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檢討核心區理論及其在擴大運用於古代中國史的可能性，在相對孤 立的地域社會上，古代中國國家的摶成表現為某個地域集團的形成與擴充，
擊敗其他競爭集團，掌握全局；並通過制度，整編地域社會，聳立起一個龐 大的政治體系，將相對孤立的各地域社會，聯繫在核心力量之下。在空間層 次上，表現出「向心凝結」之現象，50
50 此處「向心凝結」乙語係借用自錢賓四先生，參見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台北：東大 圖書公司，1977)，頁8-9。賓四未明確表示中國古代國家權力構成上的核心與周邊概念，他為 傳統皇權的非專制性質辯護時，雖予人保守印象，但他以「廣土眾民」、「向心凝結」為由，
解釋古代中國立國規模、皇帝制度的成立與長期延續，看來老生常談的論點，是否蘊含著深入 理解的可能？
柳宗元〈封建論〉對此權力擴充過程 有深刻的描述。又古代中國的國家誕生伊始，即與雅典城邦政體不同，表現 為廣土眾民的空間架構，一如張光直強調財富的積累是古代國家誕生的前
提，古代中國國家的誕生是通過政治措施在空間(或地域)範圍內產生積累。
古代中國國家形態的出現以及當時的社會階段，塑造了爾後中國式國家的獨 特性，侯外廬強調傳統中國以血緣編組政治體系，即其一例。即使到了統一 帝國成立，一定程度上還受到此空間因素的制約。甫從封建制度走出的帝 國，如何有效控御地域社會，是理解彼時制度形式與內容的重要方向。帝國 體制行將成立之際，秦廷內部即展開以郡縣制為主的爭議，其背景亦在於 此。帝國伊始，受到當時客觀條件的限制，大一統的實踐存在著現實上的侷 限，關於此，渡邊信一郎檢討漢隋間貢納制的運作，頗能揭示此點。渡邊氏 指出秦漢帝國成立以後郡縣制與貢納制的並存，貢納制反映出「以皇帝權力 為中心，整合不同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各個地域，由中心向周邊無限擴大 的政治空間整合原理。」51套用本文「核心區與核心集團」觀點，貢納制是 指「異質的、相對孤立的地域社會，聯繫在一個核心權力下而構成的政治體 系。」漢唐間生產力制約下相對孤立的地域社會，正是上述政治圖像的寫 照。52
筆者曾以一串粽子這個俚俗語彙為例，說明漢唐間國家的空間結構。一 顆顆粽子就好比是相對孤立的地域社會，一條條粽繩則宛如維繫整體的制度 與有形網絡(如：交通線)，而聯繫各粽繩的粽串，可視為核心區與核心集團 為基礎構築成的核心權力。在古代地域社會間水平聯繫程度偏低的歷史背景 下，整個體系的維持仰賴由上而下的政治力之積極作為，表現為核心權力通 過制度與組織，介入並整編、管理地域社會領域諸事務。由於體系的維持很 大程度來自核心權力本身的運作，當聯繫粽串的繩結斷裂時，一顆顆粽子就 從粽串裡分離而去，成各自獨立的個體。也就是說，一旦核心權力失去維繫 地域社會的實力，國家體系就面臨分裂的危機，即傳統政治術語所謂「王綱 解紐」。西晉末年，匈奴貴族劉宣向劉淵表示：
晉為無道，奴隷御我，是以右賢王猛不勝其忿。屬晉綱未弛，大事不
51 渡邊信一郎，《天空の玉座》，頁 234。
52 渡邊信一郎，〈元會の構造 —中國古代國家の儀禮的秩序〉，收入《天空の玉座》，第2章。
遂，右賢塗地，單于之恥也。今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魚肉，此天厭晉 德，授之于我。53
當晉綱未弛之際，其力尚足以持天下，即使以奴隸般對待匈奴族，匈奴亦無 能為。但歷經統治階級內閧的八王之亂，遂開啟諸勢力挑戰晉室之契機。由 此可知，「王綱」的維繫是以現實的「力」之凝聚為基礎，亦猶維繫各粽子 於粽串的情況一般。歷經由漢到唐間，核心控制周邊的組織與制度，盤旋而 上地集中在核心權力內部，大約到了北宋，兵刑政財盡收朝廷之手，再加上 地域社會間水平聯繫逐漸展開，宋以後的中國遂不復出現分裂之局。
核心區與核心集團的觀點，有助於我們反省過去對漢唐間制度與組織變 遷的解釋，尤其是對皇帝擴權這項因素的過度「依賴」。由漢到唐政府組織 的調整與規模的擴張，反映出國家權力集中的趨勢。茲以致力追求大一統的 漢武帝為例，學者檢討漢武帝朝制度變遷時，過多地強調武帝個人擴權，而 忽於掌握武帝深入制度層次、強化中央與地方政府行政職能的作為。除了眾 所周知的御史、部刺史制，建立行政體系之外的外部監督機制，以強化對行 政部門的監控。武帝也著重強化行政體系，其中最具代表性者莫過於丞相府 司直乙職的設置，司直之設，其目的在「佐丞相，舉不法。」(《漢書‧百官 公卿表》)此舉建立了以丞相府為中心的行政體系內部監督機制，這是武帝強 化行政的重要標誌，其後唐代尚書都省左丞矜轄之職，大抵亦類於此。又據 學者指出：自武帝以降，郡太守在地方行政上的職能逐漸獲得強化，縣的權 力漸次收奪於郡守手中。54諸如此類強化行政的作為，恐非「一人專制」之 說所能涵蓋。55後人在解釋制度變遷時，往往受到其時代影響，頗有過於強 調皇帝個人擴權的傾向，甚至將「打擊宰相」與「削弱相權」這兩個原本不 同層次的概念混為一談。56
53 〈劉元海載記〉，《晉書‧卷一百一》。
如此一來，就可能忽略了一項重要事實：漢唐間
54 紙屋正和，〈前漢時代の郡‧國の守‧相の支配權の強化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第41 卷第2期(京都，1982)，頁36以下。
55 徐復觀著名的「一人專制」論，參見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第1卷(台北：學生書局，1976)。
56 學者剖析漢唐間制度變遷，頗有過於重視君主權力，而忽略從整體帝國體系檢視制度意涵。參 見王德權，〈「一己之私」與「天下之公」—閻步克《品位與職位》讀後〉(未刊稿)。
皇帝權力的擴張，須以帝國整體能力的提昇為前提。君、相間固然存在著權 力矛盾，但就帝國整體而言，無外的王者，其權威須建立在核心權力對周邊 地域社會的有效控制上，須借助以丞相府為首的行政部門之強化。這是漢唐 間君、相之間相須相得等政治觀點的現實反映。如果將帝國甫建、尚處在發 展與成長狀態這個背景，納入我們的思考範圍，或許不致過度強調君權這個 單一因素，反而模糊了對此期國家體系行政控制之進展的認識。
本文從制度史立場出發，嚐試建立宏觀的觀察架構，以釋筆者多年來教 學工作萌生的疑問。筆者以為從事制度史探討，有必要納入更寬廣的歷史脈 絡加以掌握。本文所論，難逃無當空疏之譏，尚祈高明之士不吝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