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疏》在繼二劉之後發明「六義」體用觀念，認為「賦」「比」「興」是文 章之用、乃作文時屬辭的不同。這是由於二劉之博通，與孔氏之善採所獲致的成 果；又因釋氏因明之學盛行，更有助其成功。61然而時運之交移，質文以代變，自 魏、晉以下，文、筆已分，論文者或有以經為「言」非「筆」，並不以文章視之者；
但時風既崇尚沈思翰藻62，因此也不乏有以文學論經言者。如陸機之甚精於論文，
在論及文章體類時，即將經書放在其中作討論。〈文賦〉云：
「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緜而悽 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遊以彬蔚，「論」精微 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 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其為物也多姿，其為體也屢遷；其
九流七略，無不該覽。雖探賾索隱，不逮於焯；裁成義說，文雅過之。」馬宗霍《中國 經學史》第九章〈隋唐之經學〉云：「其時（按：南北朝）大儒，則共推劉焯、劉炫。……
搢紳咸師宗之，宜論者以為數百年來，博學通儒無出其右，而以集南北學之大成歸之于 二劉也。」P.93，臺灣商務印書館。
60說見《四庫全書總目》〈毛詩正義提要〉。
61體用之說蓋不自釋氏始，王弼「以無為本」、「舉本統末」實已發其先聲；然亦以佛教因 明論理之法，更為發揚「體」、「用」之學。
62蕭統《昭明文選》選文以「綜緝辭采、錯比文華」為準，必以「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 藻」之篇始得獲選，則如經籍（姬公之籍、孔父之書）、史書（記事之史、繫年之書）、 子書（老莊之作、管孟之流）都排除在外。見〈文選序〉，華正書局。
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63
由文體之區分，陸機論各體文章之極致，認為「詩」則緣情，「頌」主優遊；其間 雖然也標舉「禁邪而制放」的詩教，但其實則宗「尚巧」、「貴妍」之旨，可見其 時文學思潮對於解經觀念的影響。而劉勰《文心雕龍》則正末而歸本，主張文學 本原於五經，經典也是文筆之一類，而稱其為「群言之祖」。劉氏云：
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夫文以足 言，理兼《詩》、《書》；別目兩名，自近代耳。顏延年以為筆之為體，言之 文也；經典則言而非筆，傳記則筆而非言。請奪彼矛，還攻其楯矣。何者？
《易》之〈文言〉，豈非言文；若筆不言文，不得云經典非筆矣。將以立論，
未見其論立也。予以為發口為言，屬筆曰翰，常道曰經，述經曰傳。經傳 之體，出言入筆，筆為言使，可強可弱，分經以典奧為不刊，非以言筆為 優劣也。64
其論《詩》，則云：
《詩》主「言志」，詁訓同書，摛風裁興，藻辭譎喻，溫柔在誦，故最附深 衷矣。65
在劉勰的觀念中，「詩」不是特指《詩》三百篇，而是一切普遍的詩作品；「風」
與「興」，也不限定於《詩經》「六義」的涵意，而是指作詩時屬辭的方法。因此
「摛風裁興」，所貴者在「藻辭譎喻」，這是由《詩經》「六義」推進到文學創作理 論的一大步。因此《詩》再不必是賢聖之遺教，「六義」的經義觀念也因此而退聽。
因此讀劉勰〈時序〉、〈物色〉篇時，宛如這些篇是在論〈國風〉一般；而〈詮賦〉、
63《昭明文選》卷十七，P.241，華正書局。
64《文心雕龍．總術》第四十四，P.655，維明書局。
65《文心雕龍．宗經》P.22，維明書局。
〈比興〉，其義訓則頗殊於毛、鄭；至於〈頌讚〉篇似乎是在論〈雅〉、〈頌〉的作 品。「經義」與「文學」的觀念已可會通為一了。〈時序〉篇則云：
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風〉樂而不淫。幽、
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
風動於上，而波震於下者。66
因此劉勰本是以為《詩》三百篇是歌謠的文學，而不是賢聖之德化。〈物色〉篇則 特就四時之變、物色之感，說明文學產生的原理。其間所舉的例子全是三百篇的 作品，更可看到他將「經學」與「文學」會通的文學觀。〈物色〉篇云：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而玄駒步，陰律凝 而丹鳥羞，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深矣。……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 窮。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
亦與心而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為出日之容，
瀌瀌擬雨雪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喓喓學草蟲之韻。皎日嘒星，一言窮 理；參差沃若，兩字窮形。並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雖復思經千載，將 何易奪。67
此篇中論及「風」、「雅」的產生，都是以四時物色之變，人心因感物而流連，以 是聯類不窮，而摛藻屬聲立言。這中間何曾有著賢聖遺化，先王教澤之意呢？他 在論「頌」這種文體時，便也是從作文原理與作法討論，而不歸之於政道治化方 面。〈頌讚〉篇云：
原夫「頌」惟典雅，辭必清鑠，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 而異乎規戒之域；揄揚以發藻，汪洋以樹義，唯纖曲巧致，與情而變，其
66見上註同書P.671。
67上註同書P.694。
大體所底，如斯而已。68
他論「頌」體之製作，以為鋪陳敘寫宜如賦，但不應過度鋪張文辭；取意重視敬 慎之心，但不應寫成如道德教訓的格言；在揄揚人物時，須使用適當的文藻，情 感則要出乎真誠，通篇而又能樹立義理等等。由此觀之，彥和之論「風」、「雅」、
「頌」三體的寫作，實以文學的觀念居多，用意並不在闡發經義。因此我們不得 不說，這是「六義」由經義向文學躍進的一大轉折。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劉勰 的《文心雕龍》有專篇討論「六義」的「賦」「比」「興」，則此三者實際上已是獨 立在「風」「雅」「頌」之外，「六義」並非是一體不可分的組合；這對於毛、鄭之 學－尤其是鄭玄以賢聖治化將「六義」視為一體的政教觀，無疑地是非常重大的 分化。在《文心雕龍》一書中，〈比興〉篇是屬於「創作論」的一部份，其內容是 討論文學屬辭摛藻的技術運用；〈詮賦〉篇則放在「文體論」中，這是由於歷經戰 國以迄秦、漢，「賦」已成為作家最常寫作的作品，因此成為一種文體，已經脫離
《詩經》「六義」的範疇而完全獨立了。69〈詮賦〉篇云：
《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
昔邵公稱公卿獻詩，師箴瞍賦。《傳》云：「登高能賦，可為大夫。」詩序 則同義，傳說則異體，總其歸塗，實相枝幹。劉向云：明不歌而頌；班固
68見上註同書P.158。
69王更生先生論《文心雕龍》之內容分類，云：「大凡研究『文心雕龍』者，必先了解它 的內容分類，而往代學者只以為上篇論文章體製，下篇論文章工拙，所以若干年來，『文 心雕龍』的研究，一直困於靜態資料的評校注解。後來可能是受到日本學者青木正兒的 影響，才劃全書五十篇為文原論、文體論、文礎論、修辭論、總論、自序六部份。但是 這六部分與彥和的自為法，並不相應。……所以就全書而言，分上篇下篇；就各篇內容 言，上篇二十五，前五篇為文原論，後二十篇為文體論；下篇二十五，前二十篇是創作 論，再四篇為文評，論末篇緒論。這樣以彥和自己的分類，做研究『文心雕龍』的準據，
自較青木君的說法正確，而容易入手，這是我們首當認識的。」本篇從其說。見《文心 雕龍研究》，P.338-9，文史哲出版社。
稱：古詩之流也。至如鄭莊之賦〈大隧〉，士蒍之賦〈狐裘〉，結言短韻，
詞自己作，雖合賦體，明而未融。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賦」也者，
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也。於是荀況〈禮〉、〈智〉，宋玉〈風〉、〈釣〉， 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述客主以首引，極聲 貌以窮文，斯蓋別《詩》之原始，命「賦」之厥初也。70
〈詮賦〉篇是為「賦」這種文體推溯源流、釋名定體，並進行作品的批評。劉勰 認為，「賦」作為《詩經》「六義」之一，原指的是「鋪采摛文，體物寫志」，是聯 綴文辭、描摹事物，藉以抒發情感的文學創作方法。如《左傳》鄭莊公賦〈大隧〉、 士蒍之賦「狐裘蒙戎」，都指的是自作詩。其後以不歌而誦，如春秋時列國士大夫 盟會、燕饗之賦詩，是誦既有之詩篇。到戰國時屈原豐富其辭藻，荀子創造了形 式，後世文士接踵繼而寫作，終於蔚成漢賦的大國，則其時「賦」與「六義」已 分疆畫土，成為截然不同的兩種內容。「賦」在「六義」是文辭作法，這是其原義；
但其後賦既已成為一種文體，則已非原始命名所能概括。這是「賦」必然從「六 義」脫離的根本原因。至於「比」、「興」本是詩文的作法，此種作法自然也是適 用於《詩經》以外的作品的。〈比興〉篇云：
詩文弘奧，包韞「六義」，毛公述《傳》，獨標「興」體，豈不以風通一作異。而 賦同，比顯而興隱哉。故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
起情者依微以擬議。起情故興體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則畜憤以斥言，
興則環譬以記一作託。諷。蓋隨時之義不一，故詩人之志有二也。71
《文心雕龍》所以將「比」、「興」放在一篇中討論，而不將它們獨立成篇，是因 為兩者之間性質之類近。在篇中論「比」之處多於論「興」，原因是「比顯而興隱」。
70《文心雕龍．詮賦》P.134。
71見上註同書P.601。
比的義界清楚易明，可以有較多理論的闡說；而興則義界不明，微妙而難說。72 王禮卿先生因此說：
比為附理以斥言，興為起情以環譬，故比顯而興隱。蓋比所假之物象，乃 有一定之義界，與所宣之理必然相附，所謂「切類以指事」者；且指實其 物而為言，則察象足以見理，故比體顯。興所觸之物象，本無一定之義界，
與所起之情微妙相關，所謂「依微以擬」；且環旋取象而為譬，則察象不足 立即明情，故興體隱。此本篇析論比興之要義也。73
原彥和之釋「比」「興」，是取先鄭（鄭司農眾）「比者，比方於物也；興者，託事 於物」之義，對於後鄭（鄭玄）之說則所採者甚少。這是由於後鄭以政教說比興，
既乖於《詩》例，而又多不得義，不如先鄭義界之明白，故彥和取彼而棄此。74
既乖於《詩》例，而又多不得義，不如先鄭義界之明白，故彥和取彼而棄此。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