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集團與核心區」理論的檢討─關於古代中國國家權力形成的一點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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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5期 2006年5月，頁147-176. 「核心集團與核心區」理論的檢討——關於古代中國國家權力形成的一點思考王德權 *. 在認識古代中國國家權力摶成課題時，空間脈絡是既經提出、但未深入的領域，早年陳寅恪著名的關隴集團與關中本位政策，即其例。唯寅恪之說迄未獲得深入檢討，至80年代，受到許倬雲核心區理論的啟發，毛漢光拓展寅恪論點的適用範圍，提高寅恪論點的解釋效力。筆者深感前輩學者提出的論點存在著相互溝通的可能，嚐試作一些「溫故」的工作。張光直、許倬雲、毛漢光氏等前輩學者的研究領域、方法和切入點各不相同，但提出的論點卻予人殊途同歸之感，所論亦足以向前銜接戰前的陳寅恪、侯外廬，共同塑造一個古代中國國家權力摶成的解釋脈絡。古代中國國家的空間特質以及由此衍生的中國史之獨特性，遂逐漸浮現在讀者眼前。基於回首既往的目的，本文擬以讀書心得的方式，整理並反省我們自身的學術傳承，陳、侯、張、許、毛等前輩學者提出了迄今仍深具意義的觀點，有待進一步發掘其底蘊。本文擬結合柳宗元〈封建論〉與荀子〈議兵〉、〈彊國〉等篇，勾勒許、張、毛等先學匯聚而成的古代中國史解釋脈絡，在時間方面進一步拓展核心區理論的適用範圍，同時也著重從組織與制度層.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2) ．148．.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5期. 次，分析核心集團通過制度與結構之聯繫，摶成權力的歷史過程。關鍵詞：核心集團、核心區、毛漢光、國家權力、關隴集團. 一、前言筆者擔任中國政治制度史的教學工作以來，在闡釋古代制度賴以形成的歷史脈絡時頗感困惑，尤其是如何從中國古代 1國家權力獨特性的角度，理解制度的形成、職能與意涵。為此，筆者近年的思考方向由制度而結構，進而觸及中國國家權力形成的空間架構，曾撰文表示：在古代中國生產力相對微弱、各地域社會之間的水平聯繫有限的背景下，國家權力的形成，多表現為一個核心地域集團通過軍事征服與制度建構，聯繫核心權力與地域社會。在這個脈絡下，政治過程表現為「核心—周邊」的空間擴充，形成「王畿與四方」的政治空間格局、以及以「國」(城巿)經「野」(農村)的政治控制體系。在這個脈絡下，肇始於西周的「普天之下」理念，遂得以轉為秦帝國所運用；在這個脈絡下，寅恪「關中本位政策」與「關隴集團」理論不再是孤立、突然出現的個案，而是古代中國國家摶成之空間過程的再次演示。在這個脈絡下，核心權力成立的國家，擁有相對於諸地域社會的自主性，使其得以運用政治力，介入社會與經濟領域，塑造中國史「國家涵攝社會」的獨特性，無論社會階級的制度建構(四民分工)，抑或核心控御周邊的制度(封建、郡縣與貢納制)，都被涵攝在一個最高權力即核心權力的內部，表現為「核心(王畿)」與「周邊(地域社會)」間的制度化交往關係。 2古代中國國家摶成有其獨特形式，而體現在事件(政治過程)、制度與結構形式，乃至政治思想等不同層面。從古代中國國家權力摶成的空間脈絡出發，將得以略窺此權力之獨特形式的起源，進而理解事件與制度的歷史意涵。 1. 2. 本文不擬涉入歷史分期的爭論，所謂「古代國家」，大致是指三代國家成立以來(尤其是西周)，下迄唐宋之交。參見王德權，〈古代中國體系的摶成—關於許倬雲先生「中國體系網絡分析」的討論〉，《新史學》，第14卷第1期(台北，2003.03)，第5節「結論—兼論漢唐帝國與地域社會」。.

(3) 「核心集團與核心區」理論的檢討——關於古代中國國家權力形成的一點思考. ．149．. 探究古代中國國家摶成課題時，空間架構是既經提出但迄未深入的領域。我們對此觀點原不陌生，早在半個多世紀前，陳寅恪提出「關隴集團」與「關中本位政策」理論，即其著例。唯寅恪此論多被視為周隋唐時期之個案，未深究其說在古代中國國家摶成課題上的豐富意涵。至 1980 年代，許倬雲以「核心、中間區與邊陲」的空間架構，剖析漢代中國的體系網絡，為拓展寅恪此說提供了理論基礎，開啟後學探索中國史獨特性的一扇窗。其後，毛漢光承許氏核心區之說，提出「核心集團與核心區」理論，將寅恪論點往前、後拓展至北魏平城時期與五代華北王朝，擴大寅恪論點的適用範圍。毛氏將寅恪論點抽象化，提供學者檢視其他時期國家摶成的參考架構，在毛氏觀點啟發下，筆者嚐試在時間的適用範圍與內容兩方面，拓展其論點。關於時間範圍的拓展，在筆者的閱讀過程裡，柳宗元名篇〈封建論〉提出的古代國家形成論，頗有與核心區觀點暗合之處；專研上古史的張光直闡釋古代中國國家形成的特殊路徑，其論點亦涉及古代國家權力形成之空間架構，可作為拓展核心區理論的依據。在內容的補充方面，筆者擬提出核心權力形成過程裡的組織化與制度化，關於此，戰國後期的荀子在〈議兵〉與〈彊國〉篇裡有關時局的分析，提供我們拓展核心區理論內涵的可能方向。在筆者思考上述課題的過程裡，深感前輩學者提出的論點，存在著相互溝通的可能，因而嚐試進行一些「溫故」的工作。張、許、毛氏等前輩學者的研究領域、方法和切入點各不相同，但提出的論點卻予人殊途同歸之感，所論亦足以向前銜接戰前的陳寅恪、侯外廬，共同塑造一個古代中國國家權力摶成的解釋脈絡。古代中國國家的空間特質以及由此衍生的中國史之獨特性，遂逐漸浮現在讀者眼前。基於回首既往的目的，以「核心集團與核心區的檢討」為題，通過讀書心得的方式，整理並反省我們自身的學術傳承，陳寅恪、侯外廬、張光直、許倬雲、毛漢光等前輩學者提出了迄今仍深具意義的觀點，有待進一步發掘其底蘊。本文擬結合柳宗元〈封建論〉與荀子〈議兵〉、〈彊國〉等篇，勾勒許、張、毛等先學匯聚而成的古代中國史解釋脈絡。本文勾勒的解釋脈絡，或許只是出於筆者單方面的想像，但仍期盼能對古代.

(4) ．150．.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5期. 中國國家課題的認識有所助益。. 二、「核心集團與核心區」理論承續 60 年代以來的結構分析，1980 年前後以個別地域為主題的地域社會史漸次興起，納入社會異質性的考量，彌補過去結構分析的不足。就方法層次而言，個別地域研究終須與一個暫時的「整體」保持對話，但後來地域史研究卻逐漸走向技術化、形式化，未充分發揮與整體對話的目的而漸趨消寂。在地域社會史研究方興未艾之際，許倬雲從全局出發，運用「核心區」概念，結合「部分」與「整體」的關係，描繪出漢代中國的空間體系網絡；同時，許氏在核心區理論本身的建構上多所著墨，提供讀者檢視中國史時的新視野。其後，毛漢光拓展許氏之說，以「核心集團與核心區」這個概念詮釋寅恪關隴集團論。許、毛二氏立論宗旨與分析對象雖有不同，但就體系之空間構成來說，實前後相承。不同於過去重結構分析的取向，空間脈絡下的中國史解釋，有可能讓我們更貼近中國史的實質，也有助於批判地繼承結構分析獲致的豐碩成果。. (一) 「核心區」概念的提出：許倬雲「中國體系網絡分析」 3 許倬雲提出「中國體系網絡分析」說，其主旨是瞭解「中國是如何逐步形成為一個整合的大體系？」援用並改造華勒斯坦「近代世界體系分析」與日本學者木村正雄的「農地開發論」等觀點，建立「核心—中間區—邊陲」的空間分析架構，進而以精耕細作小農經濟為基礎，以巿場為主軸，強調通過各區域之間的溝通與聯繫，摶成一個整合的體系。許氏以巿場為主軸檢討古代中國體系的摶成，是否可行？筆者對此稍有. 3. 許氏有關中國體系網絡的論點，分見〈傳統中國社會經濟史的若干特性〉，收入許倬雲，《求古編》(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0)、〈漢代中國的體系網絡〉，收入《勞貞一先生八秩榮慶論文集》(台北：商務印書館，1986)、〈體系網絡與中國的分合〉，收入《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5)諸文。.

(5) 「核心集團與核心區」理論的檢討——關於古代中國國家權力形成的一點思考. ．151．. 保留，以為市場理論限制了許氏體系網絡解析的有效性，尤其是低估了在整合地域社會上古代國家發揮的積極作用。在漢代相對微弱生產力結構下，以鋤耕為主的小農面臨生產不穩定的困境，也使得其消費能力受到限制。但生活與生產循環所需的必要消費物資(如鹽鐵等)，迫使小農陷入「不得不買」、「不得不賣」的交換結構中，因而表現出農村巿場相對繁榮的表象。 4與唐宋間因生產力擴大、社會分工複雜化、社會剩餘增加的情況不同，漢代農村巿場的活絡，正是小農經濟困境的反映。因此，筆者以為不宜高估生產力制約下跨越地域社會的商品交換，就生產力與巿場經濟的內在關聯觀之，漢代小農經濟結構下地域社會間的水平交往程度不高。因此，在檢討漢代社會整合課題上，不宜忽略國家的公共職能。在相對孤立的地域社會上聳立起龐大的國家體系，通過制度建構，將相對孤立的地域社會聯繫在核心力量下，才是古代中國體系摶成的動力來源。 5 筆者雖不盡同意許氏以巿場為主軸的觀點，但其說注重空間脈絡下地域社會間的聯繫，開啟了重新省思「中國之所以為中國」這個老問題的契機，值得肯定，尤其是「核心區」的分析架構，在思考古代中國獨特性時頗具啟發性。當我們將焦點從許氏關注的巿場，轉移到具相對自主性的國家，在許氏核心區的空間分析架構下，不無可能對過去不同領域的論點，進行一些相互溝通的工作。事實上，正是在許氏核心區概念啟發下，毛漢光提出了對寅恪關隴集團論的重大突破。. (二) 核心區理論的拓展：毛漢光「中古核心集團與核心區」如所周知，寅恪論關隴集團與關中本位政策的關鍵，是以府兵制為主軸的胡漢關係之整合。關於南北朝胡漢課題，唐長孺早年從種族與階級兩個面. 4. 5. 相關討論，參見王德權，〈古代中國體系的摶成—關於許倬雲先生「中國體系網絡分析」的討論〉，頁163-166。本節有關許氏論點較為簡略，詳見王德權，〈古代中國體系的摶成—關於許倬雲先生「中國體系網絡分析」的討論〉乙文。.

(6) ．152．.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5期. 向，作出精湛深入的剖析。6其後，谷川道雄繼承寅恪與唐氏論點，在豪族共同體、貴族制國家等概念下，進一步發展「府兵制國家」論。7但無論是胡漢衝突過程裡從種族到階級的轉換，還是「府兵制國家」內部的制度進展，寅恪論點裡一項可能受到忽視的課題，是「關隴」或「關中」概念似乎只被賦予單純的空間意義，而未進一步說明：為何中國國家摶成的過程，表現出這種空間特性？這個原本屬於周隋唐國家形成的路徑，是否可能也是古代中國國家摶成的一般模式？自寅恪提出其說以來，這個問題迄未獲探討，直到毛漢光提出中古核心集團與核心區論，遂賦予寅恪論點廣泛的解釋效力。毛漢光承許氏核心區之說，遠眺寅恪關隴集團理論，自言其研究目的是「拓展寅恪關隴理論」，將原本侷限於周隋唐時期的論點，往前溯及北魏平城核心區，向後拓展至五代華北王朝。毛氏雖承襲許氏核心區之論，諸如核心區域內部政治控制相對穩定，變亂較少發生等論點。8但就整體而論，許氏較著重以巿場經濟為主軸的路徑，而毛氏則偏重政治與軍事層面的探討。以下擬簡介毛氏有關北魏時期核心集團與核心區的論點，毛氏認為北魏從早期檀石槐的軍事大聯盟，轉變成為後來核心集團的建立，是其得以立足中原的關鍵。拓拔氏建立一個核心組織，將帝族七族十姓、功勳國戚之族、廣義國人由親而疏地納入一個同心圓體系上，「這是拓拔氏的核心集團」。毛氏進一步指出：北魏核心集團之孕育與核心區之建立，至道武帝拓拔珪時大致完成。在其意義上，核心集團之組成、核心區之選定，是拓拔氏能在民族複雜的環境之中，其勢力綿延 200 年之主因。9其後，孝文帝漢化與遷洛，帝. 6. 7. 8. 9. 唐長孺，〈晉代北境各族「變亂」的性質及五胡政權在中國的統治〉，收入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三聯書店，1955)。谷川道雄《隋唐帝國形成史論》乙書出版於1971年(東京：筑摩書房)，其後，谷川氏又陸續發表有關「府兵制國家」的論述，再版時收入補編之中。最近出版的中譯本，即根據再版譯成，參見谷川道雄著，李濟滄中譯，《隋唐帝國形成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許氏指出：核心區的政治控制力強，不易發生變動，參見王德權，〈古代中國體系的摶成—關於許倬雲先生「中國體系網絡分析」的討論〉，頁166、頁178-183。毛氏也強調：北魏前期至北齊滅亡的182年間，發生於核心區的動亂極少。參見毛漢光，《中國中古政治史論》(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頁8。毛漢光，《中國中古政治史論》，頁4。.

(7) 「核心集團與核心區」理論的檢討——關於古代中國國家權力形成的一點思考. ．153．. 國出現兩個中心，洛陽是政治中心，雲代并是另一個中心，兩個中心將帝國撕裂為二，表現為國人之分裂，即六鎮之亂。 10 毛氏北魏核心集團、核心區的論點，頗足以說明北魏之所以免於五胡旋起乍滅之命運的原因，而其關鍵正在於拓拔政權內部組織化程度的進展。同時，在空間層次上，維持一個穩定統治的區域，使其得以在人數相對寡少的形勢下，制御華北胡漢。這個統治上的空間特徵，並不是出於後人抽象分析的結果，更是當時人業已體認的現實。北魏太宗神瑞 2 年(415 A.D.)，因「秋穀不登」而有遷都之議。《魏書》卷 35〈崔浩傳〉詳載此事原委：太史令王亮、蘇垣因華陰公主等言讖書國家當治鄴，應大樂五十年，勸太宗遷都。(崔)浩與特進周澹言於太宗曰：「今國家遷都於鄴，可救今年之飢，非長久之策也。東州之人，常謂國家居廣漠之地，民畜無算，號稱牛毛之眾。今留守舊都，分家南徙，恐不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處榛林之間，不便水土，疾疫死傷，情見事露，則百姓意沮。四方聞之，有輕侮之意。屈丐、蠕蠕必提挈而來，雲中、平城有危殆之慮，阻隔恒代千里之險，雖欲救援，赴之甚難，如此則聲實俱損矣。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輕騎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誰知多少？百姓見之，望塵震服。此是國家威制諸夏之長策也。……」太宗深然之，曰：「唯此二人，與朕意同。」崔浩提出兩項反對遷都的理由：(1)北族統治的相對優勢、(2)北族的環境適應。其中第(1)點尤為關鍵，被統治的漢地居民常謂「國家民畜無算」，南遷則「不滿諸州之地」，如實呈現出北族人數雖少但相對集中的實態。北魏置都平城，以兵鋒四出的方式宰制華夏，人數較少但相對集中的力量，發揮了軍事控制的效果，正是北魏制霸的關鍵。崔浩此議鮮活地揭示了北魏平城時期以局部優勢駕御全局的態勢，其不遷都的主張符合北魏王朝的利益，故太宗深然之，肯定崔浩論點。這一點說明維持平城核心區之優勢，確實符合鮮卑統治的利益，這正是毛氏平城核心區論點的最佳寫照。 10. 毛漢光，《中國中古政治史論》，頁6-7。.

(8) ．154．.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5期. 毛氏拓展寅恪之說的解釋範圍，是否存在進一步拓展的可能？筆者以為毛氏論點可在兩方面加以延伸：(1)就適用的時間範圍而言，除了北朝隋唐時期外，核心區模式是否可能推展至古代中國早期國家權力的形成上？關於這一點，毛氏表示：寅恪提出的關隴理論已「超越朝代遞嬗的限制」，11大抵已有此意。正因毛氏傾向於將寅恪論點抽象化，也就意味著可能作為檢討不同時期中國國家權力摶成方式的參考。基於此，本文第三節擬歸納柳宗元〈封建論〉的古史論以及張光直三代國家形成的觀點，說明三代中國國家摶成過程也存在由核心集團摶成國家權力的現象。(2)毛氏側重從政治、軍事過程說明核心區理論，間亦涉及「人群組織化程度」概念，即核心集團須通過制度與社會結構相聯繫，以達成凝聚內部的功用。人群的組織化仰賴制度的建立與運作，寅恪以府兵制為核心建構關隴理論，即此意。但毛氏較重視上層統治集團的聚合，有必要從制度與結構之聯繫補充其說，或許更能提昇其說的解釋效力。尤其是若拉長時間看，歷經唐宋之間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遷，國家摶成過程裡核心集團的內涵發生相應的變化，凸顯出由漢到唐核心集團摶成過程裡制度形式的獨特性。關於此，本文第四節擬通過對荀子〈彊國〉、〈議兵〉等篇的認識，並以二十等爵制、勳官制為例，說明核心集團形成過程裡凝聚人群的制度形式及其特點。. 三、核心權力與古代國家的摶成「國家涵攝社會」是古代中國的獨特性之一，體現為國家相對於社會的自主性，在思考此獨特性的歷史起源，及其對制度與結構的形塑作用時，柳宗元〈封建論〉提供我們一個不錯的切入點。 12子厚對古代中國國家權力摶成過程的「想像」，是否可能也符合近代以來的古史觀點？關於此，古史研究卓有成就的張光直也提出他對古代中國獨特性的論點，有助於我們理解 11 12. 毛漢光，《中國中古政治史論》，頁21。關於〈封建論〉在柳宗元整體政治社會論裡的意義，參見王德權，〈「士人入仕」的再詮釋— 柳宗元〈封建論〉的一個側面〉(審查中)，第4節「封建論及其時代」。.

(9) 「核心集團與核心區」理論的檢討——關於古代中國國家權力形成的一點思考. ．155．. 〈封建論〉古史論述的意義。. (一)柳宗元的古史「想像」柳宗元繼承荀子有限資源競爭之說，鋪陳其政治起源論， 13人類生存資源相對不足，引發競爭與衝突，在爭奪有限資源的衝突過程裡，也埋下誕生新秩序的可能契機。從生民之初的「睽焉而鬥」，發展至踏入文明門檻的「有德有兵者」。在「群之分，所爭必大」的背景下，以有德有兵者為主體的「力」益發凝聚與集中，因其「力之大小」的不同，秩序涵蓋範圍也有大小的差異，從「能斷曲宜者」、「君長政刑」、「有德有兵者」最後達到「天下定於一」的過程，逐漸形成「里胥、縣大夫、諸侯、方伯、連帥、天子」等由小至大、金字塔式的權力結構。由此觀之，子厚是以「力」之凝聚檢視古代權力的摶成過程，他接著指出：禹湯文武等古帝王之所實行封建，其理由是「不能去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這裡提出的「勢」就是有德有兵者的「力」。西周自夷王以降，諸侯漸不能制，以致出現「(周王)下堂而迎覲者」的悖禮現象，至周宣王，「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降及幽、厲，王室衰敗，周天子遂「自列為諸侯」矣。子厚強調周王室雖行封建以制天下，但制度本身卻是「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為文末再論周王室力不足以獨制天下而採行封建作張本。子厚指出若無諸侯之助，則殷不能代夏，周亦無法勝殷。因此，封建制不是出於聖人的有意制作或公天下的意圖，而是在「力之不得已」的「勢」之制約下，維持其「力於己，衛於子孫」之私。春秋戰國以降，封建解體，逐漸醞釀產生獨制天下的核心權力，秦統一六國即屬之。相對地，秦始皇雖出於一己之私，但對於列國爭戰、共苦戰鬥不休的社會來說，郡縣制的制度形式反而具備了公天下的可能，因而子厚肯定秦行郡縣乃其「所以為得」。至於秦之覆亡，非制度之失，其失在於酷刑苛役，以致民叛，故「有叛人而. 13. 荀子以禮為核心的社會理論，基礎在於「分」與「群」兩個概念，相關的思想史介紹，參見劉澤華，〈荀子的禮治思想〉，收入劉澤華主編，《中國政治思想史(先秦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乙文。.

(10) ．156．.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5期. 無叛吏」，其失「在政而不在制」。也就是政治管理與政策，而非制度。漢代「有叛國而無叛郡」、唐朝「有叛將而無叛州」，皆說明國家衰亡和郡縣制本身無直接關聯。歸納〈封建論〉的論旨，子厚以「勢」描述古代國家權力的形成過程，「勢」的主要內涵是「力是否足以制天下」的力，這是三代不得不實行封建制，或秦皇以降得以實施郡縣制的前提。西周以前，一個地域集團擊敗另一個或多個地域集團，成為天下共主。但地域集團不能單獨憑己力控御天下，猶須同盟諸侯協助，故不得不與其分享權力，實行封建。秦漢以後行郡縣，地域核心集團已處於「力所能及」的狀態，故不待分封即可制御四海。由此不難得知「勢＝力」這個概念，正是柳宗元詮釋古代國家形成的基準。深入檢視〈封建論〉以「力」為主軸的歷史分析，或可勾勒出「時間過程」與「空間脈絡」兩個面向，筆者擬稱之為「動態的空間脈絡裡核心權力的集中」。首先，在動態的時間過程方面，〈封建論〉描述古代權力的形成過程，表面上看，似屬靜態描述。但深入理解，可推知從君長刑政、有德有兵到定於一等不同層級的權力構成，是在時間序列下逐漸摶成，文中每以「又」字(「又有大者」、「德又大者」)作為轉折，即知其意。至於〈封建論〉的空間意涵，文中似未明白表現出空間要素，但由「近者聚而為羣」乙語觀之，既有「近者」，即表示廣大地域範圍內同時並存著不同權力層級的複數地域集團。這段敘述的意思是指各個地域同時存在著競逐資源、衝突與秩序建構的過程，從而在各地域內部出現權力集中現象，以整合所在地域的內部衝突。在眾多地域集團同時並存的脈絡下，各地域內部的權力集中，表現為地域內部組織化力量(「羣」)的出現，組織化的力量之發生，又在更廣大的空間範圍裡形成規模更大的地域集團間之衝突，從而又促進更上一層核心權力的誕生。由此逐級而上，而有里胥、縣大夫、諸侯、方伯、連帥等不同層次的權力構成，直到出現「定於一」的天子為止。定於一的天子出現後，又因核心權力有力之大小的差別，因而又有「力不足以制天下」的封建制以及後來「力足以制天下」的郡縣制。由此觀之，柳宗元想像中的古代國家權力構.

(11) 「核心集團與核心區」理論的檢討——關於古代中國國家權力形成的一點思考. ．157．. 成，是動態且富有空間意義的，在空間與動態兩項視野的交會下，柳宗元提出了他對古代國家權力形成的著名觀點。〈封建論〉從「君長刑政」逐級而上至「定於一」的天子，大體上是「有德有兵者」的發展過程。 14子厚另一篇也描述古代權力摶成的〈貞符〉裡，也提到「德紹者嗣，道怠者奪。」然而，作為「勢」的構成內涵，有德有兵的「德」應作何解？子厚筆下的「德」，主要是用來描述集團內部的關係，「有德者」的出現強化了地域集團的內部凝聚，如果將「德」視為單純的道德立場，恐非子厚本意。延伸子厚論點，一統天下的秦始皇應當列於「有德有兵者」的範疇。由此觀之，子厚所謂有德恐非出於尋常的道德評價，而傾向於泛指集團內部凝聚人群所體現的合理性，這種內部凝聚表現為行為與組織(制度)兩個層面，若參照荀子〈議兵〉、〈彊國〉等篇，或可理解其內涵(參見本文第四節的說明)。柳宗元筆下的古代國家權力集中過程，以今日史學標準視之，固嫌粗略。若排除論述的嚴謹度不論，子厚根據文獻所作的「想像」，能否獲得當代古史研究的支持？關於此，筆者以為張光直的古代國家論，或可視為理解〈封建論〉的一把鑰匙。. (二) 張光直的古代國家形成論張光直的上古史研究成果豐碩，其研究重點之一是古代中國文明特徵與古代國家形成的特殊路徑。張氏強調：和西方斷裂型的文明特徵比較，中國文明發展的特點表現在其連續性上。 15茲摘錄其古代國家形成論與本文有關的兩項論點，說明如下：. 14. 15. 〈封建論〉裡，除了時代最早的「有力者和君長刑政」階段未提到「德」，其後都屬於「有德有兵者」的脈絡。唯據〈貞符〉乙文，君長刑政階段也存在著「德紹者嗣」的現象，故此處不再加以區隔。張氏強調：相較於西方斷裂型的文明特徵，中國文明發展的特點表現在其連續性上。參見張光直，〈從商周青銅器談文明與國家的起源〉，收入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北京：三聯書店，1999)，頁472-475。.

(12) ．158．.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5期. 1.三代國家平行俱進關於古代中國部族多元分立現象，蒙文通首先提出江漢、河洛和海岱三大系統說， 161934 年，傅斯年提出「夷夏東西」兩大系統說， 17至 1941 年，徐旭生提出華夏集團、東夷集團和苗蠻集團三大部族集團之說。 18張氏繼承這項論點，結合傳統文獻與當代考古發掘，確認古代部族的地域分立現象，證明古代中國文明的多元發生、多元並立。在前人基礎上，張氏強調：夏商周三代國家雖是前後繼承的不同政權，卻是同時並存的狀態，這是古代部族分立說的進一步確認與拓展。深入分析張氏論旨，不難理解三代國家平行俱進說的背後，潛藏著古代各地域權力集團同時並存、長期互動的概念，這個空間脈絡提供我們理解〈封建論〉時的有力支點。. 2.政治性的累積張氏通過與恩格斯經典論著的對話，強調中國古代國家形成的路徑不同於西方，這是張氏古代國家論的核心。恩格斯以雅典為範例的國家論指出：財富的積累打破過去氏族的血緣聯繫，朝向地緣化社會與國家發展；而財富的積累，則是通過生產力變遷(鐵工具、貿易)與社會分工的擴大而達成。19「從血緣到地緣」與「財富積累」兩項論點遂成為爾後探討古代國家形成課題的焦點。然而，恩格斯是通過雅典等西方經驗獲得此一結論，是否適用在古代中國？張光直對此表示不同的看法，他指出：中國在生產力未發生顯著變化的新石器中後期，即已矗立起夏、商、周三代國家。因此，中國古代國家形成過程裡的財富積累，與雅典通過經濟結構(包括生產力的提升或貿易)的模式 16 17 18 19. 蒙文通，《古史甄微》(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傅斯年，〈夷夏東西說〉，《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1941。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北京：科學出版社，1960)。恩格斯，〈雅典國家的產生〉、〈野蠻時代和文明時代〉，《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收入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四)》(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3) 「核心集團與核心區」理論的檢討——關於古代中國國家權力形成的一點思考. ．159．. 不同，而是在「政治性的累積」下，造成「生產勞動力的增加」，而達到國家形成所需具備的物質力量。張氏表示：「財富集中並不是借生產技術和貿易的革新之類，而幾乎完全是靠生產勞動力的增加而造成的，即是靠政治性的措施而造成的。」 20古代中國國家成立階段所需的財富集中與擴大，不是通過純經濟的手段，而是在軍事為後盾的政治力擴充背景下，通過軍事征服與政治控制等手段，擴大核心集團的控制範圍，進而達成財富積累的可能。 21 以上兩項論點是相互關聯的，前者著重說明古代文明空間分佈的多元性及共時性，後者則是在上述空間架構下權力互動的形式與國家形成過程，可歸納為「空間脈絡」與「空間脈絡下地域集團的權力互動」兩點。如果將張氏「政治性的積累」的提法，置於複數地域集團同時並存的脈絡，不難理解古代中國國家摶成過程裡的「政治性積累」，正是地域集團內部以及地域集團之間權力互動的結果。正是基於這種空間脈絡下的權力互動，表現出權力構成的階層性，即地域集團權力控制範圍的大小。張氏亦曾指出「聚落等級秩序」這項具體特徵，也與此權力構成之階層性若合符節。 22由此觀之，雖詳略有別，張氏「政治性的積累」的提法，和柳宗元「有德有兵者」的權力集積論頗為近似，同樣指涉核心權力崛起並擴大對周邊地域的控制這個現象。 23 基於對古代中國國家權力摶成之核心性的構想，張氏表現出對馬克思「亞細亞生產方式」論的濃厚興趣，張氏表示：「在認識古代中國國家權力時，. 20. 21 22. 23. 張光直，〈從商周青銅器談文明與國家的起源〉，頁481。此處「生產勞動力的增加」乙語，語意略嫌模糊，易誤解為「生產力」，尋張氏本意，蓋指通過政治手段，造成勞動力在「數量」上的積累。因此，若在生產勞動力之後添加「數量」二字，將使讀者更能清楚掌握其意。張光直，〈從商周青銅器談文明與國家的起源〉，頁481。張光直認為古代聚落存在著等級秩序，這個論點與其強調古代「階層間、城鄉間」的對立關係有關，參見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頁95-96、頁481。張氏論著雖未引用〈封建論〉，但閱讀其著作，其論點和柳宗元〈封建論〉間依稀存在某種親近性。比如，張氏說明古代權力的繼承時，表示：「在中國古代史中，特別是在王權轉移游移性較大的時代中，通過功業和道德去掙得治理別人的權力，往往要比從親屬手裡繼承王權這樣的方式更為重要。」(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頁470)根據前後文脈，「道德」乙語宛若天外飛來般突兀，不無可能是出於對〈封建論〉「有德有兵者」乙語的詮釋。.

(14) ．160．.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5期. 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論是“很重要的切入點”。」 24亞細亞生產方式是馬克思思想裡備受爭議的課題，涉及非西方世界的共產革命是否具有正當性的問題，因而也影響到各國內部的學術討論。再者，受到 19 世紀學術條件的限制，一定程度上，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論是出於他對東方社會的想像，但此論強調東方社會「奠基在農村公社之上的專制君主」這個特點，25若排除「專制」乙詞引發的爭議，此說著重說明古代東方權力集中這個現象，似為張光直所本。依循張氏觀點，中國古代國家權力的形成過程，表現為「政治性積累」的逐層擴大與權力逐時向上集中，一如柳宗元所描述者，最後誕生「定於一」、具普遍正當性的權力人物(或集團)。姑且不論亞細亞生產方式是否可能、或如何運用在中國史研究上，根據學者歸納馬克思亞細亞生產方式論的特點，比較張光直的古代國家論，不難看出其間的關聯。 26 附帶一提，張氏強調亞細亞生產方式，令筆者聯想起以運用此理論著稱的侯外廬，侯氏嚐試在正統五階段論外，運用亞細亞生產方式論剖析古代中國國家權力的特殊形式， 27通過與恩格斯古代國家形成論的對照，侯氏提出以下這段膾炙人口的名論︰「古典的古代」是從家族到私產、再到國家，國家代替了家族。「亞細亞的古代」是由家族到國家，國家混合在家族裡，叫作「社稷」。因此，前者是新陳代謝，新的衝破了舊的，這是革命的路線；後者卻是. 24 25. 26. 27. 張光直，〈從商周青銅器談文明與國家的起源〉，頁483。關於亞細亞生產方式的一般介紹與評論，參見魯凡之，《東方專制主義論：亞細亞生產模式研究》(台北：南方出版社，1987)，尤其是上篇與中篇。大陸學界關於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討論，參見林甘泉編，《中國古代史分期討論五十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上編第3章、中編第2章、下編第1章。劉啟良深入分析馬克思亞細亞生產方式論後，歸納出7項重點，參見劉啟良，《馬克思東方社會理論》(上海：學林出版社，1994)，頁221-224。其中，第7點提到亞細亞文明屬於「內發型的漸變形式」，不同於古典古代(希臘、羅馬)或日耳曼的「外發型的突變形式」。這一點與張光直「連續與斷裂」說頗有相近之處。侯氏提出其論點的重要依據是當時剛被發現的馬克思晚年遺稿〈資本主義以前的生產方式〉，參見侯外廬，《中國古代社會史論》(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頁15。按此篇遺稿是詮釋馬克思歷史理論的重要資料，1960年代也曾引起各國學者的廣泛討論。.

(15) 「核心集團與核心區」理論的檢討——關於古代中國國家權力形成的一點思考. ．161．. 新陳糾葛，舊的拖住了新的，這是維新的路線。 28 侯氏認為周代國家的建立，未發生恩格斯「從血緣到地緣」的斷裂，反而是新舊交陳的「寓家於國」。 29侯氏「革命—維新」的提法，與張光直東西文明間「斷裂—連續」之說，可謂異曲同工。侯氏揭示西周封建制下營城與殖民過程裡「國野」關係的建立，這個以城為中心的政治支配體制，是「城市和農村的不可分割的統一」。30以國(城)的軍事力為後盾，對周邊的野(農村)進行政治控制，即《周禮》「體國經野」。唯侯氏偏重結構層面的探討，未進一步說明此結構背後的空間特質以及賴以形成的歷史脈絡，這一點正是張光直卓越貢獻之所在。 31 28. 侯外廬，《中國古代社會史論》，頁30。又侯氏頗強調漢唐間國家土地所有制的重要性，參見侯外廬，〈中國封建社會土地所有制形式的問題〉，收入侯外廬，《中國封建社會史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9 侯氏繼承王國維〈殷周制度論〉，強調殷、周之際的變化。若就新石器以來的國家形成過程論之，其說實有過於強調西周之虞。但若從傳統中國「家天下」體現之「家族國家」內涵這個角度出發，則侯氏之說頗具啟發性，秦始皇視其統治為「壹家天下」(《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正是西周「由家族到國家，國家混合在家族」這種政治型態的繼承轉化。有關中國家族國家的探討，西嶋氏的學生尾形勇指出：姓氏之有無，即判定「家」之有無的指標，無家者就不具備國家戶籍制度下的獨立性。賤民無姓，故無家，只能依附在主人之家，不構成政治社會的基礎。尾形氏以「家」為中心之探討，一定程度上可視為對西嶋說的修補。參見尾形勇，〈古代姓氏制の展開と「家」の成立〉、〈家と君臣關係〉，收入尾形勇，《中國古代の家と國家》(東京：岩波書店，1979)。 30 參見侯外廬，〈周代“城巿國家”及其亞細亞特性〉，收入侯外廬，《中國古代社會史論》，頁174-175。侯氏此說不僅指出古代國家統治的空間特質，同時也間接說明此後中國城巿政治優先於經濟的特性，以城為中心對周邊地域的支配與資源集中，是國家汲取資源的重要裝置。這一點在理解中國國家以城巿控制農村的體系是相當重要的觀點。在城巿史的研究裡，學者也大抵同意傳統中國城巿具有濃厚的政治與行政性質。但近年英國學者吉登斯(A. Giddens)指出：傳統城巿除了作為「權力集裝器」(power container)外，同是也是個「資源集裝器」(source container)，參見吉登斯著，王銘銘譯，《民族—國家與暴力》(北京：三聯書店，1998)，頁43 以下。嚐試從經濟角度修正傳統城巿富政治性的提法。吉氏對城巿經濟資源的說明頗具啟發性，但這個提法卻可能造成新的混淆，即經濟資源的集中是在什麼脈絡下產生的？巿場固然是一種可能，但政治力介入的資源集中，是另一種可能，就古代中國帝國結構來說，後者似乎更應受到強調。 31 侯氏未繼續深入剖析西周制度的歷史脈絡，可能是他接受王國維〈殷周制度論〉的觀點，因而未將周人之興起與制度建構置於更寛廣的脈絡加以認識。又侯外廬與張光直雖無學脈關係，但就其關注課題而言，張氏所論或可視為侯外廬觀點的延伸與擴充。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兩位學者提出的論點，都和他們自身所處的學術主流間存在著某種程度的歧異，甚至是緊張關係，如侯外廬之於正統馬克思史學、台灣出身的張光直卻肯定馬克思亞細亞生產方式，這也是令人感到有趣的現象。.

(16) ．162．.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5期. 四、「核心區」理論的拓展——核心權力與制度整合檢討古代國家權力摶成過程裡的核心區與核心集團，荀子〈彊國〉、〈議兵〉等篇章揭示核心集團凝聚過程裡制度化與組織化的重要性，依循荀子重視制度、組織等政治社會規制的理路，核心區理論或有可能獲得進一步的拓展。. (一) 荀子〈議兵〉、〈彊國〉篇讀後核心區理論不宜視為單純的空間或地理分析，其主軸是核心集團形成過程裡人群的組合，即〈封建論〉所謂「近者聚而為群」。子厚「群」的概念當出於荀子， 32「群與分」是荀子政治社會論的基礎概念；荀子以為人而能群，群而有爭，爭而有分，通過制度，建立以分工為基準的彝倫有敘，這是「群與分」概念可視為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的一整套制度。 33借用現在的話，社會結構制約下地域集團內部的組織化與制度化，組織化與制度化的程度正是判斷不同地域集團勝負之機的依據。身處戰國後期的荀子對此已有深刻的認識，彼時統一力量逐漸形成、大勢即將底定，荀子本著儒家立場，對各國未循儒道、用儒士深致不滿，但他終究還是平允地評估當時各國形勢。〈議兵篇〉評論各國軍事組織與制度之優劣，重點不在其結論，而是荀子從什麼角度進行其評論。除了高懸的儒家 32. 〈封建論〉裡「有德有兵者」的「德」，應作何解？學者間頗有不同意見。筆者以為〈封建論〉的古史觀是子厚對荀子「群」的觀點所作的詮釋，在這個論述脈絡下，「德」只是單純就領導者(或集團)對勢力範圍內的跟隨者發揮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可能是領導者個人的處事態度，但也可擴充至領導者(集團)通過制度與組織凝聚勢力範圍內的成員。關於此，子厚摯友劉禹錫更從「群」的角度，鋪陳並深入發揮子厚天人之分論([唐]劉禹錫，〈天論〉，《劉禹錫集‧卷五》)。相關討論，參見王德權，〈「士人入仕」的再詮釋〉，第2節「有德有兵者」。 33 金春峯在比較出土秦簡、《周禮》與傳統文獻後，指出《周禮》乙書成立於戰國後期，並推測《周禮》的撰成與荀學後人入秦者可能有密切的關係。參見金春峯，《周官之成書及其反映的文化與時代新考》(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金氏將《周禮》繫於荀學後人，一定程度上描繪出戰國晚期大一統形勢即將到來時為帝國立法的現象。又渡邊信一郎以四民社會為主題，分析荀子的國家論，也足以說明這個傾向，值得參考。渡邊信一郎，〈荀子の國家論〉，收入渡邊信一郎，《中國古代國家の思想構造》(東京：校倉書房，1994)。.

(17) 「核心集團與核心區」理論的檢討——關於古代中國國家權力形成的一點思考. ．163．. 仁義之說，其評論焦點是「民之附或不附」。荀子批評楚國雖有疆埸之險，最後面臨分裂與敗亡，其因在於其「統之不以其道」，「民不附」正是「統之不以其道」的結果，民不附則兵不強，國亦寖弱以至於亡。然而，「統之不以其道」或「民之附或不附」是否只是出於儒家的道德立場？恐未盡然，〈議兵〉篇從制度與組織層次，描述秦兵之強，若再參照〈彊國〉篇裡描述荀子入秦的觀察，對秦國的政治與社會，作出「古之國」、「古之民」等不尋常的評價，顯示秦國的優勢正是通過組織化與制度化而成的「民之附」。荀子雖然也批評秦不行仁義，但相較於列國，秦國仍有較突出的表現。則所謂「民之附或不附」或「統之不以其道」，不全然是抽象的仁義道德，而與荀子觀察政治社會的傾向有關。荀子重視規制日常政治社會秩序而制定的禮，這是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的一整套「制度」，荀子重制度的政治社會傾向，〈王制〉篇可為代表。荀子是從制度與社會聯繫的層次檢視諸國軍事部門，其指標即「民之附或不附」，也就是各國通過制度與組織達成的內部凝聚程度，其現實意義當從彼時小農經濟背景下，國家軍事部門未能獨立於生產部門之外，而須從生產部門汲取軍事勞動力。在這個背景下，民之附與不附也就不只是社會或政治管理的問題，同時也是軍事部門凝聚的根源。換句話說，這是古代生產力相對寡弱的小農經濟制約下，國家內部各個部門之間的分工形式。循著荀子的思考路徑，地域集團間的爭勝，最終決定於各地域集團內部組織化與制度化的程度。荀子的觀點提供我們在兩個方面拓展毛氏核心區理論的可能。首先，核心區模式亦可上溯至戰國，更可能是古代中國國家權力形成的一般模式。其次，核心區理論雖繫於既定的地域空間，強調通過人為的開發與組織化、制度化，凝聚地域社會內部成員，從而擁有與其他地域集團爭勝的能力。絕對的物質力量之優劣不是決定勝負的唯一關鍵，而是各地域集團間資源相對集中、凝聚的程度。如此即可說明北魏為何能以區區平城之地，卒能制御華北胡漢；北周物力資源無法與北齊抗衡，但關隴集團的凝聚與組織化、制度化，卻克服了原有的弱點，遂得以相對微弱的物力而平.

(18) ．164．.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5期. 齊。 34核心集團與核心區理論說明結構限制下人為努力的相對意義，誠非地理決定論所能概括。. (二) 核心集團的內部凝聚：以二十等爵制與勳官制為例關於二十等爵制，西嶋定生的經典研究迄今仍深具意義，西嶋氏通過制度與結構的聯繫，以個別人身支配為主軸，建構其古代中國國家論。就批評的角度觀之，西嶋氏個別人身支配論最值得商榷的問題，在於忽略古代中國社會的基礎單位「家」之角色，過於強調形式上的個人支配，此點已受到其同時期學者的批評。其後，西嶋氏的學生尾形勇以家為中心，建構其古代國家論，一定程度上出於補充西嶋氏之說。 35其次，西嶋氏重結構的傾向，在馬克思「總體奴隸制」觀點下獲得強化，以制度與社會結構的聯繫為中心，闡釋古代國家，而略於說明產生此一聯繫的現實意義，尤其是核心權力的摶成與制度的內在關聯。若參照前述荀子〈議兵〉篇論旨，不難得知秦國建立了較諸東方六國更有效、有秩序的管理體系，成為其後定鼎中原的實力基礎，反映出核心集團的凝聚與制度間的關聯，二十等爵制正是此核心集團內部凝聚的關鍵。另一項與二十等爵不同但本質相近的制度是周隋唐時期的勳官制，唯這項課題的研究較少觸及國家權力與制度的內在關聯，而是受到敦煌、吐魯番文書等新出土地賦役文書的影響，多集中在勳官與土地賦役制度的關係。36但勳官制所從出的府兵制，歷來都是學者矚目的焦點，尤其是承寅恪論旨續有發揮的谷川道雄「府兵制國家」論。谷川氏循著寅恪與唐長孺的論點，以胡 34. [唐]劉餗，〈補遺〉，《隋唐嘉話》載：「後魏末，周齊交爭，周人貧甚，嘗獲一齊卒，喜曰：『得一將。』『何以知之？』曰：『著繒襌。』」北周物力多艱，若非高官，鮮有穿著絲織品者，故周兵以為捕獲者為北齊將領。這則逸事傳神地指出周齊對峙期北周物力相對薄弱的事實。 35 對西嶋氏個別人身論點的批評，參見王德權，〈東京與京都之外〉，《新史學》，第17卷第1 期(台北，2006.03)，第5節「他山之石」。 36 學界多從敦、吐文書裡的不課戶問題而觸及勳官問題，其中，西村元佑據以檢討唐前期、尤其自高宗晚年以降勳官價值的下降問題，參見西村元佑，〈唐代における勳官の相對價值の消長と絕對價值〉，《愛知學院大學文學部紀要》，第8期(愛知，1978)。唯西村氏仍未深入說明勳官制成立的歷史脈絡。.

(19) 「核心集團與核心區」理論的檢討——關於古代中國國家權力形成的一點思考. ．165．. 漢、階級為主軸，抉出北朝後期賢才主義脈絡下誕生的府兵制國家。 37谷川氏雖未特別強調勳官制，但其說業已觸及組織化與制度化等課題，有助於認識勳官制的歷史意義。唯一如西嶋氏，谷川氏的思考仍侷限在結構與制度層次，未深入檢視關隴集團作為一個地域集團的現實意涵，從而也就未能理解核心集團形成過程裡制度的積極意涵，乃至掌握此一形式背後古代國家權力摶成之獨特路徑。筆者舊作探討唐代散官制度由來時，曾對周隋唐勳官制度的形成與演變粗有涉及。 38以下擬簡要比較二十等爵與勳官制在古代國家形成課題上的意義：. 1. 制度形式以制度形式而言，二十等爵制與勳官制略有差異，二十等爵的構成包括官爵與民爵兩部分，民爵部分尤其表現出如西嶋定生氏強調對庶民層之個別人身支配。 39相對地，勳官名號帶著較濃厚的官僚色彩。歸納起來，二者形式上的差異源於各自面對的社會結構不同，二十等爵制與小農階級的直接聯繫較明確，此點西嶋氏論之已詳，茲不贅述。至於勳官，起源於前期府兵制下(西魏北周與隋初)的統兵官，也就是西魏大統 16 年「廣募關隴豪右」創設府兵制時的各級都督。 40當時地方豪族尚具優勢的社會結構下，府兵制直接動員的對象是地方豪右而非小農階級，勳官名號較濃厚的官僚色彩，當與此有關。其後，隨著府兵制統兵體系逐漸中央化，府兵制內部各級統兵官也展開官僚化的現象，與所率軍團漸次脫離關係；至隋文帝時，遂出現「散實官」. 37. 38. 39. 40. 陳寅恪強調府兵制，唐長孺著重說明胡漢間關係從種族到階級矛盾的轉化，這個脈絡大抵是谷川道雄《隋唐帝國形成史論》乙書的主軸。王德權，〈試論唐代散官制度的成立過程〉，中國唐代學會主編，《唐代文化研討會論文集》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西嶋定生著，武尚清譯，《中國古代帝國的形成與結構—二十等爵制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2004)。前期府兵制下的統兵官大抵是指都督、帥都督、大都督等各級都督，參見王德權，〈試論唐代散官制度的成立過程〉，頁850-852。.

(20) ．166．.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5期. 的名號，即上層統兵官已散官化，而下層猶為實際的統兵官。平陳後的開皇 10 年，遂展開府兵轉歸民籍的大轉折，軍府逐漸地著，府兵下層統領系統的官僚化現象也加速展開。至煬帝大業年間，完成府兵的地著化，同時也斷絕府兵統兵官與府兵的統領關係，成為完全官僚化的官秩等級(即大業散官)。至隋末唐初李淵創業過程裡，為了凝聚關隴集團的向心力，廣賜勳級，浮泛的授予降低了勳官的價值，自武德令起，勳官遂正式成為散官之外的獨立官序。 41. 2. 制度功能二十等爵、勳官制的制度形式雖有不同，但功能相近，同樣體現為在當時社會結構的制約下，地域集團通過內部組織化與制度化，凝聚其實力，得以在諸多地域集團間的爭勝過程裡脫穎而出，這是古代中國國家權力形成的常見模式。觀諸爾後劉邦擊敗項羽，建立漢家，李淵迅入長安，卒成帝業，皆與掌握當時組織化程度較高的力量有關。劉邦出身豐沛，其功臣集團多來自東方，卻選擇遠離故鄉的關中為首都，其故安在？史傳多評「漢用秦法」、「漢承秦弊」，又是出於什麼理由？推原其故，關鍵當在於劉邦創業之基石來自秦地資源。從這個角度觀之，項羽的失敗固不止於「有一韓信而不能用」的社會結構解釋，楚漢相爭的分水嶺是項羽分封劉邦於漢中，使其日後有機會掌握三秦，再現昔日秦人東出定鼎之局。 42楚漢相爭，一定程度上是戰國末年局勢的重演，而勝負之契機是商鞅變法以來組織化程度較深的秦地資源。其後，蕭何被定為開國首功，正是因為他是整合秦地資源的靈魂人物。 41. 關於前期府兵制的變遷，參見谷霽光，《府兵制度考釋》(台北：弘文館出版社，1985，繁體字版)，尤其是第2章、第4章。關於開皇散實官、大業散官與武德勳官的演變，參考王德權，〈試論唐代散官制度的成立過程〉，頁854以下。 42 項羽也瞭解秦地實力強大，有意割解秦地為三。至於分封劉邦於漢中，蓋欲置劉邦於不可出之地，以三降將王秦故地，絕其北返東歸之路。劉邦亦深知項羽之意，南赴漢中時燒絕棧道，以示不爭。其後劉邦北出秦嶺，底定關中，東向與項羽爭天下，其時人力、物力資源有賴小吏出身、較熟悉官僚制運作的蕭何，源源不斷從關中發赴前線。.

(21) 「核心集團與核心區」理論的檢討——關於古代中國國家權力形成的一點思考. ．167．. 唐朝創業期的情況與西漢頗為相似，李淵起兵太原，其戰略目標是速入關中，他高舉「復開皇之舊」的旗號作為號召，勾起關隴集團成員對開皇盛世的追憶，以凝聚其向心力。 43相較於隋末群雄，關隴集團無疑是當時組織化程度最高的地域集團，彼時成敗之契機正是關隴集團的重整。唐室代隋後的初期階段，唐軍大抵並未大舉東出，而是傾全力重建關隴集團，重點是編組行政體系與整編府兵，亦足以說明其間的關鍵。 44. 3.制度的社會經濟基礎就爾後的歷史發展觀之，出現於漢、唐創業期的這兩項制度，不復見於兩宋以後，這個現象反襯出漢唐間國家結構的相似性。漢唐帝國同樣處在以鋤耕小農為主體的社會與經濟結構上，植基於此一共通底層之上，國家內部採取的分工形式、尤其是軍事分工與權力分配形式，有其共通性。戰國以降至唐代前期，軍事部門依附在生產部門內部，人力、物力皆與小農直接相關，因而表現為國家管理等制度形式的特質。在這個底層之上，逐鹿群雄之成敗端視其內部整合程度而定，這是攸關軍事部門與生產部門分工關係的重要課題。唐、宋間農業生產方式漸次發生變化，華北地區二年三收制的部分實施，45江南一年兩熟的水田插秧法也在推廣中，46生產工具與技術的變遷加深了農業集約化的程度，農民留在土地上的勞動時間延長。在這個背景下，抽 43. 關於李唐的創業過程裡提出「復開皇之舊」的口號，布目潮渢有深入的分析。參見布目潮渢，《隋唐史の研究》 (京都：同朋舍，1968)，頁96。後來李淵代隋，廢除大業律令，回歸開皇體制，即此一口號的具體實踐。又相對於煬帝吝於官賞，李淵有意通過勳官賜予，以凝聚實力，卻也造成唐初勳官過濫的問題，因而在武德末年曾加以調整，正式在文武散官制度之外，獨立設置勳官官序。參見王德權，〈試論唐代散官制度的成立過程〉，頁860-861。 44 參見谷霽光，《府兵制度考釋》，第3章〈唐初府兵制的恢復及其全盛〉。 45 關於華北兩年三收制，參見西嶋定生，〈碾磑尋蹤〉，收入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四)》(北京：中華書局，1992)。在此需補充說明一點，自然環境限制下冬小麥的種植區域有其侷限，因此，二年三收制的普及存在著地理上的限制。關於唐代冬小麥生產的地域考察，參見華林甫，〈唐代粟、麥生產的地域布局初探(續)〉，《中國農史》，第9卷第3期 (南京，1990)。 46 李伯重，《唐代江南農業的發展》(北京：農業出版社，1990)。.

(22) ．168．.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5期. 調農民為兵逐漸成為未必有利的選擇，從而促成國家內部分工型態的改變。另一方面，至 8、9 世紀，華北地區國土已開發殆盡， 47土地與勞動力的供應漸趨飽和。在人浮於土與前述生產力上昇的共同背景下，農業體系以外的社會分工因而擴大。除了眾所周知的手工業、商業，軍事部門亦得以獲得足夠的勞動人手，無需再像過去從生產部門抽調人力，軍事部門獨立於生產部門的條件漸趨成熟。中唐以降軍事部門漸次從生產部門裡脫離，軍事分工不再表現為農業部門直接支援的形式而趨於獨立，表現在核心集團摶成國家的過程裡，也就不再出現二十等爵、勳官制等凝聚內部成員的制度。來自社會經濟底層的變化，正是漢唐間組織生產部門成為軍事武力的制度，不復出現於兩宋以後的背景。. 4.唐宋間的變化漢唐間通過地域集團內部組織化、制度化的核心區模式，自唐亡後不復出現，但在國家形成過程裡，地域集團之核心性這一點並無重大改變。毛漢光 48、佐竹靖彥 49皆論及五代華北王朝權力形成的地域型態。毛氏分析河南、河東兩大集團的河北爭奪戰，以及五代北宋政權裡河北地域日益重要。佐竹氏分析朱溫集團的地域構成，強調河北、河東、河南東部、河南西部四個地域集團間的衝突與互動。毛氏、佐竹氏的分析揭示了五代華北政權的核心集團特徵。唯須注意五代和唐以前國家權力摶成過程的顯著變化，即前述地域集團內部組織化與制度化型態不復存在。 47. 李伯勤，〈中國土地國有問題〉，收入朱寰編，《亞歐封建社會比較研究》(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頁3-8。戰國李悝「盡地力」之教、商鞅的「墾草令」，目的都在於使「人稱其土」，也就是勞動力與耕作面積的一致，使每個勞動力發揮最大的效果。直到北魏也提到「一夫制治田四十畝，中男二十畝。無令人有餘力，地有遺利。」(「太和元年三月丙午詔」，〈高祖紀〉，《魏書‧卷七上》)在華北國土開發尚在進行的背景下，國家政策還是循著「盡地力之教」的方式，以勞動力的掌握為中心進行開發。 48 毛漢光，〈魏博二百年史論〉、〈五代之政治延續與政權轉移〉，收入毛漢光，《中國中古政治史論》。 49 佐竹靖彥，〈朱溫集團の特性と後梁王朝の形成〉，收入中研院史語所，《中國近世社會文化史論文集》(台北：中研院，1992)。.

(23) 「核心集團與核心區」理論的檢討——關於古代中國國家權力形成的一點思考. ．169．. 在生產力變遷、農業集約化程度加深、國土開發殆盡、社會分工擴大等背景下，中唐以降軍事部門趨於獨立於生產部門之外，不再從生產部門直接調動人力。但軍事部門的獨立，須通過國家財政組織與政策編組，間接從生產者手中轉移國家從事軍事分工所需的資源。因此，中唐以降軍事部門的維持，仰賴國家更有效率的資源管理，體現為中唐以降國家對全領域財政支配的擴大與深化，亦即以兩稅法、鹽茶專賣制度為主軸的全國資源流通網絡，其意義當從唐宋間國家分工形式的變化加以理解。綜上所論，唐宋間國家權力摶成的變化，反襯出漢唐國家權力形成上的特質，亦即奠基於鋤耕小農經濟的核心權力，通過政治管理與社會分工，凝聚其內部。生產力制約下的社會分工、尤其是軍事部門與生產部門的分工，正是核心權力通過制度凝聚的關鍵。荀子對戰國群雄的評論大抵也出於這個脈絡，漢、唐的二十等爵與勳官制，亦猶如荀子評論下的「統民之道」。從制度與地域社會內部的聯繫，可進一步將毛漢光核心集團與核心區理論，拓展至底層的社會結構，而賦予其說更廣泛的解釋效力。. 五、結論本文檢討核心區理論及其在擴大運用於古代中國史的可能性，在相對孤立的地域社會上，古代中國國家的摶成表現為某個地域集團的形成與擴充，擊敗其他競爭集團，掌握全局；並通過制度，整編地域社會，聳立起一個龐大的政治體系，將相對孤立的各地域社會，聯繫在核心力量之下。在空間層次上，表現出「向心凝結」之現象， 50柳宗元〈封建論〉對此權力擴充過程有深刻的描述。又古代中國的國家誕生伊始，即與雅典城邦政體不同，表現為廣土眾民的空間架構，一如張光直強調財富的積累是古代國家誕生的前 50. 此處「向心凝結」乙語係借用自錢賓四先生，參見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77)，頁8-9。賓四未明確表示中國古代國家權力構成上的核心與周邊概念，他為傳統皇權的非專制性質辯護時，雖予人保守印象，但他以「廣土眾民」、「向心凝結」為由，解釋古代中國立國規模、皇帝制度的成立與長期延續，看來老生常談的論點，是否蘊含著深入理解的可能？.

(24) ．170．.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5期. 提，古代中國國家的誕生是通過政治措施在空間(或地域)範圍內產生積累。古代中國國家形態的出現以及當時的社會階段，塑造了爾後中國式國家的獨特性，侯外廬強調傳統中國以血緣編組政治體系，即其一例。即使到了統一帝國成立，一定程度上還受到此空間因素的制約。甫從封建制度走出的帝國，如何有效控御地域社會，是理解彼時制度形式與內容的重要方向。帝國體制行將成立之際，秦廷內部即展開以郡縣制為主的爭議，其背景亦在於此。帝國伊始，受到當時客觀條件的限制，大一統的實踐存在著現實上的侷限，關於此，渡邊信一郎檢討漢隋間貢納制的運作，頗能揭示此點。渡邊氏指出秦漢帝國成立以後郡縣制與貢納制的並存，貢納制反映出「以皇帝權力為中心，整合不同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各個地域，由中心向周邊無限擴大的政治空間整合原理。」 51套用本文「核心區與核心集團」觀點，貢納制是指「異質的、相對孤立的地域社會，聯繫在一個核心權力下而構成的政治體系。」漢唐間生產力制約下相對孤立的地域社會，正是上述政治圖像的寫照。 52 筆者曾以一串粽子這個俚俗語彙為例，說明漢唐間國家的空間結構。一顆顆粽子就好比是相對孤立的地域社會，一條條粽繩則宛如維繫整體的制度與有形網絡(如：交通線)，而聯繫各粽繩的粽串，可視為核心區與核心集團為基礎構築成的核心權力。在古代地域社會間水平聯繫程度偏低的歷史背景下，整個體系的維持仰賴由上而下的政治力之積極作為，表現為核心權力通過制度與組織，介入並整編、管理地域社會領域諸事務。由於體系的維持很大程度來自核心權力本身的運作，當聯繫粽串的繩結斷裂時，一顆顆粽子就從粽串裡分離而去，成各自獨立的個體。也就是說，一旦核心權力失去維繫地域社會的實力，國家體系就面臨分裂的危機，即傳統政治術語所謂「王綱解紐」。西晉末年，匈奴貴族劉宣向劉淵表示：晉為無道，奴隷御我，是以右賢王猛不勝其忿。屬晉綱未弛，大事不 51 52. 渡邊信一郎，《天空の玉座》，頁234。渡邊信一郎，〈元會の構造—中國古代國家の儀禮的秩序〉，收入《天空の玉座》，第2章。.

(25) 「核心集團與核心區」理論的檢討——關於古代中國國家權力形成的一點思考. ．171．. 遂，右賢塗地，單于之恥也。今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魚肉，此天厭晉德，授之于我。 53 當晉綱未弛之際，其力尚足以持天下，即使以奴隸般對待匈奴族，匈奴亦無能為。但歷經統治階級內閧的八王之亂，遂開啟諸勢力挑戰晉室之契機。由此可知，「王綱」的維繫是以現實的「力」之凝聚為基礎，亦猶維繫各粽子於粽串的情況一般。歷經由漢到唐間，核心控制周邊的組織與制度，盤旋而上地集中在核心權力內部，大約到了北宋，兵刑政財盡收朝廷之手，再加上地域社會間水平聯繫逐漸展開，宋以後的中國遂不復出現分裂之局。核心區與核心集團的觀點，有助於我們反省過去對漢唐間制度與組織變遷的解釋，尤其是對皇帝擴權這項因素的過度「依賴」。由漢到唐政府組織的調整與規模的擴張，反映出國家權力集中的趨勢。茲以致力追求大一統的漢武帝為例，學者檢討漢武帝朝制度變遷時，過多地強調武帝個人擴權，而忽於掌握武帝深入制度層次、強化中央與地方政府行政職能的作為。除了眾所周知的御史、部刺史制，建立行政體系之外的外部監督機制，以強化對行政部門的監控。武帝也著重強化行政體系，其中最具代表性者莫過於丞相府司直乙職的設置，司直之設，其目的在「佐丞相，舉不法。」(《漢書‧百官公卿表》)此舉建立了以丞相府為中心的行政體系內部監督機制，這是武帝強化行政的重要標誌，其後唐代尚書都省左丞矜轄之職，大抵亦類於此。又據學者指出：自武帝以降，郡太守在地方行政上的職能逐漸獲得強化，縣的權力漸次收奪於郡守手中。 54諸如此類強化行政的作為，恐非「一人專制」之說所能涵蓋。 55後人在解釋制度變遷時，往往受到其時代影響，頗有過於強調皇帝個人擴權的傾向，甚至將「打擊宰相」與「削弱相權」這兩個原本不同層次的概念混為一談。 56如此一來，就可能忽略了一項重要事實：漢唐間 53 54. 55 56. 〈劉元海載記〉，《晉書‧卷一百一》。紙屋正和，〈前漢時代の郡‧國の守‧相の支配權の強化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第41 卷第2期(京都，1982)，頁36以下。徐復觀著名的「一人專制」論，參見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第1卷(台北：學生書局，1976)。學者剖析漢唐間制度變遷，頗有過於重視君主權力，而忽略從整體帝國體系檢視制度意涵。參見王德權，〈「一己之私」與「天下之公」—閻步克《品位與職位》讀後〉(未刊稿)。.

(26) ．172．.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5期. 皇帝權力的擴張，須以帝國整體能力的提昇為前提。君、相間固然存在著權力矛盾，但就帝國整體而言，無外的王者，其權威須建立在核心權力對周邊地域社會的有效控制上，須借助以丞相府為首的行政部門之強化。這是漢唐間君、相之間相須相得等政治觀點的現實反映。如果將帝國甫建、尚處在發展與成長狀態這個背景，納入我們的思考範圍，或許不致過度強調君權這個單一因素，反而模糊了對此期國家體系行政控制之進展的認識。本文從制度史立場出發，嚐試建立宏觀的觀察架構，以釋筆者多年來教學工作萌生的疑問。筆者以為從事制度史探討，有必要納入更寬廣的歷史脈絡加以掌握。本文所論，難逃無當空疏之譏，尚祈高明之士不吝指正。.

(27) 「核心集團與核心區」理論的檢討——關於古代中國國家權力形成的一點思考. ．173．. 徵引書目一、正史與文獻 1.. [五代] 劉朐等，《舊唐書》，台北：鼎文書局點校本，1981。. 2.. [北齊] 魏收等，《魏書》，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8。. 3.. [唐] 柳宗元，《柳宗元集》，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9。. 4.. [唐] 劉禹錫，《劉禹錫集》，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90。. 5.. [唐] 劉餗，《隋唐嘉話》，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9。. 6.. [清] 王先謙集解，《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 7.. [漢]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8。. 二、專書 1.. 毛漢光，《中國中古政治史論》，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 2.. 吉登斯著，王銘銘譯，《民族—國家與暴力》，北京：三聯書店，1998。. 3.. 西嶋定生著，武尚清譯，《中國古代帝國的形成與結構—二十等爵制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4。. 4.. 尾形勇，《中國古代の家と國家》，東京：岩波書店，1979。. 5.. 李伯重，《唐代江南農業的發展》，北京：農業出版社，1990。. 6.. 谷川道雄著，李濟滄譯，《隋唐帝國形成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7.. 谷霽光，《府兵制度考釋》，台北：弘文館出版社繁體字版，1985。. 8.. 林甘泉編，《中國古代史分期討論五十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9.. 金春峯，《周官之成書及其反映的文化與時代新考》，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 10. 侯外廬，《中國古代社會史論》，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11. 侯外廬，《中國封建社會史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2. 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北京：科學出版社，1960。 13.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第1卷，台北：學生書局，1976。 14.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收入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四)》，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5. 陳寅恪，《陳寅恪先生文集》，台北：里仁書局，1980。 16. 渡邊信一郎，《天空の玉座—中國古代帝國の朝政と儀禮》，東京：柏書房，2000。 17. 蒙文通，《古史甄微》，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 18. 劉啟良，《馬克思東方社會理論》，上海：學林出版社，1994。 19. 魯凡之，《東方專制主義論：亞細亞生產模式研究》，台北：南方出版社，1987。.

(28) ．174．.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5期. 20. 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77。. 三、論文 1.. 王德權，〈古代中國體系的摶成〉，《新史學》，第14卷第1期(台北，2003.03)，頁143-201。. 2.. 王德權，〈東京與京都之外〉，《新史學》，第17卷第1期(台北，2006.03)。. 3.. 王德權，〈試論唐代散官制度的成立過程〉，中國唐代學會主編，《唐代文化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 4.. 西村元佑，〈唐代における勳官の相對價值の消長と絕對價值〉，《愛知學院大學文學部紀要》，第8期(愛知，1978)。. 5.. 西嶋定生，〈碾磑尋蹤〉，收入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四)》(北京：中華書局，1992)。. 6.. 佐竹靖彥，〈朱溫集團の特性と後梁王朝の形成〉，收入中研院史語所，《中國近世社會文化史論文集》(台北：中研院，1992)。. 7.. 李伯勤，〈中國土地國有問題〉，收入朱寰編，《亞歐封建社會比較研究》(長春：東北. 8.. 唐長孺，〈晉代北境各族「變亂」的性質及五胡政權在中國的統治〉，收入唐長孺，《魏. 9.. 紙屋正和，〈前漢時代の郡‧國の守‧相の支配權の強化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 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三聯書店，1955)。第41卷第2期(京都，1982)。 10. 張光直，〈從商周青銅器談文明與國家的起源〉，原刊於1987年，後收入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北京：三聯書店，1999)。 11. 許倬雲，〈傳統中國社會經濟史的若干特性〉，收入許倬雲，《求古編》(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0)。 12. 許倬雲，〈漢代中國的體系網絡〉，收入《勞貞一先生八秩榮慶論文集》(台北：商務印書館，1986)。 13. 許倬雲，〈體系網絡與中國的分合〉，收入《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5)。 14. 傅斯年，〈夷夏東西說〉，《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1941)。 15. 渡邊信一郎，〈荀子の國家論〉，收入渡邊信一郎，《中國古代國家の思想構造》(東京：校倉書房，1994)。 16. 華林甫，〈唐代粟、麥生產的地域布局初探(續)〉，《中國農史》，第9卷第3期(南京， 1990)。 17. 劉澤華，〈荀子的禮治思想〉，收入劉澤華主編，《中國政治思想史(先秦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29) 「核心集團與核心區」理論的檢討——關於古代中國國家權力形成的一點思考. ．175．. A Review of the “Pivotal Group” and the “Heartland” Theory-Some Thoughts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Power of the State in Ancient China Wang, Te-chuan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ncient Chinese scholars, Xun-zhi(荀子), Liu Zhong-yuan(柳宗元) to name a few, have already noticed the geographical importance during the process of the state building. Noticing the meaning of locations, Chen Yin-que and Hou, Wai-lu, have started to explain the formation of the power of the state in ancient China in the 1940’s. “Guan-long Group and the Policy of ‘Guan-zhong Above All’,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rticles dealing with this topic by Chen Yin-que, provides scholars of the next two generations with a great room for further discussion and research. Zhang Guang-zhi and Xu zhuo-yun carried out the studies successfully. In the 1980s, based on Xu zhuo-yun’s Heartland-theory, Mao Han-Guang expanded and applied Chen’s theory in explaining the structural changes of the administrations of the Empire of early days. Thus, Chen’s theory was put in a larger frame and deepened. The Author wishes to give a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s of the main ideas by above mentioned scholars with some thoughts and reflections.. Keywords: Pivotal Group, Heartland, Mao Han-guang, Power of the State, Guan-long Group.

(30) ．176．.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5期.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