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六義之經義與文學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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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六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 ─文學與經學研討會論文集 2006 年 9 月，頁 159～208 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 詩經六義之經義與文學觀. 江乾益. 摘. ＊. 要. 本論文為《詩經》三百篇中「六義」的經義與文學觀念發展之間關係的討論。「六義」是研究《詩經》三百篇的裘領，也是其綱維，如同進行學術研究時，必須對於某種學科的共同現象或特殊現象進行下「定義」的程序。吾人倘能觀察到，《詩經》三百篇有由經義向文學觀念發展的趨向，而這種趨向可由「六義」詮釋內容的流變管攝之；也正是由於詮釋者因個別詩篇的不同意見，而改變「六義」的定義內容，則對「六義」解釋的討論將是非常有意義的。這種流變情形，從《毛傳》、《鄭箋》、《孔疏》一系列群書所代表的「漢學」，與北宋開始出現的變古經義潮流，最後由朱子《詩集傳》所集結的「宋學」，二者因詮釋《詩》三百篇產生歧義，對於《詩經》的「六義」即有了完全不同的定義。本篇即就《詩經》「六義」解釋的流變，討論《詩經》由經義的詮釋向文學觀念轉化的過程。. ＊. 中興大學中文系教授.

(2) 第六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研討會論文集. 關鍵詞：詩經、六義、風、雅、頌、賦、比、興、文學.

(3) 詩經六義之經義與文學觀. 1. 詩經六義之經義與文學觀. 江乾益. 一、「六義」溯源《詩經》之「六義」，其名出現於孔子之前或其同時者，即有〈風〉、〈雅〉、〈頌〉三體。「賦」與「興」雖已被提及，但與後來的「六義」涵義不同，「比」字之義尤其與之無關。《左傳》隱公三年，即載有「風」、「雅」之名義。《傳》云：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蘊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在此段君子評論「周、鄭交質」事件的文字中，所提到的〈采蘩〉、〈采蘋〉，為《詩經．召南》之篇，而《左傳》則稱之為〈風〉，足見其時「國風」之名已成.  159 .

(4) 2. 第六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研討會論文集. 立，〈周南〉、〈召南〉是「國風」之篇名。宋王質《詩總聞》卷一，特立「南」為一體，以與「風」別立，後儒亦此衍生異義，以為《詩經》真有「南」的體裁，其實並不足為據。1 至於〈行葦〉、〈泂酌〉二篇，都在〈大雅〉〈生民之什〉2，《左傳》在此稱之為〈雅〉，亦見當時亦有此名。杜預《注》云：〈采蘩〉、〈采蘋〉，《詩．國風》，義取於不嫌薄物。……〈行葦〉篇義取「忠厚也」；〈泂酌〉篇義取「雖行潦可以共祭祀也」。孔《疏》則稍異於杜《注》，以為〈行葦〉一詩與〈采蘩〉、〈采蘋〉、〈泂酌〉等篇實不同類，而《傳》皆引之，所以結「昭忠信也」一句。孔《疏》云：〈采蘩〉、〈采蘋〉、〈泂酌〉，上《傳》所言，皆有彼篇之事，其言未及〈行葦〉；今言〈行葦〉者，其意別取「忠厚」，非以結上也。3 孔氏所以認為如此者，因《左傳》文中所言「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蘊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與「潢汙」、「行潦」之水，都是〈采蘩〉、〈采蘋〉二篇之物；其中唯有「行潦之水」一物兼及〈泂酌〉4 ，而與〈行葦〉一詩則全無關。《左傳》所以言及〈行葦〉，僅是說藉祭祀活動團結宗族，以「昭忠信」而已 5 。今據《左傳》所舉四篇詩分析：〈采蘩〉、〈采蘋〉二詩 1. 《詩總聞》卷一為「南」，卷二為「風」。〈聞南一〉云：「南，樂歌名也。見《詩》：『以雅以南』；見《禮》：『胥鼓南』……《禮》：『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樂以賞諸侯』即《詩》之南也；風，即《詩》之風也。」p.1，新文豐出版公司。. 2 3. 此從《毛詩》之編次。《春秋左傳正義》卷三，P.52，東昇出版事業公司。. 4. 〈采蘋〉之一、二章，云：「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行潦。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采蘩〉之一、二章，云：「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大雅．泂酌〉計三章，都以「泂酌彼行潦，挹彼注茲」起興。. 5. 毛《詩序》云：「行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老乞言，以成其福祿焉。」此詩內容為燕同宗兄弟及耆老，兼行賓射之禮。.  160 .

(5) 詩經六義之經義與文學觀. 3. 是述夫人奉祭祀不失職之事；〈泂酌〉則是諸侯燕饗之詩，〈行葦〉一詩內容亦為祭祀燕饗兼行賓射之禮。因此四篇的事類相近，所以《傳》同時並舉。但〈采蘩〉、〈采蘋〉二詩列在〈風〉；而〈泂酌〉、〈行葦〉則為〈雅〉，可見詩篇事類雖然相近，但〈風〉、〈雅〉二體確實不同。詩篇的分體並非由其事類，而是由體裁決定。至於〈雅〉與〈頌〉二體的區分，則是出於夫子之自道。此二體區分的時代，應是在孔子之前。《論語．子罕》篇 6 云：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7 據此，則是「雅」、「頌」本來就分為二體，唯以禮崩樂壞，而失其序。孔子自衛歸魯，為取《詩》為教，故正樂，使〈雅〉、〈頌〉「各得其所」；「各得其所」者，即是恢復其原來的次序。由此觀之，《詩》三百篇之分為「風」、「雅」、「頌」三體，其時間都在孔子之前，並非孔子所手定。且據《左傳》襄公二十九年，載吳公子札聘於魯 8 ，其所評論之《詩》即分為「風」、「雅」、「頌」三體。《左傳》云：. 6. 〈子罕〉為《論語》第九篇。崔述以為《論語》前十篇皆有子、曾子門人所記，去聖未遠，故皆可信；後十篇則後人續記，未盡可信也。《論語餘說》云：「《論語》前十篇記君大夫之問皆但言『問』，不言『問於孔子』。……蓋後十篇皆後人所追記，原不出於一人之手，而傳經者輯而合之者，是以文體參差互異。」P.25，臺灣開明書局《開明辨偽叢刊》。. 7. 孔子自衛歸魯，其事在魯哀公十一年。《左傳》載之，云：「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行，曰：『鳥則擇木，木豈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豈敢度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魯人以幣召之，乃歸。」《春秋左傳正義》，P.1019，東昇出版事業公司。. 8. 從《史記》說，孔子生於周靈王二十一年（西元前 551 年），當魯襄公二十一年《公羊》、《穀梁》二傳以孔子生於周靈王二十年（西元前 552 年）出生。則魯襄公二十九年，孔子年方八、九歲。關於孔子之生年之考訂，詳見錢穆先生《先秦諸子繫年》卷一，〈孔子生年考〉，P.1，東大圖書公司。.  161 .

(6) 4. 第六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研討會論文集. 夏四月，……吳公子季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 自〈鄶〉以下無譏焉。9 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10 由季札所觀之周樂觀之，其稱〈邶〉、〈鄘〉、〈衛〉三個風為「衛風」11 ，稱〈齊〉亦曰「大風也哉」；而稱〈秦〉曰「夏聲」，可見其時的「風」，應是「聲歌」、「樂歌」之意12 。又其時〈雅〉已有小、大之分，可見編著之時即有此分別。唯季札之論〈頌〉體特為詳備，其間並不分「周」、「魯」、「商」為三。先儒則以為因「周. 9. 「自鄶以下無譏焉」句，杜《注》以為：「鄶第十三，曹第十四。言季子聞此二國歌，不復譏論之，以其微也。」按：杜《注》誤也。〈鄶〉為第十四，〈曹〉當為十五。《正義》曰：「言『以下』，知兼有〈曹〉也。……周武王封其弟叔振鐸於曹。後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昭公好奢而任小人，國人作〈蜉蝣〉之詩以刺之；以後凡四篇，皆〈曹風〉也。鄶、曹二國皆國小政狹，季子不復譏之，以其微細故也。」P.670，東昇出版事業公司。. 10. 《春秋左傳正義》P.668-671。. 11. 孔《疏》云：「康叔以後，七世至頃侯，仁人不遇，邶人作〈柏舟〉之詩以刺之，以後繼作十九篇為〈邶風〉，十篇為〈鄘風〉，十篇為〈衛風〉，皆美刺衛君，而分為三耳。此三國之風，實同是衛詩。」P.668，東昇出版事業公司。. 12. 《朱子語類》卷八十，去偽所錄一條：「《詩》，古之樂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各不同：衛有衛音，鄘有鄘音，邶有邶音。故詩有鄘音者係之〈鄘〉，有邶音者係之〈邶〉。若〈大雅〉〈小雅〉，則亦如今之商調、宮調，作歌曲者，亦按其腔調而作爾。」據似此可得證驗。見《語類》p.2067，中華書局。.  162 .

(7) 詩經六義之經義與文學觀. 5. 道備」，故季札獨詳言之，其實當時樂工對「魯」、「商」二頌亦兼歌之 13 。如此則孔子返魯正樂之時，《詩》三百篇的「風」、「雅」、「頌」三體都已俱備，實無煩夫子刪定14 。故孔子稱《詩》，都稱「三百篇」；若孔子之時「魯」、「商」二頌並不在其中，則何來「三百篇」之說呢？清崔述即不以司馬遷所言「孔子刪《詩》」之事為可信。崔氏云：余按：〈國風〉自二〈南〉、〈豳〉以外，多衰世之音；〈小雅〉大半作於宣、幽之世，夷王以前寥寥無幾。如果每君皆有詩，孔子不應盡刪其盛，而獨存其衰。且武丁以前之頌豈遽不如周？而六百年之風雅豈無一二可取，孔子何為而盡刪之乎？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玩其詞意，乃當孔子之時已止此數，非自孔子刪之而後為三百也。《春秋傳》云「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所歌之風無在今十五國外者，是十五國之外本無風可采；不則有之而魯逸之，非孔子刪之也。 15. 13. 孔《疏》云：「〈詩序〉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言天子盛德有形容可美；可美之形容，謂道教周備也。……故美其祭則報情，顯以成功告神明之意，如此止謂〈周頌〉也。其〈商頌〉則異，雖是祭祀之歌，祭先祖王廟，述其生時之功，乃是死後頌德，非以成功告神，意同〈大雅〉，與〈周頌〉異。魯則止頌僖公，纔如變風之美者，文體類〈小雅〉，又與〈商頌〉異也。此當是歌〈周頌〉，杜解『盛德所同』，兼殷、魯，三頌皆歌也。」依孔說，則季札觀周樂時所歌實兼三頌。. 14. 魏了翁《毛詩要義》引《周禮．大師職》鄭司農注云：「古而自有〈風〉、〈雅〉、〈頌〉之名。故延陵季子觀樂於魯時，孔子尚幼，未定《詩》、《書》；而曰：為之歌〈邶〉、〈鄘〉、〈衛〉風乎？又為之歌〈小雅〉、〈大雅〉，又為之歌〈頌〉。《論語》曰：『吾自衛反魯，然後樂正，〈雅〉、〈頌〉各得其所。』時禮樂自諸侯出，頗有謬亂不正者，故孔子正之耳。」意同。見〈譜序要義〉五「鄭意風雅定於孔子前，孔子定變風雅」條，P.298，《續修四庫全書》五十六冊，上海古籍出版社。. 15. 見崔述《洙泗考信錄》卷之三，P.35，啟聖圖書公司。.  163 .

(8) 6. 第六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研討會論文集. 崔氏據魯工歌之事，其時間在孔子之前，故孔子刪《詩》之事為不可信；而由前所述，三體也非孔子所手定，則可知「六義」中的「風」、「雅」、「頌」之名成立甚早。16 而後世謂「賦」、「比」、「興」為《詩》之「三用」。在孔子之時已有此三名，而其涵義則非如後人之所用而已。如「賦」字，其本義為賦稅、賦歛，孔子之時，世常用之；且其時又有「賦詩」的風氣，兩種名並行。襄公二十五年，《左傳》云：楚蒍掩為司馬，子匠使庀賦，數甲兵。甲午，蒍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皐，井衍沃，量入脩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此文中之「賦」，意為「賦斂」、「賦稅」甚明。又哀公十一年，《傳》云：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17 此「賦」亦為「賦斂」之意。文中所載之事，即《論語．先進》篇所云：「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一事。由此可見，其時「賦」字多為「賦斂」之用。又當時的「賦」字也有用於 16. 《左傳》僖公二十七年，云：「（晉）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說《禮》、《樂》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禮》、《樂》，德之則也。德、義，利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車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p.194，《春秋三傳》，世界書局。按：魯僖公二十七年，為西元前六三三年，其時郤縠所熟習之《禮》、《樂》、《詩》、《書》已成系統之學，早於孔子之出生（西元前五五二年）八十一年，可信「經學」體系之形成甚早。. 17. 《春秋左傳正義》P.1019，東昇出版事業公司。.  164 .

(9) 詩經六義之經義與文學觀. 7. 「賦詩」之義。根據《左傳》所記載，此種用法起源甚早。如隱公元年，《傳》云：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 18. 度上述文意，則「賦」是矢口成韻，自作短章之詩。隱公三年，《傳》又云：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碩人〉一詩在〈國風．衛風〉，其詩文辭優美，敘事結構完整，與鄭莊公、武姜所賦的短章絕不同類；而兩者同稱為「賦」者，說明「賦」是「作詩」之意。孔穎達於此特作《疏》云：此賦謂自作詩也。班固曰：「不歌而誦，亦曰賦。」鄭玄云：「賦者，或造篇，或誦古。」然則，賦有二義，此與閔二年鄭人賦〈清人〉、許穆夫人賦〈載馳〉，皆初造篇也；其餘言賦者，則皆誦古詩也。19 因此，《左傳》稱為「賦詩」者，有二種情形：或自造篇章，或為誦古之成篇，其意宜據上下文加以判定。其中誦古成篇，用於盟會、燕饗以道志的「賦詩」，根據《左傳》，則始見於僖公二十三年，迄於襄、昭之世為最盛。而在定公四年之後，《左傳》即無此類「賦詩」的記載。今就僖公二十三年最早的「賦詩」情況考察之。《左傳》云：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20 按：誦古賦詩的記載雖始見於此，但由《傳》文觀之，則見趙衰之嫻習於此. 18. 同上註，P.37。. 19. 《春秋左傳正義》卷三，P.53，東昇出版事業公司。. 20. 同上註卷十五，P.253。.  165 .

(10) 8. 第六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研討會論文集. 禮儀，而穆公更為不疑，彼此且都能專辭而對。由此觀之，盟會、燕饗之「賦詩道志」，應不是自此時始，乃通行已久的制度，因此雖然僻處西疆的秦伯也能優而行之。且若據《國語》對於同一件事的記載，秦穆公之享公子重耳，「賦詩」的動作，其實並非由趙衰始，而是由秦穆公一方先發之，則此事實尤其令人詫異不置了。《國語．晉語》云：明日宴，秦伯賦〈采菽〉，子餘21 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成拜，卒登。子餘使公子賦〈黍苗〉。子餘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庇廕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君若昭先君之榮，東行濟河，整師以復彊周室，重耳之望也。重耳若獲集德而歸載，使主晉民，成封國，其何實不從。君若恣志以用重耳，四方諸侯，其誰不惕惕以從命！」秦伯嘆曰：「是子將有焉，豈專在寡人乎！」秦伯賦〈鳩飛〉，公子賦〈河水〉，秦伯賦〈六月〉，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者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從德！」按：秦穆公所以接納重耳而宴享之，目的在於安輯晉室，為十分重大的事。公子重耳也以其事重大，最初欲使子犯隨從。子犯則說：「吾不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而在此之前一日，穆公其實已宴享過公子重耳，待以如饗國君之禮。其時趙衰為相，要重耳以賓的身份自居 22，以表謙遜不敢僭越之意。對於公子重耳如此謙恭自歛的舉止，秦穆公由衷敬重，因此才有此日之宴。由《國語》的記載，在此日的宴享活動進行中，穆公首先賦〈采菽〉一詩，取意為天子賜諸侯以命服23 。. 21. 子餘，趙衰字。. 22. 《國語》：「子餘相如賓」句，韋昭《注》云：「詔相重耳如賓禮也。」p.359，漢京文化事業公司。. 23. 秦伯賦〈采菽〉，《小雅》篇名，其首章云：「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來朝，何賜予.  166 .

(11) 詩經六義之經義與文學觀. 9. 趙衰則使公子重耳下堂拜受，意謂此命並不自穆公，實由天子發之。又使公子賦〈黍苗〉，此詩的首章云：「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行，召伯勞之。」是以召伯比秦穆公，謂召伯能述職以勞來諸侯。而趙衰之答賦，言「重耳若獲集德而載歸」、「君若恣志以用重耳，四方諸侯，其誰不惕惕以從命」云云，則是並取此詩二、三章之「我行既集，蓋云歸哉」、「我行既集，蓋云歸處」，與四章、卒章之「烈烈征師，召伯成之」、「召伯有成，王心則寧」諸意。由此可見，當時賦詩雖為斷章24，其實也是取義盡於全篇25。至於秦穆公之賦〈鳩飛〉，是指〈小雅．小宛〉. 之？雖無予之，路車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國語》韋昭注云：「〈采菽〉，〈小雅〉篇名，王賜諸侯命服之樂也。」p.360，漢京文化事業公司。 24. 「賦詩斷章」說見於襄公二十八年，《傳》云：「癸（盧蒲癸）臣子之（慶舍），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盧蒲癸曰：『男女辨姓，子不辟宗，何也？』曰：『宗不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惡識宗？』」杜《注》云：「言己苟欲有求於慶氏，不能復顧禮。譬如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已。」又云：「古者禮會，因古詩以見意，故賦詩斷章也。其全稱詩篇者，多取首章之義，他皆放此。」賦詩其全稱詩篇，是否皆取首章耶？《正義》云：「杜言全引詩篇者，多取首章之義。劉炫《規過》云：『案《春秋》賦《詩》有雖舉篇名，不取首章之義者。故襄公二十七年公孫叚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乃是卒章；又昭元年云：令尹賦〈大明〉之首章，既特言首章，明知舉篇名者不是首章。』今刪定知不然者，以文四年賦〈湛露〉，云「天子當陽」；又文十三年文子賦〈四月〉，是皆取首章。若取餘章者，《傳》皆指言其事，則賦〈載馳〉之四章、〈綠衣〉之卒章是也。所以令尹特言〈大明〉首章者，令尹意特取首章明德，故《傳》指言首章，與餘章別也。杜言多取首章；言多，則非是摠皆如此。劉以《春秋》賦《詩》有不取首章以規杜，非也。」見《春秋左傳正義》卷三十八，P.654；卷十五，P253。. 25. 《左傳》昭公十二年：「夏，宋華定來聘，通嗣君也。享之，為賦〈蓼蕭〉，弗知又不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不懷，寵光之不宣，令德之不知，同福之不受，將何以在？』」按：〈小雅．蓼蕭〉之詩云：「蓼彼蕭斯，零露湑兮。既見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蓼彼蕭斯，零露瀼瀼。既見君子，為龍為光。其德不爽，壽考不忘。蓼彼蕭斯，零露泥泥。既見君子，孔燕豈弟。宜兄宜弟，令德壽豈。蓼彼蕭斯，零露濃濃。既見君子，鞗革忡忡。和鸞雝雝，萬福攸同。」今考昭子之說，則「宴語之不懷」一句，實取義於此詩首章：「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寵光之不宣」，乃取次章：「既.  167 .

(12) 10. 第六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研討會論文集. 首章，其詩曰：「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念昔先人。明發不寐，有懷二人。」取意為思念先君襄公之討西戎有功，得賜爵為伯的榮耀，並念及公子之姊穆姬來嫁於穆公，因而欲安集晉之君臣。公子之答賦以〈河水〉，乃〈沔水〉篇 26 ，其詩曰：「沔彼流水，朝宗于海。」意取返國之後，將朝事於秦，用以安穆公之心。而穆公之再賦〈六月〉，其詩曰：「王于出征，以匡王國。」則已表示願出兵護送公子重耳返國登位之意。故趙衰使公子降堂下拜，且說：「君稱所以佐天子王國者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不從德！」則是既審知穆公願出兵助返國登位，因共勉以佐天子而匡王國。由以上秦穆公與重耳、趙衰等藉由賦詩道志，達致賓主盡情表意的效果，雙方舉止表意如此之嫻習，可見此種「賦詩」的禮儀在當時貴族間已行之有素，否則必不能達致如此無礙的境界。27 至於「六義」之「比」，《詩》文本自有其字。〈大雅．皇矣〉篇曰：維此王季 28，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 見君子，為龍為光」之義，毛《傳》云：「龍，寵也。」是也；其「令德之不知」之云，則此詩第三章：「宜兄宜弟，令德壽豈」也；「同福之不受」句，為詩之第四章：「和鸞雝雝，萬福攸同」是矣。此賦詩斷章之法，皆約括各章一二句之意，而總言宋華定之不能如此，故斷言其「必亡」。由此觀之，賦詩之法，誠如孔穎達所言：「杜言多取首章；言多，則非總是如此也。」要而言之，賦詩若為短篇，則得全詩盡賦之；若是賦長篇，則僅賦首章，而取義則貫於全篇，觀趙衰之賦，與昭子之言可以得知。 26. 賦〈河水〉，杜《注》云：「〈河水〉，逸詩。義取河水朝宗于海，海喻秦。」《國語》韋. 27. 曾勤良云：「秦晉相鄰，秦伯大可乘機出兵平亂或攻伐，直至接納重耳，顯然有意厚結. 昭《注》云：「河，當作沔，字相似誤也。」按：韋說是也。重耳，伺機稱霸中原，故以國君之禮享之。《左傳》燕饗賦《詩》，當始於此。」按：《左傳》引《詩》始於隱公元年引《大雅．既醉》：「孝子不匱，永錫爾類。」然引《詩》據後人著述評論之辭也，非當時之事；賦《詩》則據當場之專對。其由有賦《詩》之風氣，故著作之家據事引《詩》評論；或評論有引《詩》，故有盟會燕饗之賦《詩》，二者孰先，不能明也。詳見《左傳引詩賦詩之詩教研究》，文津出版社。 28. 「王季」，阮元《校勘記》云：「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引昭廿八年.  168 .

(13) 詩經六義之經義與文學觀. 11. 大邦，克順克比 29 。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30 《左傳》昭公二十八年曾引此詩，而釋之云：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31 毛《傳》釋「比」云：「擇善而從曰比。」32，即從《左傳》之訓，其時代為最古，故為可信。而此訓與《易》經〈比〉卦：「外比於賢」 33 同義，皆謂比德於人，擇善以從也。又《小雅．六月》云：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毛《傳》云：「物，毛物也。則，法也。言先教戰然後用師。」《正義》申之曰：「〈夏官．校人〉云：『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云：『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力。』是毛，物之. 《左傳》而云『此云維此王季，彼云維此文王者，經涉亂離，師有異讀，後人因即存之，不敢追改。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是異讀之驗』。又《左傳正義》同。段玉裁云：《樂記》注云『言文王之德皆能如此』，所見《詩》亦是『維此文王』。然《禮》注言『文王』，《詩》箋言『王季』說自不同，詳《詩經小學》。考《毛氏詩》自是『王季』，王肅申毛作『文王』者，非，《經義雜記》辨之矣。按鄭注《禮記》多用《韓詩》，不用《毛詩》。《左傳》作『文王』與《韓詩》合，是可以證三家《詩》之皆有所受之也。」 P.576，《毛詩正義》，東昇出版事業公司。 29. 「克順克比」，《禮記．樂記》引作「克順克俾」。鄭《注》云：「『俾』當為『比』，聲之誤也。」P.691，《禮記正義》，東昇出版事業公司。. 30. 《毛詩正義》P.570。. 31. 《春秋左傳正義》P.917。. 32. 見《毛詩正義》，P.570，東昇出版事業公司。. 33. 〈比〉卦六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正義》曰：「九五居中得位，故稱賢也。」P.37，《周易正義》，東昇出版事業公司。.  169 .

(14) 12. 第六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研討會論文集. 文也。《傳》以直言物則難解，故連言『毛物』，以曉人也。然則比物者，比同力之物。」34 則此「比」，謂比校同力也。又〈邶風．谷風〉云：「既生既育，比予于毒。」《箋》云：「既有財業矣，又既長老矣，其視我如毒螫。言惡己甚也。」釋「比」為「視」，蓋「視同」之義也。因此根據《詩》之文本，「比」者，謂「比德」也、謂「較力」也、謂「視同」也，似尚未有如後人所謂「比擬」、「比喻」的用法。又如《墨子．大取》篇云：「察次由比」，曹耀湘云：「謂察物之次第，由比類而得也。」35 譚戒甫云：按〈上經〉第六十八條云：「仳，以有相攖、有不相攖也；兩有端而后可。」又第六十九條云：「次，無間而不相攖也；無厚而后可。」仳，比之繁文。攖為相得，意即結合。端者點也。蓋以兩線隨點合者，校其長短為比，謂之相攖；亦有兩線隨點不合而相比者，謂之不相攖。「次」則無厚無間而又不相攖，則與比同者不相攖、而異者相攖矣；故曰察次由比。則就《墨經》說，「比」謂校其長短，並不是「比擬」、「比喻」之辭。《墨經》中與《詩經》「六義」的「比」義為近者，則是「辟」與「侔」。〈小取〉篇云：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焉摹略萬物之然，論求群言之比。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以類取，以類予。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 辟也者，舉也物而以明之也36 。侔也者，比辭而俱行也。是則，後世《周禮．春官》之「六詩」，與〈毛詩大序〉之「六義」，其中之「比」. 34. 《毛詩正義》p.358，東昇出版事業公司。. 35. 見譚戒甫《墨辯發微》引，P.385，中華書局《新編諸子集成》。. 36. 孫詒讓《墨子閒詁》卷十一，云：「畢云：『辟，同譬』……畢云：『舉也，也字疑衍』王云：『也非衍字，也與他同。』」P.251，世界書局。.  170 .

(15) 詩經六義之經義與文學觀. 13. 為「比喻」、「比擬」之辭，在先秦典籍皆曰「譬」、曰「侔」、曰「猶」37、曰「若」、曰「如」，都不用「比」字。此由遍查經傳，乃可以作如此的斷言。又「六義」中的「興」，在其始都用為行禮之起身動作，故訓「興，起也」者，是其本義。禮書之文中，此例甚多，實不勝枚舉。如《儀禮》〈大射〉云：賓坐，左執觚，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捝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答拜。樂闋。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大夫進，坐說矢束，退反位。耦揖，進，坐，兼取乘矢，興，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由以上二節禮儀觀之，首節是敘述行飲酒之禮，次節則是行射禮。不拘行飲酒禮或行射禮，經文凡是說到「興」之前，必有一個「坐」的動作。由此可見，「興」之為「起身」，是其本義。周策縱先生云：按甲骨文「興」字都象兩雙手端舉一長方形的承槃（凡）。下列三例以頭一個例子，即〔後編〕那種式樣出現最多，偶然也有像〔甲編〕那樣中間多加一橫或加「口」而从「同」作的：. 37. 如《孟子．告子》篇云：「故理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荀子．議兵》篇亦：「故以桀詐紂，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若以卵投石，以指撓沸。」.  171 .

(16) 14. 第六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研討會論文集. 金文「興」字與甲骨文基本上相同，惟壺文之一中「凡」字把中間填滿，更顯出了承槃實物之狀：. 上面所列舉的甲骨文和金文「興」字，乃象四隻手拿著一個盤子，已現得很明顯。羅振玉早已指出四手所奉者為般，並引鄭司農云：「舟若承槃。」商承祚更指出「興字象四手各執盤之一角而興起。……」 38. 周先生因此推斷「興」是持槃之樂舞，其後成為古「六詩」之一。39 然如前述據禮書所見，「興」字都是表起身的動作，絲毫無樂舞之意。這可由許慎釋「興」字的本義得證。《說文解字》云：「興，起也。从舁、同；同，同力也。」段《注》云：「《廣韻》曰：『盛也，舉也，善也。』《周禮》：『六詩曰比、曰興。』興者，託事於物。按：古無平、去之別也。」 40 則興者舊皆訓為「起」，意謂二人共同舉物而起，為其本義。再從《論語》孔子論《詩》，其所說之「興」字，也是用其本義。如〈泰伯〉篇云：. 38. 見《古巫醫與六詩考》，P.213-4，聯經出版事業公司。. 39. 周策縱云：「興字取義，可能與般、桓相類或相關，即敲著或圍著承盤或其他方圓物而歌舞。也許由於興是一種歌舞，所以在古代也就被當作『六詩』的種類之一。」見同上註，P.216。. 40. 《說文解字注》P.106，廣文書局。.  172 .

(17) 詩經六義之經義與文學觀. 15.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何晏《論語集解》注引包氏云：「興，起也。言脩身當先學《詩》。」41 此是必漢儒相承之說。而宋朱熹《論語集註》亦云：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閒，抑揚反覆，其惑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得之。朱子雖在「興，起也」之後附以申述理學之義，其實並不違背舊訓。又《論語‧ 陽貨》篇云：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此處之「興」，何晏《集解》引孔（安國）曰：「興，引譬連類。」朱子《集註》則云：「感發意志。」二者都非本義，已是使用引申義了。所以然者，「興」之訓為「起」，是具體之動作，因此是本義；其訓為「託事引譬」、「興起感發其心」者，則是抽象的用法。大凡字義的使用，其初都是表具體的物事，既而才能漸進為抽象的概念，二者先後次序的發展，是很容易辨明的。綜以上所論，若以孔子之時代為據，則《詩》三百篇早有「風」「雅」「頌」三體之名。其中的「風」雖不見於孔子的親言 42 ，但《左傳》所錄君子之言，云：「《風》有〈采蘩〉、〈采蘋〉」其時代實在孔子之前。「雅」、「頌」之分為二體，則出於孔子之自道，乃無庸置疑。至於《詩》之三用，在孔子之時，雖盛行「賦詩. 41. 見景印元覆宋世綵堂本《論語集解》卷四，國立故宮博物院印行。. 42. 《論語》不載「風」之名，〈八佾〉云：「〈關雎〉樂而不淫，哀而不傷。」僅舉其篇名；又〈陽貨〉謂伯魚曰：「女為〈周南〉、〈召南〉矣乎？」此二南在十五〈國風〉之中，也不言「風」之名。故元趙悳《詩辨說》云：「孔子正樂，止言雅、頌，而不及風。」 P.1，新文豐出版公司。.  173 .

(18) 16. 第六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研討會論文集. 道志」之事，但「賦」猶以「賦斂」之義為主；「比」則為比德、同力之義，尚無譬喻之辭；「興」則為「起身」之本義，並非託事起興。故可斷言《周禮》之「六詩」與《毛詩》之「六義」，成為《詩》三百篇的體系綱維，乃是漸進形成的。. 二、「六義」之經義內涵荀子乃先秦儒家之殿軍，其學出於孔子，而最有功於諸經。汪容甫嘗說漢代四家《詩經》之學多出於荀卿，良有以也。汪氏說：《經典敘錄》《毛詩》，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閒人大毛公；毛公為《詩故訓》傳于家，以授趙人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由是言之，《毛詩》，荀卿子之傳也。《漢書．楚元王交傳》：「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同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鹽鐵論》云：「包邱子與李斯俱事荀卿。」包邱子，「浮即浮邱伯劉向〈敘〉云：邱伯受業為名儒。」《漢書．儒林傳》：「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邱伯受《詩》。」又云：「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邱江公盡能傳之。」由是言之，《魯詩》，荀卿子之傳也。《韓詩》之存者，《外傳》而已；其引荀卿子以說《詩》者四十有四。由是言之，《韓詩》，荀卿子之別子也。 43. 43. 見汪拔貢《述學》〈荀卿子通論〉，P.13175，《皇清經解》卷八百，漢京文化事業公司。汪拔貢，名中，字容甫，與業師汪雨盦先生同名，此稱其字。.  174 .

(19) 詩經六義之經義與文學觀. 17. 汪氏所論者，是荀子與漢代《詩經》學之關係，在《荀子》一書中，論《詩》的文字亦甚多。但若據《荀子》書中論《詩》的內容觀之，則其時並無漢儒所謂「六義」之名義。如《荀子．儒效》篇云：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44，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風」 45 之所以為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小雅」之所以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頌」之所以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天下之道畢是矣。鄉是者臧，倍是者亡。鄉是如不臧，倍是如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46 此段內容，與《毛詩》說「四始」47 的內容甚為接近，但其中並無「六義」之說。故「六義」之名，最早實見於《周禮》與〈毛詩大序〉。可見《詩經》的「六義」，其體系之建立，應在秦漢時代經學漸次形成之時。48《周禮．春官．大師職》有「六. 44. 楊倞《注》云：「管，樞要也。是，是儒學。」. 45. 風，即「國風」，與下文「小雅」、「大雅」、「頌」皆指《詩經》內容分類名稱，故不用篇名符號，此從北大哲學系注釋《荀子新注》標點，P.123，里仁書局。. 46. 見王先謙《荀子集解》卷四，P.13-4，藝文印書館。. 47. 〈毛詩序〉云：「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毛《傳》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與《荀子》：「天下之道畢矣。鄉是者臧，倍是者亡」之說吻合。. 48. 關於《周禮》成書的時代，錢穆以為：「大概《周官》實是魏國人作，竇公則只是魏惠王以後樂人。或者過甚其辭，當其獻書時，竇公尚不到百八十歲，而妄稱上及魏文侯。此正如說鄒衍及見梁惠王、齊宣王也。惟《周官．大司樂》章，則竇公可以有，司馬遷可以見，而摘寫其大意於〈封禪書〉，其事不必全可疑。俞氏《癸巳類稿》謂《周官》孝文時已在秘府，以校竇公之書，其說非不可信。又武帝時，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采《周.  175 .

(20) 18. 第六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研討會論文集. 詩」之稱，云：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鄭《注》云：教，教瞽矇也。風，言賢聖治道之遺化也。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為後世法。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鄭司農云：「古而自有風、雅、頌之名。故延陵季子觀樂於魯，時孔子尚幼，未定詩書。而因為之歌〈邶〉、〈鄘〉、〈衛〉，曰：『是其衛風乎！』又為之歌〈小雅〉、〈大雅〉。又為之歌〈頌〉。《論語》曰：. 官》及諸子言樂事者，以作〈樂記〉。正為《周官》之書行於魏、晉（按：錢氏是指戰國時之魏、晉之地。）故竇公得其〈大司樂〉章，而河間獻王收書，亦得《周官》也。主張今文經學者，必疑《史》、《漢》記事全偽，《周官》一書定是劉歆王莽偽造，此實難圓之論耳。」p.432，〈周官著作時代考〉，《兩漢經學今古文平議》，東大圖書公司。徐復觀先生云：「我推測，制定《周官》，莽在哀帝罷政時已先事草創。及劉歆典文章，除完成〈三統歷〉外，並將莽所已草創者整理成今日的所謂《周官》，至次年而開始援引。又越四年為初始元年（西八年），為應政治的要，求乃將《周官》改名為《周禮》。」 p.51，《周官之成立時代及其思想性格》。按：錢氏之作品寫於 1931 年，徐氏作品作於 1980 年，顯然徐復觀先生並不以錢穆先生之意見為已定，以為康有為《新學偽經考》所言者仍有其參考之價值。今人大陸學者金春峰則將《周官》一書定在秦代，金氏云：「秦人對周之禮制與文化之重視與認真學習且卓有成績，早在春秋時就已如此。商鞅變法以後，這過程也沒有中斷。繼承與變革，秦人是兩者緊密結合的。而這點在《周官》中得到了最好的反映。所以一方面《周官》多變法以後的新制，從爰田制到什伍連坐、軍功賞賜、讀法等等；一方面多周禮的保存，從公墓制、鄉遂制到傳統的周禮、禮樂教育及祭祀等，離開秦文化及其歷史背景，這兩方面的結合就難於理解。所以，正是秦的政治、經濟、文化、歷史資源，為我們理解《周官》提供了真正的鎖匙。」p.288，《周官之成書及其反映的文化與時代新考》，東大圖書公司。《周禮》一書之撰作時代，一向為討論經學史之難題；而其在歷史之影響，又遠過其書真偽之價值。但此書之寫成時代，不晚於西漢文帝之前，如錢穆先生所言，則是可以確定的。.  176 .

(21) 詩經六義之經義與文學觀. 19. 『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時禮樂自諸侯出，頗有謬亂不正，孔子正之，曰比、曰興。比者，比方於物也；興者，託事於物。」49 按：《鄭志》答炅模云：「為《記》注時，執就盧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既古，書義又宜；然《記》注已行，不復改之。」據是，鄭玄在注三《禮》時，尚未得到毛《傳》，故其所注《周禮》「六詩」之文，並非使用毛義，應是魯、齊、韓三家今文之說。而其所引鄭司農之說，也當是根據三家，並非毛旨。陸德明《經典釋文》於「國風」「鄭氏箋」題下，云：《字林》云：「箋，表也。」案鄭《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為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識別也。」50 鄭玄之作《箋》，「宗毛為主，毛義若隱略，則更表明」；若毛義與三家不同者，則下以己意。故其解《周禮》之「六詩」時，既未得毛《傳》，則與毛詩「六義」必有相隔。如鄭氏注《周禮》：「以六德為之本」句 51 ，云：「所教詩，必有知、仁、聖、義、忠、和之道，乃後可教以樂歌」，顯然不是毛詩之學。而鄭玄釋「六詩」，云：「風，言賢聖治道之遺化也」「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惡」「比，見今之失，不敢斥言，取比類以言之」「興，見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為後世法」「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都落在聖賢教化一端；即使對於「賦」「比」「興」，後人視為詩篇作法者，鄭都必解為政教之善惡。正因鄭玄在解《周禮》時，「六詩」之教是以「以六德為之本」， 49. 《周禮注疏》卷二十三，P.356，東昇出版事業公司。. 50. 《經典釋文》卷五《毛詩音義上》，P.53，商務印書館。清馬國翰輯《玉函山房輯佚書》《六藝論》P.2061，中文出版社；及王謨輯《漢魏遺書鈔》P.3816，皆輯自《經典釋文》，其文相同。. 51. 「以六德為之本」出〈大司徒職〉：「以三物教萬民：一曰六德，知、仁、聖、義、忠、和。」是鄭所本。.  177 .

(22) 20. 第六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研討會論文集. 必作如此之解，乃能符合《周禮》上下之文義；如此之解，鄭玄在為毛《傳》作《箋》時，沿用而不改。唐賈公彥據鄭而申之，云：風，言賢聖治道之遺化也者。但「風」是十五〈國風〉，從〈關雎〉至〈七月〉，則是摠號，其中或有刺責人君，或有褒美主上。今鄭云『言賢聖治道之遺化』者，鄭據二〈南〉正風而言。〈周南〉是聖人治道遺化，〈召南〉是賢人治道遺化；自〈邶〉、〈鄘〉已下，是變風，非賢聖之治道者也。52 是賈公彥對於鄭亦有所疑，以為鄭說實未能涵括「十五國風」的內容而立言。然而，鄭玄本是據《周禮》之「六詩」解〈詩大序〉之「六義」，並非是根據〈詩大序〉解《周禮》之「六詩」；又以其注《周禮》已解「六詩」，故在箋《毛詩》時，則不解「六義」，而將「六義」即視同「六詩」，故在兩者之間出現如此的罅縫。清代姚際恆曾批評鄭玄，云：「人謂鄭康成長于《禮》，《詩》非其所長，多以三《禮》釋《詩》，故不得《詩》之意。」53 由此可見，以《禮》之政教觀念解《詩》，乃鄭氏詩學之精義所在，也正是其缺失之處。亦由於鄭玄以「六義」為政教得失所繫，故對於「賦」「比」「興」並不以為是詩之作法，而視為反應政教之得失，因此箋《詩》必附以事義，於是「六義」都成為譬喻之辭。如鄭箋〈毛詩‧大序〉的「上以風化下，下以風刺上」一句，云：「『風化』、『風刺』皆謂譬喻，不斥言也。」；又鄭玄對於毛《傳》所標之「興」，也都視為譬喻之辭，「興」與「比」並不作分別，其原因都導源於鄭氏既使用「六義」說政教的得失，則在附加事義之時，「賦」「比」「興」都必緣附於事義，因此都可以混同使用了。如〈周南．葛覃〉一詩，毛《傳》在「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葉萋萋」句下，特標「興也」二字。鄭《箋》則云：葛者，婦人之所有事也。此因葛之性以興焉。興者，葛延蔓於谷中；喻女 52. 《周禮注疏》卷二十三，P.356，東昇出版事業公司。. 53. 見《詩經通論》〈詩經論旨〉，《姚際恆著作集》第一冊，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 178 .

(23) 詩經六義之經義與文學觀. 21. 在父母之家，形體浸浸日長大也；葉萋萋然，喻其容色美盛也。此處毛《傳》之「興」，而鄭解為「喻」者，則與「比」在文義的解釋上無法區別 54. 。又同詩「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句下，《箋》亦云：葛延蔓之時，則搏黍飛鳴，亦因以興焉。飛集藂木，興女有嫁于君子之道；和聲之遠聞，興女有才美之稱，達於遠方。. 鄭玄所以認為〈葛覃〉通篇都是「興」，原因在於詩中凡有寄寓事義者，則既可以為「興」，亦可以為「比」；其混同「比」「興」，正是其解經必附事義以取其寄託之故。若比較二鄭之說，則時代在鄭玄之前的鄭眾，其實對於「比」「興」已經作過清楚的分別了。鄭眾云：「比者，比方於物；興者，託事於物。」即是說「比」、「興」是文辭作法的不同。但鄭玄則不採用先鄭之言，而必就「政教善惡」一方面立說，其原因就在，鄭玄是先注《周禮》的「六詩」，作《箋》時則沿用「六詩」以解毛《詩》「六義」。55 吾人倘能明白其間本末的關係，自能瞭解毛、鄭之間「六義」的差異。迄於唐代，孔穎達作《毛詩正義》時，雖以堅守毛、鄭為職志，但對「六義」，則提出「體」、「用」之說，對於其內容的瞭解更推進一步。《正義》云：〈大師〉上文未有「詩」字，不得徑云「六義」，故言「六詩」。各自為文，. 54. 混淆「興」與「比」，其實亦非鄭《箋》所致，毛《傳》雖在經中獨標「興」體，但解經時對於「興」與「比」則不甚分別。如〈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句下，《傳》標「興也」，而解云：「后妃說樂君子之德，無不和諧；又不淫其色，慎固幽深，若雎鳩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其標「興」而解為「若」，即是混淆「興」與「比」之間的差異。. 55. 鄭司農以「比」為「比方於物」，「興」為「託事於物」之說，對於後儒啟發最多，即朱子之說「比」、「興」亦未能超越其說；尤其說「興」為「取譬引類，起發己心，詩文諸舉草木鳥獸以見意者，皆興辭也」，既見引於孔《疏》，鄭樵《詩辨妄》「夫詩之本在聲，而聲之本在興」、「鳥獸草木乃發興之本」等意見，其實遠承於鄭司農之孤明先發，惜鄭玄之未能見也。鄭樵之說，見《詩辨妄》，顧頡剛輯點，《續修四庫全書》五十六本。.  179 .

(24) 22. 第六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研討會論文集. 其實一也。彼注云：「風，言賢聖治道之遺化。……」是解六義之名也。彼雖各解其名，以詩有正、變，故互見其意。「風」云賢聖之遺化，謂變風也。「雅」云「言今之正，以為後世法」，謂正雅也。其實正風亦言當時之風化，變雅亦是賢聖之遺法也。「頌」訓為「容」，止云「誦今之德，廣以美之」，不解容之義，謂天子美有形容，下云「美盛德之形容」，是其事也。「賦」云「鋪陳今之政教善惡」，其言通正、變，兼美、刺也。「比」云「見今之失，取比類以言之」，謂刺詩之比也。「興」云「見今之美，取善事以喻勸之」，謂美詩之興也。其實美、刺俱有比、興者也。鄭必以「風」言賢聖之遺化，舉變風者，以唐有堯之遺風，故於「風」言賢聖之遺化。「賦」者，直陳其事，無所避諱，故得失俱言。「比」者，比託於物，不敢正言，似有所畏懼，故云「見今之失，取比類以言之」。「興」者，興起志意讚揚之辭，故云「見今之美以勸之」。「雅」既以齊正為名，故云「以為後世法」。鄭之所注，其意如此。詩皆用之於樂，言之者無罪。賦則直陳其事。於比、興云「不敢斥言」、「嫌於媚諛」者，據其辭不指斥，若有嫌懼之意。其實作文之體，理自當然，非有所嫌懼也。 56 按：鄭注《周禮》「六詩」後，在箋注〈毛詩大序〉「六義」時，認為兩者相同，故不另外作注。唐孔穎達作《毛詩正義》，與賈公彥《周禮疏》，一者是疏解「六義」，另一者則注「六詩」。兩人之間的差別在於，賈認為變風非賢聖之治道，而孔則謂變風也是賢聖之遺化；賈解「賦」、「比」、「興」尚拘於「政教」一端，而孔則謂三者是「作文之體」，自然而有，並非由有所嫌懼之故。由此可見，孔穎達已跳出鄭玄政教觀的藩籬了。也是因孔穎達能從作文的文理去分析「六義」，並提出其中有「體」、「用」之分，遂成為後人在論「六義」時所遵法。孔氏是就「六義」排列次第時，發明其「體」「用」的關係的。孔說：. 56. 《毛詩正義》P.15，東昇出版事業公司。.  180 .

(25) 詩經六義之經義與文學觀. 23. 六義次第如此者，以詩之四始，以風為先，故曰「風」。風之所用，以賦、比、興為之辭，故於風之下即次賦、比、興，然後次以雅、頌。雅、頌亦以賦、比、興為之，既見賦、比、興於風之下，明雅、頌亦同之。鄭以賦之言鋪也，鋪陳善惡，則詩文直陳其事，不譬喻者，皆賦辭也。鄭司農云：「比者，比方於物。」諸言如者，皆比辭也。司農又云：「興者，託事於物。」則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己心，詩文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賦、比、興如此次者，言事之道，直陳為正，故《詩經》多賦在比、興之先。比之與興，雖同是附託外物，比顯而興隱。當先顯後隱，故比居興先也。毛《傳》特言興也，為其理隱故也。……一國之事為風，天下之事為雅者，以諸侯列土樹疆，風俗各異，故唐有堯之遺風，魏有儉約之化，由隨風設教，故名之為風。天子則威加四海，齊正萬方，政教所施，皆能齊正，故名之為雅。風、雅之詩，緣政而作，政既不同，詩亦異體，故〈七月〉之篇備有風、雅、頌。……然則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大小不同，而得並為六義者，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為義，非別有篇卷也。57 由於孔穎達《毛詩正義》發明「六義」明切通徹，因此被後儒所遵行。也正是他是根據劉焯《毛詩義疏》與劉炫《毛詩述義》二書作稿本58，而二劉能通南北之學為一，出類而拔萃，論者都以為數百年來通儒無出其右59；因此終唐之世，對. 57. 見《毛詩正義》卷一之一，P.15-16，東昇出版事業公司。. 58. 孔穎達《毛詩正義．序》云：「其近代為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瑗、劉軌思、劉醜、劉焯、劉炫等。然焯、炫並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於一時，騁絕轡於千里，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無雙，其於所作疏內，特為殊絕。今奉刪定，故據以為本。」. 59. 《北史》卷八十二〈儒林傳．論〉云：「至若劉焯，德冠搢紳，數窮天象，既精且博，洞究幽微，鉤深致遠，源流不測。數百年來，斯一人而已。劉炫學實通儒，才堪成務，.  181 .

(26) 24. 第六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研討會論文集. 於「六義」並無異詞60 。. 三、「六義」由經義至文學觀念之轉折孔《疏》在繼二劉之後發明「六義」體用觀念，認為「賦」「比」「興」是文章之用、乃作文時屬辭的不同。這是由於二劉之博通，與孔氏之善採所獲致的成果；又因釋氏因明之學盛行，更有助其成功。61 然而時運之交移，質文以代變，自魏、晉以下，文、筆已分，論文者或有以經為「言」非「筆」，並不以文章視之者；但時風既崇尚沈思翰藻 62，因此也不乏有以文學論經言者。如陸機之甚精於論文，在論及文章體類時，即將經書放在其中作討論。〈文賦〉云：「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緜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遊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其為物也多姿，其為體也屢遷；其. 九流七略，無不該覽。雖探賾索隱，不逮於焯；裁成義說，文雅過之。」馬宗霍《中國經學史》第九章〈隋唐之經學〉云：「其時（按：南北朝）大儒，則共推劉焯、劉炫。…… 搢紳咸師宗之，宜論者以為數百年來，博學通儒無出其右，而以集南北學之大成歸之于二劉也。」P.93，臺灣商務印書館。 60. 說見《四庫全書總目》〈毛詩正義提要〉。. 61. 體用之說蓋不自釋氏始，王弼「以無為本」、「舉本統末」實已發其先聲；然亦以佛教因. 62. 蕭統《昭明文選》選文以「綜緝辭采、錯比文華」為準，必以「事出於沈思，義歸乎翰. 明論理之法，更為發揚「體」、「用」之學。藻」之篇始得獲選，則如經籍（姬公之籍、孔父之書）、史書（記事之史、繫年之書）、子書（老莊之作、管孟之流）都排除在外。見〈文選序〉，華正書局。.  182 .

(27) 詩經六義之經義與文學觀. 25. 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63 由文體之區分，陸機論各體文章之極致，認為「詩」則緣情，「頌」主優遊；其間雖然也標舉「禁邪而制放」的詩教，但其實則宗「尚巧」、「貴妍」之旨，可見其時文學思潮對於解經觀念的影響。而劉勰《文心雕龍》則正末而歸本，主張文學本原於五經，經典也是文筆之一類，而稱其為「群言之祖」。劉氏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詩》、《書》；別目兩名，自近代耳。顏延年以為筆之為體，言之文也；經典則言而非筆，傳記則筆而非言。請奪彼矛，還攻其楯矣。何者？《易》之〈文言〉，豈非言文；若筆不言文，不得云經典非筆矣。將以立論，未見其論立也。予以為發口為言，屬筆曰翰，常道曰經，述經曰傳。經傳之體，出言入筆，筆為言使，可強可弱，分經以典奧為不刊，非以言筆為優劣也。 64 其論《詩》，則云：《詩》主「言志」，詁訓同書，摛風裁興，藻辭譎喻，溫柔在誦，故最附深衷矣。65 在劉勰的觀念中，「詩」不是特指《詩》三百篇，而是一切普遍的詩作品；「風」與「興」，也不限定於《詩經》「六義」的涵意，而是指作詩時屬辭的方法。因此「摛風裁興」，所貴者在「藻辭譎喻」，這是由《詩經》「六義」推進到文學創作理論的一大步。因此《詩》再不必是賢聖之遺教，「六義」的經義觀念也因此而退聽。因此讀劉勰〈時序〉、〈物色〉篇時，宛如這些篇是在論〈國風〉一般；而〈詮賦〉、. 63. 《昭明文選》卷十七，P.241，華正書局。. 64. 《文心雕龍．總術》第四十四，P.655，維明書局。. 65. 《文心雕龍．宗經》P.22，維明書局。.  183 .

(28) 26. 第六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研討會論文集. 〈比興〉，其義訓則頗殊於毛、鄭；至於〈頌讚〉篇似乎是在論〈雅〉、〈頌〉的作品。「經義」與「文學」的觀念已可會通為一了。〈時序〉篇則云：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風〉樂而不淫。幽、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而波震於下者。66 因此劉勰本是以為《詩》三百篇是歌謠的文學，而不是賢聖之德化。〈物色〉篇則特就四時之變、物色之感，說明文學產生的原理。其間所舉的例子全是三百篇的作品，更可看到他將「經學」與「文學」會通的文學觀。〈物色〉篇云：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而玄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深矣。……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為出日之容，瀌瀌擬雨雪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喓喓學草蟲之韻。皎日嘒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窮形。並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雖復思經千載，將何易奪。 67 此篇中論及「風」、「雅」的產生，都是以四時物色之變，人心因感物而流連，以是聯類不窮，而摛藻屬聲立言。這中間何曾有著賢聖遺化，先王教澤之意呢？他在論「頌」這種文體時，便也是從作文原理與作法討論，而不歸之於政道治化方面。〈頌讚〉篇云：原夫「頌」惟典雅，辭必清鑠，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揄揚以發藻，汪洋以樹義，唯纖曲巧致，與情而變，其. 66. 見上註同書P.671。. 67. 上註同書P.694。.  184 .

(29) 詩經六義之經義與文學觀. 大體所底，如斯而已。. 27. 68. 他論「頌」體之製作，以為鋪陳敘寫宜如賦，但不應過度鋪張文辭；取意重視敬慎之心，但不應寫成如道德教訓的格言；在揄揚人物時，須使用適當的文藻，情感則要出乎真誠，通篇而又能樹立義理等等。由此觀之，彥和之論「風」、「雅」、「頌」三體的寫作，實以文學的觀念居多，用意並不在闡發經義。因此我們不得不說，這是「六義」由經義向文學躍進的一大轉折。更值得我們注意的是，劉勰的《文心雕龍》有專篇討論「六義」的「賦」「比」「興」，則此三者實際上已是獨立在「風」「雅」「頌」之外，「六義」並非是一體不可分的組合；這對於毛、鄭之學－尤其是鄭玄以賢聖治化將「六義」視為一體的政教觀，無疑地是非常重大的分化。在《文心雕龍》一書中，〈比興〉篇是屬於「創作論」的一部份，其內容是討論文學屬辭摛藻的技術運用；〈詮賦〉篇則放在「文體論」中，這是由於歷經戰國以迄秦、漢，「賦」已成為作家最常寫作的作品，因此成為一種文體，已經脫離《詩經》「六義」的範疇而完全獨立了。69 〈詮賦〉篇云：《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昔邵公稱公卿獻詩，師箴瞍賦。《傳》云：「登高能賦，可為大夫。」詩序則同義，傳說則異體，總其歸塗，實相枝幹。劉向云：明不歌而頌；班固. 68. 見上註同書P.158。. 69. 王更生先生論《文心雕龍》之內容分類，云：「大凡研究『文心雕龍』者，必先了解它的內容分類，而往代學者只以為上篇論文章體製，下篇論文章工拙，所以若干年來，『文心雕龍』的研究，一直困於靜態資料的評校注解。後來可能是受到日本學者青木正兒的影響，才劃全書五十篇為文原論、文體論、文礎論、修辭論、總論、自序六部份。但是這六部分與彥和的自為法，並不相應。……所以就全書而言，分上篇下篇；就各篇內容言，上篇二十五，前五篇為文原論，後二十篇為文體論；下篇二十五，前二十篇是創作論，再四篇為文評，論末篇緒論。這樣以彥和自己的分類，做研究『文心雕龍』的準據，自較青木君的說法正確，而容易入手，這是我們首當認識的。」本篇從其說。見《文心雕龍研究》，P.338-9，文史哲出版社。.  185 .

(30) 28. 第六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研討會論文集. 稱：古詩之流也。至如鄭莊之賦〈大隧〉，士蒍之賦〈狐裘〉，結言短韻，詞自己作，雖合賦體，明而未融。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也。於是荀況〈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述客主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斯蓋別《詩》之原始，命「賦」之厥初也。. 70. 〈詮賦〉篇是為「賦」這種文體推溯源流、釋名定體，並進行作品的批評。劉勰認為，「賦」作為《詩經》「六義」之一，原指的是「鋪采摛文，體物寫志」，是聯綴文辭、描摹事物，藉以抒發情感的文學創作方法。如《左傳》鄭莊公賦〈大隧〉、士蒍之賦「狐裘蒙戎」，都指的是自作詩。其後以不歌而誦，如春秋時列國士大夫盟會、燕饗之賦詩，是誦既有之詩篇。到戰國時屈原豐富其辭藻，荀子創造了形式，後世文士接踵繼而寫作，終於蔚成漢賦的大國，則其時「賦」與「六義」已分疆畫土，成為截然不同的兩種內容。「賦」在「六義」是文辭作法，這是其原義；但其後賦既已成為一種文體，則已非原始命名所能概括。這是「賦」必然從「六義」脫離的根本原因。至於「比」、「興」本是詩文的作法，此種作法自然也是適用於《詩經》以外的作品的。〈比興〉篇云：詩文弘奧，包韞「六義」，毛公述《傳》，獨標「興」體，豈不以風通一作異。而賦同，比顯而興隱哉。故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起情故興體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則畜憤以斥言，興則環譬以記一作託。諷。蓋隨時之義不一，故詩人之志有二也。. 71. 《文心雕龍》所以將「比」、「興」放在一篇中討論，而不將它們獨立成篇，是因為兩者之間性質之類近。在篇中論「比」之處多於論「興」，原因是「比顯而興隱」。. 70. 《文心雕龍．詮賦》P.134。. 71. 見上註同書P.601。.  186 .

(31) 詩經六義之經義與文學觀. 29. 比的義界清楚易明，可以有較多理論的闡說；而興則義界不明，微妙而難說。 72 王禮卿先生因此說：比為附理以斥言，興為起情以環譬，故比顯而興隱。蓋比所假之物象，乃有一定之義界，與所宣之理必然相附，所謂「切類以指事」者；且指實其物而為言，則察象足以見理，故比體顯。興所觸之物象，本無一定之義界，與所起之情微妙相關，所謂「依微以擬」；且環旋取象而為譬，則察象不足立即明情，故興體隱。此本篇析論比興之要義也。. 73. 原彥和之釋「比」「興」，是取先鄭（鄭司農眾）「比者，比方於物也；興者，託事於物」之義，對於後鄭（鄭玄）之說則所採者甚少。這是由於後鄭以政教說比興，既乖於《詩》例，而又多不得義，不如先鄭義界之明白，故彥和取彼而棄此。 74 其論「比」云：且何謂為比？蓋寫物以附意，颺言以切事者也。故金錫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類教誨，蜩螗以寫號呼，澣衣以擬心憂，席卷汪本作卷席。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義也。至如麻衣如雪，兩驂如舞，若斯之類，皆比類者也。 75. 所謂「比」者，晉摯虞云：「喻類之言也」 76 。以「喻類」釋比，王禮卿先生以為. 72. 黃季剛先生云：「題云比興，實側注論比。蓋以興義罕用，故難得而繁稱。」見《文心雕龍札記》「比興第三十六」P.170，文史哲出版社。. 73. 見《文心雕龍通解》卷八，P.681，黎明文化事業公司。. 74. 黃季剛先生云：「案後鄭以善惡分比興，不如先鄭注誼之確。……彥和辨比興之分，最為明晰。一曰起情與附理，二曰斥言與環譬。介畫憭然，妙得先鄭之意矣。」P.172，《文心雕龍札記》，文史哲出版社。. 75. 《文心雕龍．比興》P.601-2，維明書局。. 76. 摯虞《文章流別論》云：「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類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全晉文》卷七十七，P.7，《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六朝文》，世界書局。.  187 .

(32) 30. 第六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研討會論文集. 與彥和「切類以指事」同義，但略遜於「畜憤以斥言」之義之完備。因彥和雖以先鄭「比方」為要義，尚猶有取於後鄭「見今之失，不敢斥言」之言；而摯虞則僅取先鄭之說而已。77 然而以文章作辭而言，摯虞如此釋比亦可以稱為切要了。故南宋朱子《詩集傳》以「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定義「比」，其實是循用摯虞之說，而並不取彥和「畜憤以斥言」之義。所以然者，「喻類」之言，本是借事物間的類似性作為比喻以成為文辭，其過程本來就不必「畜憤」，也不一定存在有「斥言」的情形。作為比喻用法的「比」，劉勰認為其不僅是形貌的類似比擬而已，「比」的文學表現是多方面的。78 其言云：夫比之為義，取類不常：或喻於聲，或方於貌，或擬於心，或譬於事。. 79. 此處所謂的「取類」，指的是物事之間類似的種別。彥和指出，「比」的取類有四種：有「聲音」的模擬、有「樣貌」的摹繪、有「心境」的具體寫照、有「事物」之間的類同比喻等等，在《文心雕龍》各篇都曾提到「比」的功能。如〈物色〉篇云：「喈喈逐黃鳥之聲，喓喓學草蟲之韻」，即是「喻於聲」，是屬於聲音的模擬；「灼灼狀桃花之鮮，依依盡楊柳之貌，杲杲為出日之容，瀌瀌擬雨雪之狀」，則是「方於貌」之類，是事物樣貌的摹繪手法；〈比興〉篇云：「蜩螗以寫號呼，澣衣以擬心憂，席卷以方固志」，是「擬於心」的手法，是用具體物摹寫抽象的情感心思；而「金錫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類教誨」，則是「譬於事」的一類，是取兩事物間的類似比擬，乃是最尋常可見的比喻法。. 77. 摯虞釋賦、比、興，簡明而切要。王禮卿先生《文心雕龍通解》卷八云：「以喻類釋. 比，. 與『切類以指事』義同，而遜此『畜憤以斥言』之備；興則但明因感起，淺而疏已。」 P.683，黎明文化事業公司。 78. 黃慶萱先生《修辭學》第十二章「譬喻」，云：「譬喻是一種『借彼喻此』的修辭法，凡二件或二件以上的事物中有類似之點，說舌作文時運用『那』有類似點的事物來比方說明『這』件事物的就叫譬喻。」P.227，三民書局。. 79. 《文心雕龍．比興》，P.602，維明書局。.  188 .

(33) 詩經六義之經義與文學觀. 31. 由此可見，劉勰實際已經將「賦」、「比」、「興」三體從《詩經》「六義」完全脫離獨立，這對於唐孔穎達「體用說」的成立，已經開闢康莊的先路，更對朱子「三經」「三緯」之說作為前導了。與劉勰相同時期的鍾嶸，則直接稱「賦」「比」「興」為「三義」，也是將〈毛詩序〉之「六義」完全切割，並不視為一個整體不分的關係。鍾嶸《詩品．序》云： 80. 故詩有三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有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 81. 鍾嶸對於「賦」僅就寫作法一端下定義，與劉勰尚討論其源流有些不同，這是「三義」自「六義」分離，視「三義」為一體產生的現象。而其謂「比」為「因物喻志」，則是看到《詩》三百篇的「比」，常是藉著物象以喻志，作者之志與外物之間有著緊密的關連性。依鍾嶸之見，「比」與「興」之間似乎不易分別。正如劉勰以「興者，起也」為義，「興」之所起是情，而其所以起情，與「比」同是須藉託，將如何作分別呢？彥和說：於外物82 。如此，則「興」與「比」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起情故興體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這是說「興」是藉外物起情，情與外物之間是「依微」不明顯的；「比」則比附於. 80. 《詩》有「六義」，而鍾嶸逕改為「詩有三義」者，為其所論者為五言詩，然亦此可見「賦、比、興」已獨立於「風、雅、頌」之外，為詩文創作之理論。. 81. 《詩品注》，P4，臺灣開明書店。. 82. 孔疏〈詩大序〉「比」、「興」，云：「鄭司農云：『比者，比方於物。』諸言『如』者，皆比辭也。司農又云：『興者，託事於物。』則興者，起也。取譬引類，起發己心。詩文諸舉草木鳥獸以見意者，皆興辭也。賦比興如此次者，言事之道，直陳為正，故《詩經》多賦在比興之先。比之與興雖同是附託外物，比顯而興隱，故比居興之先也。」P.15，東昇出版事業公司。.  1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