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尋台灣民粹式民主的群眾基礎
*張佑宗**
The Mass Bases of Populist Democracy in Taiwan
by Yu-tzung CHANG關鍵詞： 民粹主義、民粹式民主、垂直課責、水平課責、民主鞏固
Keywords: populism, populist democracy, vertical accountability, 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收稿日期：2007年8月9日；接受日期：2009年4月13日。 Received: August 9, 2007; in revised form: April 13, 2009.
* 本文的分析資料使用國立臺灣大學東亞民主研究計畫，胡佛、朱雲漢主持之「亞洲民 主動態調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臺灣地區調查計畫」（95R0064AH0200），調查 時間為2006-2007年。作者感謝兩位匿名審稿人細心的評論與修改建議。本文若有任 何疏漏，當由作者負責。
** 服務單位：台灣大學政治學系
通訊地址：10020 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21號 E-mail: [email protected]
摘要
民粹主義是一個模糊且多面向的概念，本文主要討論其中一種形 式，亦即「民粹式民主」的基本特質，並使用量化的研究方法加以測量 與分析。透過「亞洲民主動態調查」計畫的資料，本文發現台灣社會將 近有六成以上的群眾具有民粹式民主的傾向，只有不到二成的人具有 自由民主取向。進一步分析後發現，解釋台灣民眾為何具有民粹式民 主，或自由民主、開明專制與傳統威權等不同的政治取向，最重要的 是教育程度的高低。教育程度越高，就有越高比例的人具有自由民主 取向；教育程度越低，就有越高比例的人具有民粹式民主、開明專制 與傳統威權取向。過去許多學者擔憂台灣民粹式民主將與統獨議題結 合，會對台灣民主的深化造成阻礙。然而，資料分析結果顯示，其實 兩者並無顯著的相關。因此，經驗事實與學者的感受，實際存有一段 差距。Abstract
Populism is an ambiguous and multi-faceted concep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tract the essence of populism. Mainly, it focu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ist democracy and aim at developing a quantitative index. Based on the data from Asian Barometer survey shows that over 60% of Taiwanese is oriented toward populism democracy and only 20% of them is oriented toward liberal democracy.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key determinant of political orientation is neither partisanship nor national identity. Rather, the decisive factor is education attainment. Orientation toward liberal democratic values increases with educational attainment. On the other hand, populist democracy correlates with low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recent years, many scholars argue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populism and the conflict of identity threaten the advancement of democracy in Taiwan. According to this empirical research, there exists a gap between the reality and the perception of these scholars.
一、導論
近幾年來，學術界對民粹主義（populism）在台灣社會的發展趨勢 感到憂心，多數人認為民粹主義將會危害台灣民主政治的穩定與運 作。譬如黃光國（2003）指出，李登輝與陳水扁都以民粹主義作為選 舉的訴求，這是韓非子所言的亡徵，台灣新興的民主體制將趨向滅亡 之路。江宜樺（2001）分析台灣的民粹主義，潛伏在自由民主的脈絡 下，藉由選舉制度或自由憲政的保障，並以民族主義的意識型態或集 體主義的形式呈現，已對台灣的自由主義憲政基礎造成傷害，威脅到 台灣未來的民主發展。周陽山（1993）指出，台灣社會嚴重缺乏憲政主 義、公民文化與自由主義等西方自由民主憲政的傳統與政治文化，過 去又有強人獨裁統治的遺續，又在憲政制度上採用總統直選，造成民 粹政治的滲入，使台灣走向拉美民粹主義的覆轍，最後回到過去的專 制威權制度。王振寰與錢永祥（1995）兩人認為台灣在民主化以後，開 始著手建構屬於自己的國族論述。在建構國族主義的陰影下，很容易 形成所謂的民粹威權主義（populist authoritarianism），即握有民意支持 的領袖，可以跨越國家層次的代議制度，以及政黨體系的制衡，由個 人裁量或透過非正式的管道形成國家的決策。徐火炎的經驗研究補充 上述學者的觀察，他認為在選舉機制的激勵下，台灣的政治菁英透過 族群議題、國家認同議題與政黨形象，跨越傳統西方社會以階級、宗 教或社會部門的分歧，動員選民的投票參與。這種以感性而非理性的 訴求，讓台灣社會逐漸形成一種特殊的「民粹式的民主文化」（populist democratic culture），導致台灣社會缺乏理性政策辯論的空間（Shyu, 2006）。 雖然有不少學者提出警告，但民粹主義是一個相當複雜且多面向 的概念，台灣學界很少有人將這個概念作系統的整理與分析，甚至嘗 試發展有效的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study），對各種主張與論證進行經驗的考察。其次，台灣在朝與在野的政治菁英都會利用統獨議題、族 群差異或是反貪腐議題，以民粹主義的包裝動員群眾進行政治參與。 然而，這只是政治市場的供給面（supply side），我們還需要分析政治 市場的需求面（demand side），也就是到底台灣社會有多少人真正具有 民粹主義的傾向？這些人同意他們所支持的政治領導人，可以不顧法 律的規範與限制而為所欲為。基於上述這兩個理由，本文主要研究台 灣社會究竟有多少比例的人具有民粹主義的傾向？分析那些人比較具 有民粹主義的傾向？那些人比較不會具有民粹主義的傾向？接著，本 文嘗試進一步分析，民粹主義與統獨立場或統獨議題，是否具有相關 性？最後，台灣民粹主義的現象，未來是否可以獲得抒解？ 本文以下分為六個部份，第一部份將討論民粹主義這個複雜的 概念，在各種不同的界定方式中，本文主要以「民粹式民主」（populist domocracy）這個概念作為分析的重點；第二部份將發展測量「民粹式民 主」的指標，並蒐集資料作初步的描述統計分析；第三部份將比較不同 類型的政治傾向者，本文發現台灣社會有高達六成以上的民眾的確具 有民粹式民主的傾向；第四部份將分析民粹式民主傾向者，具有那些 基本的社會特質？第五部份將依據統計模型分析的結果，討論不同政 治傾向之間，在台灣社會是如何進行各種變遷？最後一部份，則是本 文的結論。
二、民粹主義的界定方式
不可諱言，民粹主義這個概念，在台灣社會已經高度被污名化 了。不論是學術界或政治人物，都極力反對民粹政治的現象，並作為 攻訐政治人物或競爭對手的一種口號。其實，台灣與西方社會沒有不 同，對民粹主義本質的討論，本來多少就具有價值判斷（value-laden） 的成分。有些人鄙視它，認為民粹主義是一種煽動性的非民主行為，是當代社會無法跨越的裂痕（Horowitz, 1999）。但也有些人推崇民粹主 義是促成民主深化，特別在選舉權的普及，以及推動更公平與公開的 選舉競爭有所貢獻（Conniff, 1999）。有些人的看法則比較持平，認為 民粹主義同時具有推動民主與反民主這兩種不同的作用（Torre, 2000; Weyland, 1999a）。 其次，民粹政治的現象只是「程度」的問題，並非「有無」的問題。 民粹主義的現象無所不在，不論是西方先進民主的國家，或是東歐 前共產國家，甚至在拉丁美洲國家，經常都有民粹政治的情況（Jagers
and Walgrave, 2007; Rupnik, 2007; Seligson, 2007）。而且，Mudde（2004）
指出，我們不但不能把民粹主義當作是一種社會病態（pathological
form），反而要視為是一種新的時代思潮（zeitgeist）。
目前社會科學界對民粹主義的討論很多，但對民粹主義的界定
（definitional attributes）與其經驗指涉（empirical referents），至今仍缺乏
高度的共識（Arditi, 2003; Knight, 1998）。Canovan認為民粹主義是從
popular這個字發展而來，意指被人民廣泛喜愛與支持的一種政治行 為。其核心價值是跳過代議政治的界線，由領導者直接訴諸民意的一 種方式（Canovan, 1981）。當代學界對民粹政治負面的評價，主要是 來自二次大戰期間，德國的希特勒與義大利的墨索里尼所施行的威權 統治，他們都是透過人民的支持而獲得至高無上的權力，最後反過來 傷害民主的核心價值。但是，Canovan同時指出民粹主義對民主的發 展，也具有正面與積極的作用，例如美國二十世紀初期的進步運動， 以及1960年代金恩德博士領導的社會運動。因此，Canovan透過不同 時期歷史經驗的整理，將民粹運動分為七種類型，前三種類型都是
以農民為主的民粹運動（agrarian populism），包括framer’s radicalism、
peasant movements 、intellectual agrarian socialism，分別以the U.S. People's Party、the East European Green Rising、the narodniki為代表。另
的獨裁」（populist dictatorship）、「民粹式的民主」、「反動式的民粹主
義」（reactionary populism）以及「政治菁英式的民粹主義」（politicians'
populism）（Ibid: 13）。 Canovan認為不管是何種形式的民粹行為，其核心都來自如何有效 的回應人民的要求，以及反舊有政治菁英的特質。因此，從他的角度 來看，民粹主義是一種由上而下的主從關係，也就是民粹政治領袖如 何回應其支持者的要求。但Mouzelis（1985）認為Canovan的論點，忽略 民粹主義其實是一種社會運動的型態，除了以意識型態作為政治動員 的心理基礎外，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民粹組織中相互的主 從關係，以及重要組織之間的關係，都是研究民粹動員的緣起與發展 重要觀察的面向。如果缺乏組織有效的領導與整合，民粹動員依然很 難實現。然而，即使民粹動員可以有效影響國家資源的分配，但依然 改變不了民粹動員或侍從政治，在本質上是一種由上而下父權的領導 模式。Mouzelis認為在邊陲或半邊陲國家，民粹與侍從主義最容易在此 滋長，這是一種政治上的整併（incorporation）與集結（integrative），當 社團組織脆弱或無法制衡威權領袖時，窮苦的人民就與民粹領袖聯手 起來，對抗剝削邊陲和半邊陲國家的資本主義，而原本由少數政治菁 英所掌控的侍從主義式政權，將由民粹型的政權所取代。Mouzelis舉出 阿根廷、巴西以及秘魯的例子來補充Canovan理論上的不足。 晚近，對民粹主義這個概念加以系統釐清，並提出整合性的分 析架構，應該就是Kurt Weyland。Weyland從方法論的層次出發，整 理出三種對民粹主義界定的策略，分別是重疊型（cumulative）、放射 型（radial）與古典型（classical）。所謂重疊型的策略，就是在不同學術 領域或各種民粹理論中重疊和交集的部分，這可以說是民粹主義概念 中最為核心的部分，也是過去一直最常被使用的方法。如果從概念 重疊的角度來看，民粹主義顯然是一種透過個人英雄主義（individual charisma），利用選舉機制（elections）直接連結人民（followers）的模式。
這種民粹主義的定義方式，曾隨現代化理論與依賴理論的發展，壯大 其理論的影響力，一直到1990年代新民粹主義（neopopulism）興起為 止。Weyland指出這種界定方式的優點，可以防止不同領域範疇間虛假 相關的產生，很適合作為少個案的歷史比較研究。但其缺點是不同領 域間在邏輯上有關的特質，將無法放在一起加以討論。其次，如果相 關領域重疊交集的部分太少的話，將大大限制了實證上的運用與推演 （Weyland, 2001）。 1980年代後，拉美國家許多軍人威權政體紛紛垮台，取而代之的 是以訴諸群眾路線而得到政權的民粹主義論者，他們卻推翻過去民粹 政權所主張的經濟發展策略，開始推行一連串的自由經濟與市場的改 革（Gibson, 1997; Roberts, 1995）。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1990年代後研 究民粹主義的學者（Weyland稱之為neo-populism），主張應該拋開過去 對於民粹主義只與左派結合的觀點，應重新思考外國的壓力、國內經 濟環境，以及獲得群眾支持之間的互動關係。1例如Murillo（2000）就 分析墨西哥、委內瑞拉與阿根廷等三個國家的民粹政黨，如何在國際 政經結構的壓力下進行自由經濟的轉型。非常巧合地，墨西哥、委內 瑞拉與阿根廷等這三個存有民粹政黨的國家，同時在1988年到1989年 之間取得政權。這三個民粹政黨，在競選時都主張要保護本國勞工、 限制外國產品進口與提高關稅的政策，並以此爭取本國勞工的支持。 但當他們當選後，都違背當初的競選承諾，漸漸轉型為新自由主義式
的政黨。Burgess and Levitsky（2003）兩人認為阿根廷、墨西哥、秘魯與
委內瑞拉等國，民粹政黨紛紛採用經濟自由主義的原因，與其國內經 濟危機的程度、左派勢力的大小，以及政黨內部的組織結構有關。如 1 關於民粹主義與新民粹主義的差別，除了在經濟政策出現差異外，Ellner（2003）認為 過去民粹運動的領導者，需透過某些制度的中介以進行政治動員，例如工會組織。 但1990年代以後的新民粹主義，民粹運動的領導者可以透過媒體直接動員群眾的政 治參與。
果國內經濟危機程度高、左派勢力小，加上政黨組織結構鬆散，則民 粹政黨適應外在環境變化的能力強；反之，則適應外在環境變化的能 力就比較差。 Weyland也曾對新民粹主義興起提出解釋，他認為拉美和東歐國 家在1980年代後，由於整體社會力量獲得解放，進而推翻原來的軍 人威權政體。然而，在自由選舉的制度下，新的政體面臨一個嚴重的 挑戰，就是民主化後許多資本家和新的政治菁英結合在一起，他們透 過不當的競租行為（rent-seeking）形成新的經濟特權。因此人民逐漸對 民主轉型化後經濟資源分配不公的現象產生不滿，投射到對現行的制 度、政治菁英也產生強烈的不滿，終於導致民粹政黨或政治人物在新 自由主義的憲政制度下產生。這些民粹型的政黨，很多原來是偏向自 由主義的政黨，這些政黨為了爭取廣大窮苦民眾的支持，就轉型成為 民粹型的政黨（Weyland, 1999b）。其次，新民粹主義能與新自由主義相 互結合，這是因為拉美的自由化與市場改革需要群眾力量的支持，自 由化與民主化的過程中往往導致政治領袖逐步贏得群眾的魅力。但新 自由主義與新民粹主義之間的結盟關係其實相當脆弱，一旦自由化與 市場改革的結果，與群眾的利益相違背時，新民粹主義又將對新自由 主義構成嚴厲的挑戰（Weyland, 2003）。 為因應1990年代後民粹主義內涵重大的轉變（亦即新民粹主義的 興起），許多人就提出放射型的概念界定方式。Weyland認為其方法就 是綜合與集結不同學術領域的定義，在邏輯上等同於聯集的部分。例 如Taggart提出民粹主義至少有以下六個重要的特質：第一、民粹主 義者敵視代議民主的運作模式；第二、民粹主義者希望能在現實社會 中實現他們理想的理想國度（ideal heartland）；第三、如果將民粹主義 視為一種意識形態，則民粹主義仍然缺乏本體的核心價值；第四、民 粹主義是對社會危機的劇烈反動；第五、民粹主義在本質上存在兩難 的困境，因而限制其發展；第六、民粹主義會因外在環境的不同，而
改變其運作的模式（Taggart, 2000: 2-3）。Roberts（1995: 82-116）也歸納 出民粹主義有以下五個特質：第一，個人或父權型的領導（但未必需 具有領袖魅力）；第二，跳過各種組織與管道的媒介，由上而下直接 的政治動員；第三，聯合不同階級與社會部門的支持；第四，沒有強 烈的意識型態，但具有反菁英與反體制的特質；第五，以侍從主義式 經濟或資源重新分配的政策，作為爭取選民支持的訴求。Roberts認 為如符合以上所指涉的條件者，皆可視為民粹政治的行為。Weyland （2001）指出這種界定方式的優點，是可以將所有相關指涉的經驗意 涵都吸納進來，而不會有所遺漏，同時提供不同領域之間的概念妥協 （concept compromise）。但其缺點是包含太多理論基礎與多元的概念範 疇（concept diversities），導致所謂假性共識（pseudo-consensus）的產生， 將會使概念變得模糊而不清。 Weyland所說的最後一種界定方式（即Weyland 所建議的方法，也 是本文採用的方法），也就是所謂的古典型的界定策略，其方法就是 擷取民粹主義概念中最重要的面向，並加以重新定義。這種方式的優 點，是可以化解重疊型與放射型各自在定義上所產生的邏輯矛盾，並 能凸顯個別理論範疇的特色與內涵。其次，此種概念的界定方式，可 以修正過於空泛（放射型）或過於狹隘（重疊型）的民粹主義。然而， 古典型的界定方式最大的困難，在於如何定義一個處於特定領域中的 概念特質。更重要的，使用者很難界定何種內涵為真正必要的，何者 為非必要的（Weyland, 2001）。Leaman（2004: 320）的建議或許提供一個 可行的解決方法，他認為我們應該把民粹主義當作一個形容詞，亦即 使用populist或neopopulist，而不用populism或neopopulism。populist或 neopopulist是用來描述「一種個人式的政治領導，以及可變動式的跨階 級的聯盟，其目的是要完成某種重大政策的改變」。因此，它可以與經 濟自由主義結合在一起（neoliberalism），例如阿根廷的Menimism。也可 以是民粹式的民族主義（neopopulism nationalism），例如當今的委內瑞
拉的Chavismo。本文就是將populist與democracy這兩個概念結合在一 起，意涵政治人物以民粹主義式的方式取得政權，上台後卻以「代理式 民主」（delegative democracy）的方式治理國家。
三、民粹式民主概念的測量
如何找出民粹主義最重要的特質，並對它重新界定？首先，本文 從「民粹主義究竟是民主的體制或是威權體制？」這個問題出發。在比 較民主化理論中，對一些處於自由民主與威權獨裁之間模糊地帶的政 治體制，Schedler（2002）歸納有三種不同的處理方式。第一種是視之 為「有缺陷的民主」（defective democracy），例如O’Donnell（1994）提出 的「代理式民主」（delegative democracy），以及Zakaria（2003）提出的「非 自由主義式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第二種視之為介於民主與威權 「中間地帶」的體制（既不是民主也不是威權），例如Diamond（2002）提 出的「混種體制」（Hybrid regime）；第三種是視之為一種新型態的威權體制，例如Levistsky and Way（2002）兩人提出的「競爭型的威權主義體
制」（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以及Schedler本人提出的「選舉型的 威權主義體制」（electoral authoritarian）。 王振寰與錢永祥（1995）兩人提出「民粹威權主義」這個名詞，在 概念上近似Schedler提出選舉型的威權主義，基本將台灣的民粹威權 主義歸類為一種新型態的威權體制。但是，本文的看法則有所不同， 台灣目前的政治體制基本上是民主體制，但比較偏向一種有缺陷的民 主。如從Canovan早期提出七個大類中，台灣應屬於民粹式的民主這一 類，其內涵則可以借用O’Donnell的代理式民主的觀點加以重新界定。 O’Donnell指出第三波民主化國家經由各自特殊的國家與社會關係，最 後將建構出不同於西方的自由民主的類型，也就是「代理式民主」。這 是因為過去的威權體制，會留下一些非正式的制度與規範，例如侍從
主義（clientelism）和特殊主義（particularism），並與正式的民主制度規 範結合在一起，形成一種「代理式民主」。其特色是只具有縱向的課責 （vertical accountability），缺乏橫向的課責（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政 治菁英高唱民意至上主義，誰贏得選舉就依他認為最適當的方式來治 理國家，不受憲法以及其它相關法令與制衡機關的約束。「代理式民 主」將導致兩種不良的政治後果，第一是提供舊威權勢力復辟的機會， 第二是拉大社會之間的貧富差距（O’Donnell, 1994, 1997）。「代理式民 主」的現象，不只經常在拉美國家出現，台灣其實也有這種狀況。例如 就憲政體制而言，台灣原本應該偏向法國式的半總統制（傾向內閣制的 制度設計）。但實際的政治運作，卻是在總統制的軌道上運行。總統既 使沒擁有國會多數議員的支持，仍然握有相當強大的政治主導權。 O’Donnell更進一步闡釋所謂橫向的課責，主要指政府機構之間 相互的監督與牽制，以及建立法治（rule of law）或司法獨立的基礎（O’ Donnell, 1999: 38）；而縱向的課責，則是指人民對於政府的選舉課責 （electoral accountability）（O’Donnell, 2003: 47）。因此，民粹式民主之所 以會對當代民主發展產生威脅，在於民粹式民主威權主義下的民主， 往往是一個「違法的民主」（illegal democracy），民粹的政治領袖往往會 不理會既有的法律規範，破壞政治體制中原有的制衡設計與法治體系 （Canovan, 1999; 周陽山，2004）。因此，我們可以合理提出以下的推 論：第一，具有民粹式民主的群眾，一方面會支持以民主選舉的方式 產生政治領導者，他們反對過去在威權主義時期，以身份繼承、政黨 壟斷或軍事政變產生領導者；第二，這些群眾缺乏國家機關之間分權 與制衡的觀念。有些人甚至會主張，為了達成某些政治目標，可以不 理會相關法律的程序規定，人治原則高於所有法治原則，個人的基本 權利將缺乏保障。 根 據 上 述 的 討 論， 本 文 將 使 用「亞 洲 民 主 動 態 調 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計畫中，與兩個課責面向有關的題目，作為測量台灣
民眾具有多少程度的民粹式民主的傾向。2問卷調查時間從2006年1月 至3月，調查範圍涵蓋全台灣地區20歲以上的合格選民，樣本抽取都 經過嚴格的分層、採用多階段、系統抽樣等隨機抽樣的設計，共完成 有效樣本數1,587份。 在「亞洲民主動態調查」計畫中，詢問受訪者是否同意以三種非 民主的方式取代民主的選舉，這三種非民主的方式分別是個人專制
（personal dictatorship）、軍人專制（military dictatorship）與單一政黨專
制（single-party dictatorship）。台灣社會有多少群眾具有民粹式民主的 傾向？表一顯示，有高達76.1%的民眾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廢除議會 和選舉，也有高達82.9%的民眾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只能允許一個政 黨參與選舉並執政，更有88.2%的民眾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由軍隊來 統治台灣。從台灣群眾相當反對以非民主方式取代民主選舉制度的結 果來看，台灣社會應該已經具備Linz與Stepan（1996）所言的民主鞏固
的標準，民主選舉已經成為台灣社會唯一的遊戲規則（the only game in
town）。 「亞洲民主動態調查」計畫中，同時也設計與橫向課責有關的題 目，例如立法與行政機關之間的制衡、道德領袖或國家（moral state）的 觀念、法治的精神等。測量結果顯示，台灣民眾對橫向課責的支持， 要比垂直課責少很多。表一顯示只有34.3%的民眾不同意或非常不同 意大有為的政府應受議會的牽制，有62.5%的民眾不同意或非常不同 意即使有道德高尚的政治領袖，任何事都可由他作主，有68%的民眾 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當國家面臨困難時，政府可以不必理會法律的規 定。 2 有關亞洲民主動態調查計畫相關的資料，例如計畫緣起、測量主題、涵蓋國家、 調 查 方 法 與 調 查 資 料 的 釋 出 等， 請 參 考 該 計 畫 的 網 站 以 獲 得 相 關 的 資 訊www. asianbarometer.org。
表一、民粹式民主測量題目的百分比分析 非常 同意 同意 無法選擇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不懂 題意 不回答 1. 應 該 廢 除 議 會 和 選 舉， 由 一 個 強 而 有 力 的 領 袖 來 決定。 1.8% 15.0% 3.3% 58.8% 17.3% 2.8% 1.0% 2. 只 允 許 一 個 政 黨 選舉與執政。 0.9% 10.3% 3.2% 61.6% 21.3% 1.8% 0.9% 3. 應 該 由 軍 隊 來 統 治國家。 0.7% 5.5% 3.3% 58.0% 30.2% 1.6% 0.8% 4. 政 府 如 果 經 常 受 到 議 會 的 牽 制， 就 不 可 能 有 大 作 為了。 5.2% 50.6% 4.4% 32.5% 1.8% 4.7% 0.8% 5. 只 要 政 治 領 導 者 的 品 德 高 尚， 任 何 事 情 我 們 都 可 以由他做主。 2.5% 30.3% 1.9% 56.1% 6.4% 1.8% 1.1% 6. 國 家 面 臨 困 難 時， 政 府 在 因 應 上 可 以 不 必 理 會 法律的規定。 1.7% 22.1% 4.4% 59.7% 8.3% 2.9% 0.9% N=1,587 資料來源：亞洲民主動態調查：台灣地區調查計畫（2006）。 為 檢 定 上 述 六 個 測 量 民 粹 式 民 主 指 標 的 建 構 效 度（construct validity），並驗證因素分析結果是否符合本文的理論預期，亦即台灣 社會如存在普遍的民粹式民主現象，就應該可以清楚區分出兩種不同 的面向：垂直課責與水平課責，而且民意對垂直課責的支持明顯高於 水平課責。基本步驟是先將受訪者回答「非常不同意」與「不同意」的 登錄為（+1）分，其餘的登錄為（-1）分（包含無法選擇、不知道與不回
答）。3再使用主成份分析的方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進行因素
的抽取（factor extraction），最後以最大變異數法（varimax）進行正交的轉 軸（orthogonal rotation），以抽取特徵值大於1的因子作為判別標準。表 五顯示，六道題中明顯可以萃取兩個因子，第一個因子顯示與原先理 論設定的縱向課責有關，由前三道題目組成。第二個因子則與原先理 論設定的橫向課責有關，由後三道題目組成。而兩個因子之間只有微 是合理且有實質意義的答案，不該被摒除。如果回答「無法選擇」或「不知道」被當成 缺失的個案（missing cases），使其在統計分析中隱形，此種作法的缺點是使得有效案 例減少，將造成樣本代表性的偏差。一個比較好的替代方案是，將回答「無法選擇」 或「不知道」者，在態度的反應量表（response scale）上，重新定義為一個在理論上「可 防禦」的數值（defensible spots）。以本文所使用的六道測量題目為例，採取比較嚴格的 評定標準，即假設那些回答「無法選擇」、「拒答」或「不知道」的人，等同於不具有垂 直或橫向制衡理念者。 表二、民粹式民主測量題目的因素分析 縱向制衡原則 橫向制衡原則 1. 應該廢除議會和選舉，由一個強而有力的領袖來決 定。 0.772 0.171 2.只允許一個政黨選舉與執政。 0.804 0.138 3.應該由軍隊來統治國家。 0.780 0.110 4. 政府如果經常受到議會的牽制，就不可能有大作為 了。 0.000 0.749 5. 只要政治領導者的品德高尚，任何事情我們都可以 由他做主。 0.271 0.575 6. 國家面臨困難時，政府在因應上可以不必理論法律 的規定。 0.137 0.632 Cumulative % 38.165 54.903
KMO and Bartlett's Test 0.757
（P-value） （<=0.001）
Analysis N 1,587
資料來源：亞洲民主動態調查：台灣地區計畫（2006）。
說 明：資料登錄方式：回答「非常不同意」與「不同意」登錄為+1分，其餘的登錄 為-1分。因素分析方法：主成份分析方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與最大變異數法 （varimax）。
弱的正相關，亦即支持垂直課責的人，未必同時也支持水平課責。在 台灣社會，這兩個面向是相互獨立的，同時也證明民粹式民主的確是 台灣主流的民意，才會得出如此因素分析的結果。兩個因素加起來， 總共可以解釋近55%的變異量。
四、類型建構
從上面因素分析的結果中，確定民粹式民主是台灣目前的主流 民意，但並不是全部的人都是如此，因此有必要做類型化的工作，才 能再回答台灣究竟有多少人具有民粹式民主的傾向。藉助上面因素分 析的結果，再參照Inglehart（1997）的作法，則可將這兩個共同特徵 分別作為兩個不同的軸線，就可建構出四種不同類型的政治傾向（2 x 2=4）。本文的建構方法是，因兩個面向各有三道測量題目，所以理論 上在每個面向中，至少必須有兩道（含）以上的題目，都回答正面取 向者（即回答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才會將這個面向歸類為正值取向 （即+3與+1之間），其餘的則歸類為負值取向（即-3與-1之間，沒有 0）。其次，再找出+1分以上對應的因素分析數值，以此作為分類的切 割點（cutpoint）。最後，我們可以將台灣群眾的政治傾向，命名為以下 四種不同的類型：自由民主價值取向（垂直課責為正值、水平課責為正 值）、民粹式民主取向（垂直課責為正值、水平課責為負值）、開明專制 傾向（liberal autocracy）（垂直課責為負值、水平課責為正值）、傳統威權 傾向（垂直課責為負值、水平課責為負值）。 傳統威權主義傾向者的特點，就是沒有垂直與水平的課責觀念， 他們會對統治者採取服從與順服的態度與行為。中國傳統社會就具有 這種特質，Huntington指出儒家思想強調團體利益重於個人利益，政 治權威高於個人自由，社會責任優先於個人權利。同時，儒家社會缺 乏對抗國家權力的傳統，個人基本權利觀念根本不存在。而且，儒家思想鼓勵社會的和諧與相互合作，禁止社會衝突與競爭，重視社會秩 序的維持，以及遵從階層式的社會。更重要的，儒家思想融合社會與 國家為一體，使自主性的社會團體根本沒有生存的機會（Huntington, 1997: 10-1）。 開明專制傾向者的特點，就是具有水平的課責觀念，但卻缺乏垂 直課責的觀念。開明專制其實就是一種菁英領導型態的政治體制，盛 行在1940年代前的歐洲各國或現今香港的半民主體制，以及新加坡與 中國大陸一黨主政的體制。金耀基指出香港的政治體制是一種「行政 吸納政治」的治理模式，這是一種由英國政府與香港社會菁英所組成 的「共治」現象，其方法是政府把社會菁英吸納進入行政決策結構，或 是利用諮詢的途徑，吸納社會菁英的意見（金耀基，1997，頁21-45）。 Zakaria（1997）認為這種開明專制，比起一些第三波民主化國家的非自 由主義的民主更好。 自由民主傾向者，不論對垂直或水平的課責觀念，都具有正值的 取向。在西方社會的傳統觀念中，民主就等同自由民主，其特質是強 調公民的參政權，舉行定期、公平與公開的選舉競爭，還有法治、制 衡與個人基本權利的保障等（Zakaria, 2003）。至於民粹式民主傾向者， 表三、不同類型的政治傾向 橫向制衡 負值取向 正值取向 縱 向 制 衡 負值取向 傳統威權 13.0% （n=207） 開明專制 2.4% （n=38） 正值取向 民粹式民主 65.3% （n=1037） 自由民主 19.2% （n=305） N=1,587 資料來源：亞洲民主動態調查：台灣地區計畫（2006）。 說 明：斷點（cut point）：相對應的F值分別為-1.037（橫向制衡）與0.79（縱向制衡）。
就是具有垂直的課責的觀念，但缺乏水平的課責的觀念，其特質已經 在本文的上一段中有詳細的說明。 從台灣的調查資料來看，目前社會主流的政治傾向，的確是民粹 式民主傾向者。表三就顯示有六成五以上的群眾具有民粹式民主傾向 （65.3%），而自由民主傾向者只有19.2%，至於開明專制傾向與傳統威 權傾向更少，分別只有2.4%與13%。
五、民粹式民主的群眾基礎
透過雙變項（bivariate）的交叉列表分析，表四顯示在性別部分，男 性比女性有較多的比例具有自由民主傾向。在民粹式民主的傾向上， 男性也比女性多。在開明專制的傾向上，男女之間的差異不大。而女 性則在傳統威權主義的傾向上，比男性要多。在年齡部分，年紀越輕 越具有自由民主的傾向；同時，他們越不具有傳統威權主義的傾向。 另一方面，年紀越大則越不具有自由民主的傾向；同時，他們也越具 有傳統威權主義的傾向。年紀屬於中間者，政治傾向剛好介於年輕與 年長者之間。至於民粹式民主的傾向，年紀較輕與中間這一層的人近 似，都比年紀大者要多一些。 在省籍差異的部分，大陸各省市的人越具有自由民主的傾向；同 時，他們也越不具有傳統威權主義的傾向。另一方面，原住民則剛好 與大陸各省市者相反，他們越不具有自由民主的傾向；同時，他們也 越具有傳統威權主義的傾向。本省閩南和客家人的政治傾向則相當接 近，剛好介於這兩類之間。在民粹式民主傾向部分，除原住民外，其 它三類的人近似，而且明顯高於原住民。在教育程度的部分，交叉統 計顯示是所有自變項中最顯著的解釋因素。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具 有自由民主的傾向；同時他們也較不具有傳統威權取向。另一方面， 教育程度越低者，剛好與教育程度高者相反，他們越具有傳統的威權傾向，但越不具有民主威權主義傾向。至於在民粹式民主傾向上，隨 著教育程度的增加，比例也跟著增加，但到大學以上程度時，就開始 呈現下滑的趨勢。至於地理區域的差異，則與政治傾向沒有顯著的相 關，地緣政治的現象並沒有出現。 在國家認同方面，偏向中國統一者，要比偏向台灣獨立者，有比 較多的人具有自由民主傾向。偏向台灣獨立者，比偏向中國統一者， 有比較多的人具有民粹式民主傾向，但它們之間的差異並不算太大。 主張維持現狀者則介於兩者之間，但比較多的人具有傳統威權主義傾 向。在政黨認同方面，泛藍的支持者比泛綠支持者，有比較多的人具 有自由民主傾向，泛綠支持者比泛藍支持者，有比較多的人具有民粹 式民主傾向，但它們之間的差異不算太大。至於無政黨傾向者，則介 於兩者之間，但有比較多的人屬於傳統威權主義傾向。 從雙變數的分析中，性別、年齡、籍貫、教育程度、統獨立場與 政黨認同的自變項，都顯著影響依變項的變化，但這都是在沒有控制 其它變數的條件下所產生的結果。以下將所有的自變項一起納入統計 模型的分析。由於依變項是四分類的名目變項（nominal variable），因此
可使用「多項式勝算對數模型」（multinominal logit model）的統計分析。
又顧慮到觀察值可能出現０的狀況，將會影響到估計值的穩定性與準 確性。因此，本文必須將自變項進行簡併的處理，主要是依據上述交 叉分析的結果，以理論上相近的才併在一起計算。最後將性別分男性 與女性這兩類（女性為對照組），年齡與教育程度則為數值變數，省籍 分本省閩南語、本省客家與大陸各省市（本省閩南為對照組）。4統獨立 場分偏向台灣獨立、偏向中國統一與維持現狀這三類（偏向台灣獨立為 對照組）。政黨傾向分偏向泛綠、偏向泛藍與無政黨傾向這三類（以偏 向泛綠為對照組）。 4 由於原住民的有效樣本數太少（少於30個），本文將排除在以下的模型分析中。
表四、台灣民粹式民主傾向的群眾基礎：交叉分析 自釋項 傳統威權 開明專制 民粹式民主 自由民主 樣本數 LR chi2 Sig. 性別 男性 8.41 % 2.51% 67.88% 21.20% 797 31.9113 .000 女性 17.72% 2.28% 62.78% 17.22% 790 年齡 20-34歲 5.16% 2.10% 67.88% 24.86% 523 97.5350 .000 35-49歲 9.84% 2.36% 67.52% 20.28% 508 50歲以上 23.38% 2.70% 60.97% 12.95% 556 籍貫 本省（閩南） 12.00% 2.51% 67.35% 18.14% 1,075 30.0684 .000 本省（客家） 13.40% 1.55% 66.49% 18.56% 194 大陸各省市 10.89% 1.95% 61.87% 25.29% 257 原住民 42.11% 2.63% 36.84% 18.42% 38 教育程度 國中以下 27.21% 3.71% 60.42% 8.66% 566 243.425 .000 高中職 8.62% 2.72% 69.61% 19.05% 441 專科 3.54% 0.88% 73.01% 22.57% 226 大學 1.71% 0.85% 63.25% 34.19% 351 地理區域 北部 11.51% 2.16 % 67.34% 18.99% 695 8.1456 .0520 中部 11.56% 2.89% 64.16% 21.39% 346 南部 16.20% 2.35% 63.75% 17.70% 469 宜花東 14.29% 2.60% 62.34% 20.78% 77 統獨立場 偏向獨立 13.60% 3.32% 67.37% 15.71% 331 61.0230 .000 稍微偏向獨立 8.14% 2.36% 69.82% 19.69% 381 維持現狀 21.54% 1.54% 60.62% 16.31% 325 稍微偏向統一 7.18% 1.06% 67.82% 23.94% 376 偏向統一 15.54% 6.08% 55.41% 22.97% 148 政黨認同 偏向泛綠 12.81% 2.14% 69.04% 16.01% 281 43.4604 .000 稍微偏向泛綠 9.02% 1.50% 66.92% 22.56% 133 無政黨傾向 18.02% 2.52% 64.53% 14.92% 516 稍微偏向泛藍 6.63% 3.57% 66.33% 23.47% 196 偏向泛藍 8.50% 1.94% 64.56% 25.00% 412 資料來源：亞洲民主動態調查：台灣地區計畫（2006）。
表五為多項式勝算對數模型的分析結果，在傳統威權相對於民粹 式民主的對比上，性別、年齡與教育程度有顯著的影響。其中男性、 年紀越輕、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可能具有民粹式民主的傾向；女性、 年紀越大、教育程度越低，越可能具有傳統威權主義的傾向。5在開明 專制相對於民粹式民主的對比上，只有教育程度有顯著的影響，教育 程度越高越具有民粹式民主的傾向。在自由民主與民粹式民主的對比 表五、民粹式民主的社會基礎：多項式對數勝算模型分析 + 傳統威權 民粹式民主 開明專制 民粹式民主 自由民主 民粹式民主 性別（對照：女性） 男性 -.717 （.179） *** .073 （.334） .125 （.138） 年齡 .022 （.006） ** -.008 （.012） -.005 （.005） 教育程度 -.756 （.141） *** -.681 （.247） ** .366 （.068） *** 省籍（對照：本省閩南人） 本省客家人 .216 （.243） -.471 （.547） -.059 （.167） 大陸各省市人 .141 （.245） -.175 （.460） .253 （.183） 統獨立場（對照：偏向獨立） 維持現狀 .264 （.212） -.664 （.529） .216 （.196） 偏向統一 .021 （.243） -.129 （.379） .265（.179） 政黨認同（對照：泛綠） 無政黨傾向 .026 （.204） .175 （.406） -.054 （.171） 偏向泛藍 -.415（.249） .387 （.403） .182 （.152） Constant -1.106（.562）* -1.647 （.752） * -2.267 （.389） *** Number of obs = 1,584 Wald chi2（27） = 430.30 Prob >chi2 =.000 Log Likelihood = -1353.0154 Pseudo R2 = 0.1002 資料來源：亞洲民主動態調查：台灣地區計畫（2006）。
說 明：1. + Robust standard errors adjusted for clustering around PSU in parentheses. All pass the Hausman and Small-Hsiao tests of IIA.
上，也只有教育程度有顯著的影響，但係數已從負值轉為正值，表示 教育程度越高越具有自由民主的傾向。至於統獨立場與政黨認同，則 沒有達到顯著的差異。6
六、分析與討論
從概念上而言，傳統威權傾向與自由民主傾向是兩個極為不同的 類型，而開明專制與民粹式民主則是兩者的過渡。然而，從傳統威權 走到自由民主，一定分別經過中間這兩種過渡階段。但為什麼少數人 會走向開明專制，而另外一些人則走向民粹式民主呢？有些人甚至轉 變為自由民主的傾向呢？ 依據上面多項式勝算對數模型的分析，在傳統威權與民粹式民主 對比之下，影響比值（odd ratio）大小的主要因素，包括性別、年齡、 教育程度等，尤其是教育程度。剛好，這幾個因素都與現代化的指標 有關。在現代化理論的假設中，個人的態度、信仰體系、意識型態或 政治行為，會受到個人居住環境與個人基本背景的影響。他們認為當 國家經歷快速發展後，會帶來都市化、財富的累積、專業分工、社 會多元化，以及教育水準的提高等整體結構的變遷，而影響到個人的 政治與社會經歷，最後會導致價值與文化的變遷（Inglehart, 1997）。 就性別而言，在性別變項上，傳統上認為女性比較保守，政治知識 比較不充足，女性政治參與方式也與男性不同，整體而言女性比男 性較不會參與政治活動（Verba, Nie and Kim, 1978; Norris and Inglehart, 2001）。而年輕一輩的政治態度尚未定型，因此比較具有學習新知的空5 多項式勝算對數模型的係數（coefficient），表示如增加一個單位的自變項，其對比值 會改變多少。如是正值，表示odd ratio大於1，如果係數值是負值，表示odd ratio小 於1，如果是0則等於1，也就是沒有改變。
6 本文針對統獨立場與政黨認同是否有共線性（collinearity）的問題作檢查，發現這兩個 變項即使先排除一個進入模型中，也不會達到顯著的水準。
間（Seligson and Booth, 1996）。隨著台灣社會加深現代化與全球化的發 展，我們可以合理預期傳統威權主義傾向將逐漸式微。 至於傳統威權如何過渡到自由民主？從雙變項分析與多項式勝算 對數模型分析中顯示，不管那一種特質的人，都只有相當低的比例是 開明專制傾向。我們可以合理推論，台灣社會政治傾向的變遷，並不 是由傳統威權主義，過渡到開明專制，再到自由民主。發展的路徑， 是由傳統威權主義，過渡到民粹式民主，再走到自由民主。而開明專 制與民粹式民主的對比關係，可以發現教育程度是唯一的解釋因素。 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明顯喜歡民粹式民主，而不偏好開明專制，這個 發現與香港的研究有很大的不同。在香港地區，教育程度越高的人， 比較容易接受先前威權體制的規範與價值，因此比較不支持自由民主 的體制（Sing, 2005）。背後的原因，或許與台灣高教育群或新聞媒體， 比香港、新加坡或中國大陸，對政治人物採取比較不信任的態度。因 此，寧願由人民直接掌控政治權力，也不願將力量完全讓渡給政治菁 英。 何種因素能讓由民粹式民主轉變到自由民主？在兩者相互對比 下，可得知教育程度是唯一的影響因素。教育程度越高，則有越高比 例的人偏向自由民主。因為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會比較重視個人的基 本權利與義務，比較能接受自由民主的思想；同時，教育程度越高的 人，比較有政治容忍度，以及豐富的政治知識等，這些因素都有助其 對自由民主理念的支持（Gibson, 2003; Kuenzi, 2005）。 另一個問題是，如台灣社會教育程度不斷提高，是否就會減輕 民粹主義的現象？從其它國家發展的經驗來看，並不支持這樣的推 論。因為不論是西方工業化國家，或是東歐前共產主義國家，以及拉 丁美洲國家，目前都仍有不同程度的民粹主義存在。在歐洲某些地
區，民粹主義會與極右派的政黨結合在一起（Albertazzi and McDonnell,
構（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的解體，以及推動各項民主改革，再加 上全球經濟自由化的變遷，造成對在地傳統產業或農業的衝擊，這些 因素都提供拉丁美洲國家各種草根性社會運動的政治機會結構，結果 造成近幾年不斷產生一些自發性的民粹運動。 另一個台灣學者相當關心的問題，從群眾態度的面向，分析民粹 式民主與統獨立場的關係究竟如何？在台灣與大陸的對峙關係中，民 粹主義是否會以統獨議題的面貌來動員群眾的政治參與？從本文的實 證資料分析可以發現，在控制教育程度後，統獨立場與民粹式民主之 間，在各種對比的類型中，並沒有找到任何連結的關係。具有民粹式 民主傾向者，並不是都集中在主張台灣獨立者，它們之間原本的差異 （在雙變項分析中出現），已被教育程度有效地切割（cross-cutting） （在 多項式勝算對數模型中出現）。任何政治人物想操作台灣獨立議題，作 為民粹式民主的主要訴求，都有若干的風險（risk）。例如會流失高教育 水平，具有自由民主傾向的人。而且，偏向統一立場這一邊的人，也 有一群具有民粹式民主傾向者，他們也會被反台獨的力量動員起來。 Robert（2006）曾區分四種不同動員類型的民粹主義。第一種是 組織型的民粹主義（organic populism），其特質是公民社會（政黨）與 市民社會組織的制度化程度很高，典型的代表如1930年代墨西哥的 Cardenas政權。第二種是勞工型的民粹主義（labor populism），其特質是 政黨制度化的程度低，但社會存在一個高度組織化的社會團體，如勞 工組織，典型的代表如1940年代阿根廷的Peron政權。第三種是政黨 型態的民粹主義（partisan populism），其特質是政黨的組織結構相當完 整，但市民社會的組織卻趨於零散化，典型的代表如1930年代秘魯的 Torre政權。最後一種是選舉型態的民粹主義，其特質是市民社會與政 治社會的組織結構都很鬆散，典型的代表如1990年代秘魯的藤森，以 及現任的委內瑞拉總統Chavez。透過民粹式動員取得政權的政治人物 或政黨，多半可能採取比較偏左，甚至提出財富重新分配的政策，藉
此以貼近並迎合廣大窮苦支持群眾的偏好。依據Robert的標準，台灣 比較偏向選舉型態的民粹主義，民粹主義都是政治人物利用選舉所建 立起來的領袖魅力。 媒體與台灣民粹式民主的興起密切相關，當今不論西方社會，或 是在拉丁美洲國家，也都可以發現媒體對民粹政治的發展扮演非常關 鍵的影響力（Mudde, 2004）。過去台灣的媒體一直被國家所掌控，是國 家展現其社會控制力的重要機制之一，但解嚴後台灣媒體開始進入獨 立自主與蓬勃發展的時期。然而，由於市場激烈競爭使得媒體必須自 我區隔不同的消費者，有些走溫和與中立的路線，有些則開始偏向極 端，甚至鼓動社會運動的路線。一項有關拉美總統選舉的研究顯示， 媒體所傳達的資訊偏差對總統選舉結果的影響，甚至高過一位具有魅 力型的民粹領袖（Boas, 2005）。因此，如何建立媒體自我約束的規範， 甚至政府需制訂適當的管理規則，這將是我們必須要面對的重要課 題。
七、結論
過去這十幾年來，台灣學界或報章雜誌經常出現有人預言，民 粹政治的時代即將來臨，並且民粹主義勢必結合台灣國族主義而得到 快速的發展，將導致台灣民主發展受到嚴重阻礙。這種觀點的經驗基 礎，主要建立在每逢選舉時，特別是幾次總統大選，候選人都會利用 國家認同的議題，進行全面的選舉動員，造成整個社會對立的形勢突 然升高。然而，本文的研究發現，民粹式的國族主義，其實被教育的 因素有效地切割，並限制它的效用。因此，經驗事實（fact）與學者的感 受（perception），實際存在一段差距。 有些人或許會認為，台灣社會高教育、具有自由民主傾向的人並 不多。但是，Erikson、Mackuen與Stimson（2002）三人在「總體政治」（The Macro Polity）這本書中就提到，選民個人可以是非理性的，但在 集體民意的層次上，卻是充滿理性的表現。造成選民整體理性表現的 原因，不是因為所有選民都具有良好的政治判斷能力，而是只要這群 人中有一部分的人消息靈通、政治知識充沛、對政治充滿興趣，他們 就足夠決定集體民意的走向。至於其他大多數對政治不具興趣的人， 他們的意見其實是會相互抵銷的，並不會對整體民意的走向具有任何 的影響力。 最近幾年，美國政治學界也在辯論，美國社會是否已經漸漸走向 兩極化的現象？但經驗的事實卻告訴我們，美國政治菁英的確出現對 立的現象，但這股對立的態勢並沒有延伸到一般選民之中（Fiorina and
Abrams, 2008）。Baker（2005）也依據World Values Surveys的資料，發現
二十年來絕對主義者（absolutists），的確在社會各個階層快速上升，這 是一般人所感覺到美國社會，正面臨價值對立其背後主要的因素。然 而，大家都忽略絕對主義者與相對主義者（relativists）之間，其實存在 很多地方是有共識的。因此，他們之間的差異，並未大到可以被劃分 為兩個對立，而且不可化解的敵對陣營。 台灣民主化過程真正出現的問題，應該是民主品質不良的問題。 台灣朝野無止境的惡鬥，以及施政品質無法提升，讓台灣大多數的群 眾漸漸對政治感到失望，產生一種政治的無力感（disaffected）或疏離感 （alienation）的現象。但是，如果台灣民眾能將這股對政治現狀的不滿 與失望，經由選舉機制的轉化，或許可能成為推動台灣民主深化不可 或缺的力量。Welzel與Inglehart（2008）就指出，民主的產生需要政治菁 英對民主遊戲規則做出承諾，但一般民眾對民主提出的需求與批判， 則是民主不斷深化與鞏固不可缺少的因素。 當然，針對本文的研究方法與推論過程仍有爭議的空間，例如調 查對象的代表性、資料蒐集的正確性，以及使用的研究方法是否適用 民粹主義的研究等。但從經驗的層次出發，由民眾的身上蒐集資料並
進行經驗的分析，不也開啟另一條思考台灣民粹主義問題的新方向。 參考書目 王振寰、錢永祥（1995）〈邁向新國家？民粹威權主義的形成與民主問題〉。《台灣社 會研究季刊》，20，17-55。 江宜樺（2001）《自由民主的理路》。台北：聯經。 亞洲民主動態調查：台灣地區調查計畫（2006）。《國立臺灣大學東亞民主研究計畫： 亞洲民主動態調查－台灣地區調查計畫》（95R0064-AH02-00）。台北：國立臺灣 大學。 周陽山（1993）《自由憲政與民主轉型》。台北：三民書局。 周陽山（2004）《民粹台灣》。台北：時英。 金耀基（1997）《中國政治與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黃光國（2003）《民粹亡台論》。台北：商周。
Albertazzi, Daniele, and McDonnell, Duncan (2007). “Introduction: The Spectre and the Spectre.” In Daniele Albertazzi and Duncan McDonnell (Eds.), Twenty-First Century Populism: The Spectre of Western European Democracy (pp. 1-11.).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Arditi, Benjamin (2003). “Populism, or, Politics at the edges of Democracy.” Contemporary Politics, 9(1), 17-31.
Baker, Wayne E. (2005). America’s Crisis of Valu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oas, Taylor C. (2005). “Television and Neo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 Media Effect in Brazil
and Peru.” Latin America Research Review, 40(2), 27-482.
Burgess, Katrina and Levitsky, Steven (2003). “Explaining Populist Party Adaption in Latin America: Environment and Organizational Determinants of Party Change in Argentina, Mexico, Peru, and Venezuel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6(8), 881-911.
Canovan, Margaret (1981). Populism. London: Junction.
Canovan, Margaret (1999). “Trust the People! Populism and the Two Faces of Democracy.” Political Studies, XLVII, 2-66.
Conniff, Michael L. (1999). “Brazil’s Populism Republic and Beyond.” In Michael L. Conniff (Ed.), 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 (pp. 43-62). Tuscaloosa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Diamond, Larry. (2002). “Thinking About Hybrid Regimes.” Journal of Democracy, 13(2), 21-35.
Ellner, Steve (2003). “The Contrasting Variants of the Populism of Hugo Chavez and Alberto Fujimori.”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35(1), 139-16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iorina, Morris P., and Abrams, Samuel J. (2008).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the American Public.” Annual Review Political Science, 11, 563–588.
Gibson, Edward L. (1997). “The Populism Road to Market Reform: Policy and Elections Coalitions in Mexico and Argentina.” World Politics, 49(3), 339-370.
Gibson, James L. (2003). The Legacy of Apartheid: Racial Differences in the Legitimacy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Processes in the New South Afric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6(7), 772-800.
Horowitz, Joel (1999). “Populism and its Legacies in Argentina.” In Michael L. Conniff (Ed.), 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 (pp. 22-42). Tuscaloosa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Huntington, Samuel P. (1997). “After Twenty Years: The Future of Third Wave.” Journal of Democracy, 8(4), 3-12.
Inglehart, Ronald (1997).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 Culture ,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y. Princet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Jagers, Jan, and Walgrave, Stefaan (2007). “Populism a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Style: An Empirical Study of Political Parties’ Discourse in Belgium.”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46(3), 319–345.
Knight, Alan (1998). “Populism and Neo-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 especially Mexico,”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30(2), 223-248.
Kuenzi, Michelle (2005). “The Role of Nonformal Education in Promoting Democratic Attitudes: Finding From Senegal.” Democratization, 12(2), 223-244.
Leaman, David (2004). “Changing Faces of 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 Masks, Makeovers, and Enduring Features.” Latin America Research Review, 39(3), 312-326.
Levitsky, Steven, and Way, Lucan (2002). “The Rise of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13(2), 51-65.
Linz, Juan J., and Stepan, Alfred (1996).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Mouzelis, Nicos. (1985). “On the Concept of Populism: Populist and Clientelist Models of Incorporation in Semiperipheral Politics.” Politics & Society, 14(3), 329-348.
Mudde, Cas. (2004). “The Populist Zeitgeist.”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39(4), 541-563. Murillo, M. Victoria. (2000). “From Populism to Neoliberalism : Labor Unions and Market
Reforms in Latin America.” World Politics, 52(2), 135-174.
Norris, Pippa, and Inglehart, Ronald (2001). “Culture Obstacles to Equal Represent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12(3), 126-140.
O’Donnell, Guillermo (1994). “Delegative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5(1), 55-69. O’Donnell, Guillermo (1997). “Illusions about Consolidation.” In Larry Diamond, Marc
Democracies: Themes and Perspectives (pp. 40-57).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O’Donnell, Guillermo (1999). Counterpoints: Selected Essays on Authoritarianism and Democratization.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O’Donnell, Guillermo (2003). “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 The Legal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Mistrust.” In Scott Mainwaring and Christopher Welna (Eds.),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in Latin America (pp. 34-5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oberts, Kenneth M. (1995). “Neoliberal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 : The Peruvian Case. ”World Politics, 48(1), 82-116.
Roberts, Kenneth M. (2006). “Populism, Political Conflict, and Grass-Roots Organ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8(2), 127-148.
Rupnik, Jacques (2007). “From Democracy Fatigue to Populist Backlash.” Journal of Democracy, 18(4), 17-25.
Schedler, Andreas. (2002). “The Menu of Manipul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13(2), 36-50. Seligson, Mitchell A. (2007). “The Rise of Populism and the Left in Latin America.” Journal of
Democracy, 18(3), 81-95.
Seligson, Mitchell, and Booth, John (1996). Election and Democracy in Central Americ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Shyu, Huo-yan (2006). “Populism in Taiwan: The Rise of Populist-democratic Culture in a Democratizing Socie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th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World Congress, Fukuoka, Japan, July 9-13, 2006.
Sing, Ming (2005). “Public Support for Democracy in Hong Kong.” Democratization, 12(2), 244-261.
Taggart, Paul (2000). Populism.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Torre, Carlos de la. (2000). Populism Seduction in Latin America: The Ecuadorian Experience. Athens: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Ohio University Press.
Vanden, Harry E. (2003). “Globalization in a Time of Neoliberalism: Politicized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Latin America Response.” Journal of Developing Societies 19(2-3), 308-333.
Verba, Sidney, Nie, Norman, and Kim, Jae-On (1978).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quality: A Seven-Nation Comparis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eyland, Kurt (1999a). “Populism in the Age of Neoliberalism.” In Michael L. Conniff (Ed.), 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pp. 172-190). Tuscaloosa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Weyland, Kurt (1999b). “Neoliberal 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n and East Europe.” Comparative Politics, 31(4), 379-401.
Weyland, Kurt (2001). “Clarifying a Contested Concept-Populism in the Study of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s, 34(1), 1-22.
Affinity.” Third World Quarterly, 24(6), 1095-1115.
Welzel, Christian, and Inglehart, Ronald (2008). “The Role of Ordinary People in Democratiz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19(1), 126-140.
Zakaria, Fareed (1997). “The Rise of Illiberal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76(6), 22-43. Zakaria, Fareed (2003). The Future of Freedo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