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省與重建 ─《春秋公羊疏》的解經態度與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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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 11 期第 109-139 頁 2005 年 12 月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反省與重建

⎯《春秋公羊疏》的解經態度與立場

江右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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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春秋公羊疏》以何注為宗，其認為何〈序〉中的「二創」，指的是「背經、任意、反傳違戾」及「援引他經失其句讀」二者，此兩者是《公羊》經師在詮解經書時，所犯的兩大弊病，也是《公羊》學說衰微的主要因素。其中「背經、任意、反傳違戾」是指解經立場上的混淆，而「援引他經失其句讀」則是解經方式上的錯誤。《春秋公羊疏》宗本何休之學，尤尊《春秋》緯書，其認為《春秋》緯書才能真實反映孔子「改制立法」的原意，也才是《春秋》之「正解」。所以《春秋公羊疏》反對取《左》、《穀》二傳以解《公羊》，也反對強取他經以會通《公羊》。《春秋公羊疏》的立論有其濃厚的學派色彩，其嚴守《公羊》立場以區別是非取捨，極力闡揚何休及《春秋說》，卻未能擺脫讖緯附會的疑弊，且以漢儒立場為立場，亦喪失《公羊》學「經世致用」的基本精神，終使其缺乏積極的現實意義。關鍵詞：公羊傳、春秋、義疏、隋唐經學 * 大葉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兼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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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今本《春秋公羊傳注疏》二十八卷，取何休《解詁》為注本，是魏晉以降《公羊》學的代表之作，宋代邢昺刊定十三經義疏時，將其收入，成為現今《十三經注疏》中的定本。然而，關於《春秋公羊疏》的作者，迄今猶有爭議。《隋書．經籍志》中著錄有「《春秋公羊疏》十二卷」，但未著撰者，卷數亦與今本不同；新、舊《唐書》皆未見錄；至宋代《崇文總目》著錄「《春秋公羊疏》三十卷」，並謂：不著撰人名氏。援証淺局，出於近世。或云徐彦撰。皇朝邢昺等奉詔是正，始令太學傳授，以偹《春秋》三家之旨。1 此是現存有關徐彥撰疏的最早記載，但其言「或云」，顯然帶有臆測的成份。晁公武《郡齋讀書志》亦載「《春秋公羊疏》三十卷」，云：不著撰人。李獻民云徐彦撰，以何氏「三科九」為宗本，其説曰何氏之意「三科九」，正是一事爾。2 李獻民為北宋時人3_{，晁氏既謂「不著撰人」，又謂「李獻民云徐彦撰」，可見北} 宋時雖已有「徐彥撰疏」的說法，但學者對此說法多持保留的態度，對「徐彥」的生平也闕如未詳，且當時《春秋公羊疏》卷數為三十卷，亦與今本二十八卷有異。《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春秋公羊疏》的作者及卷數則有較詳細的論述：彥疏，《文獻通考》作三十卷，今本乃止二十八卷，或彥本以經文併 1 ［宋］王堯臣等：《崇文總目》卷二〈春秋類〉。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北：臺灣商務印書館，1984 年），頁 674-18。 2 ［宋］晁公武：《郡齋讀書志》，卷一下〈春秋類〉。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頁 674-173。 3 《郡齋讀書志》卷三下〈小說類〉著錄「《雲齋廣録》十卷」，云：「右皇朝政和中李獻民撰。分九門，記一時奇麗雜事。」可知「李獻民」為北宋徽宗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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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二卷，別冠於前，後人又散入傳中，故少此二卷，亦未可知也。彥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稱「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彥」。董逌《廣川藏書志》亦稱：「世傳徐彥，不知時代，意其在貞元、長慶之後。考疏中『邲之戰』一條，猶及見孫炎《爾雅注》完本，知在宋以前。又『葬桓王』一條，全襲用楊士勛《穀梁傳疏》，知在貞觀以後。中多自設問答，文繁語複，與邱光庭《兼明書》相近，亦唐末之文體。」董逌所云不為無理，故今從逌之說，定為唐人焉。4 其謂宋時的《春秋公羊疏》三十卷，當為今本二十八卷，至於「徐彥」的年代，則依宋代董逌《廣川藏書志》之論，謂徐彥非為唐德宗、穆宗時人，而是貞觀以後，唐末之人。《四庫全書》總結前人舊說，並進一步推斷《春秋公羊疏》的作者及年代，只是此種說法並未得到學者的全面認可，如阮元即云：徐彥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亦無撰人名氏。宋董逌云：「世傳徐彥所作，其時代里居不可得而詳矣。」光祿寺卿王鳴盛云「即《北史》之徐遵明」，不為無見。蓋其文章似六朝人，不似唐人所為者。《郡齋讀書志》、《書錄解題》並作三十卷，世所傳本乃止二十八卷，其參差之由無可考也。5 阮元先載錄董逌之言，再舉王鳴盛「即《北史》之徐遵明」的說法，認為王氏的說法「不為無見」，阮氏並由文章風格上，論此書「不似唐人所為」，對唐人徐彥 4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春秋公羊傳注疏 28 卷〉，收於《春秋公羊傳注疏》（臺北：臺灣古籍出版社，2001 年初版）頁 2。本文所引《春秋公羊傳注疏》皆為此版本。 5 ［清］阮元：〈春秋公羊傳注疏校勘記序〉，收於《春秋公羊傳注疏》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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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說提出質疑。直至今日，學者論《春秋公羊疏》的作者或六朝人、或唐人、或唐代徐彥6_{，終未有定論，故今暫從舊說，仍視其為唐人之作，但以《春秋公羊} 疏》一名稱之（其下得簡稱為《公羊疏》），而不明言作者。《公羊疏》宗本何休之學，後世對其論述不多，評價亦不高，如《崇文總目》謂其「援証淺局」，清儒齊召南亦評曰「其文與孔穎達《春秋正義》、楊士勛《穀梁疏》體式稍殊，發明甚少」7_{，可知此書取何休《解詁》為注，立論也大體依} 何注之意，於義理闡揚上少有發明創見者。但「其文與孔穎達《春秋正義》、楊士勛《穀梁疏》體式稍殊」，則點出《公羊疏》的特別之處。《公羊》學的發展至漢以後漸趨消沈8_{，唐代《公羊疏》的撰修，一方面承續總結前人舊說，另一方} 面也對《公羊》學的發展寄予新的期許，其特殊的義疏體式正反映了當時某種解經的態度與方法，故本文擬以《公羊疏》為研究對象，藉由探討《公羊疏》對歷來《公羊》學的總結與反省，以研究《公羊疏》論述的立場與態度，並藉以反映隋唐義疏之學的一個面相。

貳、對學派衰落之反省

中國經書的發展，自有其一脈相傳，層層累加的解經系統，每一次的再詮釋，都是一種反省與重新定位。《公羊疏》為業已式微的《公羊傳》做疏，也對歷來《公羊》學的衰頹情形提出反省與評判。

一、

《公羊》學之「二創」

何休〈序〉云：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 6 主作者為六朝人者，如潘重規〈春秋公羊疏作者考〉（收於《學術季刊》第 4 卷 1 期，1955 年 9 月）、趙伯雄《春秋學史》（山東：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 年）皆以作者為北朝人，只是潘氏更推斷為北魏高允，趙氏則有所不從；主作者為唐人者，如龔鵬程〈唐代的公羊學：徐彥義疏研究〉（收於《興大中文學報》12 期，1999 年 6 月），謂徐彥是否為其作者，固難確定，但《公羊疏》大體仍可視為唐代之物，只是時間不必遲至晚唐；主作者為唐代徐彥者，則如簡博賢〈徐疏公羊述稿〉（收於《興大中文學報》3 期，1990 年 1 月）、戴維《春秋學史》（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 年），仍以作者為唐代徐彥，且時代約於孔穎達之後。此外日本學者如狩野直喜、重澤俊郎、衫浦豐治等人，對此議題亦有研究，但同樣各說紛紜，未有定論，此參見〈日本學者論公羊注疏專輯（一）〉（收於《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2 卷 2 期，2002 年 6 月）、〈日本學者論公羊注疏專輯（二）〉（收於《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2 卷 4 期，2002 年 12 月）。 7 〈考證跋語〉，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春秋公羊傳注疏》，頁 145-532。 8 據《隋書．經籍志》所載，《公羊》學的著作，至何休《解詁》之後，僅《春秋公羊疏》十三卷，不著撰人，可見《公羊》學的發展，魏、晉以來業已式微，故《隋書．經籍志》（臺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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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不解，時加讓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為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興。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此世之餘事，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余竊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序〉頁 3-8）序中何休自述作注之由，感慨《公羊》先師因失據敗績，遂為《左氏》所窮，使《左氏》的發展凌駕於《公羊》之上。其中，何氏提出「二創」為《公羊》衰落的主因。此「二創」所指為何？何氏文中並未明言，後人對此遂有不同的看法，《公羊疏》云：「多隨二創」者，上文云「至有背經、任意、反傳違戾」者，與《公羊》為一創；又云「援引他經失其句讀」者，又與《公羊》為一創。…… 而舊云公羊先師說《公羊》義不著，反與《公羊》為一創，賈逵緣隙奮筆奪之，與《公羊》為二創，非也。（〈序〉頁 7）《公羊疏》認為何休所謂的「二創」，是指〈序〉文中所提及的「背經、任意、反傳違戾」及「援引他經失其句讀」二事，其並指出舊說以「公羊先師說《公羊》義不著」及「賈逵緣隙奮筆奪之」為「二創」的說法有誤。「背經、任意、反傳違戾」是緣於對經義理解不清，而形成「雖解經之理而鼎文書局，1987 年）卷 32 曰：「及《公羊》、《穀梁》浸微，今殆無師說。」（頁 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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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背於經」9_的錯誤；_{「援引他經失其句讀」}_{，則是「取他經為義」}_{，造成「賊黨入} 門，主人錯亂」的弊病。此「二創」皆起於「說者疑惑」，其云：解云：此「說者」，謂胡毋子都、董仲舒之後，莊彭祖、顏安樂之徒。見傳與奪異於常理，故致疑惑。（〈序〉頁 5）「說者」指的是莊彭祖、顏安樂等人。莊彭祖、顏安樂是胡毋生、董仲舒之後的漢代《公羊》學家，但因其對經傳的理解疑惑不明，故在解經時產生背離經義的情形，又不明白三傳及群經間的義理各不相同而妄加援引，最後導致「解義不是，致他問難，遂爾謬說至於百萬言。」10_。_{《公羊疏》認為所謂的「二創」}_{，皆為《公} 羊》學者解經上的過失，屬於《公羊》學派內部解經的問題。反觀舊說中的「二創」，一為「公羊先師說《公羊》義不著」，是關於《公羊》學彰顯與否的問題；一為「賈逵緣隙奮筆奪之」，則涉及《公羊》學與《左氏》學間的論戰，兩者皆為《公羊》學說對應外在衝擊時的反應，是屬於外在客觀情勢的定位問題。舊說認為《公羊》經師解經的錯誤並不足以重創《公羊》學的發展，學說的不彰顯及《左氏》的抨擊，才是《公羊》學衰微的主因。換言之，《公羊疏》與舊說正代表對《公羊》學衰頽的不同看法，舊說中的「二創」，將《公羊》學之衰落歸因於外在客觀情勢的衝擊，而《公羊疏》則主張內部解經的錯誤，才是導致衰微的主要原因。雖然《公羊疏》亦稱「賈逵幾廢《公羊》」11_{，不否認《左氏》的興起對《公羊》學派的發展產生極大的威脅，} 但《公羊疏》仍強調賈逵之「緣隙奮筆」，終究起因於「莊、顏之徒說義不足，故使賈逵得緣其隙漏，奮筆而奪之」12_{，外在客觀地位的升降，仍繫於內部解經} 的對錯與否。所以《公羊疏》特意提出舊說以反駁之，即是強調《公羊》學的流 9 何〈序〉「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公羊疏》云：「言由疑惑之故，雖解經之理而反背於經。」（〈序〉，頁 5） 10_何〈序〉_{「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不解」}_，_{《公羊疏》云：}_{「言由莊、顏之徒解義不是，致他} 問難，遂爾謬說至於百萬言。其言雖多，猶有合解而不解者，故曰『猶有不解』矣。」（〈序〉，頁 6） 11_{何〈序〉「至使賈逵緣隙奮筆，以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興。」《公羊疏》云：「賈逵者，} 即漢章帝時衛士令也。言『緣隙奮筆』者，莊、顏之徒說義不足，故使賈逵得緣其隙漏，奮筆而奪之，遂作《長義》四十一條，云《公羊》理短，《左氏》理長，意望奪去《公羊》而興《左氏》矣。鄭眾亦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專論《公羊》之短，《左氏》之長，在賈逵之前。何氏所以不言之者，正以鄭眾雖扶《左氏》而毀《公羊》，但不與讖合，帝王不信，毀《公羊》處少，興《左氏》不強，故不言之。豈如賈逵作《長義》四十一條，奏御于帝，帝用嘉之，乃知古之為真也，賜布乃衣，將慾存立，但未及而崩耳。然則賈逵幾廢《公羊》，故特言之。」（〈序〉，頁 7） 12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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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主要在內部的解經問題，而不是外在的客觀情勢，因為《公羊》學者解經上的錯誤，才使得「《公羊》義不著」，又因經義無法彰顯，才無法與《左氏》相抗衡。《公羊疏》反省《公羊》學派的發展，認為《公羊》學之不興，純然是學派內部解經的錯誤所致，而此錯誤指的即是解經方法及態度上的錯誤。

二、

《公羊》學者之評價

《公羊疏》認為《公羊》學派衰頽的主因，是學派內經師解經的錯誤所致，所以對於歷來的《公羊》學者，其也有不同的批評與定位。首先，關於《公羊》學派的流傳過程，《公羊疏》引述緯書《說題辭》、戴宏序及鄭玄《六藝論》之言曰：解云：孔子至聖，卻觀無窮，知秦無道，將必燔書，故《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度秦至漢，乃著竹帛，故《說題辭》云：「傳我書者，公羊高也。」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其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是也。……又〈六藝論〉云：「治《公羊》者，胡毋生、董仲舒，董仲舒弟子嬴公，嬴公弟子眭孟，眭孟弟子莊彭祖及顏安樂，安樂弟子陰豐、劉向、王彥。」（〈序〉頁 4）《春秋》為孔子口授子夏，再傳與公羊一家，數傳至漢景帝時之胡毋子都始著於竹帛。由春秋至漢初，之所以經過長時期的口授過程，是因為「孔子至聖，卻觀無窮，知秦無道，將必燔書。」《公羊疏》筆下的「孔子」不僅是聖人，甚至還神格化，具有未卜先知的能力，因預知秦火之禍，故遲至漢初始寫定。漢初寫定之後的《公羊》學者，除了公羊氏外，即以胡毋子都與董仲舒二人為主，董仲舒曾師承胡毋生13_{，其後傳人則包括嬴公、眭孟、莊彭祖、顏安樂、陰豐、劉向、} 13 《公羊疏》云：「胡毋生本雖以《公羊》經、傳傳授董氏，猶自別作《條例》，故何氏取之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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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彥等人。然這些《公羊》學派重要的傳承者，於《公羊疏》中被提及的次數寥寥可數，比如嬴、眭、陰、劉、王等五人，書中他處未曾再見，而較被論及的胡毋生、董仲舒、莊彭祖、顏安樂四人，引述的次數亦不超過十次，其間的評價則成兩極化。首先，關於胡毋生、董仲舒二人，《公羊疏》曾引戴宏序曰「至漢景帝時，壽乃其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見於圖讖。」14_{又引《孝經說》} 云：答曰：《孝經說》云：「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然則其微似之語獨傳子夏，子夏傳與公羊氏，五世乃至漢胡毋生、董仲舒，推演其文，然後世人乃聞此言矣。」（〈隱元年〉卷一，頁 4）《公羊》學至胡、董二人始見於竹帛與圖讖，且透過兩人的「推演其文，然後世人乃聞此言」，學說的傳承固然重要，但文字的寫定、理論的推演開展，才是學說得以彰顯的主因，所以《公羊》學雖經過長時期的口授過程，但學說的確立與發揚，實有賴胡、董二人，二人於《公羊》學中具有學派宗師的重要地位。至於莊、顏二人，《公羊疏》論「二創」時，直指胡毋子都、董仲舒以降的莊彭祖、顏安樂等人為「說者」，是導致《公羊》學衰微的始作俑者。《公羊傳》於漢初胡毋子都著於竹帛後，經過後世經師的講釋演繹，理論、文字益發博雜繁瑣，何休對此動輒論述百萬餘言的解經方式不予認同，何〈序〉中即謂「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不解」，《公羊疏》依襲何氏之意，疏云：解云：此「師」謂胡、董之前公羊氏之屬也。言由莊、顏之徒解義不是，致他問難，遂爾謬說至於百萬言。其言雖多，猶有合解而不解者，故曰「猶有不解」也。（〈序〉頁 6）《公羊疏》對煩言碎義，動輒百萬言說的學風大加批判，更明指何氏所批評的正是莊、顏之徒，認為其「遂爾謬說至於百萬言」，成為《公羊》學派發展的一大《公羊》也。」（〈序〉，頁 8）此處謂胡毋生傳授董氏《公羊》經、傳。 14 〈序〉，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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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病。至於何休所謂的「師言」，指的是胡、董之前的公羊氏之說。莊彭祖、顏安樂二人皆承董仲舒之學，《漢書．章帝紀》載：漢承暴秦，襃顯儒術，建立《五經》，為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别名家。孝宣皇帝以為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顔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經義。15 莊16_{、顏二學於宣帝時先後列於學官，「《五經》章句煩多，議欲減省」，可見當} 時章句之學盛行，煩言碎辭的經說方式，是《五經》博士治經的普遍現象，但也引起了時儒的反省及刪減，何休即在此學術氛圍下，治《公羊》而作《解詁》17_。《公羊疏》承其說，一方面強調何休不同於章句之學18_{，另一方面則明指莊、顏} 二人因對《春秋》中「非常異義可怪之論」理解不明，故造成「倍經、任意、反傳違戾」的妄解情形，其後謬說百萬言猶不可解，遂「援引他經失其句讀」，使其論理更加錯亂失據，終使《公羊》學說日趨頽微。由上文可知，《公羊疏》論其傳承喜以胡毋生、董仲舒兩人為分界點，其上為公羊氏，尊稱為「師」；其下為莊彭祖、顏安樂等人，謂之「說者」，為《公羊》學衰微之始。《公羊疏》將漢初的《公羊》學者分為三個階段，之前口授時期的 15_{［漢］班固：}_{《漢書》（臺北：鼎文書局，1983 年）卷 3〈肅宗孝章帝紀第三〉，頁 137-138。} 16_{〈春秋公羊傳序．考證〉中張照曰：}_{「按『莊彭祖』即『嚴彭祖』}_{，後漢以明帝諱『莊』為『嚴』，} 如莊忌、莊助皆改稱嚴忌、嚴助是也。」可知「莊彭祖」即為「嚴彭祖」，因避諱改「莊」為「嚴」。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頁 145-10。 17_錢穆：_{《兩漢經學今古文平議．兩漢博士家法考》（臺北：聯經出版社，1994 年）曰：「何休之} 所治者為《公羊》，《公羊》之在當時，固屬今學，然休之所以治《公羊》者，則確然為古學也。實則當時之所謂古學者，亦僅以別於當時博士之今學，亦僅足以示異於宣、元以下之師法與章句，而與景、武之際之所謂《五經》先師者，則途轍頗近。即師法章句之學，亦承景、武之際諸先師而來，惟流衍既遠，失真日甚，乃有古學起而矯之。」（頁 245） 18_{《公羊疏》中多次取許慎《異義．公羊說》與何注相較，謂《異義》為章句家說，異於何休之} 意，並以強調何休學非章句之學。如〈隱元年〉卷一，疏云：「彼《公羊》說者（《異義．公羊說》），自是章句家意，不與何氏合。」（頁 24）又〈襄十五年〉卷二十，疏云：「《異義．公羊說》云『天子親迎』者，彼是章句家說，非何氏之意也。」（頁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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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氏謂之「師」，具有口授傳續的地位；而胡毋生、董仲舒二人，則為《公羊》學興起的關鍵，是學說的確立與開創者；至於胡、董之後的莊彭祖、顏安樂之徒，則為《公羊》流弊之始，被譏為「說者」而大加撻伐。此外，《公羊疏》亦曾提及「先師」戴宏，其云：此「先師」，戴宏等也。……今戴宏作《解疑論》而難《左氏》，不得《左氏》之理，不能以正義決之，故云「觀聽不決」。（〈序〉，頁 7）《公羊疏》謂何〈序〉「恨先師觀聽不決，多隨二創」中之「先師」指的是戴宏，戴宏曾作《解疑論》以難《左氏》，但因受「二創」的影響，不能正確申論《公羊》之義，且「執持《公羊》之文以論《左氏》」，終至失據敗績的地步19_。《公羊疏》稱戴宏為「先師」，表面上似與「說者」有異，但實亦未脫「說者」流弊之影響。《公羊疏》取何休《解詁》為注，雖然其對何注猶有修正之處20_{，但大體上} 立論仍依何休之意，上述漢初《公羊》學者的不同評價，即是闡釋何注而來。至於何休之後的學者，相關論述更少21_{，一方面是由於莊、顏二家之後《公羊》衰} 微，僅有何休能擺脫章句色彩，蔚為名家；另一方面也可視為《公羊疏》對何休以降的經師不甚重視，故罕提及之，今見《公羊疏》中引述前人舊說多不標明姓名出處，而只以「舊說」、「舊解」、「舊云」一詞概稱之，正足以反映《公羊疏》對歷來《公羊》學者的看法。

參、解經的立場

《公羊疏》認為「背經、任意、反傳違戾」的錯誤解經方式，為何〈序〉「二創」中的第一創，是《公羊》學衰頹的主因之一。而由其間的相關論述，亦可看出《公羊疏》的解經立場。 19_何〈序〉_{「斯豈非守文、持論、敗績、失據之過哉！」}_{《公羊疏》云：}_「解云：_{『守文』者，守《公} 羊》之文。『持論』者，執持《公羊》之文以論《左氏》，即戴宏《解疑論》之流矣。『敗績』者，爭義似戰陳，故以敗績言之。『失據』者，凡戰陳之法，必須據其險勢以自固，若失所據，即不免敗績。若似《公羊》先師，欲持《公羊》以論《左氏》，不閑《公羊》、《左氏》之義，反為所窮，己業破散，是失所依據，故以喻焉。」（〈序〉，頁 7-8） 20_{如〈文十一年〉卷 14，頁 346，論《春秋》中弒君與亡國之數。} 21_{今考《公羊疏》所引述者，魏晉以降的《公羊》學者，標明姓名出處者，僅晉時江熙一人，於} 〈莊十二年〉提及，除此之外，罕言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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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謹守何休及《春秋說》的立場

對於「倍經」、「任意」及「反傳違戾」三者，《公羊疏》曾舉書中例證說明之，其云：言由疑惑之故，雖解經之理而反背於經。即成二年，逢丑父代齊侯當左，以免其主。《春秋》不非而說者非之，是背經也；任意者，《春秋》有三世異辭之言，顏安樂以為從襄二十一年以後，孔子生訖，即為所見之世，是任意。任意者，凡言見者，目覩其事，心識其理，乃可為見。故《演孔圖》云「文、宣、成、襄，所聞之世也」。而顏氏分張一公而使兩屬，是其任意也。反傳違戾者，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案隱三年傳云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者，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謂二日乃食，失正朔於前，是以但書其日而己；失之後者，朔在後也，謂晦日食，失正朔於後，是以又不書日，但書其月而己。即莊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是也。以此言之，則日食之道不過晦朔與二日，即宣十七年言日不言朔者，是二日明矣。而顏氏以為十四日日食，是反傳違戾也。（〈序〉，頁 5）「背經」者，《公羊疏》以〈成二年〉「逢丑父代齊侯當左」一事為例，批評《春秋》不非之，而「說者」非之，是後代經師違背《春秋》經旨。〈成二年〉「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傳文記載逢丑父以身代齊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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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一事22_{，何注曰「如以衰世無絕頃公者，自齊所當善爾，非王法所得貴。」}_《公羊疏》評曰：解云：丑父權以免齊侯，是以齊人得善之，但《春秋》為王法，是以不得貴耳。而《公羊說》、《解疑論》皆譏丑父者，非何氏意，不足為妨。（〈成二年〉卷十七，頁 432）《公羊疏》謂「丑父權以免齊侯」，雖有保全其君之功，但《春秋》為王法，不獨為齊國，故不得貴耳。《公羊疏》疏解何氏之意，主張《春秋》為王法，故不獨為齊人而善丑父，其並提及許慎《異義．公羊說》及戴宏《解疑論》「譏丑父」的看法，與何氏有異。其實，此處經文簡略，頗難斷言《春秋》褒貶之態度，《公羊疏》依何注疏解之，而以「《春秋》為王法」為立論原則；至於「任意」者，《公羊疏》則以三世異辭之說為例，《演孔圖》云「文、宣、成、襄，所聞之世也」，顏安樂卻將襄公分為所聞世與所見世二世，故《公羊疏》批其為「任意」者；而「反傳違戾」者，即舉〈宣十七年〉、〈隱三年〉、〈莊十八年〉三處「日有食之」的經文相互論證，批評顏安樂的說法是違反傳說。上述三者，除了「反傳違戾」是指傳文本身解釋上的前後矛盾外，前兩者皆涉及《公羊》學的基本思想。「背經」者指違反《春秋》「王法說」，「任意」者則是關於「三世說」的界定，「王法說」及「三世說」皆為《公羊傳》的核心理論，亦是其學說的主要特色。今見《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一「春秋公羊經傳解詁隱公第一」的標題下有一大段疏文，疏文中以問答體的形式，論述了包括孔子作《春秋》的時間、依據、釋名、用意等二十個《春秋》基本議題，其中極力闡述「得天命以制《春秋》」、「制《春秋》以授漢」、「三世」、「三科九旨」等《公羊》學說的重要思想，此一大段近似「前言」的疏文，可視為《公羊疏》對《公羊》學說的總結，也反映出《公羊疏》的論述立場。其中論「據何文作《春秋》？」時，提及「王者之法」，其云：答曰：案閔因敘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 22_{〈成二年〉卷 17，傳文曰：「逢丑父者，頃公之車右也。面見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 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曰：『革取清者。』頃公用是佚而不反。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神靈，吾君已免矣。』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奈何？』曰：『法斮。』於是斮逢丑父。」（頁 430-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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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辭》具有其文。」以此言之，夫子脩《春秋》，祖述堯、舜，下包文、武，又為大漢用之訓世，不應專据魯史，堪為王者之法也，故言据百二十國寶書也。周史而言寶書者，寶者，保也，以其可世世傳保以為戒，故云寶書也。（〈隱元年〉卷一，頁 1-2）《公羊疏》引閔因〈春秋敘〉「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之言，謂孔子受天命始作《春秋》，欲上承堯、舜、文、武，而為漢世之用。孔子作《春秋》不專據《魯史》，因其用意在立「王者之法」，故「改古禮為後王之法」23_，此「後王」亦稱「新王」24_{，指的是漢帝，而孔子之《春秋》，遂成為授漢王之「王者} 之法」。〈哀十四年〉中《公羊疏》亦詳論孔子作《春秋》的情形，云：解云：《演孔圗》文也，疾作王者之法，孔氏聖人將欲沒矣，周王姬氏將亡，是以十三年冬彗星出于東方矣。秦始皇名正，方欲起為天子，其子胡亥破先王之術，當爾之時，書契紀綱盡皆散亂，唯有孔氏《春秋》口相傳者，獨存而不絶。孔子聞之，使子夏往視其血書，其血乃飛為赤鳥，其書乃化為白書，署之曰：此是《演孔圖》中義理，乃有制作之象，制法之形狀矣。（〈哀十四年〉卷二十八，頁 720）孔子因知自身將沒，周室將亡，又得血書天命，故疾作「王者之法」以授後王。此處《公羊疏》依《演孔圖》論孔子作《春秋》之意，《演孔圖》為讖緯之書，文中「星象」、「血書」、「赤鳥」、「白書」等語，帶有濃厚穿鑿附會的荒誕色彩， 23_{〈定六年〉卷 26，疏云：「孔子作《春秋》，欲改古禮為後王之法。」（頁 652）} 24_{〈隱元年〉卷一，疏云：「答曰：大勢《春秋》之道，實兼三王，是以《元命包》上文總而疑} 之，而此傳專云『謂文王』者，以見孔子作新王之法，當周之世，理應權假文王之法，故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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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公羊疏》仍承其說，作為《春秋》王法之依據。「王法說」是《公羊》學的基本立場，將孔子推崇至為新王作法的王者地位，使《春秋》與漢代現實政治緊密結合。《公羊疏》的著作時代雖已距漢久遠，但仍依襲漢代《公羊》學的說法。至於「三世說」，是將《春秋》十二公依時代遠近劃分為所傳聞世、所聞世、所見世三世，只是劃分的方式，各家猶有不同，《公羊疏》云：答曰：若論象天數，則取十二；緣情制服宜為三世，故禮為父三年，為祖期，為高祖、曾祖齊衰三月。據哀錄隱，兼及昭、定，己與父時事，為所見之世；文、宣、成、襄，王父時事，謂之所聞之世也；隱、桓、莊、閔、僖，曾祖、高祖時事，謂之所傳聞之世也。制治亂之法，書大夫之卒，文有詳略，故日月備于隱，如是，有罪之見錄，不日卒于得臣，明有過以見罪；益師不日，著恩遠之辭。（〈隱元年〉卷一，頁 4）為了配合「三」之數，將《春秋》十二公劃分為三世，以孔子的時代往上推，隱、桓、莊、閔、僖五公年代較早遠，為曾祖、高祖時事，故謂「所傳聞之世」；文、宣、成、襄四公為祖、父時事，稱「所聞之世」；而昭、定、哀三公為孔子當世之時，則稱為「所見之世」。《公羊疏》此劃分方式是依何休與《春秋說》的說法 25_{，但顏安樂及鄭玄則有不同見解，其將襄二十一年孔子生後，劃分為所見之世，} 對此《公羊疏》云：之矣，故彼宋氏注云『雖大略据三代，其要主於文王者』是也。」（頁 9-10） 25_{〈隱元年〉卷 1，疏云：}_{「問曰：鄭氏云『九者，陽數之極』}_{，九九八十一，是人命終矣，故《孝} 經援神契》云『《春秋》三世，以九九八十一為限。』然則隱元年盡僖十八年為一世，自僖十九年盡襄十二年又為一世，自襄十三年盡哀十四年又為一世，所以不悉八十一年者，見人命參差，不可一齊之義。又顏安樂以襄二十一年孔子生後即為所見之世。顔、鄭之説，實亦有途，而何氏見何文句，要以昭、定、哀為所見之世，文、宣、成、襄為所聞之世，隱、桓、荘、閔、僖為所傳聞之世乎？答曰：……何氏所以不從之者，以為凡言見者，目覩其事，心識其理，乃可以為見。孔子始生，未能識别，寧得謂之所見乎？故《春秋説》云『文、宣、成、襄所聞之世不分疏』，二十一年已後明為一世矣。」（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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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曰：顏氏以為襄公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又昭公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二文不異，同宜一世，若分兩屬，理似不便。又孔子在襄二十一年生，從生以後，理不得謂之所聞也。顏氏之意，盡於此矣。何氏所以不從之者，以為凡言見者，目覩其事，心識其理，乃可以為見。孔子始生，未能識别，寧得謂之所見乎？故《春秋説》云「文、宣、成、襄所聞之世不分疏」，二十一年已後明為一世矣。邾婁快、邾婁鼻我雖同有以近書之傳，一自是治近升平書，一自是治近太平書，實不相干渉，而漫指此文乎？鄭氏雖依《孝經説》文，取襄十二年之後為所見之世，爾時孔子未生，焉得謂之所見乎？故不從之。（〈隱元年〉卷一，頁 5）《公羊疏》先說明顏說的理由有二，一為〈襄二十三年〉及〈昭二十七年〉二處傳文皆云「近書也」，書例相同，當為同世；二為孔子生後，理不得謂「所聞」也，故以〈襄二十一年〉孔子生後為「所見世」。接著《公羊又順著何休之意，一一反駁顏說，並以《春秋說》為證，指出顏說之非。而顏氏上種劃分方式，也成為《公羊疏》所稱「任意」的錯誤解經方式。其實，由上文分析，顏氏的說法並非全無理由，《公羊疏》的反駁也略顯牽強。顏安樂與何休同為《公羊》學的重要人物之一，但《公羊疏》一以何休為主，對《春秋說》尤為遵從，若有違此二者的其他異說，皆視為謬誤而反駁之。換言之，《公羊疏》所謂「二創」之一的「背經、任意、反傳違戾者」，除了「反傳違戾」是論述本身的前後不一外，「背經」及「任意」所偏離、違背的是《公羊》學派的基本主張，尤其是《春秋說》及何休這一系的說法。《公羊疏》謹守何休及《春秋說》之學，以為立論及評判之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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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遵從漢代經師之說

由於孔子作《春秋》是為後王制法，遂也產生了「《春秋》為漢制法」的說法，此說盛行於緯書之中，是漢代《公羊》學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下，所形成的一個特殊主張，也成為漢代儒者的一個普遍觀念26_。_{〈哀十四年〉傳文「制《春秋》} 之義以俟後聖」一句，何休即注曰「待聖漢之王以為法」27_{，孔子制《春秋》所} 授之「後聖」為「漢王」，《春秋》成為孔子為劉漢制法而作，此種想法，在《公羊》何休注中屢屢可見，如〈哀十四年〉何休注曰：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趍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為赤鳥，化為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卻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哀十四年〉卷二十八，頁 719）何休依《演孔圖》，論述孔子於獲麟後，知天命而作《春秋》的情形，其謂孔子推演天象，已預知周室將亡，而劉漢將起。又〈哀十四年〉對於薪采者西狩獲麟一事，何注云：夫子素案圖錄，知庶姓劉季當代周，見薪采者獲麟，知為其出，何者？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燃火之意，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故麟為薪采者所執。西狩獲之者，從東方王於西也，東卯西金象也；言獲者，兵戈文也：言漢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不地者，天下異也。是螽蟲 26 比如范瞱：《後漢書》卷 13〈公孫述傳〉曰：「以為孔子作《春秋》，為赤制而斷十二公。」卷 29〈郅惲傳〉云：「漢歷久長，孔為赤制。」又卷 30 上〈蘇竟傳〉曰：「孔丘秘經，為漢赤制。」；王充：《論衡》卷 20 亦云「《春秋》為漢制法。」可知「《春秋》為漢制」的說法，在漢代相當盛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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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踊，彗金精掃旦置新之象。夫子知其將有六國爭彊，從橫相滅之敗，秦項驅逐，積骨流血之虐，然後劉氏乃帝，深閔民之離害甚久，故豫泣也。（〈哀十四年〉卷二十八，頁 713）此段以陰陽五行配合圖讖之學，謂孔子由獲麟一事，預知即將改朝換代，故《春秋》經文謂「西狩」、「獲」、「麟」等字，即是孔子特意安排，以寓含赤帝將起，「漢」之火德將代「周」木德之象。孔子作《春秋》，不僅特為後王制法，且已預知是專為漢帝而作。透過此種說法，《春秋》的「王法說」，與現實政治相結合，漢室政權在《春秋》中找到了行事的依據，也抬高了正統性，而《公羊》學派則在漢代政壇上找到實踐抱負的舞台28_{，這是《公羊》學在漢代的政治環境下，所} 發展出的一套現實致用的理論。何休等漢代《公羊》學家，持此「為漢制法」的主張，自有其政治背景，但《公羊疏》在作疏時，卻也承襲了此種觀念，〈隱元年〉卷首標題下云：夫子所以作《春秋》者，《解疑論》云……以此言之，則孔子見時衰政失，恐文、武道絕，又見麟獲，劉氏方興，故順天命，以制《春秋》以授之。必知孔子制《春秋》以授漢者。案《春秋說》云……又云：「黑龍生為赤，必告云象使知命。」又云：「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赤受命，倉失權，周滅火起，薪采得麟。」以此數文言之，《春秋》為漢制明矣。（〈隱元年〉卷一，頁 3） 27_{〈哀十四年〉卷 28，頁 721。} 28_蔣慶：_{《公羊學引論》（遼寧：遼寧教育出版社，1995 年）云：}_「_{《公羊》家有一強烈的信念堅信} 孔子所改之制一定要在現實政治生活中實現，故極力提倡孔子為漢制法之說。……《公羊》家言孔子為漢帝改制立法，其目的是要把後世改制立法之權歸屬孔子，用孔子所定的理想政制與王道大法去轉化漢代嚴酷的政治現實，漢代政治儒家化，王道化。所以《公羊》家持孔子為漢改制立法之說決不如後世陋儒所言是『媚漢』之說，恰恰相反，而是『改漢』、『轉漢』、『儒漢』之說，是要把漢變為孔子理想王國之說。」（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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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疏》引戴宏《解疑論》及《春秋說》之言，謂孔子見時衰政失，早已有文、武道絕之憂，後遇麟獲一事，知周室將亡而劉漢方興，遂順應此天命，作《春秋》王法以授漢。又〈哀十四年〉傳文「西狩獲麟，孔子曰：『吾道窮矣。』」疏則云：解云：麟之來也，應於三義：一為周亡之徴，即上傳云「何以書？記異也」是也；二為漢興之瑞，即上傳云「孰為來哉！孰為來哉！」雖在指斥，意在於漢也；三則見孔子將沒之徴，故此孔子曰「吾道窮矣」是也。（〈哀十四年〉卷二十八，頁 716）與何注相似，《公羊疏》亦以讖緯符瑞之說以解「獲麟」一事，言「獲麟」具有周亡、漢興、聖人殁三「徵」，此三者環環相扣，成為孔子作《春秋》的原因。其認為孔子作《春秋》，除了賞善罰惡的歷史使命外，還包含了「為漢制法」的政治意義。故「明賞善罰惡之義」29_{是孔子作《春秋》的內因，而「為漢制法」} 則為外緣，「《春秋》為漢制法」的觀念，也成為《公羊疏》論述的基本立場。「《春秋》為漢制法」源於《春秋》「王法說」，漢代《公羊》學家，尤其是《春秋說》等緯書中，盛言此說，但究其原因，終不免有趨附漢室政權，並規範漢代政治的現實考量，《公羊疏》雖非作於漢代，但對於宣揚此理似也不遺餘力。《公羊》學自漢代起，即具有經世致用的基本性格，兩漢經師與政治的密切結合，即是其積極用世的一種展現，所以漢代《公羊》學者的「《春秋》為漢制法」說，也就具有儒生外王的現實意義。做為一個《公羊》學者，《公羊疏》當多少具備此種精神，但今見《公羊疏》中全然未涉及所身處的時代背景，相反地，其立論一遵《春秋說》與何休立場，對漢代政治讖緯中的「為漢制法」說也一併承續之，甚至稱漢室為「聖漢」30_{，尊漢崇漢之意一如漢儒，姑且不論《公羊疏》} 的作者是北朝徐遵明或是唐代徐彥，其時代早已去漢久遠，現實中的政治環境也幾經更迭，但卻未見其對此說有任何反省與修正。宋代劉敞即曾對「《春秋》為漢制說」提出批評，直指其為讖書之偽31_{，雖然劉敞非《公羊》學家，自與《公} 29 〈哀十四年〉卷 28，疏云：「制作《春秋》之義，謂制《春秋》之中賞善罰惡之義也。」（頁 721） 30_{〈定元年〉卷 25，傳文曰：}_{「定、哀多微辭。」疏云：}_{「其獲麟者，即哀十四年『春，西狩獲麟』} 是也，實為聖漢將興之瑞，周家當滅之象，。」（頁 627）。 31 ［宋］劉敞：《春秋權衡》卷 8 云：「又所謂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者，亦非也。聖人作《春秋》，本欲見襃貶是非，達王義而已，王義茍達，雖不新周，雖不故宋，雖不當新王，猶是《春秋》也。聖人曰『不怨天，不尤人，知我者其天乎？』今天不命以王天下之任，而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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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學者立場有別，但劉氏能於不同的時空下，對此說提出不同的看法，反觀《公羊疏》即缺乏此反思的能力。何休《解詁》夾雜牽強附會的讖緯之言，為漢代時風的反映，向為後人所垢病32_{，《公羊疏》悉本何休之學，卻連漢代讖緯時風也} 一併承襲，故《四庫全書．考證》譏其「後人作疏不能辨正其非」33_。_{《公羊疏》} 自外於其身處的現實環境，一以漢儒的立場為立場，其所欲振興之《公羊》學，不免走上復古一途，也喪失了《公羊》學家經世致用的基本精神。

肆、援引書籍的方式

《公羊疏》認為「援引他經失其句讀」即是何〈序〉「二創」中的第二創，其云：解云：三傳之理不同多矣，群經之義隨經自合，而顏氏之徒既解《公羊》，乃取他經為義，猶賊黨入門，主人錯亂，故曰「失其句讀」。（〈序〉，頁 6）《公羊疏》反對「援引他經」的詮解方式，抨擊顏氏此種作法「猶賊黨入門，主人錯亂」，因為三傳雖同解《春秋》，但「三傳之理不同多矣」，且「群經之義隨經自合」，故不得相互援引通解。此處，《公羊疏》提出三傳、甚至群經間義理不因懟而自立王天下之文，不可訓也。且周命未改，何新之說？傳既以百二十國寳書為據，又見記『成周，宣榭火』，則謂『外災不書』，今忽書者『新周也』。既無足以輔經而厚誣聖人不亦甚乎！說者又謂作《春秋》為漢制，迷惑書以偽為真，其端出于欲干合時君排抵二傳也。」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頁 147-255。 32_{比如葉夢得《春秋考》卷 3 云：「然《公羊》書成于何休，《穀梁》書聚于范寧，其為説雖多，} 而大略可見讖緯之説，未必起于董仲舒，然再傳而為眭孟，則已全入于陰陽家者流，仲舒固有以啓之矣，不幸何休書行而後世卒不能奪。」又朱彝尊《經義考》卷 172 論《何氏春秋公羊解詁》時亦曰：「蘇軾曰：『三傳迂誕奇怪之説，《公羊》為多，而何休又從而附成之。』……陳振孫曰：『其書多引讖緯，所謂黜周王魯、變周文從殷質之類，《公羊》皆無明文，蓋為其學者相承有此説也。』」齊召南《春秋公羊傳注疏．考證後跋》云：「竊以爲《公羊》一家，厥初極盛，閱世久而愈微言，《春秋》者往往譏其妄誕不經，斯非《公羊》之過，何休注《公羊》之過也。……此何休《解詁》之作，所以縱横惑溺於緯書邪說，觸類引伸至於閉戸覃思，經十七年而始成也。」皆批評何注雜染讖緯之風。 33_{《四庫全書．考證》卷 17〈經部〉}_{，論元．李廉《春秋會通》云：}_{「案《公羊疏》不著撰人姓氏，} 陳振孫謂是徐彦作，而不詳時代。或疑為貞元、長慶間人。其書悉本何休之學。考休注稱『麟』者，本精言漢姓卯金刀為赤帝代周之象。休，東漢人，因時尚緯，故附會其説以貢諛，後人作疏不能辨正其非，而李廉復為沿襲，殊為陋識。全書不能徧舉，附識于此。」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頁 1497-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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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相合的主張。

一、強調三傳差異性

三傳同解《春秋》，其理有同有異，但《公羊疏》側重三傳間的差異，強調「三傳之理不同多矣」，故反對援引《左氏》、《穀梁》二傳以解《公羊》的解經方式。此種態度反映於疏文中，今見《公羊疏》引及《左》、《穀》二傳時，多只用於版本異文，包括經文字詞、地名、人名之參照比證上，如〈襄九年〉「九年，春，宋火」，疏云：解云：《左傳》、《穀梁》作「宋災」。（〈襄九年〉卷十九，頁 492）此處是引二傳以參照經文間的異字；用於地名者，則如〈襄十一年〉「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北。」疏云：解云：《穀梁》與此同，《左氏》經作「亳城北」，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乃與此傳同之也。（〈襄十一年〉卷十九，頁 499）對於「京城」一詞，三傳有別故引而說明之；用於人名者，則如〈文七年〉經「晉先眛以師奔秦」，對於「先眛」一名，疏云：解云：《左氏》、《穀梁》作「先蔑」。（〈文七年〉卷十三，頁 335）《公羊》經文中的人名「先眛」二傳皆作「先蔑」，故《公羊疏》以二傳參照之。援引二傳以參照人名、地名異字，做為版本之校讎考證之用，是《公羊疏》引證二傳最普遍的使用方式。至於徵引二傳以論述義理的情形，極為少見，且其間所著重的仍是三傳之別，如〈襄十五年〉「劉夏逆王后于齊。」傳文「其稱劉何？以邑氏也。」疏云：解云：《公羊》之義，天子圻內不封諸侯，故如此解，即引〈王制〉以證之，與《左氏》、《穀梁》之義異。（〈襄十五年〉卷二十，頁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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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哀二年〉「二年，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疏云：解云：《公羊》之義，言田者，田多邑少故也。而《穀梁傳》云「取漷東田，漷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范氏云「以其言東西，則知其未盡也」，與此別。《左氏》以「漷東」、「沂西」為邑名。（〈哀二年〉卷二十七，頁 679）此兩處疏文前者論大夫去名之因，後者論言「田」之用意，皆引《左》、《穀》二傳以論述經文義理，然而著重的仍是三傳間的不同。而〈文十四年〉「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傳文「狄者何？長狄也。」疏云：解云：何氏蓋取《關中記》云：……其文《穀梁》、《左氏》與此長短不同者，不可強合。（〈文十一年〉卷十四，頁 344）此處略述三傳解經敘事之異，且再次強調三傳間的相異「不可強合」。由此可知，對於《春秋》三傳，《公羊疏》著重的是三傳間的差異性與不可相合性，三傳間的互通亦僅限於版本校讎上的關係，而無義理上的關連，《公羊傳》雖與《左氏傳》與《穀梁傳》同解《春秋》，但在義理上仍具有其獨立性與特殊性。除了強調《公羊傳》與其他二傳的不同，《公羊疏》亦藉由對《穀梁》和《左氏》二傳之批評，抬高《公羊傳》的地位。〈僖元年〉「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何注取〈僖五年〉「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及〈僖十四年〉「春，諸侯城緣陵。」二事為例，以釋經文言「師」而不言「諸侯」之意34_{。《公羊疏》則針對} 其中〈僖十四年〉「城緣陵」一事，取《穀梁》范注與何注相較，云：案十四年《穀梁傳》曰「其曰諸侯，散辭也。」，范氏云「直曰諸侯， 34_{〈僖元年〉卷 10，注云：「言諸師，則嫌與首戴同，嫌實師；言諸侯，則嫌與緣陵同；嫌歸聞} 其遷，更與諸侯來城之，未必反故人也。故順上文，則知桓公宿留城之為一事也。」（頁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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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大小之序，是各自欲城，無總一之者，非伯者所制，故曰散辭」…… 范氏云「言諸侯城，則非伯者之為可知也。齊桓德衰，所以散也。何休曰『案：先是盟亦言諸侯，非散也。又《穀梁》美九年諸侯盟于葵丘，即散，何以美之？』」於義則《穀梁》為短。然則何氏彼處廢《穀梁》不聽為散辭，而此所引似作散辭者，何氏之意，直以言諸侯者，見桓德衰，待諸侯然後能城之，故嫌《穀梁》以為散辭耳。（〈僖元年〉卷十，頁 235）〈僖十四年〉經文中稱「諸侯」而不稱何人，《穀梁傳》謂「散辭也」，范甯注則云「直曰諸侯，無大小之序，是各自欲城，無總一之者」，因齊桓德衰，諸侯間無人為首，故謂「散辭」。范注並引述何休批駁之言，指出何休反對《穀梁》「散辭」之說，認為此「諸侯」無譏貶之意。然今在〈僖元年〉中何注「嫌與緣陵同」，似又以「散辭」為譏貶意，故《公羊疏》為何休說解，說明何注與《穀梁傳》仍有所不同，文中提到「於義則《穀梁》為短」，此雖是為了闡釋何休之意而發，但由《公羊疏》特意強調何注與《穀梁》不同的態度，也可看出《公羊疏》對《穀梁》的質疑。同樣地的批評，亦見於《公羊疏》論《左氏》，如〈襄二十九年〉「吳子使札來聘。」傳文提及吳國兄弟四人讓國一事，謁、餘祭、夷昧三人皆「輕死為勇」，以求讓國予季子，《公羊疏》云：解云：案成十七年《左氏傳》云晉士燮祈死下，何氏作《膏肓》難之，…… 由此言之，死不可請，偶自天祿欲盡矣，非果死。今《左氏》以為果死，因者其事以為信，然於義《左氏》為短。然則今此謁等亦自祈死，而得難《左氏》者，《公羊》此事，直見謁等愛其友弟，致國無由，精誠之至而願早卒，遂忘死不可祈之義矣。猶如周公代死，子路請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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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類，豈言謁等祈得死乎？而謁及餘祭之死，或入巢之門，或閽人所殺，抑亦事非天眷也，豈如《左氏》以果死為信然，故得難之。（〈襄二十九年〉卷二十一，頁 535）此處《公羊疏》取《左傳．成十七年》士燮求死一事與之相比。《左傳．成十七年》云「晉范文子反自鄢陵，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六月戊辰，士燮卒。」35_{晉士燮祈死而果死，何休反對此說，作《膏肓》以難之。}_{《公羊疏》} 為何氏說解，認為「死不可請」，故謂《左氏》之說不可信，評其「於義《左氏》為短」，對《左氏》提出與《穀梁》相同的批評。而且〈襄二十九年〉中，謁等三人亦是求死而果死，卻未見何休有批駁之言，故《公羊疏》取此二事相比，也對何休的態度提出質疑。《公羊疏》多承何注而作，少有評論發揮之處，其對《左》、《穀》二傳的論述亦不多，〈僖元年〉「於義則《穀梁》為短」及〈襄二十九年〉「於義《左氏》為短」是書中罕見的直言批評，亦可反映出其對二傳的態度。《公羊疏》雖曾對《左氏》、《穀梁》二傳提出質疑，但對《公羊傳》也並非一眛稱揚，〈襄二年〉「己丑，葬我小君齊姜。」傳文質疑曰「齊姜者何？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為宣夫人與？成夫人與？」何注云「齊姜者，宣公夫人。九年繆姜者，成公夫人也。傳家依違者，襄公服繆姜喪未踰年，親自伐鄭，有惡，故傳從內義，不正言也。」齊姜為宣公夫人，而繆姜為成公夫人，何注認為傳文故意用以疑問之辭，似與經意有違，其用意為內隱諱故。《公羊疏》承其說並進一步解釋，云：《公羊》之義，口授相傳，五世以後方著竹帛，是以傳家數云無聞焉爾。以此言之，容或未察，止作公羊氏實不分明。何以不得而要，知傳序經意依違之者，正以文與桓九年曹世子射姑同故也。……然則彼刺曹世子，而傳序經意不正言之，今此文正與彼同，故知亦依違言之。（〈襄二年〉卷十九，頁 479） 35 ［唐］孔穎達：《春秋左傳左義》（臺北：臺灣古籍出版社，2001 年）〈成十七年〉卷 28，頁 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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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疏》另取〈桓九年〉為例，指出《公羊傳》偶有違經之論。〈桓九年〉「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來朝。」傳文曰「諸侯來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春秋》有譏父老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曹與？」36_{，傳文認為其曰「朝」為譏} 意，但何休注以下文「卒葬詳錄」為證，推論此處「雖非禮，有尊厚魯之心」37_，故此處《公羊傳》顯然又與經意相違。《公羊疏》取〈桓九年〉、〈襄二年〉兩處傳相對照，說明《公羊傳》中亦猶有違經之論。此外，在〈哀十四年〉卷終傳文曰「君子曷為為《春秋》？撥亂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為是與？其諸君子樂道堯、舜之道與？」疏云：公羊子謙不敢斥言孔子作《春秋》，故依違云，則未知其為此《春秋》，可以撥亂世而作之與？（〈哀十四年〉卷二十八，頁 720）傳文云「撥亂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但又謂「則未知其為是與？」似有質疑之意，故《公羊疏》批評公羊子不瞭解孔子作《春秋》的用心，因而有此依違之言。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文中《公羊疏》雖批評《公羊傳》有違經之論，但卻未言其理之得失對錯，至少未有如對《左》、《穀》二傳般，提出明確且負面的批評，甚至《公羊疏》還為《公羊傳》說解，謂傳文於寫定之前，曾經過長時間的口授相傳，難免有不解而依違經義之處，顯見《春秋》三傳中，其對《公羊傳》維謢的態度。

二、重視《春秋》緯書

除了反對三傳間的援引互解，《公羊疏》亦主張群經間有不可相通之處，其云「群經之義隨經自合」，群經之義是依隨本經而合，經義依本經而立，離開本經後能否與他經相合，顯然就有待商榷了，因此「顏氏之徒既解《公羊》，乃取他經為義」的作法，遂成為《公羊疏》所批評的「猶賊黨入門，主人錯亂」的錯誤解經方式。依此而言，《公羊疏》似乎反對廣引諸經以釋義的解經方式，然今見《公羊疏》中徵引之書籍種類繁多，遍及經、史、子、集，其中經書類即包含了《易》、《書》、《詩》、三《禮》、二《傳》等書，尤其《禮記》更是所有徵引書籍中，引 36_{〈桓九年〉卷 5，頁 110。} 37_{〈桓九年〉卷 5，注云：}_{「在齊者，世子光也。時曹伯年老有疾，使世子行聘禮，恐卑，故使自} 代朝，雖非禮，有尊厚魯之心，傳見下卒葬詳錄，故序經意依違之也。小國無大夫，所以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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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次數最多者。而且，依引書的的內容而言，除了作為文詞字義38_{、古禮古制}39_、版本異字40_{或注文出處}41_{的說解外，亦不乏援引他經以解義者，如〈莊二十七年〉} 「莒慶來逆叔姬」，傳文譏曰「大夫越竟逆女，非禮也」，《公羊疏》即引《儀禮．士昏禮》釋云：解云：大夫所以不得越竟逆女者，正以大夫任重，於政事有所損曠故也。若士則得越竟娶妻，正以其任輕故也。是以〈士昏禮〉云「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是也。（〈莊二十七年〉卷九，頁 206）大夫之所以不得越竟逆女，是因大夫任重，不能於政事有所損曠之故。《公羊疏》一方面說解其理，一方面援引〈士昏禮〉之言為證；又〈僖二十八年〉「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其傳文「曹伯之罪何？甚惡也。其甚惡奈何？不可以一罪言也。」何注曰「晉與曹同姓，恩惠當先施」，《公羊疏》云：解云：即〈堯典〉云「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是也。（〈僖二十八年〉卷十二，頁 300）對於「恩惠當先施」一句，其取《尚書．堯典》之「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與之相會通。上述二例，《公羊疏》引《儀禮》及《尚書》推衍其義，以釋傳注之文，重惡子之不孝甚。」（頁 111） 38_{徵引經書以解字義者，如〈文十三年〉卷 14，傳文「羣公廩」}_，疏云：_{「解云：廩者，希少之名，} 是以鄭注《周易》云『廩讀如「羣公廩」之廩』者是也。」（頁 353）此處引《周易》鄭注，以解「廩」字。 39_{徵引經書以說明古禮古制者，如〈襄十一年〉卷 19「春，王正月，作三軍。」傳文「古者上卿} 下卿，上士下士」之何注曰「古者諸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省，上下卿各一；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足以為治。」疏則云：「解云：何氏之意，知古者但有司徒、司空典事者，正以《詩》云『乃召司徒，及召司空』，不以司馬，故知司馬事省，總監而已。」（頁 498）此處引《詩》解古代官職。 40_{徴引經書說明版本異字者，如〈桓八年〉卷 5，傳文「君子之祭也，敬而不黷。」何注曰：}_「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君牽牲，夫人奠酒。」疏云：「解云：案今〈祭義〉『酒』作『盎』字。鄭注云『奠盎，設盎齊之罇。』蓋所見異，或何休以義引之，不取正文。」（頁 107）引《禮記．祭義》之文以解何注異字。 41 徵引經書以說明注文出處者，如〈隱五年〉卷 3「初獻六羽」，其中注文「樂從中出，禮從外作也」，疏云：「解云：〈樂記〉文。樂由中出，和在心是也；禮自外作，敬在貌是也，此注皆出〈樂記〉。」（頁 61）此處引《禮記．樂記》說明何休注文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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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取他經以解《公羊》，實乃《公羊疏》的注疏方式之一，如此則其所謂「猶賊黨入門，主人錯亂」的批評，實指為何？或是莊、顏之「取他經為義」是特有所指？今莊、顏二人的著作久已失傳，難知其原貌，但由《公羊疏》對《禮記》及《周禮》的看法，或可推論之。〈僖二十八年〉「公朝于王所」何注云：時晉文公年老，恐霸功不成，故上白天子曰「諸侯不可卒致，願王居踐土」，下謂諸侯曰「天子在是，不可不朝」，迫使正君臣，明王法，雖非正，起時可與，故書朝，因正其義。42 《公羊疏》釋曰：解云：皆《春秋說》文及《史記》文。〈檀弓下〉篇云「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鄭注云「孺，稚也」，孺子猶稚子，則於僖九年獻公卒時，仍謂之稚子。今得稱云年老者，正以《禮記》非正典，何氏不醇取之。（〈僖二十八年〉卷十二，頁 302）《公羊疏》先說明何休之文取自《春秋說》及《史記》文，接著引《禮記．檀弓》篇及鄭注來論「晉文公年老」一詞。《禮記．檀弓》篇載晉獻公喪時，晉文公為孺子，鄭注釋曰「孺子猶稚子」，即僖九年獻公卒時，文公尚稱稚子；然今僖二十八年，不過相隔十九年，《春秋說》及《史記》卻謂「晉文公年老」，顯然前後兩者說法有衝突，但何休注卻依《春秋說》，而不從《禮記》，《公羊疏》解釋「正以《禮記》非正典」，故何氏不取之。類似的評語亦見於〈僖三十一年〉，〈僖三十一年〉「夏，四月，四卜郊，不從，乃免牲，猶三望。」傳文「卜郊，非禮也。卜郊何以非禮？魯郊，非禮也。」何注曰「謂之郊者，天人相與交接之意也。」《公羊疏》云： 42 〈僖二十八年〉卷 12，頁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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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云：何氏以為〈郊特牲〉云「於郊故謂之郊」，《禮記》非正典，故不從之。（〈僖三十一年〉卷十二，頁 311）關於「郊」字定義，何氏謂「天人相與交接之意」，《公羊疏》則另取《禮記．郊特牲》「於郊故謂之郊」的說法相對照，強調何氏不從《禮記》之說亦為「《禮記》非正典」。其實，此段注文實未提及〈郊特牲〉，反而是在其下傳文「天子祭天」中，何注取《禮記．郊特牲》文釋之43_{，故此處《公羊疏》特舉《禮記》異說參} 照之，而且何休所謂的「天人相與交接之意」，亦與董仲舒的「天人感應說」相呼應，反觀〈郊特牲〉的說法就與《公羊》思想毫無相干。對於《禮記》一書，何休或取或不取，其間並無說明理由，但《公羊疏》特別指出何注的取捨情形，並強調其不從《禮記》的原因即為「《禮記》非正典」。《禮記》為五經之一，是《公羊疏》援引最多次的書籍，其重要性不言可喻，但《公羊疏》一方面廣引此書為證，另一方面卻又強調《禮記》非「正典」，甚至比不上緯書《春秋說》，其間的取捨，所牽涉的不僅是經書的評價問題，還反映了經書與緯書的關係。首先，關於「《禮記》非正典」的問題，「正典」一詞於《公羊疏》中出現三次，除了上述〈僖二十八年〉及〈僖三十一年〉二處外，即為〈莊十年〉「〈禹貢〉為正典」一語，〈莊十年〉傳文「荊者何？州名也。」何休注曰「州謂九州：冀、兖、青、徐、楊、荊、豫、梁、雍。」《公羊疏》云：案〈禹貢〉……然則何氏此注九州之名及次第皆依〈禹貢〉之州界，不敢依〈職方〉與〈爾雅〉，何者？正以〈禹貢〉為正典故也。…… 然則《爾雅》九州有幽、營，無梁、青，蓋是殷制，故與〈禹貢〉不同。案今〈禹貢〉則有梁、青，無幽、營，蓋是夏之法矣。……但〈職方〉周法，何氏不取，故此注不依之耳。（〈莊十年〉卷七，頁 169） 43 其後傳文「天子祭天」下，何休注曰：「居南郊者，就陽位也。稾席玄酒，器用陶匏，大珪不瑑，大羮不和，為天至尊，物不可悉備，故推質以事之。」疏云：「皆出《禮記．郊特牲》。」見〈僖三十一年〉卷 12，頁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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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何注僅略列九州之名，但《公羊疏》卻以大篇幅詳述古代三種說法，既論三代州制之異，也說明何氏取捨之情形。其謂歷來九州之名與次序，各有《尚書．禹貢》、《周禮．職方》及《爾雅．釋地》三種不同說法，其中〈禹貢〉為夏制，〈釋地〉為殷制，〈職方〉則為周制，三者各代表三代州制，而何氏取〈禹貢〉之說，即是因為「〈禹貢〉為正典」。文中雖未說明「正典」的定義，但卻指出了何氏不從〈職方〉的原因，是因為其為「周法」，代表「周法」的《周禮》，不能稱為「正典」，遂為何氏所不取。何氏注中多次提及「《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44_{，強調《春秋》與周制不同，}_{《公羊疏》承其説，亦謂「孔子作《春秋》}_，欲改周公之舊禮」45_，_{《春秋》是「孔子為後王立制」}46_{而作，勢必與周制有別，} 因此反映周制的《周禮》或是《禮記》，必不全然合於《春秋》。至於緯書《春秋說》，清代考證學者齊召南在《春秋公羊傳注疏．考證跋語》中云：《公羊疏》不知撰人姓名，其文與孔穎達《春秋正義》、楊士勛《穀梁疏》體式稍殊，發明甚少，國子監刋本較他經最多訛脫失次，經、傳及注尚賴陸氏《釋文》可以考正，而疏所引《春秋說》若《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鈎》、《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孶》、《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之屬，其書不傳久矣，無可取證。47 齊氏提及《公羊疏》中所引的《春秋說》即是《春秋》類緯書的一個泛稱，用來指稱如《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鈎》、《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異郵》、《保乾圖》、《漢含孶》、《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巴》、《說題辭》等緯書。考察《公羊疏》一書，《春秋說》一名出現的次數相當多，此外亦偶有標明 44_{如〈隱七年〉}_、_{〈隱十一年〉}_、_{〈桓十一年〉等處。頗值得深究的是，何休既云《春秋》從殷之質，} 然〈莊十年〉注中何以不取代表殷制的《爾雅．釋地》，而是取代表夏制的《尚書．禹貢》？因何注中並未說明，難知其因。 45_{〈哀十四年〉卷 28，傳文「曷為以狩言之？」疏云：}_{「孔子作《春秋》}_{，欲改周公之舊禮。」}_（頁 710） 46 〈成十年〉卷 17，頁 453。 47 〈考證跋語〉，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春秋公羊傳注疏》，頁 145-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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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鈎》等書名者48_{，總括而言，}_{《公羊疏》中《春秋》} 緯書援引的次數是僅次於《禮記》，而且不僅援引的次數多，其對《春秋》緯書亦持推崇信服的態度，比如〈文五年〉注文「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貝，《春秋》之制也。」《公羊疏》謂「皆《春秋說》文，故云《春秋》之制。」 49_{以《春秋說》的內容為《春秋》之制；}_{〈成十年〉則謂注文「唯天子娶十二女」} 為「《保乾圖》文。孔子為後王立制，非古禮也。」50_{緯書《保乾圖》所言雖有} 不合古禮者，但《公羊疏》卻認為此差異處，正是孔子為後王立制所作。《公羊疏》推崇緯書，其廣徵的書籍中還包括《禮說》、《禮緯含文嘉》、《禮說稽命徵》、《易乾鑿度》、《孝經援神契》、《孝經鉤命決》等他經緯書，但若此些書與《春秋說》有違時，則應以《春秋說》為主，其云：問曰：《孝經說》文實有九九八十一為限之言，《公羊》信緯，可得不從乎？答曰：《援神契》者，自是《孝經》緯横説義之言，更作一理，非是正解《春秋》之物，故何氏自依《春秋説》為正解明矣。（〈隱元年〉卷一，頁 5）關於「三世說」，《孝經援神契》的說法與《春秋說》有異，《公羊疏》謂「《公羊》信緯」，但《孝經緯》「非是正解《春秋》之物」，故取《春秋說》而捨《孝經緯》。換言之，《春秋說》可謂為《春秋》之「正解」，《公羊疏》不僅反對引他經以解《春秋》，亦反對引他經緯書，以駁《春秋說》。因為主張《春秋》緯書為「正解」，是孔子為後王立制的反映，所以當《春秋》緯書說法與他說有出入時，《公羊疏》皆取《春秋》緯書，如〈文十一年〉「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何注曰「自宣、成以往，弒君二十八，亡國四十。」51_疏則云：解云：案今《春秋》之經，自宣、成以下訖于哀十四年，止有弒君二 48_{齊召南所謂的十三種緯書中，《合誠圖》、《漢含孳》、《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巴》等五種} 書名，於《公羊疏》中未曾提及。 49 〈文五年〉卷 13，疏云：「解云：皆《春秋說》文，故云《春秋》之制。」（頁 331） 50 〈成十年〉卷 17，疏云：「解云：《保乾圖》文。孔子為後王立制，非古禮也。」（頁 453） 51 〈文十年〉卷 14，頁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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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亡國二十四，則知此注誤也。宜云弒君二十也，「八」是衍字；亡國二十四也，作「四十」者錯也。……或者弒君二十八，亡國四十者，《春秋說》文。其間亦有經不書者，故不同耳。（〈文十一年〉卷十四，頁 346）對於弒君及亡國之數，《公羊疏》與何注的看法不同，其批評何注之說有誤，認為殺君者當有二十、滅國者當有二十四，疏中並一一條列出，以為證明。然而文末此批判的態度卻又有所轉折，其謂「或者」何注之說是依《春秋說》文，是「其間亦有經不書者，故不同耳。」換言之，若是依《春秋說》文，則此處不是「誤」，而是「經不書者」。同樣是「二十八」及「四十」之說，對於何注，《公羊疏》直言錯誤，但若為《春秋說》，《公羊疏》則認為或有其因，作為解經之依據，《春秋說》的可信度與價值顯然是高於何注之上；不僅如此，《公羊疏》還認為《春秋說》可與先儒之說並齊，如〈昭十七年〉「冬，有星孛于大辰。」何注曰「北辰，北極，天之中也。」疏云：解云：即〈釋天〉云「北極謂之北辰」，……孫氏、郭氏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謂之北辰」是也。云天中也者，以天面言之故也。然則謂之極者，取於居中之義矣。而《春秋說》云「北者，高也。極者，藏也。言大一之星，高居深藏，故名北極也」者，與先儒說違，其何氏兩解乎？（〈昭十七年〉卷二十三，頁 582）《公羊疏》先引《爾雅》文，說明何注出於《爾雅．釋天》之說，接著又引《春秋說》異說，謂「與先儒說違，其何氏兩解乎？」《公羊疏》特別標明《春秋說》異說，強調其說雖與先儒有異，但亦不能否定之，故何注取《爾雅》而不取《春秋說》，遂為《公羊疏》所質疑。同樣地，當《春秋說》等緯書與《禮記》與《周禮》等經書相違時，《公羊說》亦取《春秋說》，上述例文中〈僖二十八〉是取《春秋說》而捨《禮記》，〈桓

反省與重建 ─《春秋公羊疏》的解經態度與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