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視角下的明清《禮記》學——《禮記》義考試之流弊、批評與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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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 S N ： 1 0 1 9 - 6 7 0 6 DOI：10.6239/BOC.201506.06

科舉視角下的明清《禮記》學

——《禮記》義考試之流弊、批評與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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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美珍

 （收稿日期：104 年 1 月 10 日；接受刊登日期：104 年 4 月 2 日）

提要

明、清科舉《五經》義中，不考《周禮》、《儀禮》，僅考《禮記》一經，原尊用古註疏，自永樂以後，改尊陳澔《禮記集說》。對《禮記》考試之功令規定及實施流弊，前人迭有批評。歸納前人所批評的三大流弊為：《禮記》喪禮凶諱等考官不出的內容，刪去不讀；僅考《禮記》，以致《周禮》、《儀禮》乏人問津；功令所尊陳澔《禮記集說》簡陋不足，導致禮學空疏。本論文說明前人不滿的焦點何在，探討前人所提出的救弊之道，以及朝廷的回應，並分析流弊未能改善之故。關鍵詞：《禮記》、明清科舉、明清經學、陳澔、《禮記集說》、科舉用書 * 感謝匿名評審推薦，並惠賜寶貴意見裨補拙文闕漏，謹申謝忱。 **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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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明、清科舉，被概括為「制義取士」、「八股取士」，乃因首場以經文為題、闡發經義的制義，才是錄中與否的關鍵，1可見經學與明、清科舉關係密切。但學界向來對經學與科舉關聯的研究甚少，此乃因清末維新派等人大加抨擊，輿論咸將科舉視為國家積弱的罪魁，民初對科舉仍抱持著負面印象，以致科舉學發展較遲，較乏可以立足的基礎，加上又必須橫跨經學與科舉兩個領域，使研究更形困難。隨著近一、二十年來，科舉學逐漸蓬勃發展，學界對科舉學的矚目、提倡，更勝以往，許多整理、翻印的文獻印行，可資憑藉的研究成果陸續問世，經學與科舉間的互動、關係，也有了探討的可能。學界向來對於明、清《禮記》學的鑽研有限，多著墨於著名學者及《禮記》名著的探討，如胡廣（1369-1418）《禮記大全》、王夫之（1619-1692）《禮記章句》、萬斯大（1633-1683）《禮記偶箋》、姚際恆（1647-1715？）《禮記通論》、李光坡（1651-1723）《禮記述註》、方苞（1668-1749）《禮記析疑》、杭世駿（1695-1773）《續禮記集說》、翁方綱（1733-1818）《禮記附註》、孫希旦（1736-1784）《禮記集解》、朱彬（1752-1834）《禮記訓纂》、郭嵩燾（1818-1891）《禮記質疑》，及乾隆 13 年（1748）敕撰《欽定禮記義疏》等。2 可以說，向來研究明、清《禮記》學，關注的常是頂尖的《禮記》研究者，能在《禮記》學史上立說揚名、占有一席之地的專家。呈現這些菁英學者的創說，對《禮記》學發展的建樹、傳承，固然重要。然而，明、清士子多因備考、應試而研經，大雅所不屑的科舉講章，以及近科鄉、會試程文、墨卷，比起名家經學巨著，更常占據考生的几案間。《禮記》科舉用書的考察，諸多童蒙、考生對《禮記》的接受，這些都必須從科舉的角度來加以探討。對《禮記》與科舉的研究，目前筆者僅見兩文，一為日本鶴成久章教授所作〈『礼記』を選んん人達の事情——明代科举と礼礼〉一文，3此文指出《禮記》應考者偏少，探究選考《禮記》與地域、家學淵源等之關係；一為拙作〈明代鄉會試《禮記》義的出題及影響〉，4_{據所整理的明代鄉、會試《禮記》義試題，統計題目自《禮記》49 篇中出題的情形；} 再藉由統計數據，考察試題的分布、考官的偏重，以及出題偏重對科舉用書編纂的影響。 1 偏重制義，請參侯美珍：〈明清科舉取士「重首場」現象的探討〉，《臺大中文學報》第 23 期（2005 年 12 月），頁 277-322。 2 此為筆者搜尋以《禮記》為題的專著、學位論文、期刊論文所得的認知。 3 _{日‧鶴成久章：}_{〈『礼記』を選んだ人達の事情——明代科举と礼学〉}_，_{《福岡教育大學紀要》第 50 號} （2001 年 2 月），頁 1-15。 4 侯美珍：〈明代鄉會試《禮記》義的出題及影響〉，《臺大中文學報》第 47 期（2014 年 12 月），頁 89-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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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舉考試吸引了多數的讀書人投身其中，對學術、文化影響極大。本論文立足於前人對科舉學、《禮記》學的研究，結合此兩個領域，從科舉視角來考察明、清《禮記》學的一些現象。在論文章節的安排上，首先概介明、清鄉、會試考試經書的規定，尤其偏重明、清科舉與《禮記》的關係，以作為認識的基礎。接著說明《禮記》義考試依功令規定實施後，產生什麼流弊？大雅之士批評之餘，又有何改善的建議？這些建議後續的回應又如何？最後分析諸多流弊未能獲得矯正的緣故。以上的探討，除可彌補學界對這些議題討論的不足，也可藉以了解朝廷科舉立制的思維、權衡，並從科舉學的視野，來看明、清禮學的發展與接受。

二、明、清科舉與《禮記》

探討明、清科舉與《禮記》的關係，最需關注的是鄉、會試制義考試中的《禮記》義。 5 故本節側重鄉、會試制義考試、尤其是《禮記》義的介紹。誠如《明太祖實錄》所載：「考試之法，大略損益前代之制。」6明初考試內容及範圍規定，多沿襲元制，以洪武 3 年所詔定鄉、會試的考試內容，與《元史•選舉志》皇慶 2 年（1313）11 月所頒詔令比較，7_{從對照中，可看出明襲元制的關係。}8_{洪武 6 年即因科舉} 未能得人而暫罷科舉，9_{洪武 17 年復行科舉，並頒定〈科舉成式〉}_，10_{又再次修訂、規範考} 試內容。經義考試所尊諸家註解如下：皇慶二年洪武三年洪武十七年四書朱熹《集註》朱熹《集註》朱熹《集註》易經程頤、朱熹《傳》，古註疏程頤、朱熹《傳》，古註疏程頤、朱熹《傳》 5 _{在鄉試以前，童生的縣、府、院試，及生員的歲考、科考中，大都偏重考試《四書》義，考試《五} 經》義者較少。鄉、會試的策、論中，偶會涉及禮學，但亦屬偶見。 6 明‧李景隆等撰：《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年），卷 55，頁 6。 7 _{明‧宋濂等撰：}_《元史》_{（臺北：鼎文書局，1977 年）}_{，卷 81，}_{〈選舉一〉}_{，頁 2018-2019。表列為漢人、} 南人首場考試內容。 8 下表僅錄首場經義功令所尊之書，三場考試詳細內容之比較、表列，請參侯美珍：《明代鄉會試詩經義出題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4 年 4 月），頁 16-17。 9 明太祖罷科舉諭言：「今有司所取多後生少年，觀其文詞亦若可用，及試用之，不能措諸行事。」同註 6，卷 52，頁 5。 10 「科舉成式」之名，史料中所載微有不同，或作「科舉定式」、「科舉程式」。參郭培貴：《明史選舉志箋正》（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7 年 8 月），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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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書蔡沈《傳》，古註疏蔡沈《傳》，古註疏蔡沈《傳》，古註疏詩經朱熹《傳》，古註疏朱熹《傳》，古註疏朱熹《傳》春秋《左氏》、《公羊》、《穀梁》、胡《傳》《左氏》、《公羊》、《穀梁》、胡《傳》、張洽《傳》《左氏》、《公羊》、《穀梁》、胡《傳》、張洽《傳》禮記古註疏古註疏古註疏諸經考試範圍、所尊之傳註，除《禮記》專主古註疏外，其餘皆尊程、朱等宋儒之作，《易》、《書》、《詩》兼用古註疏。明成祖（1360-1424）在永樂 12 年（1414）11 月令胡廣（1369-1418）等修《大全》，13 年 9 月修成後，文獻中或言科舉考試，「後《四書》、《五經》主《大全》」。11_{然而《大全》纂錄諸書，卷帙繁重，購置不易，備考也吃重，是否真} 為考官、考生所重，頗值得懷疑。不少文獻指出，因《大全》編纂的效應，導致科舉經解不再參用古註疏，並獨尊《大全》編纂時所重的一家之說。黃瑜（1426-1497）在《大全》完成 11 年後出生，其《雙槐歲抄》已云：「自永樂中，纂修《大全》出，談名理者，惟讀宋儒之書，古註疏自是廢矣。」12才逾百年，鄭曉（1499-1566）《今言》亦言：洪武開科詔，《五經》皆主古註疏，及《易》兼程、朱，《書》蔡，《詩》朱，《春秋》左、公羊、穀梁、程、胡、張；《禮記》陳。乃後盡棄註疏，不知始何時。或曰始于頒《五經大全》時，以為諸家說優者采入故耳。然古註疏終不可廢也。13 頒定《大全》方逾百年，而從鄭曉「乃後盡棄註疏，不知始何時」語，透露「盡棄註疏」的情形，似存在許久，因湮遠而時人已難確知。由黃瑜、鄭曉所言，可見功令棄古註疏尊宋儒程、朱等之說，應與《大全》編纂、頒發產生的效應有關。《四書》始終尊朱熹（1130-1200）《四書集註》；至於《易經》，由兼重程、朱、古註疏，改為獨尊朱註，成化時已出現對考生僅讀朱熹《周易本義》，棄程頤（1033-1107）《傳》 11 明‧李東陽等修：《明會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77，頁 2。明‧申時行等修：《大明會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明萬曆內府刻本），卷 77，頁 11。明‧俞汝楫：《禮部志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23，頁 13。 12 明‧黃瑜：《雙槐歲抄》（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 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嘉靖 38 年〔1559〕陸延枝刻本），卷 3，頁 25，〈古註疏〉條。卷前，〈雙槐歲抄序〉云：「歲自景泰丙子，以迄于今，四十年于玆而編成焉。」（頁 9）編纂始自丙子，為景泰 7 年（1456），黃瑜於該年中舉；序末署「弘治乙卯」（頁 10），乙卯為弘治 8 年（1495）。 13 明‧鄭曉撰，李致忠點校：《今言》（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11 月），卷 1，頁 16，第 30 則。引文「《春秋》左、公羊、穀梁、程、胡、張」，「程」字疑為衍文；言開科詔《禮記》已主陳澔註，亦不確。又點校本標點原作：「洪武開科，詔《五經》皆主古註疏。」筆者引述略有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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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讀的批評。14_{《尚書》據何孟春（1474-1536）言：}_{「永樂中，翻刊《五經大全》}_，_《書經》一依蔡《傳》。士子專業以為科舉，蔡說之外，遂不復有所考。」15_{可見《尚書》專宗蔡} 沈（1167-1230）《書集傳》。丘濬（1421-1495）又言，因纂修《大全》時，「《春秋》則宗胡氏，《禮記》則又加以陳澔《集說》」，16故《春秋》由諸家並尊改成獨尊胡安國（1074-1138）《傳》、17《禮記》由古註疏改尊陳澔（1260-1341）《禮記集說》。然而，《禮記》改尊澔書是考試過程中逐漸的潛移，乃見諸明人之論述、典籍所載得知，朝廷並未曾特下詔令宣布，直至順治 2 年（1645）清廷才明令科場尊澔書。18_{清初陳廷敬（1638-1712）曾概括明之考} 生習經備考所尊：故《大全》者，甚不全之書也。然學者猶憚其煩苦，而不之讀。所服習者《本義》、《集傳》、蔡沈、胡安國、陳澔之所謂《五經》而已。19 由以上線索可知，至少在明中葉以前，已轉為以朱熹等五部傳註為主，再佐以一些更扣緊科場所需的經書講章、制義選本，方是明代多數考生準備首場考試的實情。誠如嘉靖年間華鑰所云：今國家造士有《禮記大全》，考其凡例，則以陳氏《集說》為宗，諸家之說有互相發明及足其未備者，分註於下，不合者不取。是以海内之所傳習，獨宋末陳澔所為《集說》而已。20 14 曹安云：「《周易》人多讀《本義》不讀《傳》。」明‧曹安：《讕言長語》，同註 11，不分卷，頁 5。按：曹安，生卒年不詳，清‧紀昀等奉敕撰：《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 年），卷 122，頁 20，〈讕言長語〉條，言其為正統 9 年（1444）舉人，《讕言長語》自序署成化 22 年（1486）。孫緒（1474-1547）亦云：「業《易》者類不讀《程傳》。」明‧孫緒：〈無用閒談〉，《沙溪集》，同註 11，卷 12，頁 2。按：為省篇幅，後文言及《四庫全書總目》簡稱為《總目》。 15 明‧何孟春：〈外篇第六〉，《餘冬序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嘉靖 7 年〔1528〕彬州家塾刻本），卷 31，頁 12。 16 明‧丘濬：《大學衍義補》，同註 11，卷 9，頁 18。 17 明中葉孫緒亦云：「業《春秋》者，胡《傳》外，問之諸傳，茫然不知。」明‧孫緒：〈無用閒談〉，《沙溪集》，同註 11，卷 12，頁 2。 18 清‧清高宗敕纂：《皇朝通典》，同註 11，卷 18，頁 5-6。 19 清‧陳廷敬：〈經學家法論〉，《午亭文編》，同註 11，卷 32，頁 16。「《本義》、《集傳》」乃指朱熹《易本義》、《詩集傳》。 20 明‧華鑰：〈進禮記集註〉，收入於清‧黃宗羲主編：《明文海》，同註 11，卷 52，頁 6。華鑰生卒年不詳，為嘉靖元年（1522）應天解元，嘉靖 2 年進士，享年僅 46 歲。參明‧鄭曉：〈華職方傳〉，《端簡鄭公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萬曆 28 年〔1600〕鄭心材刻本），卷 5，頁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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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維楨（1570-1624）亦云：「今《禮記大全》雖頒在學宮，士呻其佔畢，惟宋陳氏《集說》耳。」21_{華、李兩人，皆強調士子獨重澔書。《大全》雖頒在學宮，朝廷、提學、儒} 學教官等師長，或亦申令、教導士子要讀《大全》云云，但恐僅流為貫徹政令、冠冕堂皇的呼籲，而難以普遍落實。就實際看來，《大全》纂錄的資料較多，未能迎合考生科場所需。譬如經書內容，有常考、偶考、不考之別，反映在科舉用書上，常有刪存、繁簡之不同，或載錄曾出之考題，或輔以制義作法的提點，此皆《大全》所闕如。如《詩經大全》、《禮記大全》，22_對〈國風〉、〈小雅〉中不出題的情詩、怨刺喪亂之作，及關涉喪禮凶諱者，皆留存。23_卷帙浩繁、24所費不貲，令人憚其煩苦，又不切實用，如何能普遍成為考生案頭之需？明所定之科舉制度、所尊之諸經註解，沿用至清，清廷有以下重要的變更： (一) 自乾隆 22 年（1757）會試始，首場由考制義 7 篇改為僅試《四書》3 題，將《五經》義移於第二場，此乃因調整考試內容之故。25 (二) 乾隆 57 年（1792）奏准，因胡《傳》多有經無傳，其可以出題之處不過數十。且胡安國當宋南渡時，借經立說，與孔子之意不相比附。故《春秋》功令改尊《左傳》，參用《公羊》、《穀梁》之說，不得用胡安國《傳》。26 (三) 考生原於《五經》中專治一經，乾隆 52 年（1787）有鑑於：「分經閱卷，易滋弊竇。且士子專治一經，於他經不旁通博涉，非敦崇實學之道。」於 53 年開始先分經輪試， 57 年輪試畢，自乾隆 58 年會試始，第二場考生皆需試《五經》義各一道。27 21 明‧李維楨：〈禮記纂註新義序〉，收入於明‧湯道衡：《禮記纂註》（《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刻本），卷前，頁 1-2。 22 胡廣等人所纂各經之稱謂紛紜，陳恆嵩：《五經大全纂修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8 年 6 月，劉兆祐指導），指出兩部《大全》應名為《詩傳大全》、《禮記集說大全》（頁 150、頁 194）。唯古籍所載多逕稱《詩經大全》、《禮記大全》，故文中仍如此指稱，以避免混淆。 23 《詩經》不自〈國風〉、〈小雅〉中的情詩、怨刺詩出題，參同註 8，頁 111-134，第七章〈鄉會試罕見出題的詩篇〉。《禮記》不考喪禮，參同註 4。 24 卷帙大小是相對的，臺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禮記大全》影本，乃上下欄排列，總頁共多達 781 頁，澔書之文淵閣影本，才 337 頁、不及其一半，然已有科舉用書編纂者，批評澔書過繁，而加刪減，以利捷得（參本文第四節〈除弊之提議與未獲改善之故〉）。故就備考而言，《禮記大全》的篇幅是偏多的。 25 清‧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6 年，影印清光緒 25 年〔1899〕刻本），卷 331，頁 8。 26 清‧杜受田等修，英匯等纂：《欽定科場條例》（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年，《故宮珍本叢刊》影印清咸豐 2 年〔1852〕刻本），卷 15，頁 5-6。 27 同前註，卷 13，頁 8-9。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卷 108，頁 3151-3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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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來說：明、清考試《禮記》一經，除明初尊古註疏外，永樂《禮記大全》以陳澔說為主，彙集其它諸家解說；而《大全》頒行未久，已完全改尊陳澔《禮記集說》，一直沿用到光緒 28 年（1902）廢八股改策論，28可見陳澔此書，在科場上的重要，前此僅是選考《禮記》者所重，乾隆 58 年會試始，乃所有備考、應試者咸需閱讀。

三、《禮記》考試的流弊與批評

科舉制度考試經書，就人才的選拔而言，乃為甄選通經致用、經明行修的諸備官員；就學術而言，是朝廷對儒家思想、經書價值的肯定與弘揚，期能使士子讀聖賢書，法聖賢行，使經書對社會教化、人才涵育產生正面的作用。29_{明、清大雅之士對考試《禮記》的} 檢討與批評，主要是立足於以上的思維與立場，再加上批評者多為儒者、經學家，深具學術的關懷與期待，對於實施之後未臻理想的狀況，憂心忡忡，故多有指責，主要集焦於以下三方面。

（一）《禮記》喪禮凶諱等考官不出的內容，刪去不讀

由於〈大學〉、〈中庸〉被歸為《四書》，加上考官出題有所偏重，多不自喪禮凶諱中出題，而〈明堂位〉也因內容僭越、誣妄之故，罕見出題。因此科舉用書的編纂，常刪去〈大學〉、〈中庸〉、〈明堂位〉及專載喪禮的 13 篇，以及其它篇中涉及凶諱之經文段落。此種刪經現象，頗為大雅所詬病，筆者〈明代鄉會試《禮記》義的出題及影響〉一文，已加以探討，本文不再贅述。

（二）《周禮》、《儀禮》乏人問津

讀書人對諸經的研讀，深受科舉考試的影響。譬如科場偏重《四書》義甚於《五經》義，考生就會更專力於《四書》而較忽略《五經》。30_{而諸經中，凡科舉不考者，同樣受} 28 期間，因康熙 2 年（1663）暫停八股取士，康熙 3 年會試、5 年鄉試、6 年會試，未考八股文，至康熙 8 年又恢復八股取士之舊制。 29 參同註 8，頁 22-24，〈科舉偏重考試經書的制義〉一節。 30 參同註 1，頁 335-337，〈重《四書》義甚於經義〉及頁 340-342，〈重《四書》，《五經》之學荒疏〉兩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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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冷落。由於明、清《五經》義只考《禮記》，考生遂不讀《周禮》、《儀禮》，明、清屢有對此種現象的訾議。以下依時代先後，列舉諸家所論為證： 1. 明中葉魏校（1483-1543）云：「世雖《周官》、《儀禮》僅存，而學官罕所傳習。漢儒所補《戴記》，列於《五經》，純駁斑如也。……今所宗者，陳氏《集說》而已。」31 2. 萬曆時宋儀望（1514-1578）云：「今制令博士弟子專業《禮記》，而《周官》、《儀禮》悉置弗述。」32 3. 張爾岐（1612-1678）云：「獨《小戴》大顯，近代列於經以取士，而《二禮》反日微。」33 4. 顧景星（1621-1687）云：取士但尊功令所定諸家，「取途既狹，末流相沿，而《五經》之學荒矣。《周禮》、《儀禮》、《爾雅》、《左氏》、《公》、《穀》不以取士，猶廢之也。」34 5. 韓菼（1637-1704）曾言：科舉只考《禮記》，「學者以非功令所習，《周禮》、《儀禮》浸庋高閣。」35 6. 李紱（1675-1750）責有明以來取士之法，每經束以一家之言，經學廢壞，「《禮記》則喪禮盡遭刪削，即記誦亦不能及半，《周禮》、《儀禮》則束高閣而不觀矣」。36 7. 清高宗（1711-1799）乾隆元年（1736）諭：「《儀禮》、《周禮》二經，學者以無關科舉，多未寓目。」37 8. 陳澧（1810-1882）云：「今但以《禮記》試士，是用傳而棄經也。……《周禮》、《儀禮》又不可廢也。」主張當復乾隆以前專經取士之舊制，又當增《周禮》、《儀禮》、《公羊春秋》、《穀梁春秋》為九經。38 31 清‧朱彝尊撰，林慶彰等主編：《經義考新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卷 143，頁 2639，〈禮記纂言〉條。按：此為正德庚辰（15 年，1520）胡汝登刻吳澄《禮記纂言》之序。 32 明‧宋儀望：〈禮記集註序〉，收入於明‧徐師曾：《禮記集註》（《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萬曆刻本），卷前，頁 4。宋氏為嘉靖 26 年（1547）進士，宋序後署「萬曆乙亥」（3 年，1575）。 33 清‧張爾岐：〈儀禮鄭註句讀序〉，《蒿菴集》（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1 年，《山東文獻集成》影印清乾隆 38 年〔1773〕桂林胡德琳聽泉齋刻本），卷 2，頁 3。 34 清‧顧景星：〈復經學議〉，《白茅堂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清康熙刻本），卷 27，頁 9。題下原註「崇禎十七年」（1644）。 35 清‧韓菼：〈三禮〉，《有懷堂文稿》（《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清康熙 42 年〔1703〕刻本），卷 22，頁 4-5。 36 清‧李紱：〈答方閣學問三禮書目〉，《穆堂類稿》（《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道光 11 年〔1831〕奉國堂刻本〕，卷 43，頁 20。 37 清‧王先謙：《東華續錄（乾隆朝）》（《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光緒 10 年〔1884〕長沙王氏刻本），〈乾隆三〉，頁 40。 38 清‧陳澧：〈科場議二〉，《東塾集》（《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光緒 18 年〔1892〕菊坡精舍刻本），卷 2，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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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康有為（1858-1927）云：「讀《禮記》則嚴刪國恤，學《春秋》則束閣《三傳》，若夫《周禮》以經國家，《儀禮》以範人倫，以試題不及，無人讀誦。」39 10. 梁啟超（1879-1942）曾質疑：「彼《儀禮》者，亦《六經》之一，先聖之所雅言，問今之學子，曾卒業者，幾何人也？」40

（三）功令所尊陳澔《禮記集說》簡陋不足

對科場所尊陳澔《禮記集說》的不滿，亦是抨擊《禮記》考試流弊的焦點。明、清學者，每論及澔書，罕見大加稱許、極力讚揚者，僅偶有少數論述，給予正面的評價。如《四庫全書總目》就其「淺顯」、「簡便」、「以便童蒙」，肯定其適合作為入門教材。41多數文獻的論述皆偏否定、負面的批評，也常將科舉導致的空疏不學等後遺症，歸罪於功令尊澔書之故。這類的議論，自明代已屢見不鮮，42如以下諸說： 1. 弘治 3 年（1490）進士劉績《禮記正訓》自序云：「國初兼用《注》、《疏》，今則專主澔說，澔自云『先君子以是經三領鄉書』，則識見可知矣，績讀而覺其非。弘治甲子，遷鎮江，遂奏歸，成初志，僻居十三年，得以考訂其謬，而為之說。」43 2. 桂萼（？-1531）云：陳澔註「率出意見，殊未有稽，使漢儒之意，亦不能白。」44 3. 王漸逵（1498-1558）《讀禮記》自序：「及夫陳氏《集說》，亦人各為見，精蘊弗著。」45 4. 嘉靖年間華鑰評澔書「訛謬而亂真」、「簡段破碎而無緒」、「訓解猥陋而失旨」。46 39 清‧康有為：〈請廢八股試帖楷法試士改用策論摺〉，清‧康有為撰，麥仲華輯：《戊戌奏稿》（《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宣統 3 年〔1911〕刊本），頁 5。 40 清‧梁啟超：〈變法通議‧論幼學〉，《飲冰室文集》（一）（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3 年 12 月），頁 46。 41 《總目》，同註 14，卷 21，頁 7-9，〈雲莊禮記集說〉條。 42 劉千惠：《陳澔禮記集說之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陳恆嵩指導，2008 年 7 月），頁 31、頁 129-130 處言：「清儒多譏《禮記集說》一書之淺陋」，「在後代學者的眼中，其價值並不高，此大多肇因於清儒對本書的評價所致。在探討清儒對《禮記集說》之態度時，一定得先了解兩者所處的時代氛圍相異。」「考據之風盛行，……以其簡明之釋經方法，自然不受清代學者喜愛。」作者強調後人對澔書評價不佳，多緣自清儒及考據學風之故，似忽略了對陳澔的負面評價，在明代已常見。 43 同註 31，卷 144，頁 2656，〈禮記正訓〉條。甲子為弘治 17 年（1504）。 44 明‧桂萼：〈論修明學政疏〉，《文襄公奏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嘉靖 23 年〔1544〕桂載刻本），卷 3，頁 11。 45 同註 31，卷 144，頁 2658，〈讀禮記〉條。王漸逵為正德 12 年（1517）進士。 46 同註 20，卷 52，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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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宋儀望言考生所習，皆本陳澔《集說》，「嘗考其旨歸，多沿襲舊聞，拘泥註疏，其於天地聖人之心，殆亦有未至焉」。47 6. 徐師曾（1517-1580）《禮記集註》自序：「宋有陳可大氏，集諸說之大成，為世所宗，厥功不細。惜其取舍失衷，章句錯雜，殊不滿乎識者之意。」48 7. 姚舜牧（1543-1627）《禮記疑問》自序：「鄱陽陳氏澔集眾說以開羣蒙，其綜覈之勤，亦既勞矣。乃所裒集，其中有大謬不然者，亦混存而不削，此何以解也？」49 8. 黃居中（1562-1644）云：「朝家用以程士者，則主陳可大氏說，而語多牽合，蹖駁不倫，讀者病焉。」50 9. 李維楨（1570-1624）評澔書：「于制禮本意不無附會穿鑿之病。」51 10. 晚明王翼明云：「陳氏《集說》，既去取多乖，《大全》一書，徒取合於陳氏者分疏之，豈足發明聖賢之深意哉？」52 以上明人，僅徐師曾、姚舜牧，略肯定其簡便、開蒙、綜覈之功。其餘多為負面的評價，或評陳澔識見不高，或言《禮記集說》有「精蘊弗著」、「率出意見」、「訛謬而亂真」、「訓解猥陋而失旨」、「取舍失衷，章句錯雜」、「沿襲舊聞，拘泥註疏」、「語多牽合，蹖駁不倫」、「大謬不然」、「附會穿鑿」、「去取多乖」諸弊。因陳澔所作，「殊不滿乎識者之意」、「讀者病焉」，而又為考生備考、入門所必讀，其錯誤、闕漏也特別容易受到矚目，學者「讀而覺其非」、「考訂其謬」，紛紛於其《禮》學著作中訂正陳澔之誤，對澔書的批評不但強烈且不絕如縷。清代重考據，學風嚴謹，同時也因乾隆 58 年（1793）始，士子咸需考《五經》，讀澔書者更多，且距今時代更近，文獻多有留存。見諸文獻所載，對澔書不滿的批評也更多、更強烈了，如以下諸筆文獻所論： 1. 朱彝尊（1629-1709）云：「以公論揆之，自當用衛氏《集說》取士，而學者厭其文繁，全不寓目，若《雲莊集說》，直兔園冊子耳，獨得頒於學官，三百餘年不改，於其度數品節，擇焉不精，語焉不詳。禮云，禮云，如斯而已乎？」53 47 明‧宋儀望：〈禮記集註序〉，參同註 32，卷前，頁 4-5。 48 明‧徐師曾：〈禮記集註序〉，參同註 32，卷前，頁 3。序末署隆慶 6 年（1572）。 49 同註 31，卷 145，頁 2673，〈禮記疑問〉條。 50 同註 31，卷 145，頁 2674-2675，〈禮記課兒述注〉條。此乃黃氏為萬曆 8 年（1580）進士沈一中《禮記課兒述注》所作序言。 51 同註 21，卷前，頁 1-2。 52 同註 31，卷 146，頁 2686，〈禮記補注〉條。王翼明，字升之，生卒年不詳，〈禮記補注〉條又載陳繼儒序，有「吾友王升之」語，可見為明末時人。 53 同註 31，卷 143，頁 2645，〈禮記集說〉條末朱氏按語，「於其」或作「其於」。朱說影響頗大，如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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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李光地（1642-1718）云：「《禮記》陳澔注，不如鄭康成遠甚。鄭是將全部書讀熟，前後有照應。陳注後忘前，前忘後，都相碍。《禮記註疏》最好。」54 3. 納蘭性德（1655-1685）言：「澔書陋略不足觀，《大全》主澔而無所闡發」，而衛書「網羅採輯，無所不周，即他書雜錄有所論及，亦摭入之，使先王立綱陳紀之道，為經為曲之詳，燦然明著，豈非是經之大全也歟！」55 4. 張大受（1660-1732）言《禮記》「諸儒互有義解，惟崑山衛正叔《集說》萃聚而決擇之，至詳且精。乃前明《大全》，僅主元東匯陳氏之《集說》，牽綴簡略，特以為學者科舉之具，於聖人節文之意，三千三百之數，不復講求，則夫恭敬辭讓由乎人心之秉彝者，亦漸凌微而無可稽也」。56 5. 李調元（1734-1802）言自少習舉業，即讀澔書，「以其間穿鑿附會，並及掛一漏萬之處，頗不愜於心」。57 6. 洪亮吉（1746-1809）於乾隆 58 年（1793）任貴州學政時歲考生員，「按試諸郡，皆於尋常擬題外出題，諸生百人中，即有曾讀全經者，亦茫然莫知其解」，洪亮吉以為是功令尊澔書所致：「澔書本為科舉起見，是以凡遇可備出題者，注解畧為詳明，其餘即謭陋殊甚，是以士子無所遵循。」58 7. 梁章鉅（1775-1849）言澔書「疏解簡明，門徑顯淺，於初學不為無益」，但「澔書在當時，即不為儒者所稱，朱竹垞至以兔園冊子譏之，李文貞亦以前忘後、後忘前短之」。乾隆 15 年（1750）解元朱景英〈三禮授受考〉曾引述其說，見清‧朱景英：〈三禮授受考〉，《畬經堂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四庫未收書輯刊》影印清乾隆刻本），卷 2，頁 23-24。《總目》言：「朱彝尊《經義考》，以兔園冊子詆之，固為已甚，要其說亦必有由矣。」只是認為過甚，但並不以為非。見《總目》，同註 14，卷 21，頁 8，〈雲莊禮記集說〉條。經《總目》引述後，朱彝尊「兔園冊子」之評更受矚目，如本節後文所引梁章鉅、皮錫瑞之論，都曾述及兔園冊子之議。 54 清‧李光地：《榕村語錄》（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 8 月），卷 14，頁 260。《榕村續語錄》（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 8 月），卷 16，頁 785，又重申：「《禮記》陳澔註，自然不如鄭康成。」 55 清‧納蘭性德：〈衛氏《禮記集說》序〉，《通志堂集》（《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康熙 30 年〔1691〕徐乾學刻本），卷 12，頁 20。 56 清‧張大受：〈禮記章義序〉，收入於清‧姜兆錫：《禮記章義》（《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清雍正 10 年﹝1732﹞寅青樓刻本），卷前，頁 1。序末署康熙 52 年（1713）作。 57 清‧李調元：〈禮記補註序〉，《童山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清代詩文集彙編》影印清嘉慶刻本），卷 3，頁 10。 58 清‧洪亮吉：〈請《禮記》改用鄭康成注摺子〉，清‧洪亮吉撰，劉德權點校：《洪亮吉集‧卷施閣文甲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 10 月），卷 9，頁 190。據門人所編年譜載，洪亮吉於乾隆 57 年（1792） 8 月派任為貴任學政，58 年歲試各地生員，並上〈請《禮記》改用鄭康成注摺子〉。見清‧呂培等編次：《洪北江先生年譜》，收入於《洪亮吉集》，第五冊末〈附錄〉，頁 2341-2342。自乾隆 58 年會試始，《五經》義由各選本經，改為皆於《五經》各考一道，故《禮記》也成為每位考生備考的範圍。生員歲試不理想，洪亮吉雖將原因指向功令尊澔書之故，但筆者以為，恐怕只是藉題發揮。此際生員從備一經轉為備《五經》，已疲於應付，洪亮吉又「於尋常擬題外出題」——出罕考、非生員預擬中的考題，這才是《禮記》考得不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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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述朱彝尊、李光地之譏評，認為明代棄古註疏、用澔書「禮學遂荒」，陳澔之流，乃「自鄶無譏」者。59 8. 林則徐（1785-1850）云：「漢唐以來，說《禮》諸家，精奧無如鄭注，博贍無如孔疏，詳且明者無如衛湜《集說》。至明永樂中，專以陳澔《集說》列於學官，科舉宗之，而鄭、孔之義微矣。綴學之士，去古日遠，絕尠師法，遂不免空虛浮濫與鉤棘章句之病。」60 9. 孫鏘鳴（1817-1901）批評澔書：「於禮制則援据多疎，禮意則發明未至，學者弗心饜也。」61 10. 皮錫瑞（1850-1908）評澔書「空疏固陋，《經義考》所目為兔園冊子者」，62又說：「陳澔《集說》尤陋，學者仍求之注疏可也。」63 以上諸人，多言澔書簡陋、空疏、穿鑿附會、掛一漏萬，譏其不過是兔園冊子，甚或將《禮》學的荒疏、浮濫之弊，歸咎於功令尊澔書所致。論述時經常將澔書與書名相同的南宋衛湜《禮記集說》並列比較，一貶一褒，有非常明顯的抑揚。在明代，有不少學者因不愜於心，而對澔書加以修正。明中葉戴冠（1442-1512）已用筆記的形式，辨正澔書之誤。64劉績在弘治 17 年（1504）所纂《禮記正訓》，針對澔書，「考訂其謬」。65張志淳（1458-1538）言劉績將澔書「塗去什四，因與之議，其說真有考據，而陳之說良非也」，以為劉作「有補陳之不足、正陳之舛誤者」。66 桂萼云當時已有對澔書不滿、予以補正的著作「數種」：「今修正改定者數種，惟大學士張璁註有《章句》近是。」推崇張璁（1475-1539）《禮記章句》對澔書的修正，「多不可改，合令進呈刊行」。67約略同時，華鑰撰有《禮記集註》，「本古註疏，以正陳氏之 59 清‧梁章鉅：《退庵隨筆》（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7 年 12 月，影印清末上海文瑞刻本），卷 15，頁 3-4。 60 清‧林則徐：〈序〉，收入於清‧朱彬撰，沈文倬、水渭松校點：《禮記訓纂》（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 年），卷前，頁 1。 61 清‧孫鏘鳴：〈序〉，收入於清‧孫希旦：《禮記集解》（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0 年 8 月），卷前，頁 1。 62 清‧皮錫瑞：〈經學積衰時代〉，《經學歷史》（臺北：藝文印書館，1987 年 10 月），頁 317。 63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9 年 10 月），頁 74，〈論鄭注引漢事、引讖緯皆不得不然，習《禮記》者當熟玩注疏，其餘可緩〉條。 64 原附在《濯纓亭筆記》末，後四庫館臣將這些經解析出為《禮記集說辨疑》一卷。參《總目》，同註 14，卷 24，頁 4，〈禮記集說辨疑〉條。 65 同註 31，卷 144，頁 2656，〈禮記正訓〉條。 66 明‧張志淳：〈解禮誤〉，《南園漫錄》，同註 11，卷 9，頁 6。 67 同註 44，卷 3，頁 11。張璁，後因避諱明世宗朱厚熜（1507-1567），改名孚敬，著有《禮記章句》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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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68_{稍後，徐師曾撰作《禮記集註》，自言乃因澔書有「取舍失衷，章句錯雜」，不能} 令人滿意，故「潛心三十餘年，輒不自量，稍為刪改，參以愚得，命曰《集註》」。69_萬曆年間姚舜牧亦自言所作《禮記疑問》，乃因澔書「其中有大謬不然者」而發。70 因科場所尊，清代許多學者在應試備考階段，多由澔書入門，也因熟讀之故，對其錯誤、不足也有較多的商榷。許多《禮記》著作中，皆不乏辨正澔書的成分、內容，甚至有專門為反駁、修正澔書而作的專著，如納蘭性德《陳氏禮記集說補正》。館臣言：「是編因陳澔《禮記集說》疏舛太甚，乃為條析而辨之。凡澔所遺者，謂之『補』；澔所誤者，謂之『正』」，71_{並言「凡所駁詰，多中其失」}_。72_{著作之命名，即直接突顯、表明是為補正澔} 書之謬而作。又如劉青蓮（1670-？）雍正、乾隆間所作《學禮闕疑》，「皆補正陳澔《禮記集說》之譌漏，凡有所辨定者，咸著於篇。其無所疑者，則不載焉」。73乾隆 29 年（1764）朝廷也聲明：「《禮記》一書，未經朱子裁定，學宮所頒，僅有陳澔《集說》，其論議雖合乎儒先，而訓釋未能該洽」，故「特命儒臣纂輯《禮記義疏》，與《周禮》、《儀禮》並垂黌序，洵足闡《曲臺》之奧義矣。」74_{李調元因讀澔書「不愜於心」，遂「遍採說禮諸家為} 之補註於上」，所謂「補註」，「所以補陳氏也」。75_{由以上文獻可見：相對於偶有對澔書的} 肯定，朝野不滿澔書的聲浪更大，故有不少補正、辨訛之作。今之研究者在論澔書之得失、商榷歷來對此書之批評中肯與否時，屢屢強調澔書本為教材、為教學而編，與衛湜等書之撰書動機乃為學術而編纂，不能一概而論云云。76兼顧考量了陳澔編書的初始動機、用途來加以回護、理解。然而大肆批評的明、清諸人，並非不知澔書原為教材，設若澔書一直只在教學的場域中傳播，不致太過引起注意，也不會招致太多惡評。問題在於澔書躋身為科場功令所尊註本，必然要接受更高的批評標準：「這樣的童蒙教材，可與朱熹註並駕、當為科場所尊嗎？」這是為什麼前引明、諸人之批評，莫不是見諸永樂以後，且指斥不足之餘，仍可見對其作為教材的讚美之故。 68 鄭曉所作華氏傳云：「君博學明諸經，尤精於《禮》，所著有《禮記集註》若干卷。《集註》尊洪武開科詔，本古註疏，以正陳氏之誤，一時好《禮》儒碩，皆是華氏說。」明‧鄭曉：〈華職方傳〉，《端簡鄭公文集》，同註 20，卷 5，頁 15。 69 明‧徐師曾：〈禮記集註序〉，《禮記集註》，同註 32，卷前，頁 3-4。清‧萬斯同：《明史》（《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鈔本），卷 384，總頁 114，〈儒林傳〉言徐氏：「以陳澔《禮記集說》久頒學宮，而所引注疏，多背其本意，乃廣搜眾說為《禮記集註》。」 70 同註 31，卷 145，頁 2673，〈禮記疑問〉條。 71 《總目》，同註 14，卷 21，頁 21，〈陳氏禮記集說補正〉條。 72 《總目》，同註 14，卷 21，頁 10，〈禮記大全〉條。 73 《總目》，同註 14，卷 24，頁 27，〈學禮闕疑〉條。言其書成於雍正戊申（6 年，1728）至乾隆己未（4 年，1740）。 74 清‧素爾訥：《學政全書》（《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乾隆 39 年〔1774〕武英殿刻本），卷 4，頁 14。 75 同註 57，卷 3，頁 10-11。 76 同註 42，頁 30-31，〈喜淺近之說〉一節；頁 102-129，〈解經力求簡約〉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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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諸經的功令註本，不但非童蒙之教材，而且學術評價頗高，相較之下，澔書確實是略遜一籌，招致惡評的情況也是最嚴重的，此並非無的放矢，而是事出有因。科場《四書》、《易》尊朱熹註，《尚書》尊蔡沈《書集傳》，好評居多，質疑、商榷較少；《詩》尊朱熹《詩集傳》，其「淫詩說」雖頗受批評，但科舉多不考這些情詩（淫詩），於科場施用亦無大礙。《春秋》尊胡安國傳，質疑者多因其書「作於南渡之後，故感激時事，往往借《春秋》以寓意，不必一一悉合於經旨」，77_{其借經立說、夷狄之論，清廷特別難以忍受，} 故乾隆時期改尊《左傳》。也因此不致如陳澔書，長期尊用、惹來更多的批評。不滿的批評，反映出明、清諸人對功令註本的期待遠高於童蒙教材的期待，反映出澔書確實未能與其它功令所尊的註本並駕，並非是對澔書過分苛責。

四、除弊之提議與未獲改善之故

既有以上三大流弊，當思改善，有識之士不滿之餘，又提出什麼解決之策、除弊之道？而何以類似不滿的批評，至清末仍屢屢重提，依然如故？關於刪去喪禮凶諱不讀的問題，請參筆者〈明代鄉會試《禮記》義的出題及影響〉一文之闡述，本節僅探討第二、三點。有鑑於僅試《禮記》，導致《周禮》、《儀禮》乏人問津，故儒者提出考《三禮》之議，如明中葉桂萼建議「提學考課諸生之時，一以《三禮》為主」。78_{康熙 9 年（1670）2 月，} 順天學政蔣超（1624-1672）「題請課士之法，增定《周禮》、《儀禮》與《禮記》並立」，遭禮部否決。79又，清初韓菼主張習禮應以《儀禮》為宗，輔以《周禮》、《禮記》，呼應考《三禮》的主張：往者有請以《儀禮》、《周禮》並列學官試弟子員者，議格不行。愚竊謂誠能如朱子之意，令習禮家一以《儀禮》為宗，而輔以《周禮》、《禮記》，使學者勿忽于其所難讀，而深求古禮之意，以佐國家制作，度越前代之盛。而自叔孫以來，議禮因循苟簡之失，庶乎可以漸革矣。80 77 《總目》，同註 14，卷 27，頁 13，〈春秋傳〉條。 78 同註 44，卷 3，頁 11。 79 清‧顧炎武著，清‧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全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12 月），卷 7，頁 455，〈九經〉條，附註引「沈氏曰」。按：蔣超，江南金壇人，順治 4 年（1647）探花。 80 同註 35，卷 22，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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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隆 23 年（1758）2 月御史楊方立（？-1766），奏請鄉、會試加增《周禮》、《儀禮》二經命題，以《三禮》取士。81_{而黃宗羲（1610-1695）所倡議的科舉改革之法，不但要考} 《三禮》，甚至還加上《大戴禮記》：「其考校倣朱子議。第一場《易》、《詩》、《書》為一科，子、午年試之，《三禮》兼《大戴》為一科，卯年試之，《三傳》為一科，酉年試之。」82 既批評功令所尊陳澔《禮記集說》簡陋、乃兔園冊，故主張應改尊其它註本，最常推崇的是衛湜《禮記集說》，如嚴繩孫（1623-1702）云《禮記》應尊衛氏《集說》，「專用陳氏《集說》取士，此苟且之圖也」。83_{朱彝尊也指出：「以公論揆之，自當用衛氏《集說》} 取士。」84 《總目》常見盛讚衛書、貶抑澔書之論述，如評澔書「略度數而推義理，疏於考證，舛誤相仍」，「不知禮制當有證據，禮意當有發明，……故用為蒙訓則有餘，求以經術則不足」。又言「陳澔《集說》尤為弇陋」，盛讚衛湜《禮記集說》編纂三十餘載，「採摭羣言，最為賅博，去取亦最為精審」，譽為「禮家之淵海」。認為元延祐所定之科舉辦法，《禮記》用鄭玄註，「故元儒說禮，率有根據。自明永樂中敕修《禮記大全》，始廢鄭注改用陳澔《集說》，禮學遂荒」。85 乾隆時敕編《欽定禮記義疏》時，退澔書而對衛書特為看重，《總目》言：「明初定制，乃以陳澔注，立於學官，而湜注在若隱若顯間。今聖朝《欽定禮記義疏》取於湜書者特多，豈非是非之公，久必論定乎！」又言《欽定禮記義疏》衡鑒至精，「《禮記》一經，於陳澔《集說》，僅棄瑕錄瑜，雜列諸儒之中，不以冠首，仰見睿裁精審，務協是非之公。」86_可見在官方所編定的《欽定禮記義疏》、《總目》中，肯定衛書遠在澔書之上。此外，也有推重鄭玄（127-200）註、孔穎達（574-648）疏者，如前所引李光地言「陳澔注，不如鄭康成遠甚」、「《禮記註疏》最好」。又如乾隆末年洪亮吉（1746-1809），不滿意澔書為科舉而設、「謭陋殊甚」，在〈請《禮記》改用鄭康成注摺子〉中，主張《禮記》精奧無如鄭玄註者，而澔書其詳明者皆采自鄭註，「是用鄭注，則《集說》之精華已備；用《集說》，則昔賢之訓詁半淪」，故建議《禮記》改尊鄭註。87 81 同註 37，〈乾隆四七〉，頁 17。 82 清‧黃宗羲：〈取士下〉，《明夷待訪錄》（上海：中華書局，1936 年，《四部備要》據《海山仙館叢書》本校刊），頁 14。 83 同註 31，卷 146，頁 2698，〈禮記陳氏集說補正〉條。 84 同註 31，卷 143，頁 2645，〈禮記集說〉條末朱氏按語。 85 依引文先後，分見《總目》，同註 14，卷 21，頁 9-10，〈雲莊禮記集說〉條、〈禮記大全〉條；卷 22，頁 8，〈讀禮志疑〉條；卷 21，頁 5，〈禮記集說〉條；卷 21，頁 2，〈禮記正義〉條。 86 《總目》，同註 14，卷 21，頁 4-5，〈禮記集說〉條；頁 17-18，〈欽定禮記義疏〉條。 87 同註 58，卷 9，頁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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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這些解決《禮記》考試流弊的提議，似皆振振有詞，言之成理，但並未獲得實踐、貫徹。明、清制義不曾從《周禮》、《儀禮》或《大戴禮記》出題，皆僅考試《禮記》；功令也一直沿用被評為空疏、簡陋、譏為兔園冊的陳澔註。既然流弊顯然，屢遭抨擊，似應及早改絃易轍，何以由明至清，皆因循不改？以往雖有若干對陳澔《禮記集說》的研究論著，但如蘇成愛《陳氏禮記集說研究》、戴雅萍《陳澔禮記集說平議》兩本碩士論文，因論述主題及篇幅的局限，並未涉及澔書為功令所尊的問題。88_{曾軍〈從民間著述到官方教材——從元陳澔《集說》看經典詮釋的獨} 特現象及其思想史意義〉一文，89_{涉及澔書在明初為功令所尊之故，劉千惠《陳澔禮記集} 說之研究》，在第七章〈《禮記集說》之影響〉亦略有論及；曾、劉兩人之作，除指出陳澔為朱子後學的原因之外，又強調陳澔籍貫江西的地緣關係，在元代、明初，江西科名鼎盛，於朝廷任職者多，也有不少來自江西的學者參與纂修《大全》的工作，遂使澔書更被看重。90 以上學者的論述，有其見解，亦可參考。但筆者另有不同的看法，以下，將從《總目》對功令尊澔書的說明談起。《總目》分析功令尊澔註，有兩個原因，一為陳澔為朱熹之後學，「南宋寶慶以後，朱子之學大行，而澔父大猷師饒魯，魯師黃榦，榦為朱子之壻，遂藉考亭之餘蔭，得獨列學官」。一為澔註淺顯、簡便，「蓋說《禮記》者，漢、唐莫善於鄭、孔，而鄭注簡奧，孔疏典贍，皆不似澔注之淺顯；宋代莫善於衛湜，而卷帙繁富，亦不似澔注之簡便」。91 南宋以後，朱學獨盛，朱子後學甚夥，筆者以為前者是基本條件，但並不是主要原因，後者才是關鍵所在。明、清諸人所評、文獻所載，屢言及澔書淺顯、簡便，口吻似雲淡風輕、微不足道，甚至是夾雜著輕蔑，許多不滿澔註，譏其簡陋、為兔園冊者，正因其書淺顯、簡便之故，何以筆者卻主張淺顯、簡便才是陳澔《禮記集說》一直沿用的最重要的原因？這又與士子選經的情形關係密切。明代科舉考試，士子於《五經》中選考一經，董立夫的碩士論文《明代進士之研究》，曾對會試選經加以統計，結果為：「明代進士應考所選的本經以《詩經》、《書經》、《易經》人數較多，各占統計人數的百分之三十四點六九、二十二點五二、二十七點二三，應考《禮 88 蘇成愛：《陳氏禮記集說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論文，方向東指導，2007 年 4 月），僅有 42 頁。戴雅萍：《陳澔禮記集說平議》（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古典文獻學碩士論文，王鍔指導，2012 年 4 月），僅有 72 頁。 89 曾軍：〈從民間著述到官方教材——從元陳澔《禮記集說》看經典詮釋的獨特現象及其思想史意義〉，《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46 卷 4 期（2007 年 7 月），頁 96-100。 90 同前註，頁 99；參同註 42，頁 115-117。 91 《總目》，同註 14，卷 21，頁 7-9，〈雲莊禮記集說〉條。又，參同註 57，卷 3，頁 10-11，有類似的說法和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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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春秋》的人數甚少，各占統計人數的百分之七點零二、八點五四。」92_{由於此論文} 成書較早，未能利用天一閣等後續印行的文獻，其數值主要是據當時臺灣所能取得的文獻統計所得。93近來吳宣德、王紅春作〈明代會試試經考略〉一文，94利用明代 64 科的登科錄、會試錄等資料，纂成〈明代會試分經錄取情況表〉，呈現了各科分經錄取的情形，並佐以〈明代科舉會試專經錄取比例變化趨勢圖〉等多個圖表，可看出不同地區、時期專經錄取的變化、消長。下表節錄自文中〈明代會試分經錄取情況表〉「總計」部分，呈現會試 64 科分經錄取總人數、各經錄取百分比如下：經別易經書經詩經春秋禮記錄取人數 4679 4200 6257 1553 1358 百分比 25.9% 23.2% 34.6% 8.6% 7.5% 由於文獻缺遺，以上錄取的數據與真實情況容或微有誤差，但以《禮記》、《春秋》為專經錄中者少於另三經，這是從董立夫、吳宣德兩文的統計數據中，顯然可確知的。兩經號稱是「孤經」，選考者極少，故在明代鄉試及提學等取士時，就出現過對兩經優取的權宜處理。95清初至乾隆末實施《五經》輪試、《五經》全考之前的選經情形，雖學界仍未有全面的統計資料，但從乾隆 15 年（1750）清高宗言：「《詩》、《書》、《易》三經，習者人多，謂之大經」，「《春秋》、《禮記》習者甚少」，為使士子「不廢誦習」，故對《春秋》、《禮記》中額，予以優取，以示鼓勵云云。96_{又，乾隆 48 年（1783）議及貢監生員改經} 之事：除習《春秋》、《禮記》卷數無多，不准改，《易》、《書》、《詩》三經外，其有《詩經》改習《易》、《書》及《春秋》、《禮記》四經者，應准其改習。若由《易》、《書》二經，改習《詩經》者，概不准改。97 透露出的是當時《詩經》應考者最多，准其改經；《禮記》、《春秋》仍如明代，選考者甚少，故不許改經。陳澧概括《五經》各選一經時的情形，亦言：「士皆治《易》、《詩》、《書》，而不治《禮》、《春秋》。」98 92 董立夫：《明代進士之研究—社會背景的探討》（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 年 6 月，張治安指導），第三章，頁 12-13。 93 同前註，該論文第一章第三節，頁 8，〈資料來源及說明〉云：「資料來源主要以明代登科錄、會試錄、同年序齒錄（又稱同年總錄）、進士題名碑錄、《皇明進士登科考》為分析資料。」 94 參吳宣德、王紅春：〈明代會試試經考略〉，《教育學報》第 7 卷第 1 期（2011 年 2 月），頁 99-112。 95 同註 8，頁 33-44，〈對《春秋》、《禮記》的優取〉一節。 96 清‧杜受田等修，英匯等纂：〈附分經定額舊案〉，同註 26，卷 19，頁 31-32。乾隆 15 年覆准。 97 清‧杜受田等修，英匯等纂：〈附載停止改經舊案〉，同註 26，卷 35，頁 13。 98 同註 38，卷 2，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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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曾出現優取的調控、鼓勵措施，但《春秋》、《禮記》的備考較他經吃力，頗令考生卻步。由於《禮記》有 99,020 字，是《五經》中字數最多的，存在「病於浩博、難於師傳」的情形，99遠逾《詩經》39,224 字、《尚書》25,700 字、《周易》24,207 字。100明代考試《春秋》，所尊者為胡《傳》，胡《傳》經文有 16,558 字，傳有 131,908 字。101《春秋》經文本來就不多，再去掉崩薨卒葬不考，所餘經文更少，部分經文有經無傳，可出題的範圍更窄，因此《春秋》出題較特別，常纂輯數處的經文搭配為一題，題目變化多，揣測題目意旨如射覆，頗為困擾考生。這是《春秋》、《禮記》選考者偏少、需要「優取」之故。其它熱門的選經，經文僅二、三萬字，而禮制本非易懂，加以《禮記》經文浩繁，遠較它經多，雖有喪禮、凶諱、不合儒家禮義刪去不考的現象，如專言喪禮的 13 篇，占全經約 28%，罕見出題。加上〈曲禮〉、〈王制〉等其他篇章，亦略涉及喪禮、凶諱，倘喪禮、凶諱刪去，《禮記》備考約減少了三成左右的分量。再加上〈中庸〉和〈大學〉已歸為《四書》，及〈明堂位〉罕少出題，估計《禮記》約有四成左右的經文，在《禮記》義考試中，幾乎不出題。102_{然而，即使扣掉四成的經文，《禮記》經文的浩繁，仍是其它經的二、三} 倍以上，備考負擔仍遠較他經沈重。弘治年間直隸提學顧潛（1471-1534）云：「《春秋》、《禮記》，同為聖人垂世立教之書，近時學者，苦其簡帙浩繁，習者漸少，深懼久而愈失其傳。」103是故對《春秋》、《禮記》有優取的鼓勵，但仍無法改善選考者始終偏少的現象。104 明、清學者說澔書簡易，那是站在經學研究、學術傳承的立場發言，如《總目》所批評「略度數而推義理，疏於考證」，「不知禮制當有證據，禮意當有發明」云云，105_認為禮 99 明‧薛應旂：〈代禮記正蒙序〉，《方山薛先生全集》（《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明嘉靖刻本），卷 3，頁 3。 100 筆者查得南宋以來，至少有二十餘種古籍曾言及諸經字數，多註記本自歐陽修（1007-1072）或紹興 15 年（1145）進士鄭耕老所言。但同樣源自鄭耕老、或源自歐陽修之說，字數記載卻又存在著出入。正文中所述字數，本自較早的兩筆所載，見南宋‧呂祖謙：《少儀外傳》，同註 11，卷上，頁 48；南宋‧王應麟：《小學紺珠》，同註 11，卷 4，頁 3，〈大經中經小經〉條。今人李牧「中國文字」網站之統計，稍有差異：《禮記》有 101,632 字，《詩經》有 32,962 字，《尚書》有 25,946 字，《周易》有 18,437 字。參李牧「中國文字」網站「漢字系統工程的計量研究」之〈古籍用字統計〉。（網址： http://chinese.exponode.com/9_0.htm）最後瀏覽時間：2014 年 1 月 26 日。 101 南宋‧胡安國撰，錢偉彊點校：《春秋胡氏傳》（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年 4 月），卷前，頁 15-16，〈經傳字數〉。 102 喪禮 13 篇的字數合計共 27,810 字，加上〈中庸〉3,574 字、〈大學〉1,752 字、〈明堂位〉1,005 字，共有 34,141 字。其他篇章亦有關乎喪禮、凶事記載者，尤其是〈曲禮〉上、下、〈王制〉、〈月令〉、〈文王世子〉、〈少儀〉、〈樂記〉、〈祭義〉、〈仲尼燕居〉、〈坊記〉等篇較多，粗估 13 篇以外的喪禮凶諱文字，約五千餘字。如此，不宜、罕見出題的經文，約近四成左右。 103 明‧顧潛：〈申嚴條約事〉，《靜觀堂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清雍正 10 年﹝1732﹞桂雲堂刻《玉峰雍里顧氏六世詩文集》本），卷 8〈提學公移〉，頁 6。 104 同註 8，頁 44-52，〈考生選考《五經》的權衡〉一節。 105 《總目》，同註 14，卷 21，頁 9-10，〈雲莊禮記集說〉條、〈禮記大全〉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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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不能空言，需考證，簡易則疏於考證，不能羅列證據、發明禮意。然而，就科舉的實施、士子的選經而言，澔書簡易嗎？陳瑚（1613-1675）為晚明楊鼎熙《禮記敬業》106一書所作序中，言國家以經義取士，專用《禮記》，「然學者猶病其章句文字之繁，而讀者蓋少」，故楊鼎熙「憫當世經學之荒蕪，而特為之刪訂陳氏《集註》」，撰作《禮記敬業》，其用心乃為誘人學《禮》：蓋以友教天下之士大夫，而誘之以學禮也，以為《小戴》之書，不過以作制義應科目，而人猶苦其多而畏之，況欲其漸漬被服於三千三百之訓乎！吾因人情之所便，而為之去繁就簡，俾之家誦戶習，或有好古君子出乎其中，反俗學之陵遲，考先王之絕業，恭儉莊敬之教，庶幾其復見矣乎！107 「病其章句文字之繁」，「猶苦其多而畏之」，「為之去繁就簡」，皆是針對《禮記》經註繁多而言。《禮記》經文浩繁，註解當然也隨之增加，故楊鼎熙對澔書加以刪訂，使之更簡略、適用。華鑰也指出：當時科舉傳習，獨尊陳澔所為《集說》，「澔乃逐段敷演成說，合之無慮數萬言」，「治《禮記》既困於篇帙之多，又倍其精力於《集說》之繁」。108更明白的點出《禮記》「篇帙之多」、「《集說》之繁」，都是習《禮》者之負擔。如果一般公認簡便、淺顯的澔書，對學習、備考的士子而言，仍苦其浩繁，令考生望而生畏，導致《禮記》的選考人數始終偏少，試問：倘功令改尊鄭註、孔疏、衛湜《禮記集說》，選考《禮記》者，豈不更為零星？簡便、淺顯之註本，對於《禮記》而言，更形重要，這是襲用澔書主要的緣故。因此，即使到清代，也只得「姑仍舊貫」續用澔書，《總目》云：「特禮文奧賾，驟讀為難，因其疏解，得知門徑以，漸進而求於古，於初學之士，固亦不為無益。是以國家定制，亦姑仍舊貫，以便童蒙。」109 106 明‧楊鼎熙：《禮記敬業》（《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崇禎刻本）。楊鼎熙為崇禎元年（1628）進士，《總目》，同註 14，卷 24，頁 14，〈禮記敬業〉條，言楊鼎熙為「崇禎庚午」（3 年，1630）舉人，有誤。 107 清‧陳瑚：〈為王長源譔《禮記敬業》序〉，《確庵文稿》（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清康熙毛氏汲古閣影本），卷 12，頁 17。陳瑚為崇禎 15 年（1642）舉人。王發祥，字登善、長源，崇禎 9 年（1636）舉人，順治 12 年（1655）進士，生卒年不詳，享年 53 歲。陳瑚文集中，有多篇為王氏代筆之作，且內容與湖北有地緣關係，如卷 12〈為王長源題孝感縣志序〉、〈為王長源題公安縣志序〉、〈為王長源譔黃梅縣志序〉、〈為王長源題穀城縣志序〉，以及卷 16〈為王長源譔新修孝感縣儒學記〉、〈為王長源譔景陵縣修學〉等，疑陳瑚〈為王長源譔《禮記敬業》序〉，亦作於王發祥順治 16 年（1659）任湖北學政之際。參清‧王昶：《直隸太倉州志》（《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嘉慶 7 年〔1802〕刻本），卷 28，頁 2。 108 同註 20，卷 52，頁 6-7。 109 《總目》，同註 14，卷 21，頁 9，〈雲莊禮記集說〉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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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程、朱學派有其它學者所撰之《禮記》註解，能如澔書簡易、淺顯，而又無澔書的缺點，自然可以取而代之，但並沒有。譬如元朝大儒吳澄（1249-1333）亦為朱子後學，所作《禮記纂言》，偶有相當不錯的評價，學者或言澔書過簡，「備《集說》之未備，可為《禮》家之所採錄者，蓋不能不取於吳公之《纂言》也」。110然而《禮記纂言》以《禮記》經文龐雜，疑多錯簡，故變易舊本，以類相從，杭世駿言《纂言》：「變亂篇次，罔分名目，乃經學之駢枝，非鄭、孔之正嫡也。」111_{《總目》言：「澄復改併舊文，儼然刪述，恐亦} 不免僭聖之譏。」112_{顯然並不是可作為功令註本的好選擇。} 諸人所建議取代澔書的註解，亦難盡孚眾望。朝廷於乾隆 58 年駁回洪亮吉建議功令改尊鄭註的奏疏時表示：鄭註雖最為近古，「然中間祖尚讖緯，為後人所譏。郝敬且謂其引據無實，則推夏殷異制，而逃遁其說；節目不合，則游移大夫士庶之間，而左右兩可，牽強穿鑿，有乖本初」。又言「孔穎達《正義》，惟鄭之從，凡有他說，不復收載」，而衛湜《集說》「卷帙繁多，學者難於誦習」。113_{衛書是一部多達 160 卷的巨帙，一般人確實難} 以購閱，孫鏘鳴亦評衛書「綜羅最博，而無所折衷，黃東發以為浩瀚未易徧觀」，114_陳澧還指出衛書：「空談義理，陳言甚多，由於貪多務得，遂成巨帙。讀之甚費日力，而得益甚少。」115連繫《禮記》選考者已偏少的現實，改尊鄭、孔、衛書，可說是不切實際的建議。而單考《禮記》，已因難讀、浩繁而選者偏少，豈能再承載《周禮》、《儀禮》兩經的負擔？所以，《三禮》全考，甚至加上《大戴禮記》的提議，基於同樣的原因，不被接受也是可以想見的。誠如郭起元所分析：今之論者，欲《三禮》並列學官，俾博士弟子習讀就試，其意善矣。而立制必本於人情，人情所不樂從，雖勉強而難久，彼習《易》、《書》、《詩》、《春秋》者，業在一經，其功專而易達，習《禮》者業在三經，其事兼而難通，成人小子將視《禮》為繁重苦難之勢，必改而之他，則習者愈少，而《禮》終湮矣。116 110 同註 31，卷 143，頁 2642，〈禮記纂言〉條，高梯為嘉靖 8 年（1529）刻本《禮記纂言》所作序。 111 清‧杭世駿：〈自序〉，《續禮記集說》（臺北：明文書局，1992 年 7 月，影印清光緒 21 年〔1895〕至 30 年〔1904〕浙江書局刊本），卷前，頁 1。 112 《總目》，同註 14，卷 21，頁 6-7，〈禮記纂言〉條。 113 清‧杜受田等修，英匯等纂：〈附載駮案〉，同註 26，卷 15，頁 9。按：所引郝敬對鄭註之批評，見明‧郝敬：〈讀禮記〉，《禮記通解》（《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明萬曆郝千秋、郝千石刻《九部經解》本），卷前，頁 9。 114 同註 61，卷前，頁 1。按：黃震（1212-1280）之批評，見南宋‧黃震：《黃氏日抄》，同註 11，卷 14，頁 1。 115 清‧陳澧著，鍾旭元、魏達純點校：《東塾讀書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卷 9，頁 180。 116 清‧郭起元：〈三禮試士論〉，《介石堂集‧古文》（《四庫未收書輯刊》影印清乾隆刻本），卷 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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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隆 23 年（1758）御史楊方立奏請鄉、會試加增《周禮》、《儀禮》二經命題取士，亦即主張《三禮》全考。禮部予以否決，原因是：考試專用《五經》，行之已久，《二禮》所載，其義蘊大半已具於《禮記》。如今單以《禮記》命題，「而末學膚淺，已有與《春秋》並目為孤經者。若再添設《二禮》，將來考官出題，或仍係《戴記》所有，是又徒成具文耳。蓋論窮經，則《二禮》自當兼習；而論作文，則仍不如《戴記》之有文義可以發揮」。117 朝廷的回應中，強調《禮記》多關禮意、禮樂之精神，比《周禮》、《儀禮》偏向制度、儀節瑣碎的記載，更適合出題，118_{即使《三禮》全考，恐亦免不了多自《禮記》出題。且} 僅考《禮記》已因選考者少而被目為孤經，倘《三禮》全考，更易導致無人修習，故楊方立的提議未被採納。

五、結論

本論文在〈前言〉中，首先說明研究動機。強調明、清制義考試，《五經》義包含《禮記》，學界雖不乏研究明、清《禮記》的學者，但對經學與科舉考試的互動卻罕有關注。功名的追求，驅使眾多明、清士子為應試備考而讀經。而如《禮記》科舉用書的理解，眾多童蒙、學子對《禮記》的接受，都必須結合科舉的角度來加以探討。第二章概介明、清鄉、會試制義考試規定，論及明、清《禮經》僅考試《禮記》，不考《周禮》、《儀禮》。《禮記》之註解，除明初尊古註疏外，自永樂 12 年令胡廣等人編纂《禮記大全》後，已改尊陳澔《禮記集說》，一直到光緒末年廢八股改策論，科場《禮記》皆尊澔書，影響極為深遠。 12-13。按：郭起元生卒年不詳，本書卷前，頁 1-3，有〈介石堂古文自序〉，署「乾隆丙寅」（11 年， 1746），序中言及：「長入鼇峰書院，事梁邨蔡先生，得聞性理之學，先生纂《古文雅正》，命余編次。」（頁 2）蔡世遠（1681-1734）〈古文雅正序〉言：「康熙乙未歲，余自京師回閩，家居數載，評選歷代古文」。清‧蔡世遠：《古文雅正》，同註 11，卷前，頁 3。可見郭起元乃在康熙乙未（54 年，1715）後，師事蔡世遠，乾隆 11 年猶在世。 117 同註 37，〈乾隆四七〉，頁 17。 118 明、清於《三禮》僅取《禮記》試士，除制度的承襲外，與經書的內容、特色是否適合出題掄才有關，郝敬曾比較《三禮》，論述朝廷以《禮記》程士之故：「《周禮》尤多揣摩，雜以亂世陰謀富強之術；《儀禮》枝葉繁瑣，未甚切日用；惟此多名理微言，天命人性易簡之旨，聖賢仁義中正之道，往往而在。如〈大學〉、〈中庸〉兩篇，豈《周官》、《儀禮》所有？故《三禮》以《記》為正，今之學官守此程士，良有以也。」明‧郝敬：〈讀禮記〉，《禮記通解》，同註 113，卷前，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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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由明、清諸多的批評中，歸納出前人集焦批評的《禮記》考試三大流弊，分別為：《禮記》喪禮凶諱等考官不出的內容，刪去不讀；僅考《禮記》，以致《周禮》、《儀禮》乏人問津；批評功令所尊陳澔《禮記集說》簡陋不足，導致禮學空疏云云。本論文著重在第二、三點的探研，由文中所羅列的明、清諸人訾議紛紛，可見對這些流弊的抨擊，絕非一人、一時之議。第四章則交代針對這些流弊，昔人所提出的解決之道。前人的建議是：為免去不讀《周禮》、《儀禮》之病，科場考試應兼考《三禮》，甚至還有加上《大戴禮記》者。既批評陳澔《禮記集說》簡陋，故主張改尊其它註本，最常推重衛湜《禮記集說》，也有推重鄭玄註、孔穎達疏者。而這些提議卻從未獲得實踐，制義從不曾從《周禮》、《儀禮》或《大戴禮記》出題；功令也一直沿用被譏為空疏、簡陋、兔園冊的陳澔註解。探討其故，主要是與考生選考《五經》義的傾向密切相關。明、清從《五經》選考一經，考生偏愛《詩經》，而《春秋》、《禮記》的選考者極少，故號稱是「孤經」，甚至必須以「優取」的方式，加以鼓勵。《禮記》選考極少的原因，除禮制有相當難度，不似《詩經》平易之外，主要是因經文多達 99,020 字，是其它經的三、四倍，即使備考時刪去喪禮、凶諱等不考的內容，分量仍是其它經的二、三倍。經文浩繁，註解也隨之倍增，故被評為簡略、流於簡陋的澔書，比起其它功令所尊經註，一點都不簡略。《禮記》的備考負擔，遠較他經沈重，這是顯然的事實。僅考《禮記》，且尊淺顯、簡便的澔書，考生仍苦其浩繁，導致選考人數始終偏少，倘科場改尊鄭註、孔疏、衛湜《禮記集說》，或者兼考《三禮》，那選考者豈不更為寥寥？這是主事者雖心知其弊，但不敢、也不能驟改之故。行文至此，還必須進一步說明的是：當乾隆 57 年（1792）《五經》輪試完畢，自 58 年會試始，考生皆需考《五經》義各一道，毋需選經，自然也不存在《禮記》選經偏少、孤經的問題時，何以不廢澔書，改尊其它註本？何以不兼考《周禮》、《儀禮》兩經？明制規定於《五經》擇一專治，乃因「編簡浩瀚，中人之資，未易遍讀，故令士各治一經」。119_{由專治一經，改成兼治《五經》}_{，對於士子備考的負擔、壓力，加重了許多，由} 嘉慶 11 年（1806）御史楊昭所奏可知。楊昭奏稱：中人以下之質，勢難《五經》俱熟，或强事涉獵，恐有名無實，故建議鄉、會試及歲、科小試，回復舊制專經取士。清仁宗（1760-1820）的回應，強調兼治《五經》，「迄今已閱二十餘年」，質疑楊昭來自科舉競爭力較弱的雲南，故有此議。江浙大省，「士子彬彬向學，何難《五經》俱熟？」「該御史忽為此奏欲事紛更，是直為荒經者開一自便之途，所奏不可行。」120 119 明‧王恕：〈考經堂記〉，《王端毅公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嘉靖 31 年〔1552〕喬世寧刻本），卷 1，頁 12 。 120 清‧杜受田等修，英匯等纂：〈附載駮案〉，同註 26，卷 13，頁 11-12。按：楊昭為雲南人，乾隆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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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真如仁宗所言，《五經》難以俱熟是雲南等偏遠考生才有的困擾？恐怕不然。來自安徽涇縣的包世臣（1775-1855）以及來自廣東番禺的陳澧，不約而同，也和楊昭一樣，反對兼試《五經》，主張恢復專經取士，原因亦是兼通《五經》是沉重而難以落實的。包世臣甚至認為當時科場懷挾之風熾盛，「實由乾隆中陋儒妄以士兼《五經》為文物之盛，於是刪摘蠭起，馴至士人不讀本經。……夫誦詩三百，明著聖訓；《論語》半部，彰在史冊；孟子亞聖，尤長《詩》、《書》；荀子老師，祇明《詩》、《禮》；漢儒兼通《五經》，不過數人，況在晚近！」121_{強調《五經》兼通太難，以致科場懷挾盛行，荀、孟先賢不過專} 攻一二經，漢儒能通《五經》者，亦僅數人，何能厚責晚近士人？陳澧亦質疑《五經》兼通是不可企及的理想：班固曰：「古之學者三年而通一經，三十而《五經》立。」此殆以意為之，試問：自漢以來兼通《五經》者幾人？夫以二千年中，寥寥無幾人，而悉以責之天下科舉之士，無怪其粗疏蔑裂，有通《五經》之名，而無通一經之實也。如曰不然，試問衡文者，曾見《五經》皆通之卷乎？夫治《五經》而不通，不如治一經而通。122 乾隆末年改成兼治《五經》，考試的難度大幅提高，這是從楊昭、包世臣、陳澧所論可以得證的。故改成兼治《五經》後，更沒有加試《周禮》、《儀禮》的條件，在考量功令註解本的選擇時，澔書的簡便、淺易，一樣具有優勢，也是沿用的關鍵。而且，雖陸續有《禮》學著作問世，但依然沒有如澔書簡便、淺易，更適合當作功令註解本者出現。乾隆 3 年（1738）舒赫德（1710-1777）上了一道論科舉弊端的奏疏，言制義取士不能得人，應別思遴拔真才實學之道云云，張廷玉（1672-1755）議覆云：「人知其弊而守之不變者，非不欲變，誠以變之而未有良法美意以善其後。」123_{繼續考《禮記》、尊澔書，} 亦是因為「未有良法美意以善其後」，除非有非變不可的理由或壓力，或者預期改變後會更好、更符合朝野的期待。否則，科舉是掄才大典，制度的改變，對考生、考官的衝擊皆不小，朝廷曾表示：「設科取士，《五經》所用傳說，頒行日久，多士師守舊學，見異弗遷」，年（1789）進士，生卒年不詳。「迄今已閱二十餘年」的說法，並不符實際，若從乾隆 52 年（1787）下令計，近 20 年；若從實施計，自 58 年（1793）會試才開始《五經》各試一題，至嘉慶 11 年，才 13 年而已。 121 清‧包世臣：〈上戴大司寇書〉，收入於清‧盛康編輯：《皇朝經世文續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80 年，《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影印清光緒 24 年〔1898〕盛氏思補樓初刻本），卷 66，頁 60。 122 同註 38，卷 2，頁 14-15。所引班固語，本《漢書‧藝文志》：「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 三十而《五經》立也。」 123 清‧張廷玉：〈議覆制科取士疏〉，《澄懷園文存》（《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清乾隆間《澄懷園全集》本），卷 4，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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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不時改易，「徒使士子朝夕更徙，靡所適從，於經訓、學術均無禆益」。124_{在制度雖不} 完善，但尚可接受的情況，力求穩定，避免徒事紛更，這是朝廷立制的思維，也是《禮記》義考試的流弊始終未獲改善的原因。 124 同註 26，卷 15，頁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