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國號與「天皇」制的起源─以最近發見的墓誌、木簡為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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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號與「天皇」制的起源

─以最近發見的墓誌、木簡為據

高明士

＊

摘要

「日本」（

yamato

）國號與「天皇」（

sumera-mikoto

）號成立於何時？學界說法紛紜。拙稿以為「日本」國號在

668

年頒行所謂《近江令》之際，當已出現。

670

年，武則天從日本第七次遣唐使得知改國號一事，乃諭令將「倭」

（

yamato

）改稱「日本」（

yamato

，

hi-no-moto

）。

2011

年在西安發現的「（百

濟人）祢軍墓誌」（卒於

678

年），誌文中提到「日本」，是到現在為止所發現的金石文當中最早提到「日本」的，也是在時間上最接近

670

年成立「日本」國號的證據。就當時的唐朝官方的認定而言，「日本」國號在

670

年成立，應可塵埃落定。隨著國號的改稱，到天武朝（

673-686

）時，也將以往的王號或大王（

ōkimi

）號改稱為「天皇」（

sumera-mikoto

），此由最近在奈良地區發現的木簡，出現「天皇」一詞，可作旁證。所以日本的「天皇號」，當初定於

681

年進行編纂的《淨御原令》。到

702

年《大寶令》、

757

年《養老令》頒行時，更為完備。由「日本」國號及「天皇」號的出現，可知自大化革新以後，日本積極仿唐建設法制國家；八世紀之際，日本的律令國家建設，已建制以天皇為頂點的「專制君主制」。關鍵詞：日本國號、天皇制、井真成墓誌、杜嗣先墓誌、祢軍墓誌＊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名譽教授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48 期 2012 年 12 月，頁 259-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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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00 年高中新歷史課綱選修課程《世界文化史》當中，有一小節要說明「日本天皇制的起源」，但遍尋國內相關著作，包括概說或通史書刊，並無直接可供參考。1_{日本學術專著，則有較多討} 論「天皇制」問題，但仍說法紛紜。此次國內新訂課綱當中，居然將此一問題列入高中歷史教材，雖說是選修課程（高三用），但編寫教材與教師教學之困難，概可想見。關於日本「天皇」制的起源，其實也關係「日本」國號的起源。最直接的發展方式，是由「倭」國演變為「日本」國，由稱「王」演變為稱「天皇」。其問題所在，一、「倭」國為何改稱「日本」國？這樣的演變始於何時？二、日本稱王以外，還有稱大王、天王等，乃至稱天皇、皇帝。所以討論「天皇制的起源」時，其著力點應該放在何處？三、稱「天皇」與「日本」國，兩者是否有直接的關聯？兩者都是日本自稱還是由當時中國改稱？以上諸問題，都不是目前所見的文獻所能解答，學界因而努力從考古金石文中去找直接材料，可惜迄今仍未能獲得滿意的答案。所幸藉由最近發現的墓誌以及木簡，可以有較明朗的答案。以下試圖作解說。

二、日本國號的成立

「倭」國為何改稱「日本」國？這樣的演變始於何時？此事在日本古代文獻尚無答案，只有從中國史書來找。中國史書向來有二說，一說是日本自己改稱；一說是武則天改稱，時間在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前者，倭國自己改稱，見於《舊唐書．東夷．日本國》，其 1_{例如鄭樑生，以為「天皇」一詞在推古二十八年（620）起開始使用（參看鄭樑生，《日} 本古代史》，臺北：三民書局， 2006 ，頁 138 ），但缺乏證明。馮瑋雖對「天皇」、「日本」稱呼的起源有些討論，而採納始於天武十年（681）開始編纂的《飛鳥淨御原令》說。但因都是採用他人之說，同時缺乏引證論述，所以說服力低。參看馮瑋，《日本通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2），頁7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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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日本國者，倭國之別種也。以其國在日邊，故以日本為名。或曰：倭國自惡其名不雅，改為日本。此即指出有兩種說法：一為依據其地理位置，以為在太陽的（東）邊，所以改稱為「日本」。杜佑《通典》，卷一八五，〈邊防典．序〉注說：倭國一名日本，在中國直東；扶桑國復在倭國之東，約去中國三萬里，蓋近於日出處。同書〈邊防典．東夷上．倭〉也說：「倭一名日本，自云國在日邊，故以為稱。」（卷一八五）。《舊唐書》另一說法，以為原來用「倭」字不雅而改稱。但《唐會要》，卷一百，〈日本國〉條曰：日本，倭國之別種。以其國在日邊，故以日本國為名。或以倭國自惡其名不雅，改為日本。或云日本舊小國，吞併倭國之地。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實對，故中國疑焉。《新唐書．東夷．日本國》的記載與《唐會要》雷同，但與《舊唐書》稍異，其曰：（高宗）咸亨元年（670 ），遣使賀平高麗。後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使者自言，國近日所出，以為名。或云日本乃小國，為倭所并，故冒其號。使者不以情，故疑焉。此即指出改稱「日本」的原因有三種說法：近日所出或惡倭名不雅兩說，均同《舊唐書》，時間在唐高宗咸亨元年（670），日本第七次遣唐使，以河內鯨為使至唐賀平高麗。惟《新唐書》認為「惡倭名，更號日本」一事，是在「咸亨元年（670），遣使賀平高麗。後稍習夏音」的結果，也就是更號為日本的時間，至少在咸亨元年（670）以後。但從其他諸書的記載看來，670 年倭使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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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來賀平高麗之前，在國內似已經先改用「日本」，所以「使者自言」、「自云」。至於近日所出之說，又見於《三國史記》，卷六，〈新羅本紀〉文武王十年（670）十二月條曰：「倭國更號日本，自言近日所出以為名。」當取材自《新唐書》。但《唐會要》與《新唐書》又有說法相反之處，此即《唐會要》以為「日本」本來是小國，結果吞併倭領土後而採用「日本」名稱；但《新唐書》則以為倭吞併「日本」小國，取其名改之。足見「倭」國為何改稱為「日本」國一事，在唐高宗咸亨元年（670）的朝廷，尤其鴻臚寺，對日本第七次遣唐使節團當中，無法取得一致的說法，導致諸史籍記載紛耘，朝廷因而懷疑日本使臣多不講實話。後者，武則天改稱的說法，見於《史記》，卷二，〈夏本紀〉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說明百濟之後，按曰：「武后改倭國為日本國」；《史記》，卷一，〈五帝本紀．帝舜〉張守節《正義》同樣引《括地志》說明百濟之後，按曰：「倭國，武皇后改曰『日本國』。」兩處均簡單說明倭國改稱「日本國」是由武則天所改，但改於何時？依然不明。按，張守節生卒年不詳，根據其著作《史記正義》（三十卷），〈序〉說：「守節涉學三十餘年」，序文末說該序寫於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736）八月，由此往上追溯其治學起始時間，當在武則天建周稱帝時期，即久視元年（700）前後。只是張守節稱武則天為「武皇后」，這是採用開元時期的稱呼。武則天何時改稱日本？若由高宗自顯慶以來因風疾而漸不能問政，麟德元年（ 664 ）十二月殺上官儀後，武后垂簾聽政，與高宗號稱「二聖」一事看來（《舊唐書．高宗本紀》），仍當以咸亨元年（670）改稱倭為日本。其因，或許由於倭使對改稱「日本」之理由有不同講法，唐廷無法採擇，乃由武后代高宗裁定，改倭為「日本」。2_{若再參照最近發現百濟人「祢軍墓誌」所示（詳後），} 2_{自江戶時代國學者本居宣長以來，對《日本書紀》的「倭」與「日本」，均訓讀為} 「ヤマト」（yamato）（參看岩橋小弥太，《日本國號》，東京：吉川弘文館，1970，頁173-174、189）；坂本太郎等校注《日本書紀》（收入《日本古典文學大系》， 68，東京：岩波書店，1965）亦同。此即唐高宗、武則天在咸亨元年（670）以後規定使用不同漢字，但在古日語音讀仍然相同，這一點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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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皇后改曰日本國」一事，推斷在高宗咸亨元年，應可接受。張守節在《史記正義．序》記述此事時，雖已距武皇后改倭為日本時有六十多年，就目前傳存的文獻而言，仍然是最直接的說明，可信度高。由以上所述，「日本」國號取代倭國名稱，在本國當始於 670 年稍前，或定於天智天皇即位後所頒的《近江令》（668）；在中國的定位，則確立於高宗咸亨元年（670）武則天皇后干政之際。至於稱「天皇」與「日本」國，兩者是否有直接的關聯？就法制的建制過程而言，兩者難以直接劃等號，但至少代表日本古代國家建制君主專制政體的過程。蓋自 645 年實施「大化革新」以來，即以唐制為榜樣，逐步法制化，尤其模仿唐制建設以皇權為頂點的國家。其邁出的第一步，恐即先將「倭」改稱為「日本」。此事在隋文帝開皇二十年（600），倭遣使至隋，使者答文帝問風俗，說：「倭王以天爲兄，以日爲弟。天未明時出聽政，跏趺坐，日出便停理務，云委我弟。」3_{高祖曰：「此太無義理。於是訓} 令改之。」（《隋書．東夷．倭國傳》）已透露其施政是以「日」為中心。至煬帝大業三年（607），倭又派遣小野妹子為使至隋，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同前引《隋書》）即以倭國所在為「近日出處」，已經寓有「日邊」之意，這樣的地理觀念，恐與國內佛教盛行有關。此即《摩訶般若波羅蜜多經》論釋書《大智度論》卷九說：「如經中說：『日出處是東方，日沒處是西方，日行處是南方，日不行處是北方。』」所以《隋書》在記述此國書之前，引其使者說：「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此時之倭使者顯然以為彼等來自「海東」，其國書曰：「日出處」云云，看來與其「海東」的東、西方位觀有關。而學佛法是此次遣隋使重要目的之一，所以「近日出處」、「日邊」的說法，或許源自佛典的方位 3_{井上光貞以為倭國王是天的高貴男子，這樣的「天」、「日」關係，或與日本神話} 中「日之御子」族人是從天上的「高天原」下降到人間而成為習俗有關，但不為隋文帝所接受，而訓令改之。（參看井上光貞，《日本古代思想史》，東京：岩波書店，1982，頁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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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4_{，但與倭國的「天下」觀無涉。只是國書文字所反映的對等觀} 念，觸犯隋煬帝天下秩序的大忌，乃將倭國國書視為「無禮」。無論如何，「近日出處」、「日邊」說，或許可視為「日本」國號成立的主要源頭。然則何時將「倭」改稱為「日本」？筆者以為在《近江令》頒行之際。按，668 年，天智天皇即位後，在新都近江大津開始從事法制建設，頒行所謂《近江令》，但學界對此事贊否皆有，否定論者以為缺乏直接證據。由於接著頒行朝廷禮儀、行路相避、冠位制度以及「庚午年籍」的戶籍制度等，至少具有某種程度的法制實施。在此前提下，進而將「倭」改稱「日本」，以更符合其政治體制。如此才能解釋唐高宗咸亨元年（ 670 ）日本「使者自言，國近日所出，以為名。」（同前引《唐會要》）最近七、八年來新發現的墓誌，有三個直接關係「日本」國號的成立，轟動一時。此即 1.「井真成墓誌」、2.「徐州刺史杜嗣先墓誌」、 3.「（百濟人）軍墓誌」，尤其後者「軍墓誌」。茲再略為說明。關於 1.「井真成墓誌」。 2004 年 4 月已知有收藏家藏有「井真成墓誌」，至 10 月，終歸西北大學博物館收藏，10 日並由該大學發佈此訊。由於墓誌銘文開始記載：「贈尚衣奉御井公墓並序：公姓井，字真成，國號日本。（下略）」此一消息披露後，立即震憾中日學界。蓋有關「日本」國號究竟始於何時，學界說法紛紛，此墓誌的發現，被認為是最早的證據，日本、大陸隨即召開若干研討會，到 2011 年至少有五十篇論文發表。5 4_{最近森公章亦持此說，並以為起草此國書者或為聖德太子（戶王）師高句麗僧慧} 慈。（參看森公章，《遣唐使の光芒》，東京：角川學藝出版，2010，頁 59）過去學界對此國書的解讀，大都是由政治意識的對等立場與否來考量倭國立場，增村宏也不以為然，主要是由倭國對當時的政治環境沒有深入瞭解，而較單純由方位來思考，不免有「夜郎自大」之嫌。增村氏對學界的批判，也值得參考。（參看增村宏，《遣唐使の研究》，第一編〈遣隋使問題再檢討〉所收四篇論文，京都：同朋社，1988，頁1-197）。 5_{有關「井真成墓誌」研究的簡介，參看賈梅，〈唐「井真成墓志」研究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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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文中提到「國號日本」，應該成立何時？學界有爭論。論者乃由井真成何時入唐作解釋，但誌文對此事無具體答案。誌文末記載井真成卒於玄宗開元廿二年（734）正月，年三十六，依其經歷推算，其入唐時間，有謂在開元五年（717，第九次遣唐使），但也有主張在開元二十一年（733，第十次遣唐使），這是依其身分來推斷，前者以為是遣唐留學生（請益生？），後者以為是官人。到目前為止，似以留學生說較多，即以 717 年入唐說為主流。6_{這樣的說法，留下幾個問題：第一、誌文並無明記何時將} 「國號日本」傳入唐朝；第二、就撰寫此誌文的認知而言，「國號日本」的訊息，從井真成入唐到開元廿二年(734)正月去世為止，這期間都有可能傳入；第三、就誌石而言，「國號日本」出現的時間，宜以墓主卒年（734）而撰寫誌文的時間為下限。筆者採取較保守的看法，以為「國號日本」出現的時間，宜設定在撰寫誌文者當時的認知為據，此即 734 年。若往前追溯「國號日本」一詞出現的時間，必須對墓主經歷再作史實考證，以誌文資料而言，實難具體認定在何年。以下兩誌石出現「國號日本」的時間認定，筆者仍採撰誌時間的保守看法。由於文獻記載「日本國號」的成立，早於此誌石。因此，不論何種主張，此誌石不能作為「日本國號」成立最早的證物。關於 2.「徐州刺史杜嗣先墓誌」。 2004 年 10 月 10 日由大陸西北大學發佈「井真成墓誌」新聞後，日本《朝日新聞》於 10 月 11 日立即以頭版消息發佈此訊。從此以後引起日本學界對成立「日本」國號的證物一事，予以廣《碑林集刊》， 12 （西安：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發行， 2006 ），頁 167-172 ；拜根興，〈杜嗣先、井真成墓誌與唐代中日關係研究〉《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總18輯，（西安：三秦出版社， 2011 ），頁 1-7 。在專書論文集方面，最具代表性的，為（日本）專修大學、西北大學共同プロジェクト編，《遣唐使の見た中國と日本》（東京：朝日新聞，2005.7 ），內中共收 24篇論文，其中值得注意的，池田溫，〈「井真成墓誌」をめぐって〉一文，同時開列「古代日本人墓誌一覽」，共收18 件；另外也指出在中國所發現的墓誌，共有6,828件，數目龐大。（頁210-214）高橋繼男，〈最古の「日本」─「杜嗣先墓誌」の紹介〉一文（頁316-330），也值得參考。 6_{參看前引拜根興，〈杜嗣先、井真成墓誌與唐代中日關係研究〉，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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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關注，尤其高橋繼男教授。他在蒐集相關研究成果時，發現臺灣大學葉國良教授於 1995 年發表〈唐代墓誌考釋八則〉（《台大中文學報》第 7 期），其中一則為〈徐州刺史杜嗣先墓誌〉，亦作考釋。此文後來收入葉氏著《石學續探》（臺北，大安出版社， 1999）。據葉氏說，此墓誌（其實是夫婦二碑石）是在臺北一家專門賣骨董的「寒舍」店發現，當時因開價太貴，無法購買，徵得店主同意而用筆抄錄。其發表論文的依據，就是這個抄錄文。當發現「井真成墓誌」而被認為是成立「國號日本」最古證物時，高橋教授卻發現〈杜嗣先墓誌〉記載「皇明遠被，日本來庭」的時間，比「井真成墓誌」更早。蓋墓誌（由其子維驥撰）說：「（杜嗣先）粵以先天元年（712）九月六日薨于列祖舊墟偃師之別第，春秋七十有九。以二年（713）二月二日與夫人鄭氏祔葬于洛都故城東北首陽原當陽侯塋下，禮也。」遺憾的是該墓誌石已不知所在，即連拓本也沒有，所依據的只是葉氏個人筆錄，作為第一手資料，不免降低說服力，惟從整個誌文看來，應無造假。至於有無抄錯，則有待考證。根據此誌文，可知「日本來庭」是指第八次（長安二年， 702）遣唐使上朝時，武則天在大明宮麟德殿饗宴遣唐使粟田真人等，杜嗣先與李懷遠、豆盧欽望、祝欽明等人列席。7_{據此而言，} 有學者推斷「日本」國號在 702 年已經出現。8_{惟筆者以為此誌石} 之撰刻應該在先天二年（ 713 ）二月下葬之際，長安二年（ 702 ）「日本來庭」，是時間的追溯。所以此誌石所見的「日本」國號，宜設定在先天二年（713）二月，仍較「井真成墓誌」的 717 年說為早。9 7_{參看金子修一，〈則天武后と杜嗣先墓誌─粟田真人の遣唐使關と連して〉（《國} 史學》，197號（東京，2009.2），頁1-4。 8_{韓昇從文獻及此誌石，而推斷「日本」國號是在大寶元年（701 ）「頒佈」《大寶} 律令》。參看韓昇，《海東集 ─ 古代東亞史實考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頁 9-18。按，《大寶律令》於 701 年編成，702 年頒行，若取頒佈之年，宜曰702年。 9_{高橋繼男是以 717 年計，參看前引高橋繼男，〈最古の「日本」 ─ 「杜嗣先墓} 誌」の紹介〉，頁 316-330 ；葉國良是以 702年計，參看葉國良〈從二重證據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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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5 年到 2011 年為止，「杜嗣先墓誌」的「日本」國號說，已經取代「井真成墓誌」。但是到 2011 年在西安發現「（百濟人）軍墓誌」，又推翻「杜嗣先墓誌」說。關於 3.「（百濟人）軍墓誌」百濟人「軍墓誌」是 2011 年 7 月由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王連龍發表於《社會科學戰線》，文末附「大唐故右威衛將軍上柱國祢公墓誌銘并序」拓本圖片，誌蓋陰刻篆書四行，每行 4 字，四殺飾以幾何紋樣。誌石高廣 59 公分，厚 10 公分，四側豎面陰刻蔓草紋。誌文凡 31 行，滿行 30 字，共計 884 字。10_{（參看附圖} 一）但文中並無說明軍墓誌在何處發現。最近陝西師範大學教授拜根興先生告知原來軍墓被盜掘，現在陝西西安市公安局已經破獲此盜墓案，並收繳該誌石，將來可能將該誌石交給西安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寔進的兒子、孫子墓誌即存放於該研究院）。11 「軍墓誌」文首記載：「公諱軍，字溫，熊津嵎夷人也。」其下接著記述其家族世系及任官經歷功業，誌文記載：「曾祖福、祖譽、父善，皆是本藩一品，官號佐平。」可見氏家族在百濟是顯赫貴族。又記載：「去顯慶五年（660），官軍平本藩日，見機識變，杖劍知歸。」此即唐高宗顯慶五年（660）平百濟時，軍與其弟寔進陣前倒戈降唐，而加速百濟滅亡，唐擢授右武衛滻川府折衝都尉。因當時唐與日本關係緊張，誌文提到：「于時日本餘噍，據扶桑以逋誅。」此處之「日本」國號，正是迄今所見金石「日本」國號在中國的出現〉，《東アジア世界史研究センター年報》，第 2 號（專修大學社會知性開發研究センター，2009.3），頁59-67。 10_{王連龍，〈百濟人「祢軍墓誌」考論〉《社會科學戰線》，193期（吉林：吉林省社會} 科學院，2011.7），頁123-131。附圖一引自頁131附圖。此文係由西北大學王維坤教授所贈，特此申謝。2012年 2月 25日，由氣賀澤保規教授主持，在日本明治大學召開「新發現百濟人「祢氏墓誌」と 7世紀東アジアと『日本』」國際研討會，邀請大陸王連龍、張全民兩位先生以及日本學者金子修一、田中俊明等參加。「祢軍墓誌」研究已受到重視，可見一斑。 11_{最近高麗、百濟移民唐朝的墓誌研究受到重視，參看拜根興，《唐代高麗、百濟移} 民研究 ─ 以西安洛陽出土墓志為中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2 ），文末附「高麗移民墓志資料匯集」（共收 21件）、「百濟移民墓志石刻資料匯集」（共收 11 件）；拜根興，〈唐代百濟移民祢氏家族墓誌相關問題研究〉，《當代韓國》，73期（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2.6），頁9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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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最早提到「日本」者，足以推翻學界依據上述兩個誌石所作的推論。所謂「餘噍」，李連龍引《梁書．元帝本紀》大寶三年（552）二月，由於侯景叛變，元帝檄文中，說：「賊臣侯景，匈奴叛臣，鳴鏑餘噍。」即指殘留性命者，或遺民之意。逋誅，為逃避誅罰之義。兩句實含有譴責日本之意。此誌文又提到「扶桑」，也是金石文中最早見到者，此處仍當指日本，是為避免重複使用的替代詞。軍於麟德年間（664-665）有兩次與郭務悰、劉德高奉派赴日本處理唐、日關係。此事兩《唐書》失載，由誌文及《日本書紀》、《善鄰國寶記》所引《海外國記》可知。回國後，曾到百濟招撫遺民，並在討滅高句麗戰爭中立功。誌文記載咸亨三年（ 672 ）十一月，官職晉位為右威衛將軍；儀鳳三年（678）二月十九日卒於雍州長安縣延壽里第，亨年六十六。根據以上所述，可知「軍墓誌」所見的「日本」國號，以儀鳳三年（678）計，仍為今存金石文中最接近咸亨元年（670）由倭改為「日本」國號的誌石，實可強化咸亨元年（670）說，彌足珍貴。「井真成墓誌」及「杜嗣先墓誌」所見之「日本」為最早證物說，已不攻自破。當然每個墓誌均有其特定之歷史意義，仍有研究價值，但不在拙稿討論範圍。

三、「天皇」制的起源

關於「天皇」制的起源問題，在日本古代史上含有以下諸問題：首先，關於日本稱王以外，還有稱大王、天王等；稱天皇以外，還有稱皇帝。也就是討論「天皇制的起源」時，其著力點應該放在何處？對於這個問題，第一應考慮何時出現稱「天皇」？其次，是討論「天皇」號的前身為何？就資料而言，則除文獻記載外，尚須以古金石文材料作印證。就文獻記載而言，日本最古的文獻，具有史料價值的，如《古事記》（712 年）、《日本書紀》（720 年）、《萬葉集》（約 759 年）等，都是在八世紀之際編成，但對早期有關天皇記事，尤其在第一代神武天皇到第九代天皇，實為虛構，學界早已有共識。其下皇紀雖都稱天皇，仍不能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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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皇稱號已經出現的證據。「天皇」稱號不可能突然出現，正如中國「皇帝」稱號的出現一樣，其前身應該還有一段歷史發展背景。有關日本古代史的文獻資料，必須仰賴中國史書記載，尤其《隋書》以前的史書，甚至兩《唐書》都有珍貴資料。透過中國史書及金石文，可知日本「天皇」稱號的前身為「王」或「大王」。金石文方面，如眾所周知，東漢光武帝曾賜給倭之奴國王金印，印文曰：「漢委奴國王」，「委」即「倭」之古字，金印所稱倭之奴國，為當時倭國小國林立之一。至曹魏明帝亦曾賜給倭之邪馬臺國卑彌呼女王金印，印文曰：「親魏倭王」。而《宋書．倭國傳》記載倭五王事蹟，並有倭王武（通常是比定為雄略天皇）於宋順帝升平二年（478 年）的上表文，此為文獻上首次登載的國書。五世紀或六世紀的金石文中有「大王」的稱呼，12_{可與《宋} 書》相呼應，此時之倭國，已經統一諸小國分立的局面，即所謂大和王權，以奈良盆地等近畿地區為中央權力機構所在，統治日本列島的大部分地區，「大和」後來也成為日本的別稱。江田船山古墳「鐵刀銘」有「治天下」「大王」，埼玉稻荷山古墳「鐵劍銘」有「左治天下」的記載，這也是首見使用「天下」一詞。就文獻而言，701 年編成、702 年頒行之《大寶．公式令》所見「御宇日本天皇」之稱，是為「天皇」稱號出現的下限。13_但論 12_{例如和歌山縣隅田八幡宮「銅鏡銘」（有「癸未年」記年）、埼玉縣行田市埼玉稻} 荷山古墳「鐵劍銘」（有「辛亥年」記年）、熊本縣菊水町江田船山古墳「大刀銘」等。參看齋藤忠，《古代朝鮮．日本金石文資料集成》（東京：吉川弘文館， 1983 ），頁 29-32 、 388 ；宮崎市定，〈天皇なる稱號の由來について〉收入《宮崎市定全集》， 21 （東京：岩波書店， 1993 第一刷， 2000 第二刷），頁 279-281 （原刊《思想》， 646 ， 1978.4 ），頁 279-281 ；熊谷公男，《大王から天皇へ》（東京：講談社， 2001），頁 112-115 。又，宮崎氏在前引文以為「大王」是屬下對倭王的敬稱，並非倭王自稱，另主張稱「天王」，但至今金石文皆無發現，此說暫不取。 13_{《令集解》卷 31《公式令》「明神御宇日本天皇詔旨」條引《古記》曰：「『御宇} 日本天皇詔旨』，對鄰國及蕃國而詔之辭。」足見《養老．公式令》開頭增加「明神」兩字，而「御宇日本天皇詔旨」當是《大寶．公式令》條文。按，《大寶令》頒行於 702年（文武天皇大寶二年），但因佚亡，今日只能由《令集解》所引明法家的《古記》等復原片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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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皇稱號的起源，勢必再往上追溯，學界對此問題，大致可分為兩說，一為起源於推古朝，一為起源於天武、持統朝。關於推古朝說，較直接的證據，是由天壽國繡帳銘文所見四處提到「天皇」的文字，此外也有引用法隆寺金堂藥師如來像的光背銘，提到「治天下大王天皇」等用語，此等處的「天皇」，被認為是指推古天皇。但目前學界對二者製作時間，較傾向是天武、持統朝時期法隆寺重建時期，所以推古朝說較難說服人。14 此外，《隋書．東夷．倭國傳》說：（隋文帝）開皇二十年（

600

），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號阿輩雞彌，遣使詣闕。 … … （煬帝）大業三年（

607

），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貢。所謂「阿每」，和訓為「アメ」（

ame

）或「アマ」（

ama

），是天的意思。「多利思比孤」和訓為「タリシヒコ」（

tarisihiko

），是男子的尊稱。將姓和字合起來，直譯為天之高貴男子，15_{宜解為「天} 子」，這是藉漢音表日語，也就是所謂假名。至於「阿輩雞彌」如何解釋？高宗、武后時期的張楚金所著《翰苑》「倭國」條記載：「阿輩雞彌，自表天兒之稱。」雍公叡（唐文宗大和以前人）注說：「今案，其王姓阿每，國號為阿輩雞（脫「彌」字），華言天兒也。」16_{注文顯然取自杜佑《通典》，其卷一八五〈邊防典．東} 夷．倭〉說： 14_{參看前引熊谷公男，《大王から天皇へ》，頁 336-338。吉村武彥對學界舉考古文物} 共有五種（含拙稿中所舉二種），證明推古天皇（ 592-628 ）或稍晚的天智天皇（ 668-671 在位），「天皇」稱號已經出現的說法，提出反駁；呂玉新引用吉村氏說法，再參照東野治之、渡邊茂等論述，認為上述說法不能成立，再參照其他木簡資料，而提出天武十年（ 681 ），「天皇」稱號存在說，此與拙說相近。參看呂玉新，《古代東亞政治環境中天皇與日本國的產生》（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6），頁198-202。 15_{參看前引井上光貞，《日本古代思想史》，頁68。} 16_{張楚金著、雍公叡注，竹內理三校訂．解說，《翰苑》（東京：吉川弘文館，} 1977），圖版頁 62。雍公叡為唐文宗大和以前人，係採納內藤湖南的看法，參看竹內氏〈解說〉，前引《翰苑》，頁 147 。按，此書為日本太宰府天滿宮所藏之國寶，亦為天下孤本。

(13)

隋文帝開皇二十年（

600

），倭王姓阿每，名多利思比孤，其國17_{號阿輩雞彌，華言天兒也，遣使詣闕。} 此處需要再解說者為「阿輩雞彌」，其和訓為「アハケミ」（

ahakemi

）18_{，音譯為「オオキミ」，（}

ōkimi

_{）「大王」之意，}19_但張楚金說明是「自表天兒之稱」，此為倭人語言之原意；而杜佑則解為「華言天兒也」，成為杜佑個人以為是華語之意。此處當然應採用張楚金見解，但因杜佑說常為學界引用，特作辨明。「天兒」也是天子之意，大王亦稱天子，在中國自周以來早有其例，《日本書紀》亦有其例，不勝枚舉。再者，倭使呈上煬帝的「無禮」國書，20_{自稱：「日出處天子」} （《隋書．東夷．倭國傳》），此處的「天子」，在其後頒行的《養老．儀制令》「天子」條規定「天子」是「祭祀所稱」，這是日本較特殊的定義。《令義解》對於「天子」稱號解釋說：「至風俗所稱別，不依文字，假如皇御孫命，及須明樂美御德之類也。」「皇御孫命」在日本古漢語訓讀為「スメミマノミコト」（

sumemima-no-mikoto

）；另外，《養老．喪葬令》「服紀」條，《集解》解釋「為君」一詞之意，說：「謂天子也。釋云：君，天皇。古記云：君者，指一人，天皇是也，俗云須賣良美己止也。」此處就《令義解》而言，仍釋為「天子」，但《釋云》、《古記》則解為「天皇」，因為這些註解家已是八世紀以後的明法家，不免含有當代的思考，但所謂「俗云須賣良美己止也」，才是傳統的用語，「須賣良美己止」訓讀為「スメラミコト」（

sumera-mikoto

），與前述「須明樂美御德」同，且與後來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日本天平八年，

736

）賜給日本國王的國書，稱呼國王姓名「主明樂美御 17_{《隋書．東夷．倭傳》、《北史．倭傳》均無「其國」二字，《通典》此處衍。} 18_{參看前引張楚金著、雍公叡注，竹內理三校訂．解說，《翰苑》，頁 121。竹內氏訓} 讀。 19_{參看前引井上光貞，《日本古代思想史》，頁68。} 20_{筆者對此事已有詳細的探討，參看拙著，《天下秩序與文化圈的探索》（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2008）中篇第五章〈倭給隋的「無禮」國書事件〉、第六章〈隋唐使臣赴倭及其禮儀問題〉。

(14)

德」，也只有一字之差，其訓讀皆同為：「スメラミコト」（

sumera-mikoto

）。足見「主（須）明樂美御德」最基本是「天子」稱號的日文訓讀，「天皇」稱號建立後，才又增加具有天皇之意，但不是天皇的姓名。21

根據以上所述，可知從隋煬帝大業三年（

607

）日本推古十五年），到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日本天平八年，

736

），至少就隋唐官方文獻，仍無稱日本國王為「天皇」，這是很值得注意的事。22 至於《日本書紀》卷二十二推古十六年

(608)

八月記載倭王的答禮，有所謂「東天皇致書西皇帝」的國書，此事不見於中國史書，一般以為是《日本書紀》偽作，或是

607

年國書的改寫。此即《日本書紀》可能是將原來兩處的「天子」改為「天皇」、「皇帝」。所以也不能將此處的「天皇」視為該稱號已經出現的證據。至於天武、持統朝說，學界持此看法較多，主要的理由在於唐高宗上元元年（

674

）稱「天皇」之號影響日本。其次，《日本書紀》天武二年（

674

）二月條記載冊立皇后、妃、夫人等記事，說明「皇后」號已存在，由此推論「天皇」號亦已建立，其制度化則在《淨御原令》。再次，《日本書紀》記載天武天皇崩，繼位者為持統天皇，對先帝之崩或喪事，直稱「天皇」。23_{再者，更重} 的理由，在於

1998

年奈良飛鳥池遺跡發現書寫「天皇」的木簡（參看附圖二），24_{連同其他木簡，而被推定為天武朝，這是到今} 日發現「天皇」稱號最早的史料。依此看來，「天皇」稱號的出 21_{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日本天平八年，736），日本第九次遣唐副使中臣朝臣名代歸} 國之際，賜給該國王的國書稱呼日本國王姓名為：「主明樂美御德」，這是現存唐朝給日本唯一可見到的公文書。參看張九齡著、劉斯翰校注，《曲江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頁 503。此國書又見《全唐文》卷 287，西嶋定生等，《遣唐使研究史料》（東京：東海大學出版社， 1987 ），頁 233 亦有收錄。參看拙著，《律令法與天下法》（臺北：五南出版事業公司，2012），頁350-353。 22_{《新唐書．東夷．日本傳》記載：「神武立，更以『天皇』為號」，顯然引自《日本} 書紀》，不足以採信。 23_{以上學界探討有關「天皇」號的成立諸說，可參看大津透，《古代の天皇制》（東} 京：岩波書店，1999），第一章〈天皇號の成立〉，頁 1-16；大津透，〈「日本」の成立と天皇の役割〉（收入《日本の歷史》，第八卷：大津透等著，《古代天皇制を考える》，第一章，東京：講談社，2001），頁10-12。 24_{附圖二引自前引熊谷公男，《大王から天皇へ》，章前頁圖片。}

(15)

現，應設定在天武朝（ 673-686 ），25_{至持統（ 686-697 ）、文武朝} （ 697-707 ）以後而進一步使君主號法制化，建立所謂「天皇制」。其時機，簡單說可能初定於《淨御原令》（681 編纂、689 頒行），至《大寶令》（701 編成、702 頒行）而法制化，《養老令》（718 編纂、757 頒行）更為詳備。問題是「王」或「大王」的稱號變成「天皇」，其必然的淵源的關係為何？通說是受到唐高宗稱「天皇」的影響。按，唐高宗於咸亨五年（674）八月十五日，除追尊祖先外，並自稱為天皇，皇后（武則天）為天后，26_{同時改元為上元元年；弘道元年} （683）十二月崩，群臣上諡曰：「天皇大帝」。在時序上是可以成立的，只是日本自咸亨元年（670）遣唐使（第七次）歸國後，中斷三十一年，直至長安元年（日本大寶元年 701）才再有遣唐使的派遣（第八次）。27_{其間如何將唐高宗稱天皇一事傳達至日本，} 則還有再考證的必要。28 至於稱「皇帝」，見於大寶、養老《儀制令》。《義解》以為是「王者詔誥於華夷」，這樣的令文，當是直接抄錄自唐《儀制令》。29_{實際用例，為聖武天皇至稱德天皇之際（從天平至神護景} 雲年間， 729-769 ），在稱德之後繼位的光仁天皇就不再稱「皇帝」，這是由於三、四十年的征夷（蝦夷、蝦狄）內戰，導致國內不穩定，財政困竭，於是放棄追隨唐風、支配夷狄．諸蕃以王化 25_{參看前引熊谷公男，《大王から天皇へ》，〈プロローグ：「天下」の支配者〉，頁} 9-10；〈エビローグ：「天皇」の出現〉，頁333-347。 26_{《資治通鑑》，卷202，〈唐紀〉高宗上元元年八月壬辰條接著說：「以避先帝、先后} 之稱。」但胡三省注說：「實欲自尊，而以避先帝、先后之稱為言，武后之意也。」 27_{參看古瀨奈津子，《遣唐使の見た中國》（東京：吉川弘文館，2003），頁 4-6「遣} 唐使一覽表」。 28_{從《日本書紀》可知在天武四年（675）七月癸卯條派遣大伴連國麻呂等赴新羅，} 至天武五年（ 676 ）二月返國；五年（ 676 ）十月甲辰條派遣大乙上物部連麻呂等赴新羅，至天武六年（677）二月癸巳返國。從這兩個年度派遣新羅使看來，頗疑此時即由新羅得知唐高宗稱「天皇」之事。 29_{參看仁井田陞，《唐令拾遺》《儀制令》（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1933年初版，} 1964年覆刻發行），頁469。

(16)

天下的理論，而改求神明保護四方，王化境內國土。30 日本在七世紀後半建立天皇制後，直至十世紀前半葉，其國家組織的特質，學界稱為律令國家時期。在特定貴族的支持下，天皇獨自保有如下諸政治權力：1.建制官制，2.任命官吏，3.掌握軍權，4.對臣下的刑罰權，5.處理外交事務，6.王位繼承權等。31 這樣的天皇制，稱為「專制君主制」。直至十世紀前半葉，政權轉至武人，從此以後，直至明治維新為止，天皇權力被架空，成為虛位君主。律令國家時期直屬天皇的官制，為太政官系統與神祇官系統，此即說明行政與祭祀並立，這一特質異於同時代的唐制。神祇官系統尤令人矚目，在令典，則有專屬的「神祇令」的令篇，亦為唐令所無。由官制系統似乎可反映日本古代天皇的神格性質，其淵源，當出自天照大神後裔的神話，同時王權又與女巫相結合之故，如邪馬臺卑彌呼女王者。也因此之故，天皇自始即無姓。32

四、結論

日本在大化革新以後，制定行政組織，實施土地及賦役改革，積極仿唐建設法制國家，以確立王權支配體制。660 年，百濟為唐所亡；663 年，唐軍於白江口大敗流亡百濟軍隊及倭國水軍，倭國勢力從此退出朝鮮半島。668 年天智天皇即位，遷都於大津，頒佈《近江令》，以圖重新推行改革大業。同年，唐平高句 30_{參看熊田亮介，〈夷狄．諸蕃と天皇〉（收入前引大津透等著，《古代天皇制を考え} る》，第四章），頁161-178。 31_{參看石母田正，《日本の古代國家》第三章第三節〈東洋的專制國家：天皇制と太} 政官〉（東京：岩波書店， 1971 第一刷， 1974 第五刷），頁 228-254 ；笹山晴生，《日本古代史講義》（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7 初版，1983 八刷），頁 139-140。 32_{津田左右吉、福永光司等以為「天皇」稱號，來自中國道教天皇大帝的影響。參} 看福永光司等，《道教と古代の天皇制》（東京：德間書店， 19 7 8 ）但因中國道教影響日本古代歷史甚微，所以此說不取。參看大津透，〈「日本」の成立と天皇の役割〉，收入大津透等著，《古代天皇制を考える》（東京：講談社， 2 0 01 ），頁 11。

(17)

麗。669 年，倭國派遣第七次遣唐使，賀平高句麗。670 年（唐高宗咸亨元年），到唐朝上朝時，奏稱：「惡倭名，更號日本。」（《新唐書．東夷．日本國》）可見「日本」國號在 670 年稍前在其國內既已出現。就日本國內情勢而言，更改國號最有可能出現的時機，當即天智朝於 668 年頒行所謂《近江令》之際。但是在唐朝，雖於高宗咸亨元年（670），遣唐使來朝時，得知日本已由倭改稱「日本」，只是為何改稱「日本」？使者之間居然說法紛紛，乃由武則天確定使用「日本」國號。因此，從唐朝的立場看「日本」國號的成立，應設定在 670 年；從日本史的立場看「日本」國號的成立，應設定在 668 年《近江令》頒行之際。2011 年發現的「（百濟人）祢軍墓誌」（卒於 678 年），誌文中提到「日本」，是到現在為止所發現的金石文當中最早提到「日本」的，也是在時間上最接近 670 年建立「日本」國號的證據。670 年建立「日本」國號，應可塵埃落定。 672 年，日本爆發天智天皇之子大友皇子和天皇胞弟大海人皇子，為爭奪皇位繼承權而發生長達約一個月的內亂。此即所謂「壬申之亂」。結果大友皇子被大海人皇子所敗，大海人皇子次年即位，此即天武天皇。國都由近江（滋賀縣大津市）遷至飛鳥凈御原宮（奈良），重建秩序，並改革制度，繼續推行中央集權措施。681 年進行編纂《淨御原令》，689 年頒行。1998 年奈良飛鳥池遺跡發現書寫「天皇」的木簡，被推定為天武朝之物，這是到今日發現「天皇」稱號最早的證物。依此看來，以往的王號或大王號改稱為「天皇」，進而建立天皇制，可能初定於《淨御原令》（681 編纂、689 頒行），至《大寶令》（701 編成、702 頒行）而法制化，《養老令》（718 編纂、757 頒行）更為詳備。其淵源，可能受唐高宗稱「天皇」的影響。到八世紀之際，日本的律令國家建設，可說已建制天皇為頂點的「專制君主制」。總之，日本自七世紀中葉以來，即積極力求鞏固以王權為中心的中央集權體制，約半個世紀期，抑制豪強，數度派遣唐使，仿唐建立制度，中間經過在朝鮮白江口之役的大挫敗、王位繼承

(18)

之爭等內外困境，轉而從事內政建設，終於走出建制律令國家體制。最受令人矚目的表現，即將國號由「倭」改稱「日本」，進而由「王」（大王）號改稱「天皇」，以強化領導中心。兩者的建制，雖非同時，但透過法制建設，而致力於朝向鞏固以王權為中心的中央集權體制目標則不變，其動力即在東亞世界中謀求自立自強，而成為禮義之邦。33 附圖一（百濟人）軍墓誌 33_{拙稿承蒙二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寶貴意見，特此申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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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igin of the Title of Japanese Country and the

Tennō

(

Tianhuang

) System

－

Based on Newly Discovered

Tomb Epitaph and Wooden Tablets

Kao, Ming-shih Abstract

「日本」國號與「天皇」制的起源─以最近發見的墓誌、木簡為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