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在〈前言〉中，首先說明研究動機。強調明、清制義考試，《五經》義包含《禮 記》，學界雖不乏研究明、清《禮記》的學者，但對經學與科舉考試的互動卻罕有關注。
功名的追求，驅使眾多明、清士子為應試備考而讀經。而如《禮記》科舉用書的理解，眾 多童蒙、學子對《禮記》的接受，都必須結合科舉的角度來加以探討。
第二章概介明、清鄉、會試制義考試規定，論及明、清《禮經》僅考試《禮記》，不 考《周禮》、《儀禮》。《禮記》之註解，除明初尊古註疏外，自永樂 12 年令胡廣等人編纂
《禮記大全》後，已改尊陳澔《禮記集說》，一直到光緒末年廢八股改策論，科場《禮記》
皆尊澔書，影響極為深遠。
12-13。按：郭起元生卒年不詳，本書卷前，頁 1-3，有〈介石堂古文自序〉，署「乾隆丙寅」（11 年，
1746），序中言及：「長入鼇峰書院，事梁邨蔡先生，得聞性理之學，先生纂《古文雅正》，命余編次。」
（頁 2）蔡世遠（1681-1734）〈古文雅正序〉言：「康熙乙未歲，余自京師回閩，家居數載，評選歷 代古文」。清‧蔡世遠：《古文雅正》，同註 11，卷前，頁 3。可見郭起元乃在康熙乙未（54 年，1715）
後，師事蔡世遠，乾隆 11 年猶在世。
117 同註 37，〈乾隆四七〉，頁 17。
118 明、清於《三禮》僅取《禮記》試士，除制度的承襲外，與經書的內容、特色是否適合出題掄才有 關，郝敬曾比較《三禮》，論述朝廷以《禮記》程士之故：「《周禮》尤多揣摩，雜以亂世陰謀富強之 術；《儀禮》枝葉繁瑣，未甚切日用；惟此多名理微言，天命人性易簡之旨，聖賢仁義中正之道，往 往而在。如〈大學〉、〈中庸〉兩篇，豈《周官》、《儀禮》所有？故《三禮》以《記》為正，今之學 官守此程士，良有以也。」明‧郝敬：〈讀禮記〉，《禮記通解》，同註 113，卷前，頁 1。
第三章由明、清諸多的批評中，歸納出前人集焦批評的《禮記》考試三大流弊，分別 為：《禮記》喪禮凶諱等考官不出的內容，刪去不讀；僅考《禮記》，以致《周禮》、《儀禮》
乏人問津；批評功令所尊陳澔《禮記集說》簡陋不足，導致禮學空疏云云。本論文著重在 第二、三點的探研，由文中所羅列的明、清諸人訾議紛紛，可見對這些流弊的抨擊，絕非 一人、一時之議。
第四章則交代針對這些流弊，昔人所提出的解決之道。前人的建議是：為免去不讀《周 禮》、《儀禮》之病，科場考試應兼考《三禮》，甚至還有加上《大戴禮記》者。既批評陳 澔《禮記集說》簡陋，故主張改尊其它註本，最常推重衛湜《禮記集說》，也有推重鄭玄 註、孔穎達疏者。而這些提議卻從未獲得實踐，制義從不曾從《周禮》、《儀禮》或《大戴 禮記》出題；功令也一直沿用被譏為空疏、簡陋、兔園冊的陳澔註解。
探討其故，主要是與考生選考《五經》義的傾向密切相關。明、清從《五經》選考一 經，考生偏愛《詩經》，而《春秋》、《禮記》的選考者極少，故號稱是「孤經」，甚至必須 以「優取」的方式，加以鼓勵。《禮記》選考極少的原因，除禮制有相當難度，不似《詩 經》平易之外，主要是因經文多達 99,020 字，是其它經的三、四倍，即使備考時刪去喪 禮、凶諱等不考的內容，分量仍是其它經的二、三倍。經文浩繁，註解也隨之倍增，故被 評為簡略、流於簡陋的澔書，比起其它功令所尊經註，一點都不簡略。《禮記》的備考負 擔，遠較他經沈重，這是顯然的事實。
僅考《禮記》，且尊淺顯、簡便的澔書，考生仍苦其浩繁，導致選考人數始終偏少，
倘科場改尊鄭註、孔疏、衛湜《禮記集說》，或者兼考《三禮》，那選考者豈不更為寥寥？
這是主事者雖心知其弊，但不敢、也不能驟改之故。
行文至此，還必須進一步說明的是：當乾隆 57 年（1792）《五經》輪試完畢，自 58 年會試始，考生皆需考《五經》義各一道，毋需選經，自然也不存在《禮記》選經偏少、
孤經的問題時，何以不廢澔書，改尊其它註本？何以不兼考《周禮》、《儀禮》兩經？
明制規定於《五經》擇一專治，乃因「編簡浩瀚，中人之資，未易遍讀，故令士各治 一經」。119由專治一經，改成兼治《五經》，對於士子備考的負擔、壓力，加重了許多，由 嘉慶 11 年（1806）御史楊昭所奏可知。楊昭奏稱：中人以下之質，勢難《五經》俱熟，
或强事涉獵，恐有名無實，故建議鄉、會試及歲、科小試，回復舊制專經取士。清仁宗
（1760-1820）的回應，強調兼治《五經》，「迄今已閱二十餘年」，質疑楊昭來自科舉競爭 力較弱的雲南，故有此議。江浙大省，「士子彬彬向學，何難《五經》俱熟？」「該御史忽 為此奏欲事紛更，是直為荒經者開一自便之途，所奏不可行。」120
119 明‧王恕：〈考經堂記〉，《王端毅公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嘉靖 31 年〔1552〕喬世寧 刻本），卷 1，頁 12 。
120 清‧杜受田等修，英匯等纂：〈附載駮案〉，同註 26，卷 13，頁 11-12。按：楊昭為雲南人，乾隆 54
是否真如仁宗所言，《五經》難以俱熟是雲南等偏遠考生才有的困擾？恐怕不然。來 自安徽涇縣的包世臣（1775-1855）以及來自廣東番禺的陳澧，不約而同，也和楊昭一樣，
反對兼試《五經》，主張恢復專經取士，原因亦是兼通《五經》是沉重而難以落實的。包 世臣甚至認為當時科場懷挾之風熾盛，「實由乾隆中陋儒妄以士兼《五經》為文物之盛，
於是刪摘蠭起，馴至士人不讀本經。……夫誦詩三百，明著聖訓；《論語》半部，彰在史 冊；孟子亞聖，尤長《詩》、《書》；荀子老師，祇明《詩》、《禮》；漢儒兼通《五經》，不 過數人，況在晚近！」121強調《五經》兼通太難，以致科場懷挾盛行，荀、孟先賢不過專 攻一二經，漢儒能通《五經》者，亦僅數人，何能厚責晚近士人？陳澧亦質疑《五經》兼 通是不可企及的理想：
班固曰：「古之學者三年而通一經，三十而《五經》立。」此殆以意為之，試問：自 漢以來兼通《五經》者幾人？夫以二千年中，寥寥無幾人，而悉以責之天下科舉之士，
無怪其粗疏蔑裂，有通《五經》之名，而無通一經之實也。如曰不然，試問衡文者，
曾見《五經》皆通之卷乎？夫治《五經》而不通，不如治一經而通。122
乾隆末年改成兼治《五經》，考試的難度大幅提高，這是從楊昭、包世臣、陳澧所論可以 得證的。故改成兼治《五經》後，更沒有加試《周禮》、《儀禮》的條件，在考量功令註 解本的選擇時，澔書的簡便、淺易，一樣具有優勢，也是沿用的關鍵。而且，雖陸續有《禮》
學著作問世，但依然沒有如澔書簡便、淺易，更適合當作功令註解本者出現。
乾隆 3 年（1738）舒赫德（1710-1777）上了一道論科舉弊端的奏疏，言制義取士不 能得人，應別思遴拔真才實學之道云云，張廷玉（1672-1755）議覆云：「人知其弊而守之 不變者，非不欲變，誠以變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後。」123繼續考《禮記》、尊澔書，
亦是因為「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後」，除非有非變不可的理由或壓力，或者預期改變後會 更好、更符合朝野的期待。否則，科舉是掄才大典，制度的改變，對考生、考官的衝擊皆 不小，朝廷曾表示：「設科取士，《五經》所用傳說，頒行日久，多士師守舊學，見異弗遷」，
年（1789）進士，生卒年不詳。「迄今已閱二十餘年」的說法，並不符實際，若從乾隆 52 年（1787）
下令計，近 20 年；若從實施計，自 58 年（1793）會試才開始《五經》各試一題，至嘉慶 11 年，才 13 年而已。
121 清‧包世臣：〈上戴大司寇書〉，收入於清‧盛康編輯：《皇朝經世文續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80 年，《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影印清光緒 24 年〔1898〕盛氏思補樓初刻本），卷 66，頁 60。
122 同註 38，卷 2，頁 14-15。所引班固語，本《漢書‧藝文志》：「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
三十而《五經》立也。」
123 清‧張廷玉：〈議覆制科取士疏〉，《澄懷園文存》（《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清乾隆間《澄懷園全集》
本），卷 4，頁 45。
如果不時改易，「徒使士子朝夕更徙，靡所適從，於經訓、學術均無禆益」。124在制度雖不 完善，但尚可接受的情況，力求穩定，避免徒事紛更，這是朝廷立制的思維，也是《禮記》
義考試的流弊始終未獲改善的原因。
124 同註 26，卷 15，頁 10。