher Layne）則認為，美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主要是「門戶開放戰略」的國內因素考量，而不是由於國際體系結構因素的客觀安全顧慮，事實上成為了超地區霸權（extraregional hegemony）。42由於對美國的國際地位認知不同，雷恩自認為是「強勁的進攻性現實主義」（robust offensive realism），並將米爾斯海默視為「節 43 制的進攻性現實主義」（diet offensive realism）。雷恩又質疑，米爾斯海默提出的其實是兩種不同的大戰略理論，一種是針對歐亞大陸強權的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另一種是針對海上大國的防禦性現實主義理論。44前者指的是由於歐亞大陸強權彼此鄰近，必須激烈競爭權力才能自保。但後者則是建議如英美之類的海上大國，只要維持優勢地位或將制衡的責任推給其他國家即可。45相較於新現實主義學者主要從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促使國家採取行動的解釋，包括雷恩本人在內的若干學者主張應結合國家層次的因素，才能解釋國家的行為。這些學者的觀 37. Ibid., p. 99. Ibid., p. 126. 39 雖然史奈德（Jack Snyder）認為，華爾滋在《國際政治理論》（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中的觀點橫跨了兩個陣營，但以華爾滋對於美國在冷戰後擴大北約並疏遠了與俄羅斯關係的批評看來，華爾滋應該還是較傾向於守勢的觀點。參見：Jack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op. cit., p. 12. 華爾滋對北約的批評，參見：Kenneth N. Waltz, “Structure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1 (Summer 2000), p. 38. 40 Joseph M. Grieco, “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 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3 (Summer 1988), p. 500, footnote 64. 41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op. cit., p. 21. 42 Christopher Layne, The Peace of Illusions: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from 1940 to the Present, op. cit., pp. 15-38, especially p. 37. 43 Christopher Layne, “The ‘Poster Child for offensive realism’: America as a Global Hegemon,” op. cit., pp. 128-129. 44 Christopher Layne, The Peace of Illusions: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from 1940 to the Present, op. cit., pp. 23-24, 213, footnote 45,46. 45 Ibid., p. 20. 38. 10.

(11) 點被視為新古典現實主義（neoclassical realism）。新古典現實主義強調國家利益與外交政策的重要性，在接受新現實主義從國際體系結構探討國家外交行為的同時，亦將決策者與國內政治等國家層次的變項納入，經由多層次分析增強了理論的解釋能力。 46有學者認為，此派觀點強調國家的外交政策起初且主要是由該國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和特別是相對物質能力所驅使，但這些能力對於外交政策的影響是間接而複合的，因為體系壓力必須透過單元層次的中介變項來轉換。47例如瓦特對於國家判斷威脅的程度而決定是否要制衡反擊提出了整體實力、地理鄰近性、攻擊能力、侵略意圖等四項標準。48 這些都是屬於國家單元層次的變項。札卡里亞（Fareed Zakaria）則是從國內因素來解釋美國的對外擴張行為。其認為雖然美國物質資源豐富，但直到聯邦政府逐漸強化了行政權力，才使得美國從富國轉為強國，軟弱的政府則做不到這點。由於特別強調政府結構（state structure）對於國家權力可用性的影響，札卡里亞將自己的觀點稱為「政府中心現實主義」（state-centred realism）。49塔里菲洛（Jeffrey W. Taliaferro）也認為應在新現實主義的基礎上發展一種綜合體系層次和單元層次變數的理論。其提出了新古典現實主義觀點的「資源汲取」（resource-extraction）模式，認為政府從國內社會汲取和動員資源的能力塑造了國家可能採取的內部制衡戰略的類型。 50 從實際應用來看，雖然米爾斯海默主張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是國際政治中的結構理論。但後來又明確指出，進攻性現實主義可以同時用來解釋個別國家的外交政策和國際結果。51雷恩也表示，雖然進攻性現實主義和防禦性現實主義同屬於結構理論，但都可以用來建構大戰略理論，即預測特定國家行為而非國際體系. 46. 關於介紹「新古典現實主義」的文獻，參見：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1(October 1998), pp. 144-172.；Jeffrey W. Taliaferro,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3 (Winter 2000/01), pp. 128-161.；Steven E. Lobell, Norrin M. Ripsman, Jeffrey W. Taliaferro eds.,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鄭端耀，「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問題與研究，第 44 卷第 1 期(民國 94 年 1、2 月)，頁 115-140。 47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op. cit., p. 146. 48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1987), pp. 21-26. 「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名稱是由羅斯（Gideon Rose）於 1998 年的期刊文章中所提出來的，但並不代表先前沒有學者曾經嘗試運用類似的概念來研究相關主題。雷恩也將瓦特視為與其相同的新古典現實主義學者。參見：Christopher Layne, The Peace of Illusions: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from 1940 to the Present, op. cit., pp. 10-11. 49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9. 50 Jeffrey W. Taliaferro, “State Building for Future War: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Resource Extractive State,” Security Studies, Vol. 15, No. 3 (July-September 2006), pp. 464-495.；可參見作者另一本運用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著作：Jeffrey W. Taliaferro, Balancing Risks: Great Power Intervention in the Periphe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51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op. cit., p. 21, 422. 11.

(12) 結果的理論。 52 若是以上述幾位學者的觀點來區別，則可以發現，無論是進攻性或防禦性現實主義，都涵蓋了從國際體系層次出發而展開研究的新現實主義到融合體系與國家層次的新古典現實主義。甚至若干學者與自己所主張的相反，或有意或無心地遊走於不同層次之間。我們更可以分別針對：一、國家偏好：對現狀是否滿足而分為攻勢或守勢；二、解釋國家行為的來源：根據運用的分析層次而分為古典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新古典現實主義；三、對後冷戰時期美國外交政策的建議或啟示等項目加以區分，整理成下表三所示。表三：現實主義學者對於國際關係與後冷戰時期美國外交政策的觀點比較對後冷戰時期美國外交政策的建議或啟示. 學者. 國家偏好. 解釋來源. 摩根索. 守勢. 古典現實主義. 華爾滋. 守勢. 新現實主義 53. 史奈德. 守勢. 新古典現實主義. 減少受到帝國的誘惑而引發的過度擴張. 瓦特. 守勢. 新古典現實主義. 降低對其他國家的威脅性，以免引起威脅制衡. 米爾斯海默. 攻勢. 新現實主義 54. 採取離岸制衡戰略，將制衡的責任推卸給其他國家. 雷恩. 攻勢. 新古典現實主義. 採取門戶開放的優勢戰略，並對歐亞大陸離岸制衡. 札卡里亞 55. 攻勢. 新古典現實主義. 維持與大國交往的互動優. 52. 過度擴張會引起權力制衡過度擴張會引起權力制衡. Christopher Layne, The Peace of Illusions: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from 1940 to the Present, op. cit., p. 19. 53 雖然國際關係學界普遍將華爾滋視為新現實主義者，但一方面其觀點經常顯露出針對國家外交政策的預測與指導，另一方面也有其他學者將此般觀點運用在外交政策研究上。愛爾曼（Colin Elman）認為，根據華爾滋的見解，固然國際政治理論與外交政策理論的自變項不同，但其實都是研究國家行為在不同層次上所造成的結果。而包括華爾滋本人在內的新現實主義學者，也都經常提出外交政策的預測。參見：Colin Elman, “Cause, Effect, and Consistency: A Response to Kenneth Waltz,” Security Studies, Vol. 6, No. 1(Autumn 1996), pp. 58-61. 或可參見作者起初引發華爾滋回應的文章：Colin Elman, “Horses for Courses: Why not Neorealist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 Vol. 6, No. 1 (Autumn 1996), pp. 7-53. 54 米爾斯海默卻也曾表示，進攻性現實主義可以同時用來解釋個別國家的外交政策和國際結果。參見：註釋 54（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op. cit., p. 21, 422.）。 55 許多學者將札卡里亞視為攻勢傾向的新古典現實主義者。參見：Jeffrey W. Taliaferro,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Defensive Realism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3 (Winter 2000/01), p. 135.；Anders Stephanson, “Offensive Realism,” Boundary 2, Vol. 27, No. 1 (Spring 2000), pp. 181-195.；Glenn H. Snyder, “Mearsheimer’s World—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12.

(13) 於其彼此之間的關係塔里菲洛. 守勢. 新古典現實主義. 決策者的預期決定了國家的行動. 施韋勒. 攻勢. 新古典現實主義. 具有相同傾向的國家會依附（bandwagon）大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綜上所述，現實主義學派的內部分類方式，可以依據解釋國家行為動機的變項來源，以及國家對國際安全或現狀是否感到滿足的傾向而加以區分。這些分類應該是光譜的相對概念，而非絕對明確的二分法。如下圖所示。圖一：現實主義學派內部分類國際體系. 新現實主義新古典現實主義. 國家. 對現狀的滿意程度攻勢/不滿足現狀. 守勢/滿足現狀個人. 古典現實主義. 解釋國家行為動機的來源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由上述說明可以顯示，雖然現實主義學派內部存在的不同分支其觀點互有差異，但並非無法取得基本的共識。便有學者指出，在現實主義學派中，仍可以歸納出一些共同的核心信念或假設：一、國家是國際政治中最重要的行為者。二、在無政府狀態下，沒有中央權威執行協定或保證安全，國家必須依靠自己的手段保護利益。三、國家尋求最大化權力或安全。四、為了獲得權力或安全，國家普遍採取理性政策。五、國家傾向於依靠威脅或使用武力確保其在國際政治中的目標。六、多數現實主義者相信，國際體系—尤其是國家間的權力分配—是國際政治和外交政策基本模式的最重要因素。 56.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1 (Summer 2002), p. 149. 但札卡里亞在新書中表示，美國應該像德國俾斯麥一樣，維持本國與各大國之間的關係優於其彼此的互動，而非制衡新興大國，以免反遭受到制衡。參見：Fareed Zakaria, The Post-American World (New York: W.W. Norton & Co., 2008), pp. 241-242. 會有這種差異的原因很簡單，先前札卡里亞研究的是 20 世紀初期崛起中的（rising）美國，自然會得出改變現狀的擴張傾向。但作者在新書中探討的是 21 世紀已經崛起的（risen）美國霸權，勢必要謹慎維持既有的優勢地位。 56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Preface,” in Michael E. Brown,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The Perils of Anarchy: Contemporar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3.

(14) （二）新自由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區域整合開始逐步發展，各種不同的行為者與議題也大量進入國際關係的研究領域中。1971 年，基歐漢和奈伊提出了「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和「跨國關係」（transnational relations）的觀點，針對當時開始嶄露頭角的國際組織與多國籍公司等非國家行為者展開研究。 57 其後更以「互賴」（interdependence）狀態來描述這種彼此牽連影響的特殊關係。 58 1973 年 10 月初，以阿戰爭爆發，中東地區的幾個產油國家因不滿西方國家過於偏袒以色列的外交政策，決定削減原油產量，引發石油危機。 59人們轉而發現，以往大國所重視的軍事手段並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弱小國家若掌握關鍵資源，將能對其他國家發揮影響力。國際關係學者也開始重視經濟因素等非軍事議題。 60 然而，這些觀點引起了傳統國際關係學者的反擊，認為基歐漢等人過於忽略國家在國際關係中的重要性。華爾滋就指出，當大國數量減少時，相互依賴也會有隨之減弱的傾向。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際社會剩下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其自給自足的程度遠高於歷史上的其他國家。在經濟上，美蘇對彼此以及其他國家的依賴都很低，如果人們思考的是國際政治世界，那麼，普遍以「互賴」來描述當前的世界實在令人感到奇怪。 61 在受到其他學者的批評後，基歐漢試著從新現實主義的理論假設出發，對其主要觀點加以反駁，並得出不同的結論，藉此證明新現實主義的不足。基歐漢認為，現實主義特別不擅長解釋變化，尤其是在世界政治經濟領域和國家的內部結構。若固執地把現實主義看成一套答案，不僅毫無用處，甚至還更糟。然而，若把其作為分析問題和做出最初假定的架構，卻是極有價值的。62基歐漢更曾對霸權與國際體系穩定的關連性展開研究，在分析了現實主義的霸權穩定理論以後指出，固然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s）需要得到霸權支持才容易建立，但並非所有的國際建制皆需要依賴霸權而存在。國際建制一旦建立起來，若是能符合多數國家的需要，便能在霸權衰弱之後仍能繼續存在。 63其又進一步指出，現實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5), p. ix. 誠如作者所指出的，有的現實主義者將權力視為目的，有的則將權力視為獲得安全的手段。 57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eds.,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Robert O. Keohane, “Transgovernment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World Politics, Vol. 27, No. 1 (October 1974), pp. 39-62. 58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77). 59 關於新自由主義學者對於「石油危機」的研究與解釋，可參見：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ch. 10. 60 Joseph S. Nye,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op. cit., pp. 236-237. 61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 op. cit., p. 144. 62 Robert O. Keohane,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Structural Realism and Beyond,” in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59. 63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op. cit., especially ch. 3. 14.

(15) 主義的國際建制研究主要是從供給的觀點出發，認為只有在符合強權利益的情況下，國際建制才會出現。但這樣的觀點卻忽略了其他國家對於國際建制的需求，尤其是建制能促進資訊流通、增強互信、降低交易成本，因而能有助於合作。64 至於華爾滋對「互賴」的批評方面，基歐漢與奈伊表示，其所提出的「互賴」概念不僅僅是描述國家之間的相互依賴情形，更包括了相互需要與相互影響的層面。在互賴的政治中，國內利益和跨國團體與政府交織在一起，國內政策與外交政策密切相關，傳統的「國家」利益概念越來越模糊，沒有哪個單一行為者能自稱代表「國家」來界定利益。然而，當互賴普遍存在時，國際衝突並不會完全消失，反倒會以新的形式出現，但理解世界政治衝突的傳統方式無法充分解釋互賴條件下的國際衝突。用錯誤的印象和言詞來詮釋這些問題，將導致錯誤的分析和不良的政策。65事實上，關於世界政治的現實主義假設只是確定了某些極端的情況或所謂的「理想模式」（ideal type），「複合相互依賴」（complex interdependence）則是另一種。大多數世界政治的實際情況往往介於這兩個極端之間。 66因此，基歐漢與奈伊的學術研究目的，可說是為了補充（supplementary ）而非取代（complementary）現實主義觀點，以盡可能地解釋國際關係中的事件。 67 有學者在梳理自由主義國際理論（liberal international theory）各家學說之後，其在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發展劃分為 6 股派別，包括：共和自由主義（republican liberalism）、商業自由主義（commercial liberalism）、軍事自由主義（military liberalism）、認知自由主義（cognitive liberalism）、社會自由主義（sociological liberalism）、制度自由主義（institutional liberalism）等。 68還有學者認為，在 1980 年代以前，自由制度主義（liberal institutionalism）相繼出現在三種理論中，包括：40 年代和 50 年代早期的功能主義整合理論（functionalist integration theory）、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新功能主義區域整合理論（neofunctionalist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ory）和 70 年代的互賴理論（interdependence theory）。這三種理論都反對現實主義有關國家的觀點和對世界政治的悲觀理解，特別重要的是，他們認為國際制度有助於國家進行合作。69基歐漢與奈伊則將古典自由主義理論分為 4 股主要的派別，包括：商業自由主義，主張貿易的和平效果；民主自. 64. Robert O. Keohane, “The Demand for International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2 (Spring, 1982), pp. 325-355. 65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3rd edition (New York: Longman, 2001), p. 7. 66 Ibid., pp. 20-21. 67 Michael Suhr, “Robert O. Keohane: A Contemporary Classic,” in Iver Neumann and Ole Waver eds.,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sters in the Making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 120. 68 Mark W. Zacher and Richard A. Matthew, “Liberal International Theory: Common Threads Divergent Strands,” in Charles W. Kegley, Jr. ed., Controvers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and the Neoliberal Challeng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pp. 120-137. 69 Joseph M. Grieco, “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 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3 (Summer, 1988), p. 486. 另可參見該頁註釋 3 的書目。 15.

(16) 由主義，主張共和政府的和平效果；規則自由主義（regulatory liberalism），主張規則和制度在影響國家間關係的重要性；社會自由主義，主張跨國接觸與聯合對國家的傾向以及利益界定的轉化效果。 70 縱然自由主義存在不同的派別，但這些學者們的觀點並非彼此排斥而無法相容。多伊爾（Michael W. Doyle）就曾坦率指出，並不存在對自由主義的權威解釋。 72到了 1980 年代，作為現實主義主要挑戰者的自由制度主義仍然堅持現實主義過於強調國際衝突而低估了國家相互合作的可能性。基歐漢表示，其著作的許多地方謹慎地採用了現實主義的利己主義和國家理性假設，以證明合作即使在現實主義的前提下也可能發生。73關於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自由主義學者反駁現實主義學者的觀點，並將其進一步區分為「缺少秩序」（disorder）和「缺乏中央政府」兩種意義，並把無政府狀態（anarchy）與等級權威（hierarchy）視為連續體而非相互排斥的概念。74其他學者也在探討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與等級權威之間的關連性，他們最主要的質疑在於：無政府狀態是否必然會導致混亂？新自由主義學者大多認為，「缺少秩序」並不等於「無序混亂」（out of order），在國際社會中只要有霸權或/與國際制度存在，就能發揮治理的效果。75易言之，國 71. 際關係的無政府狀態只告訴我們「不存在具有權威性的中央政府」，而不是有什麼必然的結果，也不能就此推論衝突一定無可避免或合作一定會出現。另一方面，隨著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之間長期的相互借鏡與批判，兩者之間逐漸出現趨同的現象，也被其他學者指稱為「新新綜合」（ neo-neo synthesis）。76基歐漢本人在針對國際制度的研究方法中，也將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同樣視為「理性主義」（rationalistic）。 77對此，攻勢現實主義學者米爾斯 70. Joseph S. Nye,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op. cit., pp. 245-246. 另可參見：Robert O. Keohane, Power and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ch. 3. 71 Mark W. Zacher and Richard A. Matthew, “Liberal International Theory: Common Threads Divergent Strands,” in Charles W. Kegley, Jr. ed., Controvers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and the Neoliberal Challeng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p. 122. 72 Michael W. Doyle,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0, No. 4 (Dec. 1986), pp. 1152. 73 Robert O. Keohane, “Empath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Jane J. Mansbridge, ed., Beyond Self-Intere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pp. 227-228. 74 Helen Milner, “The Assumption of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Critiqu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7, No. 1 (January 1991), pp. 67-85. 75 除本文中所提及的基歐漢等人著作外，可參見：David A. Lake, “Beyond Anarchy: The Importance of Security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1 (Summer, 2001), pp. 129-160. 76 Ole Waev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 in Steve Smith, 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i,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149-185. 關於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之間爭論的焦點，另可參見： Charles W. Kegley, Controvers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and the Neoliberal Challeng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 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i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77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2, No. 4 (Dec., 1988), pp. 379-396. 另可參見：Robert O. Keohane and Lisa L. Martin, “The 16.

(17) 海默表示，在 1980 年代中期由基歐漢等人所提出的自由制度主義（liberal institutionalism）確實對現實主義做出了區隔，但在 1988 和 1991 年分別由兩位現實主義學者反擊之後，基歐漢等人也有所回應，但其觀點似乎被現實主義給吞併了，最後出現的自由制度主義只不過是現實主義換個名稱罷了。78雖然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有諸多雷同的觀點，但鮑德溫（David A. Baldwin）認為在無政府狀態的性質與結果、國際合作的條件、相對利得與絕對利得、國家的優先目標、意圖與能力何者較為重要、制度與建制的作用等方面，兩者仍存在差異。79 對於米爾斯海默的批評，基歐漢則反駁指出，其制度理論常被稱為「自由制度主義」或「新自由制度主義」，但這些標籤並不適合。這些理論固然是從自由主義中所衍生出來，但自由主義的內涵則是多元而容易誤導的（multiple and misleading）。他強調自己的理論與下列觀點無涉：商業必然導致和平、人性本善、人類歷史的進步是無可避免的，儘管這些命題有時會與自由主義有關。「制度主義者」（institutionalist）則是對其著述的適當用詞，因為其強調了制度的重要性並尋求加以解釋。80新自由主義的標籤會誤導別人，因為這樣便將制度理論和自由主義而不是現實主義連結在一起，實際上制度主義與兩者皆有相等的密切關連。這樣的標籤時常導致天真或粗心的評論者假定或宣稱新自由主義忽略了權力或反映出其對於和諧的信念。 81 事實上，從基歐漢的著作中便可辨別，其對於國際關係中的權力因素並未忽略， 82而從另一位新自由主義學者—奈伊的研究成果中也可以發現其對於權力、利益、國際制度的重視。83在「權力」的概念方面，奈伊又將國家權力劃分為「硬 Promise of Institutionalist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 (Summer, 1995), p. 39. 78 John J. Mearsheimer, “A Realist Repl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 (Summer, 1995), p. 85. 兩位現實主義學者的著作分別是：Joseph M. Grieco, “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 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op. cit., pp. 485-507.；Stephen D. Krasner, “Global Communications and National Power: Life on the Pareto Frontier,” World Politics, Vol. 43, No. 3 (April 1991), pp. 336-366. 79 David A. Baldwin, “Neoliberalism, Neore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in 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i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op. cit., ch. 1. 80 Robert O. Keohane, “Introduction: From Interdependence and Institutions to Globalization and Governance,” Power and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op. cit., p. 3. 81 Robert O. Keohane, “Ideas Part-Way Dow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6, No. 1 (January 2000), p. 125. footnote 1. 82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Robert O. Keohane, Power and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基歐漢的學術研究成果參見： http://www.princeton.edu/~rkeohane/cv.pdf 83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6)；Joseph S. Nye,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Joseph S. Nye, Jr., “The Future of Power,” in Chandra Chari ed., War, Peace and Hegemony in a Globalized World: The Changing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p. 36-49. 奈伊的其他學術研究成果可參見：http://ksgfaculty.harvard.edu/Joseph_Nye 17.

(18) 性強制權力」（hard command power）與「柔性權力」（soft power）。前者是現實主義國際關係學者對於「權力」的普遍認知，是指實際上具體的軍事或經濟力量等資源，能經由強迫或勸誘改變其他行為者的意願。後者則是使他人與你目標一致的能力，其重點在於籠絡而非強制。 84柔性權力有時又被稱為「形塑的權力」（Co-optive power），係指塑造他人意念之能力，且其有賴於文化與意識型態吸引力，或透過對政治議程的操縱而使得其他行為者無法表達其偏好。85這種對於權力分類上的處理方式，也成為了新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的主要差異。在制度理論與現實主義的差異方面，基歐漢表示，其並未宣稱制度理論是關於世界政治的綜合理論（comprehensive theory）。但其相信，制度理論會比未能將國際制度視為重要實體的粗糙（crude）現實主義還要優越。86從本體論和認識論的角度來說，精緻的（sophisticated）現實主義—包括古典與結構現實主義— 與制度主義都有相通之處，他們都關注權力問題，也包括了國家權力。對其觀點最愚蠢的（silliest）批評便在於認為他忽略了權力，但在不同的著作都清楚地表明了實際情況。 87基歐漢認為，從理解世界政治的角度來說，現實主義是個有用的開始，但該領域的視野太過狹窄以致於無法成為一個具有包容性的良好學說。其捨棄了太多東西，不僅是制度，還包括了跨國關係、國內政治和觀念的作用。現實主義擅長於結構分析，但卻對研究互動過程有所不足。 88 基歐漢表示，制度的必要性並不意味著其總是有價值的，更不用說他們能在與權力與利益無關的情況下運作，成為暴力衝突的萬靈丹，或總是能降低戰爭的可能性。對國際制度提出太多要求確實是個「虛假的保證」，但在互惠基礎上運作的國際制度將會是任何長期和平的要素。89由此可知，現實主義學者對國際制度的期待錯誤，因而產生了國際制度對於國際和平的保證為虛假不實之推論。事實上，國際制度的保證在於促進合作，不見得是和平。因為國際制度也會有助於試圖發動攻擊的國家們在侵略行動上的溝通與合作。基歐漢就曾表示，從倫理的. 84. Joseph S. Nye,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op. cit. pp. 8-9. 85 Joseph S. Nye,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 op. cit., pp. 181-182.。在奈伊的著作中， soft power 和 co-optive power 有時會交互使用，甚至有混用 soft co-optive power 的情形，除此引文之外，亦可參見：Joseph S. Nye, Jr.,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pp.31-33, 191-195. 86 基歐漢指的是米爾斯海默的觀點，特別可參見：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op. cit., pp. 5-49. 87 這些著作包括：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Robert O. Keohane, Power and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New York : Routledge, 2002). 88 Robert O. Keohane, Power and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op. cit., p. 6. 89 Robert O. Keohane and Lisa L. Martin, “The Promise of Institutionalist Theory,” op. cit., p. 50. 米爾斯海默的批評觀點，參見：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op. cit., pp. 5-49. 18.

(19) 立足點來看，國際合作並不一定會帶來「良善」（benign），富有的國家可以設計 90 聯合行動，從窮國那裡獲得資源。有學者認為，自由主義像現實主義一樣都具有多面性（multifaceted），而其核心概念有什麼或沒有什麼則是有爭議性的。 91凱格利（Charles W. Kegley）也特別指出，自由主義的各分支屬於國際變遷的不同面向且緊密相關。個別的研究者關注在某些因素，但如果被問到的話，他們大概會將現代化的其他層面視為對國家之間的進展有些影響。現代化的不同內容既產生了相互利益，也促進了合作。但某些因素可能是產生者（generators）或促進者（facilitators）。共和與互賴自由主義基本上是相互利益的產生者，認知、社會和制度自由主義則傾向於成為合作的促進者。92吾人可運用前述自由主義的不同分支來探討各種國際合作產生的原因與爭議，近期更有學者將民主、經濟互賴與國際組織對於促進和平的助益加以整合研究，提出「三角和平」的論點。 93 綜上所述，吾人可以歸納出新自由主義的共同基礎為：一、國際社會雖然處於無政府狀態，但無序並不等於失序混亂，仍然有秩序與穩定存在。二、國家作為國際社會中的理性行為者，彼此之間並不必然會發生衝突，出於追求「相對利得」的動機，只要能從參與合作中獲利，就有相互合作的可能。三、權力的性質與作用產生擴散，尤其在複合相互依賴的脈絡下，軍事權力作為解決問題的工具性角色降低，要視問題的領域來選擇適合的權力工具。四、議題之間無等級之分，軍事安全議題與其他議題一樣重要。五、重視國際制度對國際關係的影響及其在促進國際合作上的作用。（三）小結由於現實主義學者對於國際合作的悲觀傾向，大多強調國家之間必須要相互競爭以求生存，這種觀點連帶也使得學者也相互批判與修正彼此的論點。94相較於此，自由主義學者的多元性反倒具有互補共存的效果，其共同目標即在於探求促進國家之間相互合作的可能性。. 90.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 op. cit., p. 380. Arthur A. Stein, Why Nations Cooperate: Circumstance and Choi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7, footnote 6. 92 Mark W. Zacher and Richard A. Matthew, “Liberal International Theory: Common Threads Divergent Strands,” in Charles W. Kegley, Jr. ed., Controvers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and the Neoliberal Challenge, op. cit., p. 122. 93 參見：Bruce M. Russett and John R. Oneal, Triangulating Peace: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New York: Norton, 2001). 94 參見：Stephen G. Brooks, “Dueling Realism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1, No. 3 (Summer 1997), pp. 445–477.；John A. Vasquez and Colin Elman,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A New Debate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2003).；Michael E. Brown, Owen R. Cote Jr.,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Offense, Defense and War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4). 91. 19.

(20) 米勒曾以針對敵人的目標在於改變權力平衡或國內政權，以及國家相對於競爭者的權力優勢高低來作為區別國家採取現實主義或自由主義大戰略的標準。95 但一方面，改變與敵國之間的權力平衡關係或進而改變其政權，這兩者極易出現互為政策工具與目的之混淆；另一方面更有若干現實主義學者轉從國家內部因素來分析國家大戰略的選擇與變化。96因此，不適合以針對敵人的目標來辨別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戰略。此外，若進一步綜合考慮國家的可支配財富及技術發展水準，就有學者認為，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到冷戰結束前的這一段時間，美國的財富能力一直超越前蘇聯，雖然後者略有增長，但美國幾乎長期維持了一倍以上的優勢。 97因此，美國才是真正意義上的霸權，長期保有相對於其他國家的權力優勢。若以國家相對於競爭者的權力優勢高低作為分辨國家採取現實主義或自由主義大戰略的標準，則又不能對 1945 年以後的美國大戰略予以進一步切割。若吾人要區別國家採取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大戰略的差異，則應提出其他的指標。表四：1945-1990 年間超級強權的財富對比年度 1945 美國 84％. 1950 78％. 1955 72％. 1960 67％. 1965 67％. 1970 65％. 1975 63％. 1980 65％. 1985 66％. 1990 68％. 蘇聯 16％. 22％. 28％. 33％. 33％. 35％. 37％. 35％. 34％. 32％. 資料來源：轉引自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op. cit., p. 74. 二、攻勢與守勢之辨現實主義學者史奈德指出，進攻性與防禦性現實主義都認為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安全是國家最強大的動力，但是他們對於獲得安全的最有效途徑持相反的. 95. Benjamin Miller, “Explaining Changes in U.S. Grand Strategy: 9/11, the Rise of Offensive Liberalism, and the War in Iraq,” op. cit., pp. 32-36.；Benjamin Miller, “US Management of Middle East War and Peace: Between Defensive and Offensive Liberalism,” in Eytan Gilboa and Efraim Inbar eds., US-Israeli Relations in a New Era: Issues and Challenges after 9/11 (NY: Routledge, 2009), pp. 9-13. 96 Jack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Richard Rosecrance and Arthur A. Stein eds., The Domestic Bases of Grand Strateg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Dale C. Copeland,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Barry R. Posen, The Sources of Military Doctrine: France, Britain, and Germany between the World War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Jeffrey W. Taliaferro, “State Building for Future War: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Resource Extractive State,” op. cit., pp. 464-495.；Jeffrey W. Taliaferro, Balancing Risks: Great Power Intervention in the Periphe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97 米爾斯海默認為，財富涵蓋了權力概念中的人口和經濟規模，而其在書中採用的「財富」是一個直接的綜合指數。參見作者在書中的說明：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op. cit., pp. 71-74. 20.

(21) 觀點。98防禦性/守勢現實主義者認為，當國家最大化地追求權力時，就會引起其他國家的制衡，不論是出於對其權力累積的憂慮或所展現出的侵略意圖，因而只能最大化地追求安全。但攻勢現實主義學者米爾斯海默則表示，要最大化地得到安全，就是最大化地佔有世界權力。 99 艾弗拉（Stephen Van Evera）認為，國家經常誇大搶先行動所能帶來的利益，於是他們便會根據這些錯誤的認知採取引發戰爭的政策。國際政治中的權力結構本身是良性的，其對於侵略擴張的制約效果將明顯大於刺激的效果，基本上並不會引發戰爭，但被人們所認知的權力結構經常是惡性的，這才解釋了大量的戰爭為何發生。100當國際體系處於無政府狀態、強權本身具備某些用於進攻的軍事力量、其他國家的意圖永遠無法確認、生存是強權的首要目標、強權是理性行為者等 5 項命題假設同時具備時，他們就為強權相互間進攻性地思考與行為創造了強大的吸引力，尤其會出現 3 種普遍行為模式：畏懼、自助、權力最大化。 101 施韋勒（Randall L. Schweller）則將國家偏好此一變項納入一國外交政策的考量中，並反駁指出具有維持現狀偏好的國家才會選擇制衡對手，以免破壞現狀能帶來的利益。但是對於修正主義國家（revisionist）來說，正是由於其對現狀不滿，因此選擇「依附」（或被依附）才能聚集更大的權力以獲取衝突後的利益。102 同時，施韋勒一方面批評現實主義具有「維持現狀」的偏見，103另一方面還認為瓦特將「依附」定義為「與危險一方結盟或屈服於威脅」（aligning with the source of danger or giving in to threats）與一般的用法出現落差，因為其本意是指「追隨潮流、流行趨勢或加入有可能獲勝的一方」，意味著積極追求利益而非消極避免風險。104對於想要改變現狀的國家來說，追隨另一個崛起的修正主義強權並與其締結聯盟只會威脅到那些維持現狀國家的利益，對自己並不會構成威脅，因此提出了「利益平衡」（balance of interest）的觀點，說明國家往往是考量利害關係後選擇了依附強權來獲取和確保利益。 105 實際上，國家是否願意維持現狀並非全由該國主觀認定，往往還牽涉到與其他國家的相對實力差距。若綜合考慮到國家實力差距與對外政策傾向，當本國與弱國或強國的傾向相同時，便會出現可以合作的契機，強國將接受弱國的依附， 98. Jack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op. cit., pp. 11-12.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op. cit., p. 410. 100 Stephen Van Evera, 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6. 101 Ibid., pp. 30-32. 102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Summer 1994), pp. 72-107. 103 Randall L. Schweller, “Neorealism’s Status-Quo Bias: What Security Dilemma?” Security Studies, Vol. 5, No. 3 (Spring 1996), p. 90. 104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op. cit., p. 81. 105 另可參見：Randall L. 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Under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2 (Fall 2004), pp. 159-201. 99. 21.

(22) 不論是一起維持現狀或改變現狀。然而，當本國與弱國或強國的傾向不同時，便會彼此視為威脅而可能引發相互攻擊制衡。國家之間可能出現的互動關係可如下表五所示。表五：國家實力差距與對外政策傾向對國際互動關係之影響本國對手實力強國弱國. 國家傾向. 維持現狀. 不滿現狀. 維持現狀. 依附加入 106. 制衡挑釁. 不滿現狀. 受到制衡挑釁. 依附以制衡其他強國 107. 維持現狀. 接受依附. 制衡或強迫弱國依附 108. 不滿現狀. 制衡. 接受依附.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灰色網底區塊才是國家之間的積極合作關係。米勒認為威脅程度的影響決定了國家採取攻勢或守勢的安全戰略。當外部環境充滿高度威脅時，國家會採取攻勢作為。109這樣的區分，一方面偏離了攻守之辨的本意，忽略了國家可能因為實力不足，在感受到外部威脅時，反倒採取守勢保存實力而不敢貿然攻擊。另一方面也過度簡化不同因素之間的關係，這些因素包括：本國相對於其他國家的實力差距、是否要維持現狀的政策傾向、國家所感受到的國際互動關係之好壞（威脅感之有無）等。當國家之間有相同的傾向時，不論彼此是否有權力差距，至少都不會相互感受到威脅，反倒可以出現合作的契機。但有可能共同採取守勢維持現狀，或採取攻勢擴張而聯合制衡他國以改變現狀。吾人應該要回歸國際關係理論（現實主義學派內部）對於攻勢與守勢之辨的探討，用相同的標準對國家採取不同自由主義大戰略的差異加以區別。肆、攻勢自由主義新解本文認為，要簡易辨別國家採取現實主義或自由主義大戰略的主要差異，在於其如何評價不同權力性質的有效性以及國際制度的作用。當國家重視軍事權力的優越性高於其他手段，且經常採取單邊主義時，則可被視為現實主義；若主張軍事力量是次要手段，主要還是依靠其他的軟權力手段或多邊制度來產生政策影響力的話，便可被視為自由主義。近來有學者提出「軟制衡」的觀點，指涉的是在單極國際體系中，弱小的國 106. 施韋勒表示，「感到滿足的國家會加入維持現狀聯盟，即便其為較強的一邊」（Satisfied powers will join the status-quo coalition, even when it is the stronger side. ）。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op. cit., p. 88. 107 莫索里尼的義大利依附到希特勒德國那邊，兩國都是不滿現狀的國家。參見：Ibid., p. 87. 108 試圖維持現狀的弱國還可能採取遠離威脅的措施，以免被捲入戰爭。參見：Ibid., pp. 102-103. 109 Benjamin Miller, “Explaining Changes in U.S. Grand Strategy: 9/11, the Rise of Offensive Liberalism, and the War in Iraq,” op. cit., pp. 36-37.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