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該往何處去？知識社群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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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知識社會學」為理論，從「老左派」、「新權威主義」、「新左派」、「自由主義」的觀點，來分析知識社群對於「中國該往何處去」的爭論。在具體概念上，以「公平」與「效率」，和「國家」權力與「市場」機制的重要性，來申論這四種理論的內涵。本文認為，自改革開放以來，中國學界對於「中國該往何處去」的辯論一共有三次。而知識社群在歷經上述的辯論後，「自由主義」會是一個較為可行的理論，以修正「新左派」的缺失，並指導中國未來的發展方向。 ᙯᔣෟĈ ̳πăξಞăҋϤ͹ཌྷăҁνࠁăۢᙊۤົጯăड़தă઼छă າνࠁăາᝋރ͹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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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在一九八○年代進行改革開放之後，興起了中國知識社群對於「中國該往何處去」的爭論（楊小凱，1988：3-30），這一波探討至今仍方興未艾（王超華，2004：vii-lx）。中國在後毛時期改革路徑的獨特以及政經理論的雜陳，一直挑戰著「歷史終結論」（The End of History）的正確性（汪暉，2003：42-48；Shlapentokh, 2002: 237-268）。中國國情的特殊，造就了改革路徑獨樹一幟（李和，2004：15-19），並使得論者在改革開放之後，對於中國未來發展路徑的爭辯聚訟盈庭。一九八○年代迄今，中國知識社群對於中國未來發展走向的辯論，主要環繞在「老左派」、「新權威主義」、「新左派」與「自由主義」理論的探討（蕭功秦，1998a：20-32；吳稼祥，1991a：4-8；徐友漁，2000：33-49；姚新勇、王世誠，2000：44-52）。其討論的範疇包括國家與市場的功能應該如何調適（李三元，1991：24-28；王紹光、胡鞍鋼，1994：137-163）；中央與地方的權力應如何分配（吳稼祥，2004：143-182）；對於政經改革應採漸進或是激進的步調（康曉光，2002：29-59；蕭功秦，2003b：65-77）；對於民族主義是否應該任其發展（吳國光，1998：115-128；汪暉、張天蔚， 1999：17-20）；中國應以何種態度去面對「現代性」的問題（崔之元，1997： 1-54；石之瑜，2001：64-68；王思睿，2002：106-131；汪暉，2003：3-50）。 1 _{上述辯論的內容，形塑了知識社群的一張「自我建構的地圖」（self-made} maps）（Davies, 2001: 17-46），反映著學術界對於「中國該往何處去」的思考。本文認為中國知識社群對於「中國該往何處去」的辯論，在一九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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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代至今歷經三次。第一次辯論發生在一九八○年至一九八九年的六四事件期間，由「老左派」與「新權威主義」，就「公平」（equality）與「效率」（efficiency）對於中國發展的重要性進行爭辯。第二次辯論出現在六四事件至一九九二年鄧小平南巡為止，主要為「新權威主義」與「新左派」的辯駁，爭論的問題除了「公平」與「效率」的優先性之外，還包括「國家」（state）與「市場」（market）的關係應該如調適。第三次辯論則從一九九二年迄今，雙方陣營分別為「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主要的辯論問題又回到「公平」與「效率」孰先孰後的觀點。茲將四種理論的爭論時間、內涵、重要代表人物繪於表1。 ܑ 1āˬѨ᜜ኢ̰ट۞ፋந 辯　論順　序辯論時間辯論的派別對於改革開放目的之爭論對於改革開放手段之爭論主要代表人物老左派優先追求「公平」鄧力群、胡喬木第一次辯論 1980-1989 新權威主義優先追求「效率」都同意「國家」直接干預「市場」蕭功秦、張炳九、吳稼祥新權威主義優先追求「效率」「國家」直接干預「市場」同上第二次辯論 1989-1992 新左派優先追求「公平」「國家」間接干預「市場」崔之元、甘陽、王紹光、汪暉、吳國光新左派優先追求「公平」同上第三次辯論 1992- 自由主義優先追求「效率」都同意「國家」間接干預「市場」李慎之、任劍濤、秦暉、劉軍寧、徐友漁資料來源：作者整理於本文內容。由表 1 可知，四個派別的爭辯核心環繞在兩組概念。其一，在改革開放的目的上，應首重於「公平」或是「效率」（王紹光，1997：1-20；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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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漣，1999：43-46；胡鞍鋼，2004：177-195）。「老左派」與「新左派」較重視「公平」，而「新權威主義」與「自由主義」則著重「效率」。其二，在改革開放的手段上，應該採取「國家」直接干預「市場」，或是間接干預「市場」的方式來進行（王紹光，1992：93-138；何清漣，1998： 362-371）。「老左派」與「新權威主義」認為「國家」直接干預「市場」，而「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主張「國家」僅需扮演調節「市場」的角色，因此以間接干預的方式來進行即可。一九八○年代，主要的學派之爭是「老左派」與「新權威主義」的論辯；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二，則為「新權威主義」與「新左派」之爭；而一九九二年之後則聚焦於「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的辯駁。本文以「老左派」、「新權威主義」、「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等概念，來解釋知識社群對於中國未來發展的探討。2 西方學界曾以「新右派」（The New Right）的角度來闡述雷根（Ronald Reagan）與柴契爾（Margaret Thatcher）政府的政策取向（Dunleavy and O’leary 著，羅慎平譯， 1994：79），提供了我們在理解一九八○年代之後，美、英政府的執政內涵。這是西方學界對於政府政策的一種「概念化」闡述。但反觀學界至今對於中共執政的相關研究，卻未有系統化的論述。本文認為在理解中共建政之後的政策意涵，亦必須予以系統化與概念化，來提供學界的對話基礎。而「老左派」、「新權威主義」、「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間的辯論，由於牽涉議題至為重要，因此非常適合用來詮釋學界對於中國未來走向的探討。中國大陸學界對於「老左派」、「新權威主義」、「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的定義，並不儘同於西方學界的相關詞彙。以中國學界所言之的「新左派」為例，其內涵主要是為了區別於毛澤東時期主政的「老左派」，但西方「新左派」則是當代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結合之下的產物（秦暉，2000a：15-18），由此可知，中西學界對於「新左派」的定義不盡相同。是故，在探究上述四種理論的意義時，若直接對應西方的相似詞彙，易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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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概念的扭曲，必須先耙梳這四組理論的內涵，以提出一個適宜的分析框架來進行比較研究。本文從「知識社會學」（Sociology of Knowledge）的角度，來探討知識社群和政經發展的關係。我們在探討「中國該往何處去」的爭論時，主要是著重於知識社群對於該議題的「應然」面爭論，而非著眼於政府政策在「實然」面的執行。在具體概念上，則從公平∕效率，以及國家∕市場的角度，來討論這四個理論的內涵。知識社群在探討「中國該往何處去」的議題上，歷經「老左派」、「新權威主義」以及「新左派」、「自由主義」的辯論，使得知識社群的辯論軌跡成為一種「Z」字型的發展路徑。最後，我們認為就學理的內容而言，中國的「自由主義」較之「新左派」，具備較大的可行性，可以作為當今中共執政上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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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思想鑲嵌於社會實體的存有當中，是「知識社會學」的基本命題。馬克思與恩格斯曾在「德意志意識型態」中提到：「思想、觀念、意識的生產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馬克思、恩格斯，1995：72）。」馬、恩重視人的思想與自處情境的關係，而「知識社會學」就是從這個角度，去分析知識的建構與生產過程。

伯格（Peter Berger）和陸克曼（Thomas Luckmann）認為，知識社會學有三個思想源頭，包括馬克思理論、尼采哲學與歷史主義（Historicism）。馬克思理論對知識社會學的影響如前所述；而尼采哲學則將人類的思想，視為生存鬥爭的工具；歷史主義則主張從歷史脈絡中，去理解思想所產生的情境（Berger & Luckmann, 1990）。簡而言之，知識社會學強調知識的生產，絕不可能脫離知識份子所處的外在情境，其知識內涵一定是鑲嵌在歷史脈絡中。本文在處理社會情境的議題時，主要著重中國政經發展的結構，對於知識社群的知識建構所造成的影響，藉以提出政經發展與知識社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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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結關係。知識社群所享有的學術資源，亦和外在政經結構的發展息息相關。徐賁認為，當代中國學術流派的分歧，出於「占位」和「區分」的需要（徐賁，2006：124）。學術社群之間的爭辯，反映著對於學術資源的爭奪。而學術資源的分配依據，和整個中國發展的政經需要有關聯。中國政經發展的結構，一直制約著知識社群的知識生產。而細觀改革開放至今，中共對於政經發展方針的更迭主要環繞在兩個範疇，其一是國家政策是以追求「公平」為先？亦或以「效率」為先？其二是國家對於市場的干預，是以直接的方式行之？或是以間接的方式來干預？就「知識社會學」的觀點，這兩組政經結構的外在情境，制約著中國知識社群的知識生產。第一組政經結構，是來自於國家政策是追求「公平」或「效率」之爭。自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對於政經發展的優先順位是追求「公平」或追求「效率」，發生了政策之爭。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中共必須思考其資源挹注的目標是整體發展以達到「公平」，亦或集中在重點領域以取得「效率」。自一九八○年代之後，中共的國家政策就一直陷入「公平」、「效率」的循環之爭。以區域發展為例，鄧小平時期到後鄧時期的發展，可以說是從「傾斜」到「協調」轉折（王信賢，2003：149）。第二組政經結構，是發生在對於國家角色的定位，其政策包括「國家直接干預市場」與「國家間接干預市場」的方針（耿曙，2002：17-18）。改革開放之後，中共擺脫意識型態的羈絆，引入部分市場機制。鄧小平說：「計劃和市場都方法嘛。只要對發展生產力有好處，就可以利用。（鄧小平，2002a：203）」在國家與市場的關係上，基本上在一九九○代之前仍以國家直接干預市場的方式來遂行，但自鄧小平南巡後，市場機制逐漸成熟，國家開始採取間接干預的方式來操控市場。上述兩組動力，都是改革開放之後中共政經發展政策最為核心的關鍵。本文所探討的四個知識社群，其間的辯論深受這兩組政經結構的影響。將之關係圖繪於圖1。在圖 1 的內容中，我們運用「知識社會學」的理論，去分析政經發展的結構與知識生產之間的關係。總體來說，中共在改革開放之後的政經發展，主要體現在優先追求「公平」或「效率」；以及「國家」應該以直接干預，或間接干預的方式來操控「市場」。在這兩個政經結構中，制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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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社群的思考，表現在四個學派的理論，包括：「老左派」、「新左派」、「新權威主義」、「自由主義」。以下，本文將探討這四個學派的主要爭論。 ဦ 1ā߆གྷඕၹᄃۢᙊۤཏ۞ాඕ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於本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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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知識社群對於改革開放的第一個爭論，是對於改革開放之目的為何？應首重「公平」亦或「效率」？「公平」與「效率」的優先一直是政治經濟學所爭論的焦點。強調「效率」是古典經濟學賴以立基的原則（方紹偉，2003），但羅爾斯（John B. Rawls）認為真正的正義並不能忽略「公平」的要素，而追求「公平」的同時，必須兼顧社經弱勢者的利益（Rawls 著，李少軍等譯，2003：61-68）。3_{「公平」與「效率」的爭論，亦發生} 在一九八○年代之後在中國。簡言之，「老左派」與「新左派」認為改革開放的目的重視經濟效能的「公平」因素；而「新權威主義」和「自由主義」則主張追求「效率」的優位性。茲將四種學理的相關的論點申述於後。首先，「老左派」對於政經路線發展的看法反映出了絕對的平均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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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時期政經的巨創，雖使得政、學界在改革開放之後，反思建政以來的路線以避免中國再陷文革的動盪（蘇紹智，1999：108-136），但仍有部分的基本教義者在改革開放之後，緊守毛澤東路線。毛時期運用政治掛帥的方式所追求的「平均主義」，提供了「老左派」的思想基礎。王思睿認為中國的左派可分為史達林主義、毛澤東主義與新馬克思主義三大派（王思睿，2003：288-311）。本文認為包括史達林主義與毛澤東主義，都屬於「老左派」的範疇，在經濟政策的效能上，傾向於犧牲「效率」而求「公平」。「老左派」運用政治掛帥來完成「平均主義」的實踐，雖在消弭貧富差距的上，起了極大的作用，但卻使得中國陷入「均貧」的窘境。極左思潮在所造成的政治動盪與經濟的破產，使得毛時期的三十餘年充滿政治鬥爭與社會動盪（Joseph 著，夏軍等譯，1989: 255-279 ）。毛時期的領導包括胡喬木、鄧立群等人，在一九八○年代之後仍以「老左派」的立場反對經濟右傾的路線。「老左派」的影響造成了一九八三年的「清除精神污染」以及一九八六年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楊繼繩， 2004：195-207），對於鄧小平的改革路路線造成了一定的箝制。經濟的發展使得後毛時期的中國造成貧富的分化，王山和黎安友（Andrew J. Nathan）提到，八億農民是中國的活火山（王山，1994：31-82；Nathan 著，柯洛漪譯，2000：335-336），農民與城市人民的社經地位是否平等，是歷年來影響中國是否得以長治久安的重要因素。以毛時期來概論，其所推行的平均主義使得農民與城市人民的差距縮小，城鄉關係亦因而較為緩和。事實上，「老左派」的影響力在改革開放之後一直持續。六四事件之後，「老左派」重言無產階級專政；一九九五年上半年至一九九七年上半年，「老左派」亦大肆抨擊中國的改革路線（蕭功秦，1998b：7）。一九九五年前後一篇匿名的文章 ─〈影響我國國家安全的若干因素〉開始廣泛流傳，該文堅定的反應「老左派」的觀點，寫到：「公有制經濟的萎縮和社會經濟結構的私有化，必然會妨礙乃至破壞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安全（馬立誠、凌志軍，1998：192）。」由此可知，毛時期的公有制與平均主義，仍被「老左派」視為中國發展的方針。另一個主張「公平」優於「效率」的流派，是一九九○年代之後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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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國的「新左派」。「新左派」的出現和一九九○年代之後，興起的反現代化思潮有密切關係，藉以重新檢視改革開放之後，中國與西方政經體系接軌的利弊得失。「新左派」質疑西方對於「現代性」的普世價值（汪暉，2000：1-41），其學理脈絡亦和「後學」作了結合。4 _{「新左派」認為} 中國在鄧小平主政後，一意追求發展「效率」，實踐現代化的方略，雖然使得中國逐漸擺脫一窮二白的貧困，但卻墮入了全球化語境下的宰制。汪暉認為資本主義與西方文化霸權的結構性存在，提供了「中國知識界進行理論創新與制度創新的歷史機遇」（汪暉，2003：42）。5 「新左派」雖肯定市場機制為必要前提（任賾，2003：326），但卻承襲「老左派」的遺緒，痛陳資本主義的虛偽性與對社會所造成的不公平（崔之元，1997：18），甚且主張社會主義終將取代資本主義（任劍濤，2004： 123）。「新左派」在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一九九○年代，逐漸開始懷念毛時期的平均主義（董立文，1996：67），並強調中國國情有別於西方，而興起所謂的「中國特殊論」（祖治國，1998：101-138；康曉光，2003：56-62；韓毓海，2003：157-172；Misra, 2001: 133-160）。事實上，隨著貧富差距而引起的社會不安在中國大地逐漸蔓延，中國社會底層對於「毛澤東情節」的醞釀亦是與日俱增（王力雄，2000：94-99），「新左派」陣營不論是本土派的汪暉（2004：3-48），或是留美派的崔之元（1997：88），都強調從中國國情來思考未來的改革路徑，崔之元甚且主張必須重新肯定毛時期的諸多制度與文化，以利於當代中國的發展。在「效率」與「公平」的爭論中，「新左派」毋寧是趨向於「公平」的光譜。甘陽和王紹光都認為中國的「新左派」在本質上，近似於美國的「自由左派」，亦可稱之為「新政自由主義」（甘陽，2003：110-115；王紹光，2002：170-171）。哈茨（Louis Hartz）在《美國的自由主義傳統》（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這部名著中認為，美國的「自由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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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經「新政」之後，視政府對於市場的適度干預為必要之舉，其意涵已不同於西歐「自由主義」的自由放任（Hartz 著，張敏謙譯，2003：233-253）。就美國的「自由主義」而言，在「新政」之後已經分裂為兩支，其一為「自由左派」，重視政府的干預；其二為「自由右派」，仍視自由放任為市場機制的聖經。就中國的「新左派」而言，其觀點是肯定市場機制的前提下，極力防制貧富不均的弊端，因此在追求「平等」的效能上，和美國的「自由左派」若合符節。相對於「新左派」與「老左派」所重視的「公平」，「新權威主義」與「自由主義」則從「效率」的角度來思索中國改革開放的目的。「新權威主義」的內涵一言蔽之，就是結合政治權威與經濟自由的方式，來快速發展經濟（Shlapentokh, 2002: 1107；吳稼祥，1991b：69-75）。在「新權威主義」的理念中，中國要避免重蹈文革的動盪，唯有在維持政治穩定的前提下來發展經濟，這種理論與中共官方領導的看法最為契合（Petracca and Xiong, 1990: 1116；Fewsmith, 1995: 639），甚有學者以「開明專制」來詮釋「新權威主義」的內涵（蕭功秦，1989：72-78；阮銘，1991：176）。鄧小平所認為的「讓一部份人先富起來」（鄧小平，2002c：374），就是以「新權威主義」的方式來貫徹之。「新權威主義」的詞彙雖然遲至一九八八年才由蕭功秦所提出，但就其學術脈絡卻可推至一九八六年，王滬寧與張炳九等人對於中國必須實施權力集中的觀點（齊墨，1991：238）。就本文的看法，早一九八○年代的改革開放時期中國就已經走上了「新權威主義」的道路，主張以強化中央的權力來追求「效率」，以實踐「讓一部份人先富起來」的政策。析觀中國學界在整個一九八○年代對於中國發展道路的爭論，幾乎環繞在「老左派」與「新權威主義」之間的辯駁，亦即在強化中央權力的前提下，中國究竟應該追求「公平」或是「效率」。「老左派」追求的是無產階級專政下所獲致的政經「公平」，但「新權威主義」的健將，不論是「北派」的張炳九（張炳九，1989：1-26），或是「南派」的蕭功秦（蕭功秦，1989： 61-85），都主張必須在穩定政權的前提下，實施改革開放來追求「效率」。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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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權威主義」所重視的「效率」，和「新左派」著重的「公平」針鋒相對。一九八九年天安門事件後，「新權威主義」曾和新興的「新左派」，就「效率」與「公平」的問題進行約三年的辯論。汪暉認為天安門事件的巨變，使得中國重新思索改革開放以來的路線（汪暉，2001：4-29），「新權威主義」一意追求「效率」，雖使得中國逐漸擺脫毛時期的一窮二白，但卻造成了貧富不均以及陷入西方「現代性」的宰制。天安門事件至鄧小平南巡的期間，「新權威主義」與「新左派」曾就中國未來的發展路徑發生辯論，一九九二年之後，中國將消弭貧富分化視為施政的重中之重，因而「新左派」的影響逐漸取代了「新權威主義」。除了「新權威主義」重視「效率」外，「自由主義」亦追求「效率」的極大化。「自由主義」是一九九二年之後，和「新左派」進行爭論的主要流派（姚新勇、王世誠，2000：44-52；毛壽龍，2003：376-381），其立論基礎是完善市場經濟機能，透過國家間接干預的方式來追求「效率」。「自由主義」對於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政府直接透過國家力量去建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並不以為然，認為政府對於市場經濟的過多干預是造成貪腐、尋租橫行的原因（楊繼繩，2004：543-557）。「自由主義」主張中國永續發展的唯一途徑，是減少政府權力的干預，並且健全市場機制以追求「效率」。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在追求「效率」的同時，亦對於「公平」的失衡提出警訊。徐友漁批判部分中國的「自由主義」學者將加速私有化視為當務之急，以及質疑「效率」壓倒「公平」的必然性（徐友漁， 1999：285）。秦暉贊同海耶克（Friedrich Hayek）的看法，認為真正的「公平」應該是一種「機會的公平」，而並非是「結果的公平」（秦暉，2000c： 147-148）。在「自由主義」的概念中，「機會的公平」是必須靠市場機制的外溢效果去達成的，並非由政府的強制力去獲致。「自由主義」和「新左派」，對於「公平」與「效率」孰優孰後的論點發生激辯。劉軍寧認為中國的「自由主義」是肯定市場經濟的前提下來追求「效率」，但這種「效率」優先的看法卻被「新左派」視為導致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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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極分化的罪魁禍首（劉軍寧，2000：60）。任劍濤則認為「自由主義」不似「新左派」一般，這麼強調中國主體的特殊性，亦不認為緬懷毛時期的平均主義有其必要性（任劍濤，2004：111-114），因此較能夠與崇尚自由放任與效率至上的西方自由主義接軌。王紹光甚且認為中國的「自由主義」，本質上就是美國的「自由右派」，而「新左派」則較接近美國的「自由左派」，主張藉由適度的政府干預來調適市場失靈的窘境。綜合以上所述，可以歸結下列論點。首先，在一九八○年代之後，知識社群對於中國改革開放的目的之爭，在於「公平」與「效率」孰先孰後的問題。其次，主張「公平」優於「效率」的學派，包括「老左派」與「新左派」；而主張「效率」先於「公平」的學派則包括「新權威主義」與「自由主義」。最後，「老左派」與「新權威主義」在一九八○年代就「公平」與「效率」進行爭論；六四事件至鄧小平南巡其間，「新權威主義」與「新左派」亦就「公平」與「效率」之間進行辯論；而一九九二年迄今，關於「公平」與「效率」的辯駁則聚焦於「新左派」和「自由主義」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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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社群之間的第二個爭論，改革開放的手段為何？「國家」應該以直接干預的方式來操控「市場」？或僅以間接干預的手段來完善「市場」機能？「國家」與「市場」之間的關係，亦是社會科學所重視的焦點。諾奇克（Robert Nozick）提出了「最小國家」（minimal state）的概念，主張以自由市場來調節政經秩序（Nozick, 1974: 276）；但是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則認為在政治發展的過程中，加強國家力量是維持政局穩定的要件（Huntington 著，聶振雄等譯，1994：415-418）。在現今的政經體系中，已經很難找到全然重視「國家」或是「市場」機能的型態。而多數的左派學者也同意，計劃經濟本身存在極大的缺陷，而市場不應該等同於資本主義（Schweickart 著，段忠橋譯，2000：7），應該重視「國家」與「市場」之間的調和。「國家」與「市場」關係的爭議，亦出現在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基本上，中國學術社群所達成的共識，是中共在發展政經的過程中，不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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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揚棄國家機能。在改革開放的手段上，主要體現在「國家」對「市場」的干預，應該以直接或是間接的方式來進行。「老左派」與「新權威主義」認為，「國家」應該以直接干預的方式來控制「市場」；而「新左派」和「自由主義」則強調，「國家」只得以間接干預的方式來完善「市場」機能。就前文所述，一九八○年代是「老左派」與「新權威主義」爭辯的時期。但兩種理論的相同點，都是在肯定加強國家能力的前提下，主張「國家」得以直接干預的方式來控制「市場」，在這個共識之下，「老左派」與「新權威主義」才進而討論改革的目的應著重「公平」或是「效率」。一九八九年的天安門事件之後，學界對於中國未來走向的看法作了極大的轉折（Zhang, 2001: 14-15）。總體而言，在一九八九年至一九九二年的鄧小平南巡期間，中國學歷經了對於改革路線的第二次辯論，其辯論發生在「新權威主義」和「新左派」之間。在一九九二年之後，則以「新權威主義」與「自由主義」展開第三次辯論的序曲。以下，依序論述四個知識社群的相關理論內涵。首先，「老左派」對於毛時期加強國家能力的作法予以正面評價，並主張「國家」力量應該直接控制「市場」機能。毛時期的國家能力除了在大躍進與文革時期時期發生下降之外，都是以中央集權的模式來推行各種計畫經濟的運作（Teiwes, 2000: 105-160）。大躍進時期下放地方財政權、改變企業隸屬關係，這種降低國家能力的作法使得大躍進的災難雪上加霜（王紹光，1992：104-107）。「老左派」從毛時期的歷史發展脈絡中吸取了強化國家能力的觀點，對於國家力量的極大化給予充分的肯定，認為「全國一盤棋」的集權模式是鞏固國家安全與發展政經的指導方針。在這個前提下，「國家」得以運用直接干預的方式來控制「市場」運作。在一九八○年代期間，在中國學界進行辯論的兩大流派 ─「老左派」與「新權威主義」，都認為國家能力的強化是發展經濟的必要保證，而市場機能應該被國家力量牢牢控制住。吳稼祥認為：「政治和經濟的分離是市場化的前提，也是市場化的結果」（吳稼祥，1989：42）。在「新權威主義」的觀念中，「市場」的合法性必須以「國家」能力的加強來保障，蕭功秦指出，中國國情的特殊性使得中國在面對市場經濟與國家權威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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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合時，必須走出一條具中國特色的道路（蕭功秦，1998a：68）。此外，蕭功秦還認為中國在加強國家能力所形成的「後全能體制」政體，能有效提供緩和社會矛盾的「延時效應」，7 以及防止地方出現「蘇丹式政權」（Sultanistic Regime）。8 「新權威主義」認為「國家」應該直接干預「市場」運作的觀點，在一九八九年之後逐漸受到「新左派」的挑戰。就「新左派」的派別而言，極其複雜（蕭功秦，2003a：401-427），就本文的觀點來說，大致可分為兩派，這兩派都認為「市場」的效能必須獲得正視，而「國家」僅得以間接干預的方式來介入「市場」運作。「新左派」的第一個派別，是王紹光、甘陽等人為主的留美派，以西方的「政治經濟學」為思想根基。這批學者雖然也強調國家力量的重要性（王紹光、胡鞍鋼，1994：137-155；甘陽，2003：110-120），但卻是在主張市場經濟的前提下，由國家力量適度的防制市場失靈的危機。例如王紹光主張以擴大參與權的方式換取國家對於財政的汲取權，進而發揮國家在市場轉型過程的作用（王紹光，2002：211）。吳國光則認為，中國在後毛時期已經走出「超（super）國家職能」的迷思，並了解市場經濟的重要性。即使市場經濟無可取代，然而維持一定的「消極（passive）國家職能」以維繫社會秩序，仍有必要性（吳國光，1994：95-101）。質言之，這一類的「新左派」雖然也強調國家能力的重要性，但卻也重視「市場」機能的合法性，並主張「國家」僅能透過間接干預的方式來完善「市場」機能。第二類的「新左派」，則試圖結合「古典馬克思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並乞靈於中國經驗的獨特性（秦暉，2000a：16；徐友漁，2003a： 264-270）。這個流派的成員則包括留美與出身本土的學者，前者以崔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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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代表，後者則由汪暉執牛耳。崔之元認為毛時期「兩參一改三結合」的「鞍鋼憲法」是「後福特主義」（post-Fordism）的先聲，是一種經濟民主的表現（崔之元，1997：143-156）。9_{汪暉在肯定市場經濟的前提下，反} 思西方「現代性」對於中國的宰制，認為必須「揭示現代社會的內在困境和危機，為更為廣泛的民主和更為健全的自由提供理論的資源（汪暉， 2000：41）。」不論是崔之元或是汪暉，都未否定市場機制的必要性，而「國家」應該以間接干預的方式來調節「市場」運作。「新左派」以中國為主體來批判西方資本主義的擴張，主張「國家」和「市場」的關係應該以間接干預的方式來維繫。在一九九○年代，另一個與「新左派」交鋒的學派是「自由主義」。中國的「自由主義」學者多出於本土，諸如任劍濤、徐友漁、秦暉等人。這兩個學派主要的分歧，是改革開放的目的應首重「公平」或是「效率」；而這兩個學派的相似點則在於改革開放的手段，應該是在肯定「市場」效能的前提下，透過「國家」的間接干預來完善「市場」機能。中國的「自由主義」概念，並不完全雷同於西方「自由主義」。就秦暉的看法，中國的「自由主義」思想來源包括海耶克的「消極自由」概念，新制度學派的「交易成本」理論，以及民國時期關於社會民主傾向的自由主義（秦暉，1999：117）。在中國的「自由主義」語境中，攫取了社會主義的相關概念，認為國家力量與市場機應該做出調和，在西方「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之間，尋找「第三條路」（秦暉，2000b：117）。任劍濤亦認為，「在中國，新自由主義之『新』，是因為他們對於改良後的社會民主主義，乃至於改良後的社會主義表現出親和。（任劍濤，2001： 21）」許紀霖也指出，現代中國自由主義帶有社會民主主義的遺產，重視的不僅是學理，更重視實際社會的問題與需求（許紀霖，2000：479）。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學者所稱的「自由主義」，帶有濃厚的社會民主主義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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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中國的「新左派」與「自由主義」都正視市場經濟的正當性，而「國家」僅能以間接干預的方式來調節「市場」運作。就意識型態的光譜上，「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並非是兩不相容。蕭功秦以「脫兩極化」的概念來詮釋一九九○年代之後，中國學界逐漸揚棄極端的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而尋求當中的共同點（蕭功秦，2003b：75）。從「國家」與「市場」的角度來看，兩種學派的主張類似，並不存在過大的歧異。亦有學者以「虛擬的路線鬥爭」，來形容「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的論辯（姚新勇、王世誠，2000：44-52）。而兩個學派最大的相異，主要發生在改革的目的是優先追求「效率」或「公平」。中國「自由主義」的觀點和美國的「自由右派」相似，而「新左派」則與美國的「自由左派」雷同。其改革的手段都主張「國家」間接干預「市場」，但改革的目的則有相異。中國的「自由主義」和美國的「自由右派」都首重「效率」；而中國的「新左派」和美國的「自由左派」則強調「公平」。就廣義而言，「自由主義」與「新左派」都是市場經濟主流下的分支。「自由主義」對於市場經濟毫不遮掩的表示贊同（單正平，2004：4-17），但「新左派」卻因為背負著中國主體性的陳窠，以及對於西方「現代性」的質疑，因此卻是遮遮掩演的肯定市場經濟。徐友漁就認為「新左派」是一個矛盾思想下的產物，一方面不敢否認市場經濟的重要性，但一方面又在避免陷入「現代性」宰制的觀點上作繭自縛（徐友漁，2003b： 271-277）。質言之，「自由主義」認為必須以健全制度以及保障人民權益的方式，以避免市場經濟所可能的導致的侷限；而「新左派」則在肯定市場經濟的同時，極力防止西方藉由「現代性」的擴張與市場經濟滲透，以及對於中國進行的宰制。本文認為，一九八○年代之後中國學術社群對於改革開放之手段存在爭論，可以整理如下。首先，學派之間在對於改革開放手段之爭論，是存在於「國家」直接或間接干預「市場」。第二，「老左派」與「新權威主義」多主張「國家」直接干預「市場」，而「新左派」和「自由主義」則認為「國家」僅能以間接干預的方式來完善「市場」機能。第三，一九八 ○年代前後，「老左派」與「新權威主義」都認為「國家」得以直接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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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運作；六四事件至鄧小平南巡其間，「新權威主義」和「新左派」則就「國家」與「市場」的重要性進行爭論，這個爭論一直延續到一九九二年鄧小平南巡為止；一九九二年迄今，主要的辯論派別―「新左派」與「自由主義」，都認為「國家」對「市場」的操控，應該透過間接干預的方式來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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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完「老左派」、「新權威主義」、「新左派」、「自由主義」的內涵之後，本節將分析在中共政經的發展結構中，是如何影響這四個學術派別的辯論與嬗移。中共在改革開放之後，知識社群對於「中國該往何處去」的爭論歷經三次。其辯論內容包括改革開放的目的究竟是優先追求「公平」或是「效率」；改革開放的手段，應該是「國家」直接或是間接干預「市場」。第一次辯論是在一九八○年代的改革開放之後，主要是「老左派」與「新權威主義」的爭論，以「新權威主義」在爭辯中勝出。第二次辯論則在一九八九年天安門事件至一九九二年鄧小平南巡期間，以「新權威主義」和「新左派」的辯駁為主軸，最終以「新左派」取代了「新權威主義」的理論。第三次辯論則於一九九二年迄今，辯論的派別分別為「新左派」和「自由主義」，直至目前為止，該次的辯論仍繼續進行而未有定論。以「老左派」、「新權威主義」、「新左派」、「自由主義」為座標，我們發現中國知識社群的三次辯論，呈現一種「Z」字型的軌跡。茲將所述內容與主要學者的光譜位置，繪於圖2。從圖 2 的內容，我們可以看出政經發展的格局對於中國知識社群的影響。文革的巨創，使得中共在一九八○年代初期反思中國未來的政經發展路徑。一九八○年代初期為改革開放的起點，中共的國家政策是以「國家」直接干預「市場」的方式，來思考中國應該追求「效率」或繼續維繫「公平」。十二大提出的「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十二屆三中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中國實行的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以及十三大提出的「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都體現了「國家」透過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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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干預的方式來調節「市場」運作（新華網，2003）。 ဦ 2āۢᙊۤཏ᜜ኢ۞ĶȤķфݭྮश 知識社群的主張資料來源：作者整理於本文內容。在鄧小平的主導下，中國的政經發展趨向「效率」的光譜，從農業政策的發展可以看出這個端倪。鄧小平以農村經濟為突破口，在一九八○年五月的一次講話中提到在發展農村經濟上，「除表現在集體化的組織形式這方面外，還有因地制宜發展生產的問題（鄧小平，2002b：316）。」鄧小平所謂「因地制宜發展生產」，是以包產到戶的作法來實現。早在一九八○年中共發佈的〈中發一九八○年七五號〉文件，就提到包產到戶的問知識社群三次辯論的軌跡政經發展的結構與知識社群的主張 ․胡喬木 ․鄧力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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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劍濤　․秦　暉 1980 年，改革開放起點 1989 年，天安門事件 1992 年，鄧小平南巡一場至今仍未結束的辯論？公平優先　　　　　　效率優先改革開放的目的：優先追求公平或效率政經發展的結構改革開放的手段：國家直接或間接干預市場間接干預直接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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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一九八二年的一號文件―〈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將包產到戶視為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馬立誠、凌志軍，1998：88-90）。在鄧小平的理念中，中國必須因地制宜的重新詮釋社會主義理論，優先發展生產力（李英明，1995：9），以追進行「效率」的追求。第一次辯論的起點，就在一九八○年的改革開放初期開始。「老左派」與「新權威主義」在一九八○年代初期，在上述政經格局下，爆發嚴重的爭論。「新權威主義」的支持者主張在維持「國家」權威優於「市場」價值的前提下，打破平均主義的迷思，進而追求「效率」的合法性。由上可知，「新權威主義」以農村改革為突破口，去追求經濟效益上的「效率」問題，而「老左派」卻依然抱守毛時期平均主義的殘缺。「老左派」與「新權威主義」在一九八○年代的抗衡，就是在維繫國家權威重於市場效能的前提下，去進行「公平」與「效率」的辯論。由於中共的政經發展趨向追求「效率」，因而「新權威主義」在這場辯論上逐漸居於上風，成為學界的共識。蕭功秦以「兩極衝突」的概念來形容改革開放以來的路線之爭，而帶有「新權威主義」特質的技術官僚終究取得主導的地位（蕭功秦，2003b：65-66）。然而在未完全肯定市場效能的同時，「新權威主義」所主張的改革路徑是有缺陷的（Gong and Chen, 1991: 98）。吳敬璉以「局部自由化」的角度去詮釋這場不完全的改革，而經濟價格上的「雙軌制」更說明了中國在透過「非完全市場化」的環境下，去追求「效率」所產生的侷限（吳敬璉，2004：65）。本文亦認為在這場辯論中，「老左派」逐漸退居下風，而主張維持國家權威以及追求「效率」正當性的「新權威主義」，成為了中國學界的主流。第二次辯論發生在一九八九年至一九九二年之間。一九八九年發生的六四事件，使得學界對於「中國該往何處去」作了重新的思考，包括「公平」與「效率」的優先順位，以及「國家」和「市場」的關係，都有了激烈的爭論。中共對於國家發展的路徑，一直到一九九二年鄧小平發表的南巡講話，為市場經濟的合法性奠下基礎之後才固定下來。鄧小平認為，「市場經濟不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鄧小平，2002c：373）」鄧小平的這些理論，在一九九二年的十四大形成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共並於十四屆三中全會發出〈關於建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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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問題的決定〉，實施完整的財稅、金融、國企、社會保障等改革（吳敬璉，2004：76-77），使得市場經濟的價值更為確立。在這個政經結構的改變下，引起了知識社群的第二次爭論，主要體現在「新權威主義」與「新左派」之間的辯論。六四事件使得中國學界再次檢視改革開放十年來的路線，部分「新權威主義」的學者認為中國在歷經這次事件之後，知識份子應該拋棄「完美主義」的浪漫思潮，以求取國家穩定為首要目標（蕭功秦，1998a：46）。知識學界在六四事件之後，瀰漫一股「如何繼續維繫國家穩定」的思考。「新權威主義」主張透過強化國家能力去追求「效率」，來維持中共執政的合法性，但這種作法在歷經六四事件的衝擊後，顯然已經難以說服當時人心思變的中國學術界。相較於「新權威主義」的理論，「新左派」的看法顯然更令人怦然心動。正如同「新左派」的抨擊，「新權威主義」只知一味照搬權威主義的相關理論，忽視中國國情的特殊性，故而缺乏歷史深度的探討（崔之元， 1996：14）。「新左派」從中國近代史的發展為視野，主張國家必須維繫強大的能力，更由於歷經改革開放至六四事件的反思，又特別重視「市場」機制與「公平」的效能。「新左派」在一九九○年代初期，正面的肯定市場經濟的價值，並認為「國家」只能以間接干預的方式來完善「市場」機能。此外，「新左派」還認為必須重新思索毛時期的「公平」價值，輔以相關機制來防範市場機能造成的貧富不均。簡言之，「新左派」對於改革開放的手段，主張「國家」透過間接干預「市場」的方式來貫徹；對於改革開放的目的，則強調「公平」的優先性。王紹光在奠立「新左派」理論的重要著作—〈建立一個強有力的民主國家―兼論「政權形式」與「國家能力」的區別〉，主張以維持國家財政的汲取能力，以求取「公平」的效益（王紹光，1992：93-138）。王紹光雖然主張以適度的國家干預來追求「公平」，但這種干預只能是間接為之，充分表現了美國「自由左派」的思維。王紹光並且批評鄧小平等「新權威主義」者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一味追求「效率」極大化所造成的通貨膨脹，進而引起的社會不安。從王紹光的看法，吾人可以發現「新左派」在思索六四事件之後中國的發展道路上，是充滿焦慮與矛盾的，一方面體認到市場經濟的必要性，但一方面又未敢完全否定國家在調適市場以及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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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穩定的權力。在一九九二年之後，中國學界進入第三次辯論，其辯論的主軸在肯定市場經濟之下，中國應該以發展「公平」或「效率」做優先的考慮。一九九二年之後，在市場經濟蔚為主流的同時，中國政府在政經的發展的面向上遭遇更多的挑戰，諸如下崗、三農問題的嚴重，以及如何進行經濟過熱的軟著陸（凌志軍，2003：219-262）。在十四大迄今，中共的政經結構大致以追求「公平」為基本主張。江澤民在十六大報告中，提出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而胡錦濤也在十六屆四中全會發佈的〈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力建設的決定〉提到，要「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劉杰，2006：24-25）。基本上，中共在後鄧時期的政經發展，可以從如何維繫「和諧社會」來思考。其主要施政包括「振興東北老工業基地」、「西部大開發」、「促進中部崛起」、「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和大力懲治貪腐的官員，都是以建設「和諧社會」為目標。在整個政經結構上，除了「國家」繼續以間接干預的方式完善「市場」機能外，更強調追求「公平」的社會正義。中共雖然強調「和諧社會」的重要性，但卻並未提出創新的具體政策，其執政主軸和十四大時的主張大致相同。在後鄧時期，中共的施政績效未臻完善，貧富差距以及貪腐事件的不斷蔓延，使得輿論撻伐之聲不斷。一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10 在 2006 年初提到中國目前仍存在強烈的貧富差距，權力腐敗嚴重，以及生活機能的不足，其主因是市場經濟不成熟（周迅，2006）。而中國的官方智庫機構對於中國未來往何處去的看法，也出現反思。二○○六年三月四日在國務院下屬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舉辦名為「中國宏觀經濟與改革走勢座談會」，與會的政府官員和學者質疑過去指導中國改革的「北京共識」（Beijing Consensus）根本不存在（多維網，2006）。過去二十多年，中國政府對於改革的路徑只有「摸著石頭過河」的政策，並未總結出一套具體的改革模式。胡錦濤在二○○ 六年三月六日的講話中提到「要毫不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胡錦濤， 2006），但對於具體作法為何卻無創新的見解，仍然希望透過「國家」對

10 _{Ķ࠱նπķߏ݈ˠϔ͟ಡઘᓁበᏭ׹༄ܛ۞ඊЩĄ׎д}_{1991 ѐ۞ߋ͇ĂϺͽĶ࠱նπķ} ࠎඊЩĂ൴ܑαቔ͛ౢခәԼࢭฟٸ۞ϒ༊ّĂ၆ٺ༊ॡؖĶۤķĞۤົ͹ཌྷğؖĶྤķ Ğྤώ͹ཌྷğ۞ۋኢĂᅲ̙ͽࠎ൒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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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的間接干預來追求「公平」的效能。我們可以說，中共在後鄧時期的改革共識，就是「改革路線必須持續」，但可惜的是中共未提出更多的創新政策來因應日益複雜的政經環境。在一九九二年之後，中共黨政高層未見有如同一九八○年代初期或是南巡講話的思想創新，不論是江澤民或胡錦濤的執政模式都只是「蕭規曹隨」，承接小平路線的遺緒。在這個政經結構上，中國的知識社群以「新左派」的主張最契合於當今中國政府的政策路線（何秀怡，1996：13），主張以透過「國家」間接干預「市場」的方式，以獲致「公平」的效能為優先考慮。在一九九二之後的第三次辯論，與「新左派」相對立的主要學派是「自由主義」，其力主「效率」的優位性。「新左派」與「自由主義」在面對「公平」與「效率」之爭的同時，較之「老左派」與「新權威主義」在一九八○年代對於「公平」與「效率」之爭，有更為複雜的情勢。王紹光等「新左派」學者在一篇合著的文章中認為，「經濟發展固然是硬道理，社會公正也是硬道理。（王紹光、胡鞍鋼、丁元竹，2002：33）」中共在後鄧時期的發展策略，雖肯定市場經濟的機能，但卻逐漸揚棄「讓一部份人先富起來」的放任政策，並適度運用國家能力來進行社會保險、西部大開發、解決三農問題，以更有效的獲致社經「平等」為目標。然而，「自由主義」卻有不同的看法。雖然中國的「自由主義」在改革的手段上，也同意「國家」以間接干預的方式來完善「市場」機能，但在改革的目的卻主張優先追求「效率」。「自由主義」認為真正的「公平」應該是「機會的公平」，而非是「新左派」所追求的「結果的公平」。「新左派」透過「國家」的間接介入來調和貧富不均的情況是很矛盾的，「國家」只需要完善「市場」機能，追求效率的最大化，自然能透過市場的運作，而外溢到社會公平的目標（Okun 著，王奔洲等譯，1987：86-116）。析論之，「自由主義」與「新左派」對於「公平」與「效率」的爭論，只是對於市場機能是否能妥善處理社會公平的疑義。然而，「老左派」與「新權威主義」的「公平」與「效率」之爭，卻是對於國家能力與社會主義本質之爭，其激烈程度自然較高，甚至伴隨著「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政治鬥爭事件的發生。在這場第三次辯論的內容中，有學者試圖調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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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與「效率」之爭，例如康曉光認為，中國以建設「福利社會」的方式來盡力消融「公平」與「效率」的對立（康曉光，1999：77）。而中國的知識社群在歷經上述三次的辯論後，很明顯的自從一九九二年之後，由於中國政經結構的需要，因此「新左派」在整個學術領域中，佔有主導的地位。事實上，「自由主義」對於「新左派」的反擊，多只停留在學界的探討。中國知識社群在未來的走向為何？下一節，我們將做進一步的申論與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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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從「知識社會學」的觀點，去剖析中共政經結構與當代中國知識社群的知識生產。改革開放至今已逾二十年，中國的知識社群對於「中國該往何處去」的探討，歷經三次爭辯。簡述如下：第一次爭辯，是「老左派」與「新權威主義」在一九八○年至一九八九年六四事件期間，對於改革開放的目的，是優先追求「公平」亦或「效率」之爭。文革的動亂使得中國學界在後毛時期，開始反思建政以來的發展模式，對於毛時期藉由政治掛帥所塑造的平均主義，所造成中國政經的危害有痛徹的反省。但部分抱守毛路線的「老左派」領導，卻以中國未來是「姓資」或「姓社」的疑竇，來詰難「新權威主義」的改革，這使得兩派的爭論程度涉及了對於社會主義本質的辯論，幾乎是一種路線之爭，因而造成一九八○年代政治鬥爭的激烈。然而在鄧小平等人的支政策主導下，「新權威主義」的理論逐漸成為一九八○年代的共識。第二次辯論，則發生在六四事件之後至一九九二年之間。中國學界檢討一九八○年代的改革，發現國家權力過大以及社會日益產生的不公平是造成六四事件的主因（王山，1995：155-168），而主張調和市場經濟以及政經公平的「新左派」在此時應運而生。「新左派」和「新權威主義」之間，對於改革開放的手段是「國家」直接或間接干預「市場」，以及改革開放的目的是優先追求「公平」或「效率」，進行了約莫三年的辯論。在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市場經濟機能獲得最後的肯定，而「新左派」的影響亦在這次辯論中，逐漸取代「新權威主義」，成為一九九二年之後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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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社群的主要代表。第三次辯論，則是「自由主義」與「新左派」在一九九二年之後的論爭，這場辯論迄今仍持續進行。「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爭論本質，似同於美國「自由右派」與「自由左派」之爭，主要的論辯核心是肯定市場價值的前提下，去論辯「公平」與「效率」的問題。兩學派對於改革的手段不持異議，都認為「國家」應該適度的介入「市場」運作，但對於改革的目的則有爭論。「新左派」認為改革開放的目的是防制社會不公；然而「自由主義」卻認為在追求「效率」至上的前提下，透過市場機制的完善，將使其效益擴散至政經發展較貧瘠的階級或區域，最終造成「公平」的實踐。易言之，「自由主義」確認完善市場機能是追求真正「公平」的方式，國家能力的介入只是緣木求魚的作法。此外，「自由主義」批判「新左派」過度誇大「公平」與「效率」的差別，真正的「公平」應該是「機會的公平」，其和追求「效率」並不全然對立。第三次辯論至今仍在持續。就中共政經發展的需要而言，不論是江澤民或胡錦濤的執政路線，都和「新左派」的主張最為契合，這使得「新左派」在一九九二年之後，較能獲得中共高層的認同，並在中國學術界的佔有最多的資源。「自由主義」的學者對於「新左派」的批判，僅停留在學理的爭論，未能對於中共的執政路線造成過多的影響。但我們也必須指出，「新左派」如果長期作為中共執政典範的指導理論，是有侷限的。首先，從理論的本質來看，「新左派」只能視為是調和計劃經濟轉型到市場經濟的過渡性典範。歷經六四事件的發生，中國開始警惕「後文革時期」的改革路線，一方面體認到國家權力應該有所節制，但另一方面卻又不敢完全交由市場經濟來調節政經秩序，而保留了部分國家介入的主動權。「新左派」這種在肯定市場經濟的前提下，又想結合國家權力，以追求所謂的社會公平，是一個極為矛盾的產物。「新左派」之所以長期支配中國學術界，甚且成為中共執政的重要參考理論，正反映出中國在面對現代化狂潮中的躊躇與探索。我們以為，「新左派」僅是銜接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過渡性理論。再者，從中國和世界經濟的互動來看，二○○二年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已正式和世界經濟體系完全接軌。市場經濟的主導，勢將更弱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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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的介入。「新左派」在排斥經濟全球化的心態上，反映出中國對於西方霸權宰制的恐懼，以及對中國本體性的訴求。但這種後殖民的心態，是阻礙中國進一步發展的絆腳石，訴諸於毛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反霸思想，更易導致新閉關主義的出現（Misra, 2001: 134-145）。簡言之，中國在廿一世紀與世界經濟體系互動密切之後，欲加速發展政經現代化，則必須走上與世界經濟互動之路，「新左派」很難在未來成為中共執政理論的指導思想。比較可行的理論，或許來自於中國的「自由主義」。在中國的「自由主義」思想中，同樣贊同「國家」透過適度的干預來完善「市場」機制，這一點和「新左派」是相似的。但中國的「自由主義」強調的「效率」優於「公平」，在追求「效率」的過程中，勢必引入若干競爭機制。正如同諾夫（Alec Nove）在《可行的社會主義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所指出的，「只有狂暴的教條主義者能排除競爭」（徐鐘師等譯，1991：190），這種競爭概念的引入，可以為當今中國貧弱的政經體制灌入新的活力。中國的「自由主義」可視為中國知識社群在「新左派」與西方「自由主義」之外，所建構出的「第三條路」。在「歷史終結論」普遍受到質疑的今日，更多的學者探索新的替代性理論以適應本國的發展。我們認為中國的「自由主義」在修正「新左派」的盲點上，是一個比較可行的方案。本文以「老左派」、「新權威主義」、「新左派」、「自由主義」四個理論，來詮釋中國知識學界對於「中國該往何處去」的探索。從知識社群的三次辯論過程中來看，中國改革之路反映出「摸者石頭過河」的思維，任何政策的產出與改變都是為了應付現實狀況的發生，沒有一個先驗的發展藍圖（胡鞍鋼，2005：177-178）。從「知識社會學」的觀點而言，中國知識社群在改革開放之後的思索，深受整個政經發展格局的限制。這體現出中國學術界在相當程度上，仍依附於政治路線的正確性，以決定其學術派別所佔據的資源與地位。中共黨政高層的思想解放，往往帶動學術界的理論突破。在一九八○ 年代的改革開放以及一九九二年鄧小平南巡，我們看到中共對於政經發展路線的創新，引領學界第一次與第二次辯論的進行。可惜的是後鄧時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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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至今似乎未再有劃時代的思想解放，這使得學界第三次的辯論大至仍停留在「新左派」的框架中，成為一場未結束的辯論。本文認為，中國的「自由主義」理論，將會是一個較能取代「新左派」的理論。但中共領導人必須先有新的思維，來突破一九九二年至今仍籠罩在鄧小平理論下的政經格局，為「自由主義」在知識社群的茁壯提供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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